如何看待日媒曝拜登称钓鱼岛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对象？ 第1页

我希望大家能够不做七秒记忆的金鱼，有点长久记忆。

每次中日韩自贸区快要成功的关键节点。

总有（香港“爱国者”）去保钓。

总有美国高层出来搅和【美日安保条约】。

总有媒体配合炒作钓鱼岛问题。

总有大量的仇日月经贴集中出现。

总有大量的辱华月经贴出现在日文社区。

总有日本高层被爆出来腐败、变态、性骚扰。

总有东京地检的高效出动。

…………

可悲的是，总有一群东亚的乌合之众跟着以上的指挥棒跳舞。

PS：协议签完了，可以怼日本了。但是我猜因为没有金主，反而没什么人出来带风向嚷嚷了。

说实话吧，咱没工夫关心钓鱼岛，另一个岛才是2020的重头戏。

那种无人岛，先搁置争议，等这边忙完了再说。

公知的脸蛋儿才刚刚搓热，一贴上去就被主子一巴掌扇回来了。

拜登所做的事情，仅仅只是奥巴马政府的复辟而已。

早在2014年的时候，奥巴马便宣布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

这个日美安保条约除了牵涉到中国的钓鱼岛，最关键的，这还是一条狗链子。

在旧金山和约之后，日本才算得上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但却被美国用链条拴住了脖子。但这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日本战后经济的腾飞，不就是美国的投食么。

看拜登成为准总统之后，菅义伟那摇头摆尾的姿态。

拜登实际就是通过与菅义伟通话，给了日本一个承诺。

这个时候强调日美安保条约，养狗人放心，狗也安心。

不排除拜登掌权后，奥巴马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也既有可能复辟。

养狗人虽然住得远，但天天牵着恶狗在你门前晃，占着你的底盘，谁能不恶心。

可笑的是，有些公知舔养狗人也就罢了，甚至还有舔狗的。

哎呀。

那不也是，慕洋犬呢。

狗舔狗，倒也是正常了。

100年前历史颠覆式重演罢了。

讽刺的点在于，100年前美国信誓旦旦给出承诺的对象，恰恰的是中国，而美国想要的打压的潜在敌，恰恰是日本。而最终的结果证明，美国的承诺有个卵用，纯属空头支票。

以下内容节选自我的知乎电子书《救国：近代中国的劫难、困境和逆袭》

01

一战结束后，为了纪念德国的战败，兴奋的北京市民们将象征国家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碑，并由东单迁移至中央公园。蔡元培还特意发表了演讲：“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用光明主义来代他！”

此刻的中国朝野无论政府还是民间，无论学术圈还是大众媒体，都洋溢着一种朴素的思想，那便是：公理战胜强权。舆论普遍认为一战的胜利，正是公理可以战胜强权的有力证明。而这种思想之所以会如此兴盛，还要归结于一位大人物——时任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

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威尔逊，是美国著名的学者型总统。还大学任职期间，他便撰写过一系列政治学著作，强调国家间的关系应遵守道德规范和民主原则。就职总统后，他力图在其对外政策中实践一种“理念”，即国际社会应将和平与正义、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当作共同追求的一种目标与架构。

1918年1月8日时，威尔逊曾发表过著名的“十四条宣言”国会演说，提出了一系列“民族自决、公开外交、集体安全、贸易平等、船海自由、公理正义”等原则。威尔逊主张将此“十四点原则”作为战后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并大力倡导成立国际联盟来解决各国之间的事务与争端。

诚然，威尔逊本人是个标准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十四点原则”也固然有其进步、理性的一面，但究其本质，其实是要一改过去以欧洲为中心的旧世界格局，代之以美国领导的全球新世界秩序。

正是“一战”之后，美国才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大国——战争结束时，美国已由战前的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全世界黄金储备的四成，价值近四十亿的美元都汇聚到了美国国库中，世界金融中心也从伦敦转移到了纽约。美国意识到了作为世界老大的好处，这也成为其开始谋求世界霸权的起点。同时，威尔逊强势主导“十四点原则”，也意味着美国总统的权力已然超越了国会，打破了旧传统的三权制衡。《纽约论坛报》便评论说：“威尔逊只用一篇演说就改变了美国政策的全部性质，打破了它的一切传统。他把美国带回了欧洲，建立了美国的世界政策……”

自然，当时的中国上下并不会考虑到这深层的战略，大家只是觉得这个长久以来被殖民主义统治压迫的国家，终于迎来了拨云见日的那一刻。意见领袖们纷纷以最崇敬的溢美之词称颂威尔逊，赞赏他提倡的民族独立与自由，并对这位美国总统在和会上发挥作用寄予了厚望。

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时如此评价说：“威大总统从话，不是威大总统一个人的话，是替世界人类大众说话，这种主张焉有不能得最后胜利的道理？所以现在不但协约方面人人赞成，就是敌人方面也赞成了，我国全体人民，敢说是对于威大总统所主张，没有一个人不赞成的！”

在海外，威尔逊的思想更是在华人留学圈里反响激烈，他本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留学生们一致认可的新偶像。

时任留美中国学生总会会长的黄凤华在致威尔逊的亲笔信中，情绪高昂地写道：“此后世界再造和平，永弥战祸，得公领袖其间，国际新纪元，指日可待！和平席上有我公在，文明人类渴望之和平，必可成立。我公不特代表贵国而已，我公之言，盖代表全世界之公言也。此后新世界，当以和平自由为治法，国际无争，国无大小，同受平等之待遇！”

留学即将归国的胡适甚至在日记中提到，哪怕让美国人威尔逊来领导中国，也势必比中国人袁世凯的统治要好，但凡在两人中选择袁世凯的，都是中了民族主义的流毒：“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

一时间，威尔逊俨然便成为了公理的代名词，社会各界均希望借助这位大人物之手，帮助中国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及其他地区主权，并谋求更多利益。

02

正是在这种空前乐观的情绪影响下，康有为提出中国应该在巴黎和会上尽可能提出多项要求，包括：废除庚子赔款，收回胶州湾等租借地，废除二十一条，改订关税，收回治外法权等。而一些民间主张更加大胆，提出中国参加和会不仅要收回山东，还应该借机收回安南、琉球、缅甸、高丽等领土主权……

这些如今看来近乎连篇遐想的期待，正是当时举国民众对于巴黎和会翘首以待心态的缩影。对于北洋政府而言最大的问题，便是该如何准备这样一场聚焦了全民视线的重大会议。

要知道，这可是近代中国破天荒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国际会议。而此时的中国，也恰恰处于一个南北对立，各方势力争权夺势的年代，无论曹锟、吴佩孚代表的直系，还是南方广东军政府，都想在这片动荡不安的国土上分一杯羹。单是参加和会的人选，便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修改增删——既要照顾南方军政府的感受，又要充分考虑到西方大国的外交关系。考虑到美英法等国都由最高领导人参会，国内也有呼声提议由徐世昌或段祺瑞作为代表远赴巴黎，但二人考虑到国内纷乱的政局，还是放弃了这一主张。

最终，中国的外交代表团确立为五人：陆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和魏宸组。

对于这样一支人才济济的团队，北洋政府自然也寄予了厚望。其为中国代表团制定的巴黎和会外交任务，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部分：一是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省内的一切权益；二是取消二十一条之全部，即便不成也要取消一部分；三是取消外国人在华一切特权；四为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在华之政治、经济特权。

带着沉重的国家使命和各自不同的方针，带着兴奋和一丝丝紧张不安，中国代表团踏上了前往法国巴黎的征程。这群外交官们并不知道的是，一场一波三折的闹剧正在等待着他们……

03

巴黎和会的前期，是中国方面的节节胜利，特别是顾维钧著名的那次辩论演讲，更是打动了西方诸国，既声明了山东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令日本人颜面扫地。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辩论中，中方将日本秘密威胁中国签署的“中日密约”也透露了出来。

这一下，日方立刻暴跳如雷，驻华公使小幡酉吉直奔北京的中国政府外交部，向外交次长陈箓大声质问：“为何贵国代表顾维钧在未征得我国同意情况下，便擅自向新闻记者公布两国密约？此等与外交惯例不符之行为，实乃漠视日本国之体面，惹得本国政府极为不满！”

未等陈箓回应，小幡又发出了恫吓：“今我奉本国政府训令特意来此，望唤起贵国政府之注意，请以此意电知顾维钧代表，切勿再任由其假借外国之势力压制日本。”

事实上，顾维钧只是在十人会议上揭露了“中日密约”的存在，并未向新闻媒体公之于众。小幡酉吉特意这样说的目的，就是为了颠倒黑白，借此来攻击顾维钧，并施压中国政府将他撤换。

得知对方的目的后，顾维钧立刻做出了回击，他将小幡的言论通报给了美国方面。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顾维钧对于当时的国际政治有着清醒的认知，要解救国家危难，单靠弱小而动荡的北洋政府是绝对不够的，必须借助列强的力量来反制列强，也就是“以夷制夷”。在他看来，于山东问题上能够且有足够意愿出手制约日本的西方国家，首推美国。

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已经越发不可调和。美国民众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仇日情绪，政府也对日本有着浓厚的敌意。

为何这两大强国之间会有如此矛盾呢？首先，日本对山东的野心，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民族自决”政策完全背道而驰。这些政策冠冕堂皇的表面之下，有着更深层的考量。对于中国，美国希望的是利益均沾、机会均等，不希望一家独大，更不希望被某个国家彻底控制。日本对中国国土那路人皆知的占有欲，已经激怒了美国政府。

其次，日本索要德国在北太平洋所占岛屿的诉求，在美国看来也是一种赤裸裸的挑战。自从1898年美西战争胜利后，美国便控制了菲律宾和关岛，随后又吞并了夏威夷，这些新扩张的岛屿，另其对亚太地区的胃口一下子无限扩大。而日本对于经营太平洋也展露出了同样强烈的兴趣，这个国家需要尽可能地控制这片大洋，以确保本国获得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同时打通亚洲市场。两个国家都在发展海军，并各自从两个方向对太平洋发动扩张。对于美国而言，日本的威胁与日俱增。

至于美国民间，也因为媒体的煽动，加上日本移民问题，对日本人从不信任变得越发仇视。当时一本畅销书虚构了近未来的某一天，日本海军发动攻击，占领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许多岛屿。一时间洛阳纸贵，在美国国民特别是精英团体中形成了很大的反响。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这一幕演变为了现实。

所以，当得知小幡酉吉的警告之后，美国方面立刻做出了反应。当天晚些时候，美国公使芮恩施唯恐日本的恫吓对中国当局产生影响，于是也来到了外交部，力劝中国政府继续批准代表维持现有讨论，不要加以阻止，对于公布密约一事也要贯彻到底。临走前，芮恩施还给出了保证，说但凡日本以武力进行恐吓，便第一时间通知他，美国政府自会在巴黎大会上协助处理。

得到美国的承诺后，顾维钧连夜起草了义正辞严的《山东问题说贴》，并与“中日密约”全文附件，一并递交给了大会，希望能够得到公正的处理。

04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美国所承诺的那样发展，在英法美三国眼中，山东问题仅是巴黎和会的旁枝末节罢了。一心记挂着起草国联盟约的威尔逊越来越厌烦这些拉锯式的博弈，他在2月中旬干脆回到了美国，近一个月后才重返巴黎。克列孟梭也在2月19日遭遇刺杀而负伤，只能暂时休养。巨头们的缺席，令会议进程更加缓慢。

随着时间拖得越来越久，中国代表团所面临的处境也急转直下。一件原本和中国毫无直接关联的事情，却最终将山东问题置于列强利益制衡的天平之上——4月24日，意大利总理维托里奥·奥兰多（Vittorio Orlando）愤然离开了巴黎，代表意大利退出了和会。五国会议也只能变成了四国会议。

按理说，意大利的事情更中国八竿子打不着，然而，意大利的退出被日本人看在眼里，他们又动起了坏脑筋……

其实，日本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的主要目的有三个，太平洋岛屿和山东只是其二，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在国联盟约中加入一条特殊条款：种族平等。

当然，日本在那个年代提出这样的要求，可绝不是为了什么世界民族大团结，也不是什么政治正确，而是出于对本国国民利益的需求。20世纪初的日本，其国力之强劲，在世界列强中已然是坐五望三的地位。然而，其国民却在欧美国家遭遇不同程度的歧视。西方世界盛行的“黄祸论”不仅影响到中国人，也令以大国国民自居的日本人难以坐视。

于是，2月13日巴黎和会的国际联盟盟约起草会议上，牧野伸显提议在其中加入一条“种族平等”的条款。没想到，这条在今天看来无比正确的内容，居然在当时遭遇了英美国家的强烈抵制。

英国代表首先表达了反对。对于拥有庞大海外殖民地的他们而言，种族平等将给帝国的统治带来极其严重的问题。美国反对的声音同样强烈。他们认为，此项提案的目的是要美国废除对日本移民的限制，是借国际联盟来干涉美国移民管理的内政问题。而且美国媒体指出，日本治下的朝鲜族人民饱受压迫，这本身就是对种族平等的讽刺。加上威尔逊本人其实也是一位种族主义者，还要照顾国会议员们的感受，便可想而知美国的态度了。

对日本的提议反应最激烈的当属澳大利亚。日本在太平洋的扩张令他们如临大敌，严防日本势力借移民渗透到其本土。澳大利亚首相比利·休斯（Billy Hughes）后来发表了强硬的演讲，坚决抵制“种族平等”条款的通过。抱着相似的理由，新西兰也给出了反对意见。

虽然英美等国连番反对，但日本方面并未放弃，而是多次修改调整条款，试图让“种族平等”条款获许通过。其实在国联会议的后期，日本人已经从国际舆论上感知到，这项提议是不可能最终通过的，然而他们却依然不依不饶地向大会施加着压力。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方面有着某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最终，威尔逊以“种族平等”条款的提议没有得到全会一致同意为由，拒绝了日本的提案。显然，威尔逊也自知此条款完全符合其“十四点原则”，只是出于美国的利益，以一己私利而将其否决。从心态上来看，便等同于欠下日本一个人情。美国如是，其他欧美国家也如是，均对日本有所亏欠。那么，他们该从哪里找回这笔人情债呢？答案显而易见，只能在山东问题上下手了。

这也正是日本在国联盟约条款上苦苦相逼的最大原因，既然得不到想要的“种族平等”，就以此为筹码押注山东问题。更何况，后来随着意大利的退出，日本意外收获了另外一张致命底牌——如果山东问题欧美列强再不给予倾斜，便以退出巴黎和会作为威胁！

在五国会议已经失去了意大利的情况下，再失去日本这个强国，就变成仅剩美英法的三人戏，国际联盟的权威性势必大打折扣，能否顺利组建也就成为了未知数。这显然是威尔逊所不能接受的。因此，这位在此前偏向于中国的美国总统，终究在对比了中日两国对美国的切实利益之后，选择了偏向日本一方。

可以说，从这一刻起，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上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从这一刻也能明白地看出，国际社会的所谓公理道义，在大国的国家利益面前，都只是虚无缥缈的存在罢了。

05

4月16日，五国会议关起门来讨论了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团被拒之门外。这意味着，顾维钧所提出的一步到位直接交还山东的方案，已经被彻底否决，不在讨论的范畴之内。会上美国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依然分为两步，只不过并非自德国手中交给日本，而是由巴黎和会从德国那里接管山东，再将其转交给中国。

没想到，这个看似兼顾中日想法的方案被日方一口拒绝，而且他们不断地抗议，并动辄拿退会作为要挟。而此时距离德国人前往巴黎接收和约的时日已经所剩无几。在这样的局势之下，威尔逊最终打定了主意——两权相害取其轻，牺牲中国成为困局的最优解。

4月22日，中国代表团应邀参加了五国会议。会上威尔逊一改三个月前的口径，闭口不谈“反对秘密外交”，转而提起中国与日本1915年签订的“二十一条”与1918年签订的“中日密约”，并强调说：“和约需要维护上述条约之神圣性，否则如果条约都成了废纸，世界的秩序也会随之崩溃”。

威尔逊的突然变脸令顾维钧大为震惊，他据理力争道：“中日‘二十一条’的签订，完全是由于受到日本方面的武力威胁，中方迫于无奈方才签署的。至于‘中日密约’，也是根据‘二十一条’的前约而来。” 他引用国际法中的“情势变迁条款”（clausula rebus sic stantibus），指出“中日密约是战时特殊状况下被迫签署的，只具有临时性质，同理日英、日法等国私下签订的密约也是如此。

然而威尔逊并不接受这一说法，他反问道：“‘二十一条’姑且可算是日本趁欧美无暇顾及时，强迫中国签订的，但‘中日密约’签署时已是战争即将结束的1918年，国际秩序已然重回正轨，中国又岂有受胁迫之理呢？”

对于这位世界第一强国总统而言，是无法理解如中国这般弱小国家的处境的。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和这个强大邻居谈条件的资本，在各方面都对日本有着很深的依赖，甚至只能唯命是从。以日本的国力想要欺压中国，并非只有武力威胁这唯一手段，还有经济压迫、利益诱惑、外交施压等多种方式。因此威尔逊的言论，完全是一种“何不食肉糜”式的想当然。

顾维钧明知对方是在故意刁难，却只能尽一切努力，试图力挽狂澜。他极有预见性地指出：“山东问题关乎整个远东地区未来几十年的和平，如果随意处置，只会激起中日之间更大的矛盾，这很可能引起战争。”

遗憾的是，在场的会议委员们全都没将他的警示当回事。一阵安慰性的鼓掌过后，会议进入了真正的宣判环节——中国代表的发言充其量算是个走过场罢了。劳合·乔治要求中国在两种方案中选择其一：一、按战时的“中日密约”处理；二，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从根本上而言，两者几乎不存在任何区别，结果都是日本霸占山东。

此时此刻，中国代表们才终于意识到，巴黎和会根本不是一个各国平等、道义公正的法庭，而是一场列强恃强凌弱的分赃大会。弱国的利益，在大国那里只是可以随意拿起和舍弃的政治筹码罢了。强权从来都没有被公理战胜，反而在这场虚伪的和会上继续主导着世界的未来走向。陆徵祥便曾感叹道：“如今各国对我们的态度江河日下，说明强权利己之见，绝非公理正义所能撼动。

在最后的关头，顾维钧亲自拜访了威尔逊，恳求他能够帮助中国一次。美国总统摊着双手告诉他，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程度的努力，但“中日密约”确实存在，加上日本和英法之间也存有协定，他也无能为力。顾维钧当然懂得这仅是托辞，他也明白，眼前这位曾被中国民众视为“救星”的大人物，在本国利益面前无情地背叛了中国。

4月30日，大会在山东问题上作出了最终裁决，宣布“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并且，条约中没有任何关于日本将山东归还中国的文字。这意味着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谈判彻底失败，再无回转余地。

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中国代表团成员们无不心怀愤懑，却又无可奈何。摆在他们面前的无非只有三个选择：其一，像意大利那样退会，全体回国一走了之；其二，拒不在和约上签字；其三，同意签字，但是拒不承认和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相关条款。

最终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了，中国做出了第二个选择，拒绝在《巴黎和约》签字。这段往事在100年后看来，无异于是一种赤裸裸的讽刺，历史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任何大国的崛起，从来依靠的都不是其他国家的嘴炮，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任何大国的崛起，都会引发一连串的对抗和抵制。曾经的日本如是，今天的中国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