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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睡前消息 200 期?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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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庸小说“两条基本设定”这部分,马前卒说的就没有一句对的。

他要么是没看过金庸小说,要么是很多年前看过一点然后忘光了。

当然也有另一个可能:马前卒对金庸作品的认识,很可能主要来自刘亦菲拍摄的金庸剧

个人猜测,马前卒是将21世纪的网络小说内容,错误地张冠李戴到了金庸小说上。

以下逐条说明。

熟悉金庸小说的人,估计看到这两句就已经满头问号了。

金庸武侠世界的人物,对官府力量不说畏之如虎,那也是敬而远之。

书中明确反复提到过,就算是大群习武之人集结,也完全不是官府军队的敌手。

《连城诀》的大反派只是个武功一般的知府,就能将主角狄云和顶级高手丁典整得死去活来。

(更正:这里本来提到了刘正风。但刘正风的例子比较特殊,因为《笑傲江湖》中官府隐形了,武林才是真正的官府。)

明教的主体战斗力并不是逍遥二仙四大护法五散人等武学高手,而是五行旗组成的军队。

即使是发展到红花会、丐帮那个规模的帮派,在朝廷军马面前也不堪一击。

正相反,金庸的作品只要出现官府,就总有给官府打工的顶级高手(也就是“朝廷鹰爪”)

如张召重、海兰弼、冯锡范、金轮法王、玄冥二老、玉真子……过半反派都是这种情况。

不仅有慕容复这种想当皇帝的人,还有大理段氏那种皇族武学世家。

完颜洪烈、忽必烈等人甚至不是皇帝只是王孙公子,但他们即使见到五绝级的武学高手,也会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招揽姿态,欧阳锋、裘千仞、金轮法王心里就算有想法,表面上也客气恭敬。

主角们不想当皇帝,也不是因为他们对农业文明的权力不屑一顾。

只是金庸想通过“藐视权力”来表现角色志向的清高,这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名士狂生”思维。

在张无忌与朱元璋、令狐冲与任我行之间的剧情中,这种思维就得到了充分体现。

可以这么说:金庸笔下几乎没有哪个门派符合这段描述。

金庸笔下的门派,大都保持着农业时代的男女大防。

即使是思维很像现代人的黄药师门下,陈玄风和梅超风也只能选择私奔。

金庸笔下大部分主角,都从来没有经历过符合这种描述的“校园生活”。

郭靖、杨过、袁承志这种少时长期学艺的,身边根本就没有哪怕一个“同学”。

最接近这段描述的,就只有令狐冲和华山派。

但华山派也明显不是工业时代的学校,而是个手工业夫妻店作坊。

(更正:这里本来以为华山派没有女弟子。但华山派除了岳灵珊以外还有其他女弟子,但都是宁中则收的,和男弟子分开管理,所以跟主角交集很少。)

这点可以和21世纪的网络小说《诛仙》对比,《诛仙》中的大竹峰明显借鉴了《笑傲江湖》中的华山派。但青云门规模庞大、组织严密,有全校考试,按照排名发奖。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学校。


马前卒的这些话,如果放到21世纪的网络小说身上,可能会很合适。

在21世纪的网络小说中,我们能看到无数以“农村少年辍学进城打工/上大学,经历丛林社会残酷竞争,最终事业有成”为原型创作的玄幻、仙侠作品,完全可以支撑马前卒的论点。

但金庸武侠,本质上仍是农业时代留下来的东西。

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可以为了不太熟的朋友千里迢迢跑去杀个人,可以将师父当作自己的亲生父母来孝顺,可以谈很久的恋爱都没有亲密身体接触……这些都是早已经崩溃解体、不复存在的旧时代三观。

想给“工业化社会的文艺作品”找个代表,金庸作品实在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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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说三点。

第一点。

督工首次旗帜鲜明地强调了“工业化社会”vs.“工业社会”的区别。

对应到官方话语体系中,这就是我国社会基本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可以认为,对当前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督工是与官方一致的。

第二点。

虽然对当前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是一致的,但督工给出的建议与官方现行思路是完全相反的。

督工又一次地使用“我要杀掉一百万伊拉克人和一个修自行车的”的招式,大谈特谈发展科幻,来为他真正的政策主张打掩护。但现在有谁说反对发展科幻吗?根本就没有。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科幻、而在于如何发展科幻。

督工给出的方针是“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尊重社会科学的学术自由,尊重文化界的创作自由”。

那么,机构改革之后这些年,官方政策是收得更紧呢还是更自由呢?

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懂。

第三点。

督工的稿子里不止一次地出现主语“我们”,比如第二点里提到的“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尊重社会科学的学术自由,尊重文化界的创作自由”。这个“我们”是谁?

是督工本人吗?是现场观众吗?是屏幕前看直播和重播的观众吗?是知乎网友吗?是咱们这些打工人吗?

让我们成为“我们”,这恐怕才是督工、啊不、马逆真正的野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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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说,这次的解决方案,是针对不能摸着过河的思考成果。我只提一句:上世纪全世界科幻文化兴起的大背景是美苏冷战和太空竞赛,可以认为两方阵营核心都是第三次产业革命中的工业社会。

然后看到了这个


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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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吐槽没了,补个2020年的鼓励吧

=2020年的鼓励=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纵观历史,中华文明具有独特文化基因和自身发展历程,植根于中华大地,同世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与时代共进步,有着旺盛生命力。

我国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记录了中国3000多年的历史,同时在甲骨文发明以前在中华大地还有1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超过百万年的人类发展史并没有文字记载。考古学者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土,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将对它们的解读和认识转化为新的历史知识。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

我多次强调,应该尽可能多地学习和掌握一些我国历史知识。今天,我们以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目的是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

一、充分认识我国考古工作的重大成就和重要意义

考古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即使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文明史,也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参考、印证、丰富、完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我国很早就有了考古学研究。1921年,我国开始对仰韶文化遗迹进行考察,我国现代考古学由此诞生,即将走过百年历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建立健全考古工作体系,专业队伍不断壮大,工作规模不断扩大,重要发现层出不穷,学术研究和技术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学术话语权明显提升。即使是在六、七十年代,我国在秦始皇陵兵马俑、马王堆汉墓、河姆渡遗址等考古工作中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最新考古成果表明,我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同非洲并列人类起源最早之地;北京猿人在50万年前就发明人工用火术,为全球最早之一;早在1万年前,我们的先人就种植粟、水稻,农业起源同西亚北非并列第一;我国在乐器、独木舟、水利设施、天文等方面的发明发现也是全球最早或最早者之一。考古成果还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这些重大成就为我们更好研究中华文明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提供了一手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文化、社会、历史意义。

二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充分说明,我国在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各个时代的古代文明发展成就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我国先民在培育农作物、驯化野生动物、寻医问药、观天文察地理、制造工具、创立文字、发现和发明科技、建设村落、营造都市、建构和治理国家、创造和发展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这些重大成就展示了中华民族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蕴涵着丰富知识、智慧、艺术的无尽宝藏,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三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四大发明”以及漆器、丝绸、瓷器、生铁和制钢技术、郡县制、科举制等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这些重大成就展示了我国在悠久历史进程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突出贡献,也展示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和平性格、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天下一家的大国气度。

长期以来,我国考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考古发现取得丰硕成果。广大考古工作者风餐露宿、青灯黄卷,展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学术志向、顽强的工作作风。在这里,向全国广大考古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二、做好我国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

我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历史文化领域的斗争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考古工作,用事实回击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各种歪曲污蔑,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第一,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我国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考古工作任重道远。比如,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为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又比如,“三皇五帝”等史前人物,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也需要考古工作去揭开谜底。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加强考古资源调查和政策需求调研工作,提高考古工作规划水平。要围绕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总体安排,集中力量攻关,不断取得新突破。

第二,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要吸收最新史学研究成果,及时对我国古代历史部分内容进行完善,以完整准确讲述我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第三,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要建立健全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建设国家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加强相关领域文物资源普查、名录公布的统筹指导,强化技术支撑,引导社会参与。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同时要合理利用,使其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要健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机制,把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要制定“先考古、后出让”的制度设计和配套政策,对可能存在历史文化遗存的土地,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不得使用。要深刻汲取国内外重大文物灾害事故教训,督察落实主体责任,强化隐患整治,增强历史文化遗产防护能力。要加强执法督察,规范举报流程,严厉打击文物犯罪。

第四,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包括探讨符合历史实际的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认定标准,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要运用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考古工作发现和分析能力,提高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能力。要积极培养壮大考古队伍,让更多年轻人热爱、投身考古事业,让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

三、用好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要通过深入学习历史,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

要向全世界讲好中国历史故事。要运用我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对外宣传、交流研讨等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

要牢固树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责任重大的观念,关心爱护考古工作者,积极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为考古事业、文物保护、历史研究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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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海男人会做饭?

大家好,我是睡前消息节目的马前卒、马督工,很荣幸第二次参加答案年终秀。今年我们还是在上海办活动,我先说说我对上海的第一印象。

我1981年出生,从记事开始,就听周围的人说“上海男人会做饭”,但是,1998年我到上海读大学,自己改造电路,悄悄在宿舍搞了一套简单的灶具,并没有发现上海同学有当厨师的天赋,所以我一直很好奇,这句话是怎么出现的。到了21世纪,大家逐渐不提“上海男人会做饭”了,我又开始好奇,这个刻板印象是怎么消失的。

从解放前的资料看,旧社会的上海男人并没有善于做饭的名声,文化部副部长周而复1958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里面提到一个细节, 50年代工业发展很快,女工的工资和社会地位同步增长,但是做家务的时间少了,丈夫和婆婆并不高兴。这个细节提醒我,“上海男人会做饭”并不是基因带来天赋,而是个社会结构问题。

因为继承了租界的经济,1950年的上海有500万人口,110万产业工人,相当于其他发达工业城市1980年左右的水平。50年代,十几个工业发达的直辖市被撤销,和周围的农业省份合并,一度只留下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中国只有一个省级单位完全进入工业社会,就是上海。

所以,当时和其他地区相比,上海女性更容易找到工作。而且上海的工业化水平高,不仅仅是钢铁厂和造船厂需要工人,还有大量手表厂,仪器厂,电子元件厂招女工,女性就算肌肉力量差一点,工资收入也和男性差不多,时间和男性一样值钱。如果还是让女性承担全部家务劳动,家庭的收入水平会降低。所以,从60年代开始,上海男人和女性平等分担家务,学做饭。

与其同时,中国其他省份虽然也在快速工业化,但是起点比较低,做不到充分就业。而且早期的工厂往往是矿井和钢铁厂,基本不要女工,男性拿到了大多数就业机会。所以,在其他地区,第一阶段的工业化反而加强了性别差异,保持了女性做饭的农业社会传统。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看来,上海男人会做饭的比例高得不寻常,制造了“上海男人会做饭”的刻板印象。一直到2010年左右,大多数省份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这个说法才逐渐消失。

我今天说这段历史,并不是想讨论女性权利问题,而是想提醒大家,工业社会和正在搞工业化的半工业社会,文化上有明显区别。今天我们谈工业文化,必须先说清楚,讨论的是工业社会文化,还是工业化社会的文化。

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过去几十年都是工业化年代,很难说什么时候算是完全进入工业社会,我给大家看几条数据。

10月27日,中国钢铁协会统计,前三季度钢铁产量7.8亿吨。现在是11月28号,再有一个多星期,中国今年的钢产量就会达到十亿吨,全年10.5亿吨左右,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了十亿吨钢产量的国家。这些钢铁有40%用来搞房地产,但还是有6亿吨钢变成了机床,汽车、集装箱和轮船,工业生产设备还在快速增加。

2017年,中国就业人口数已经达到了顶峰,之后缓慢下降。

在十亿吨钢铁的水平上,劳动力缓慢下降,工业设备还在快速增加,说明想参与工业劳动的中国人,基本都能找到工作。所以,2020年的中国,基本算是走完了工业化的路,翻过了工业社会的门槛。以后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一个成熟工业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工业化过程中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是社会基础决定社会文化,过去其他地区的人看到上海工业社会,觉得男人做饭是个新鲜事。现在整个中国都进入了工业时代,整体上的中国文化必然要转型。今天我就和大家探讨一下,2020年以后的中国工业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产品。

二 “边界”

在分析未来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并存的 “工业化时代”。工业化时代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有社会分成两部分,一边是工业社会,代表了富裕和变化;另一边是农业社会,意味着贫穷和停滞。

两个社会之间,有一条清晰的边界。比如说走到八十年代的城市边缘,城市道路有路灯,有绿化,有沥青路面,另外一边只有坑坑洼洼的土路,雨天变成泥坑。到了晚上,城市或者工厂的住宅区有一排排的灯光,电影院和工人俱乐部提供了夜生活,街道上行人不断,周围的农村一片黑暗,晚上只能听见狗叫。就算没有任何历史和社会学基础,也能看出边界两侧的差异不是量变,而是质变。

这条肉眼可见的“边界”,是社会矛盾的核心。过去几十年,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要直接展示这条边界。比如贾樟柯的电影《站台》,来自落后地区的年轻人,第一次见到火车,看到远方工业城市的灯火,激动地大声欢呼。1994年上海电视台的电视剧《孽债》,反映下乡知青留在云南的孩子找父母,两次坐火车穿越农业社会和工业文明的边界。当年,《孽债》拿到42%的收视率,十年后重播,收视率还是2005年东方卫视年度冠军。

其他一些典型文艺作品,不一定直接描绘工业化时代,但是也值得分析,比如说金庸武侠,看起来故事的背景完全是古代农业社会,只有两条基本设定超越了真实历史:

首先,在符合正常历史规律的农业社会之上,金庸描写了一个平行的武侠世界。普通人可以通过修炼,进入武侠世界,接受另外一套社会组织和道德伦理。在金庸的世界里,武侠世界的领头人,控制的战斗力往往已经超过了同时代的国家,但是,追求天下第一武功的高手很多,想直接当皇帝的几乎没有,甚至愿意给农业文明政府打工的大侠都没几个。这和金庸之前的旧式武侠作品完全不同。

其次,金庸小说绝大多角色都属于特定门派。门派一般会同时收男女弟子,尤其喜欢从少年甚至童年开始培养新一代成员。在门派内部,很多同龄男女聚在一起练武,平时不太关心外面的世界,倒是很喜欢彼此交朋友,谈恋爱,竞争门派内部的级别和学习资源。

金庸小说的大多数情节,必须依托于这两个颠覆历史的设定,才有合理性。但是,如果我们把武侠世界解释为正在成长的工业社会,所有的设定就都通顺了。

所谓武功,就是工业社会需要的新知识;所谓门派,就是配合工业社会的中小学;年轻人从很低的起点开始,加入某个门派,这是是通过学习,穿越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边界。所谓闯荡江湖,就是毕业以后离开学校,寻找人生目标,有惊喜也有难处。如果运气不好,武功被别人废了,就是穿越边界失败,退回农业社会。

除了1955年第一部实验性的小说《书剑恩仇录》,和作为收尾的《鹿鼎记》,其他金庸长篇作品都可以套进上面的模版。生于工业化时代,受过中学教育的读者看金庸,很容易在某个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也看到自己的梦想。

所以,华人社会只要在工业化进程中普及了中学教育,立刻就会接受金庸小说。香港工业化进程比较快,最先普及,台湾省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紧随其后。大陆的落后地区比较多,到了80年代后期才是人人看金庸。在这个过程中,台湾国民党反动政权一度把金庸小说列为禁书,大陆的一些老干部也反对过金庸小说,但都挡不住地下出版物的渗透,谁也不能和历史进程对抗。工业化时代,所有人都在工业社会的边界上下努力,就必然会需要金庸小说这种准确描写现实,但又比现实多一点理想和美好的伟大作品。

三 没有“边界层”的世界

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列举工业化时代的主要文艺作品了,但是,连金庸武侠小说的内核都是过去几十年的工农业二元社会,其他优秀作品和这个时代的结合多半会更紧密。现在、2020年,工业化进程要完成了,整个中国都将完全进入工业社会,工农业社会边界线即将消失,我们必须严肃地考虑,下一阶段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艺作品,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文艺作品。

对比西方社会的发展史,中国2020年之前的的工业化社会,和之后的成熟工业社会,其实可以大致对应西方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概念。

工业化社会——现代

(成熟)工业社会——后现代

“后现代”的定义很复杂,但是一般说起后现代文化,典型的印象是虚无、混乱和颓废。我们这些年批判西方社会问题,也主要抓住这几个概念来批。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对着文化解释文化,必须用现实社会的物质基础来解释文化的改变。

这个物质基础就是边界层的消失。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边界在大多数国家保持了上百年。边界存在的时候,我们就像鱼一样,感受不到身边的水。等到边界消失了,整个社会都进入了工业时代,文化上反而失去了方向感。这个时候就能体会到边界层的重要性。

从文化上说,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边界”首先提供了想象空间,没越过边界的人想象另一侧的生活,已经越过边界的人想象成熟的工业社会,制造了很多完美形象。19世纪的安徒生童话、凡尔纳小说,还有我们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都喜欢给读者描述一个未必明确但是一定很美好的故事结局,把“远方”和“未来”变成了理想生活的代名词。我作为80后小镇青年,到现在也感谢这些文艺作品,因为他们让我相信,未来一定有更精彩的生活等着我,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我走到今天。

当然了,单纯渲染美好的未来,还不能构成经典的文艺作品。真正有冲击力、能改变社会的文艺作品都是动态的,用一系列截面展示社会的变化,不会只描述静态的理想生活。我在博物馆里面看中世纪的宗教艺术、也能看到上帝的天堂,人间的圣徒,但就是感觉死气沉沉。到了隔壁的近代艺术部分,无论是雕塑还是绘画,看起来就生动多了。这不仅仅是因为近代艺术技巧更强,还因为近代艺术的作者相信社会在进步,描绘的是一个动态的世界,所以我们觉得作品有活力。

过去几十年,有无数的人穿越工业和农业社会的边界,从这些人的视角看,边界迎面而来。同时,边界也的确在整体上向农业社会的方向移动。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文化产品,天生就是“动态”的,让我们感受到世界的的活力。

路遥最著名的两部作品,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短篇小说《人生》,写的就是社会边界层上的一代年轻人。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因为有穿越边界,进入工业时代的希望,所以工业化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但是穿越边界很艰难,经常让他们看到新时代的精彩生活,又被迫退回去,所以也是最坏的时代。两种感受交错在一起,给艺术提供了最好的题材。

这种个人的进步趋势,和国家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在边界存在的时候,社会比较容易团结,文化有自发昂扬振奋的趋势。不仅本国的积极文化作品会感动我们,外国类似阶段的作品,我们也会欣赏。

比如说反映日本工业化历史的大河剧《坂上之云》,反映日本战后重建的宫崎骏动画《虞美人盛开的山坡》,让中国人看,也会有代入感。机器猫动画片,我看到日本60后小学生经常玩的地方是一个堆放水泥管、准备施工的空地,感觉很亲切,因为我们在电视上看机器猫的时候,中国也像一代人之前的日本那样,在经历大兴土木搞建设的阶段,全社会都认同积极向上的文化,就算眼下遇到各种问题,也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将来。所以,在工业社会边界还存在的时候,文化在整体上是积极有活力的,是社会团结的象征。

2020年,我们遇到了新问题,就是工业化基本完成,工业社会的边界彻底消失,这在物质上当然是好事。但是,一旦边界层消失,大多数社会阶层身上的压力都减轻了,但也失去了目标和方向。这在个人身上,体现为抑郁症快速增加;对于全社会来说,就是后现代的混乱。

20世纪,大多数工业国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欧洲美国出现了迷茫的年轻人,普遍的颓废艺术,以及滥用毒品。当然美国的家底比较厚,允许一部分年轻人选择颓废,主流社会靠惯性继续运转,结果就是社会逐渐分裂,各个政治派别都通过否定别人来定义自己,拒绝妥协也缺乏创造力。最近这次大选就是例子。

在苏联这边,70年代也基本上全国进入了工业社会,但是统治集团拒绝承认制度和文化需要转型,结果就是官方主流文化和社会现实完全脱节,西方摇滚乐队随便来搞一场演出,就能压倒苏联全部宣传机构。到了1991年,虽然距离苏联的顶峰年代只有十几年,虽然苏联的航天工业效率全世界最高,苏联还是自发解体了。理论上还支持苏联的民众,冷漠地看着苏联消失,没有任何维护它的主动性。

欧美和苏联的例子说明说明,工业社会的边界层,虽然是很多矛盾的来源,但是在文化上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边界层消失以后,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文化上反而容易出问题。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对“远方”和“未来”这两个概念有无限的期待,但我现在和00后的儿子聊天,发现他不再期待去远方生活,也不太期待把家乡会变得更理想,这个文化状态可能会最终阻碍我们的社会进步。

2014年,南方周末登载了四川大学王东杰教授的一篇文章《又到“制礼作乐”时》,明确提出,过去的所有的传统文化,在今天都不够用了,必须发动所有人来制定新的“礼乐”,也就是道德和价值观,社会才能继续前进。现在看来,这篇文章非常有预见性,2020年的中国完成了工业化,但也耗尽了了之前几十年的文化创作资源。如果我们不希望中国也进入混乱分裂的后现代文化状态,就应该创造一种新的、积极的文化生产模式,。

四 科幻是工业社会的现实主义

前面我提到,优秀的文艺作品,会反映动态的社会,或者是动态社会的截面。所以,能引导社会积极向前的文艺作品,一般不会忽视社会主要的变化动力。

工业社会,最核心的变化动力是科技进步,这和之前的工业化时代没区别。但是,只有一部分人越过社会边界的时候,他们可以对比身后静态的农业社会,体会到这是一个动态的世界。现在所有人都进入工业社会了,一起随着科技进步往前走,很多人失去了对比参照物,会觉得进步停滞,说这是一个内卷的世界。所以,这个时代,积极的文艺作品,应该更充分地展示科学技术和社会的互动。

另外,能广泛传播的文艺作品,必须深入分析现实社会的矛盾。在消极方面,要把最严重的隐患暴露出来,给全社会足够的警告;在积极方面,要设想在技术变革背景下,人和社会如何解决眼下的问题,走向更好的未来。这样的文艺作品,我认为应该归类为科幻作品。

中国社会过去对科幻文化有两种典型的错误认识。

第一种偏见,认为科幻是小孩子看的科普故事,类似于童话,不是严肃作品,不需要认真对待,但要像其他儿童产品那样严格审查。这种偏见现在已经基本被推翻了。

第二种偏见,认为是科幻作品的核心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细节一定要多,工程逻辑上要自洽。如果拍成电影,一定要用技术元素制造视觉效果,但是情节和人物塑造反而不那么重要。这个偏见,是现在发展科幻文化的最主要障碍。

科幻作者虽然往往熟悉科技,但毕竟不是科学家,也不是专职工程师。就算刘慈欣这样的作家有工程师职称,也不可能熟悉所有领域。如果你指望他们写一本无可挑剔的技术说明书,他写不出来,写出来也没人看。但这不影响他们成为科幻作者,因为真正经典的科幻作品,核心内容都是人和社会的变化,技术的变革只是背景设定。当然,技术背景如果尽量合理,尽量逼近现实,科幻作品会因此加分;但简单、落后甚至是错误的技术背景,也不一定影响作品的价值。

比如说,最早期的科幻小说,威尔斯1895年发表的《时间机器》,英国发明家用金属和象牙做的曲轴连杆就穿越时间,技术上的合理性为0。但是,小说挖掘了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认为激烈的阶级矛盾可能导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起退化。这个探讨很有价值,所以到今天也是经典作品。

50年代,阿西莫夫写了《基地》系列,到现在也是凡尔纳之后最著名的科幻小说。这本书描写一个管理几百万颗行星的银河帝国,但并没有详细解释帝国的交通和通讯基础。从第一章来看,这个银河帝国的电子科技还不如21世纪,连智能手机和导航软件都没有。后来取代银河帝国的先进科技文明,甚至没有平板电脑,查资料还要靠微缩胶片。但是,阿西莫夫的小说依然有价值,因为里面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设想,社会庞大到一定程度,会依据统计学出现绝对化的历史发展规律。如果规律决定了社会要衰落,任何人的个人意志都不太可能扭转历史趋势。

又比如说,乔治奥威尔写的《1984》,一般也归为科幻,但是很少有人在意里面的技术问题。这本书只是告诉我们,技术可以造福人类,但是现有的技术和社会以特殊的方式组合起来,也完全可能给人类塑造一个永久的极权地狱。考虑到这本书的时代背景,人类应该感谢乔治奥威尔用小说提出的警告。

从这些科幻作品的内容看来,科幻的“科”字,代表的依然是科学,但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历史科学。我们建国初期,中国科学院就包括社会科学,第一任科学院院长是搞文学和考古的郭沫若。科幻作者把技术进步的可能性,和社会科学规律结合起来,探讨人类的各种未来,研究历史的各种可能性,是非常符合工业社会需求的艺术形式。从西方的社会文化发展史来看,后现代艺术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反映现实的的镜子,变成了认识现实的工具。我们完全可以主动利用这个规律,让文化工具变得积极一点。

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科幻作品,是刘慈欣写的《三体》,最后一部出版于2010年。小说里面的外星敌人,生活在4光年外的半人马座α星周围。他们的行星夹在三颗恒星之间,经常被附近的恒星破坏生态,塑造了三体人冷酷的性格。

小说发表的时候,人类已经知道半人马座α星肉眼看上去像是一颗星,实际上是三颗非常靠近的恒星相互绕行,提供了小说最基本的“三体运动”设定。但是,在小说出版的时候,人类并不知道这三颗行星周围有行星,也不知道这几颗恒星会不会真的破坏周围的行星生态。

2016年,刘慈欣的小说设定被验证了,望远镜确认,半人马座α的三号星,比邻星有一颗行星,质量是地球的1.3倍。

更神奇的是,2017年,望远镜确认,比邻星出现了一次超级耀斑事件,10秒内亮度增加1000倍,无论附近的行星上有什么生物,都肯定被烤死了。

但是,我观察网上对《三体》的讨论,几乎没人在乎刘慈欣的天文学预言偶然成真,刘慈欣自己也没有把这个巧合当回事。因为天文学方面的设想,只是用来暴露人类社会内部矛盾的一个设定,并不一定需要有事实支撑。大多数读者和刘慈欣自己还是更关心小说里面描写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黑暗森林”假设和人类自身的决策方式。

在小说里面,男主角罗辑带领人类发出同归于尽的威慑,给文明争取了一线生机,但是并没有得到人类的普遍认同。后来我看到知乎上一个讨论,有人指出,刘慈欣笔下的人类不感谢罗辑,现实中也有很多人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说不怕原子弹,认为毛主席高喊“大打,早打,打核战争”是穷兵黩武。我看到这个讨论,立刻意识到,科幻小说,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现实的艺术。

刘慈欣还有几部直接探讨现实社会的作品,比如说看起来像童话的《超新星纪元》,设想所有成年人都意外去世,全世界未成年人怎样才能在最低限度上继承文明。又比如说《流浪地球》,和《三体》一样,展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危机面前的理智水平,小说内容比电影多了十倍,我建议大家都去读一读原著。

最有意思的是刘慈欣1989年写的第一部小说《中国2185》,从未出版,但是网上能找到。《中国2185》描述了未来高技术中国的社会制度,其中甚至有毛主席复活的情节。这样的作品能写出来,说明我们的工业社会很有希望,至少严肃探讨未来的能力,超出了最后十几年的苏联。我们有机会摆脱后现代的颓废文化。

但是,一个刘慈欣远远不够用。再过一两个星期,地球上就会出现一个每年生产十亿吨钢铁的国家,没有人知道这样的经济基础适合什么样的社会结构。这个国家每年还生产900万大学生,没有人知道这将制造哪些前所未有的矛盾。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尊重社会科学的学术自由,尊重文化界的创作自由,鼓励整个文化界都重视科幻创作,发动全社会一起来研究技术革命的冲击。

每一部优秀的科幻作品,无论主题是乐观还是悲观,都是我们向未来派出的一个侦察兵。用刘慈欣自己的话说,他描写一个最糟糕的宇宙,是为了能有一个最好的地球。在工业社会彻底消灭农业社会的2020年,我希望科幻文化能成为中国特色工业文化的突破口,让我们的工业文化,比其他工业国的后现代文化更积极向上,更能化解社会矛盾,反过来继续推动新技术革命。这是我能预见到的最好未来,也是我今天推销的主要观点。

五 新时代路标

在座的大多数观众认识我,应该是因为我过去一年多在各个视频平台做自媒体,睡前消息节目。在所有的视频平台中,我最喜欢B站,因为评论和弹幕功能做的很好,每期节目都能收获几万条评论和弹幕,让我知道观众对每一句话的反馈。

睡前消息节目展示了很多社会矛盾,也表达了一些解决问题的设想。每次我分析社会深层矛盾的时候,就能看到一大片弹幕说“太现实了!”。每次我提自己的设想,就会有双倍的弹幕飘过去,说“太理想了!”。我认为这两种弹幕说的都对,中国正在制造很多超出所有历史经验的现实,也需要前所未有的文化产品和社会规划。理想和现实,历史和科幻,在2020年的中国是重合在一起的。

55年前,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写了一首词,下半阕是: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上周,11月19日,中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到达地球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就在我演讲的同时,嫦娥5号探测器正在向月球降落,准备给中国带一块月亮回来,其中一部分标本会送到毛主席的故乡湖南。这个每年生产十亿吨钢铁的国家,正在创造现实的科幻时代。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已经完成工业化这个事实,重新考虑文化发展方向。

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坦然接受文化转型,上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国力达到顶峰,内部把几乎所有剩余劳动力都卷入了工业社会,对外逼迫美国战略防御。以苏斯洛夫为代表的一批官员认为,这证明了苏联现有制度是成功的,拒绝承认新的工业时代需要新的文化模式,结果就是80年代的停滞和90年代的解体,中国不能犯这样的错误,不能让文化模式停留在工业化时代。

当然我也不反对文艺创作回顾历史。我生于1981年,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都属于中国伟大的工业化年代。在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边界上,我经历过很多值得怀念的真实故事。前一段时间重看老电影,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听到最后一句台词,“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我忽然意识到1997已经过去23年了,整个人停在屏幕前,几分钟都说不出话。

有我这样的观众在,将来中国的文艺作品,必然还有相当一部分题材源于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化时代。这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可以让年轻人了解工业社会的建立过程,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业社会。但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大多数文化产品还是要向前看。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是认为生产力进步必然推动社会全面变革的马克思主义。过去几十年,我们的生产力天翻地覆,把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推进了工业时代,如果我们希望保持这个发展趋势,就不能指望文化按照过去的惯性发展。马克思如果生在今天,一定也会鼓励我们发展科幻文化,创造前所未有的文明奇迹。

去年的答案年终秀,我最后引用了毛主席1962年的讲话。为了今年的话题,我需要再读一次: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

在九天揽月,五洋捉鳖的2020年,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的今天,让我们期待革命导师的预言继续指导我们前进。谢谢现场和网上看直播的各位观众来听我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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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文学与意识形态合法性建设之路

1. 引言

1-1. 合法性问题简述

社会结构中的权力通常并非自然存在,也往往并不直接依托于暴力机关。即便还原到最底层之后人们遵守法律的行为通常会被归因为国家暴力机器对个体的毫无悬念的碾压,但在意识到暴力机关的存在之前,人们也通常会认为遵守既有的社会规范是“正确”的。

这中将遵守社会规范行为判定为“正确”或“应然”的倾向就是合法性在社会中通常的体现。换句话讲,合法性即是实际存在的权力为自身辩护,或被权力支配的人为自身服从支配的行为辩护的方式。依照韦伯的原始论述,任何权力都有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的必要,而缺乏合法性基础的权力会迅速沦于只能靠暴力支配个体的可悲境地,无法长期稳定存在。

在这一语境下,合法性的不同类型可以被理解成为政府的权力辩护的不同路径。本文中参考赵鼎新在其著作《合法性的政治》中的分类方法,将政权的合法性分为三类: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与程序合法性。

这三种合法性都不难通过字面意思理解:意识形态合法性来源于政府对一种意识形态的代言,以及社会整体对此种意识形态的认同;绩效合法性来源于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以及其兑现对民众的政绩许诺的能力;而程序合法性来源于政府在行使权力时对某些既定程序的遵守。

进一步分析,这三种合法性对应了辩护时的三种不同思维方式。

  • 意识形态合法性对应价值正义,即“虽然政府的行为造成了诸多问题,但它在做正确的事情”,典型例子如面对疫情的欧美政府与建国后的早期中国政府。
  • 绩效合法性对应实用主义,即“虽然政府的行为各种不干净,但是我们都得到了实在的好处”,典型例子如改革开放后面对诸多指责的中国政府。
  • 程序合法性对应程序正义,即“虽然政府的行为没有很好的解决问题,但它是依照法律一步一步处理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应对方式”,典型例子如美国司法系统。

如果继续使用社会学的理论分析,会发现每一种合法性背后都有其对应的社会机制与演化趋势,此处暂不赘述,只做如下基本说明。

有效的辩护基于共识,一个基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辩护若想成立,则需要社会整体具有基本认同的价值观与宏大叙事(于今日的美国是“land of opportunities”的个人主义叙事,于曾经的中国是持续革命的叙事);与之类似,一个基于绩效合法性的辩护需要对政绩的共识(即便对相同的实然表现,仍然可能有很多人满意、很多人不满意);而一个基于程序合法性的辩护则需要对法律的共识(被追溯到最后,政府所遵循的必须是被普遍认同的法律,而不是一半人眼中的“恶法”)。

到这里必要的理论知识已经介绍完毕,它们将有助于对下文的论述的理解。

1-2. 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缺失与其影响

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成立需要一个成为社会共识的宏大叙事作为支撑。而在基于共产主义与革命话语的宏大叙事被打入冷宫之后,中国社会中一个作为共识的宏大叙事是缺失的。

这种缺失实际上并不难理解:穷尽整个人类思想史,能拿出来作为全民共识的宏大叙事也不过寥寥数个,而它们都很难适配当下的中国社会。其中有些在历史上造成了严重影响,失去了群众的信任,而另一些则无论与上层建筑还是文化基础都很难相容。

这使得中国政府在原有宏大叙事解体之后只能从绩效合法性入手实现代偿,通过大量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广泛扶贫,保证经济高增速等方式维持群众对国家的认同。但基本经济规律的限制使得这种高速发展不可持续,经济增速在近几年已显著回落,使得国内的经济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存量竞争。在这一背景之下,基于绩效合法性的国家认同不可能长期维系,必然要寻找替代手段。

而且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完成这一社会共识转变的时间并不算充裕。仅就互联网舆情事件而言,近几年中引起较大反响的公共事件经常带有很浓重的“存量竞争”性质,而在社会整体的焦虑之下,哪怕是一些真实性极度堪忧的事件描述也会成为引燃群体事件的导火索。

2020年的疫情里中国政府的突出表现额外争取了一些时间,但从某些事件中也很容易发现共识开始不稳定时普遍存在的焦虑感(否定作为对比的其它地区绩效,维持自己对现有绩效的认同)。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如果共识转变不能尽快完成,在原有合法性基础逐步松动之后,这些社会问题将会愈演愈烈。

而将这种预期与提出一种新的,可被公众普遍接受的宏大叙事的困难程度相比,便可以对当下的困局有一个直观的认知。与此同时,当局在塑造各种文化自信时体现出的紧迫感也就在这一视角下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2. 当刘慈欣成为时代符号

“讲好中国故事”的指挥棒在大会堂里挥舞了好几年,但真正深入大众文化,成为中国故事的却反倒是一个工程师笔下的科幻小说,不得不说这是有些讽刺的。但在一系列流行文化中经久不衰,却又有不小的挖掘空间的文学作品之中,也确实埋藏着建构出新的社会共识的可能。

即便此前人们对电工文学的普遍态度还是“写着玩”,“故事好看就行”,在《三体》成为国民级IP,《流浪地球》高居内地影史票房第二位的如今,我们也不得不开始思考,这位工程师的故事,到底在何种角度触发了广大群众内心的共鸣?

2-1. 后工业化时代与后现代性迷茫

这里有必要引述一下马前卒在视频中的说法:若说改革开放以后的时代是延续了上一个时代步伐的工业化的时代,那么到“去产能”为止,基本的工业化过程已经完成,我们的社会也从一个向着明确的目标发展的社会变成了一个目标不再明确的社会——而这也恰好是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一种典型的区别。

换句话讲,与各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开始后现代化时一样,此前的中国社会是向着一个目标进取的;而在这个目标真的实现之后,余下的则是深入骨髓的迷茫

从后现代批判的视角来讲,现代性与工业化做出了诸多许诺:自由的,基本平等的社会;理智的,被完全启蒙的人……而当工业化真正完成之后,现代性所许诺的却从未到来:环境被工业污染,贫穷与不平等依然存在,而自由的理想背后则隐藏着大量结构性的压迫。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工业化本身的信心被消磨,进行工业化时的那种社会共识再也无法被凝聚。

在这样一种信心被日渐消磨,迷茫的情绪开始蔓延的情形之下,两类文学作品将会争取到广泛的共鸣:一是反思现代性与工业化,契合迷茫心境的作品;二是更新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缓解人们的迷茫,指向一个另外的目标的作品。

对应到科幻文学中,第一类作品的最典型例子就是赛博朋克“高科技,低生活”思路;而第二类则是发掘技术本身的人文价值,以及再次技术革命后会出现的新技术的人文价值的,刘慈欣的思路。

让我们简单整理一下逻辑线索: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之上,发生的事情是

  • 现代性与工业化进行的许诺,人们认为技术发展可以解决大量问题(1970s前)
  • 工业化基本完成后,人们发现技术进步与工业化真正解决的问题相比于其当初的许诺极为有限,而且还带来了大量的副作用。社会逐步丧失对现代性的信心,陷入迷茫(1960--1970s)
  • 后现代化开始(1970s——)

而在我国的情况下,刘慈欣的思路则暗示了一种新的可能

  • 现代性与工业化进行的许诺,人们认为技术发展可以解决大量问题(2010s前)
  • 工业化基本完成后,人们发现技术进步与工业化真正解决的问题相比于其当初的许诺极为有限,而且还带来了大量的副作用。社会逐步丧失对现代性的信心,陷入迷茫(2010s——)
  • 发掘潜在的新技术的人文价值,在社会对现代性的信心未被消磨殆尽时做出新的许诺,重新凝聚社会共识(可能存在的未来路径)

从这一视角出发,即便刘慈欣本人很少点明其作品背后的,超越现代性的人文关怀,这些仅仅作为暗示存在的可能性也足以在普遍的迷茫中为很多人提供慰藉了。而如果我们将这些作品背后的内涵进行拓展,甚至有可能找出一条有效的,通往一个并非后现代化的未来的路。

2-2. 为什么我们有可能绕开后现代化路径:一个基于合法性的解读

在“西方世界”中,现代化过程本身就带有十分明显的宏大叙事的烙印。无论是描述一个接近完美的工业化后的社会,还是对“理性”的鼓吹皆是如此。在这一视角下也容易解释,为何后现代思潮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宏大叙事的批判。

让我们在这里回顾上一部分中对合法性的分类,容易发现,对现代性与工业化的认同在宏大叙事背景之下体现为一系列的价值共识。换句话讲,使用这一宏大叙事凝聚社会共识的机制,可以被理解为(稍广义的,毕竟这不全是政府行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一种体现。

但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宏大叙事背景却并不明显。前三十年的一腔热血已经消磨了人们对宏大叙事的大部分热情,而关于诸多“大目标”的宣传则几乎成了空洞无物的代名词,让人们转而关注政府的绩效许诺与自身的生活品质的提升。

换句话讲,现代性的诸多不足之处为这两个群体带来的迷茫是不同的。在欧美,这被反映为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所描绘的美好未来的破灭,并很快转型为对前者的批判;但在中国,由于从来没有一个成为共识的宏大叙事去描述“工业化完成之后的美好社会”,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是碗里的肉多了,但雾霾也一天天严重了这种离散的现象而已,这是一种喜忧参半的迷茫。

回归合法性的视角,在工业化被证明不能达成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所描述的美好未来之后,在欧美一侧长期存在的一种意识形态合法性崩溃了,并迅速变为后现代的兴盛。但在中国的情形中,那种在欧美一侧崩溃了的宏大叙事原本并不存在,所以虽然也出现了可观的迷茫,但并未出现那种一步跨入后现代的激烈反弹。

在此种意义上,上一部分中提及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缺失,或许成了一种暂时的幸运。

3. 在技术中寻找价值基点

当代的研究者们普遍宣称科学本身价值中立,即一个科学理论并不会倾向于某种特定的价值体系。这种态度不难理解,毕竟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远离日常生活的理论(哪怕它像牛顿定律一样简单)暗示了哪种道德。但当讨论的主题从一种科学理论前进到一次技术进步时,伦理问题就会变得让人头痛不已——我们总归无法否认,一种技术可以被应用到很多地方,而其中则很可能存在一些违反伦理约束的应用手段。

上一段中提及的都是一些简单的事实,而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种关于“发展技术本身是应然的”的价值共识,也就必须解决“有些技术会导致严重后果”的矛盾,让人们认为这个矛盾看起来并非主要矛盾。换句话讲,我们需要一种能说服他人的意识形态话术

3-1. 用魔法打败魔法(雾)

这里先不加论证地给出(笔者总结的)三种常见的构建意识形态话语的方法

  • 装瞎:单纯地假装问题不存在,比如如今人们就经常对“推进环保事业几乎必定导致额外的死亡”一类事实装瞎,以维持“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价值共识。这种话术的成立基础是人们本身就对意识形态拥有较强的认同,不然会非常容易被揭穿。
  • 把水搅浑:将问题具体化到一类复杂场景中的损益比较,同时尽可能引入新的变量,并给出使新的变量被合理化的场景。因为变量数目过多,任何结论都将是模糊的,这种方法会有力地削弱大部分反驳,但有效地运用这种方法则对构造场景的手段有极高的要求。
  • 骗庭杖:通过一段“被迫害”的经历让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上。这方法在宣传中很有用,但对理论本身毫无价值。

具体到“技术的道德价值”这一问题上,如二十世纪前半那样采用装瞎的手段固然方便,但后患明显。当人们普遍对环境问题装瞎时,一本《寂静的春天》就足以戳穿人们掩耳盗铃的现状,在刺激环境保护潮流的同时让人们对曾经的共识转为反感。

与宗教不同,关于技术发展的共识中许诺的东西往往是可证伪的,一旦许诺被证伪,共识的基础也将崩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想简单地重复二十世纪中现代性面对后现代思想的溃败,我们必须在应对技术发展可能导致的问题时异常小心才行——或者更进一步,干脆构建一套没有可证伪性的话语体系。

这要求我们必须近乎完美地把水搅浑。

不过幸运的是,各类前沿技术涉及的方面之广,用途之多,使得哪怕是最简单的自指话术也可以在批判中维持很高的自洽性。而这就是本节的标题了:

要用魔法打败魔法(雾)
技术应用中造成的问题,当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加以限制。一个领域的新技术引发的社会问题,总可以通过引入另一个领域的新技术实现改善或解决。

这构成了一个原则上就没法反驳的社会尺度上的辩护:对每一种被认为“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总会有新的,针对这一问题的技术手段被开发出来。哪怕问题并不能得到完美地解决,却至少能够实现相对有效的改善,而有时这还会导致“超量恢复”——当工业社会的庞大能动性被应用到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问题上时,农业时代便已存在的千年的问题反而在二十一世纪被基本解决了。

这实际上是一种对生产力的信念——哪怕发展生产力本身意味着一堆问题,但一个生产力更发达的社会往往拥有着更好的处理问题的手段与能动性。

3-2. 关于发展的道德共识

上一节中给出的是社会尺度的辩护,亦即“当道德标准固定时,某一方面的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可以通过其它技术缓解”。但即便技术应用带来的社会问题没有被很好地解决,从个人体验入手时,技术的落后也很容易被渲染成非正义。比如这段叙述:

自来水系统出现之前,摆脱重金属、有机废弃物、致病菌与寄生虫而获得安全的饮用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获得可用来洗澡的洁净温水则有着更高的成本。我们清楚工业革命之后对人的异化是严重的,但仅就这一问题而言,你愿意付出多少人格与自由意志去换稳定的温水来保持自己皮肤与牙齿的基本清洁呢?

这种论述的有效性基于这样的事实:它必须是向后看的对比,而非向前看的。洗浴曾经是一种奢侈的行为,远远谈不上基本需求——至少当它未被满足时,人们也依然正常地生活着,并且不认为这有多大问题。事实上,他们更加倾向于认为这种需求无法被满足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

而一种对生产力本身的辩护则需要指出这些“理所当然的匮乏”的荒谬之处。

人类对于尚未获得的权利往往是麻木的。当现代人被问及“愿意用多少自由意志去换取额外的20年寿命”时,他们对额外的寿命的价值往往缺乏估计,但如果把问题换成“如果要把你送回没有抗生素的,哪怕是富人的人均寿命只有不到六十岁的时代,你认为自己应该得到多少财富作为补偿”,他们则通常会开出一个令当时的人艳羡不已的数字。

但让我们反过来想,这难道不会意味着,这个人将会为了获得额外二十年的寿命而愿意从富豪成为平民吗?——于是便出现了显然的荒谬。近乎每个人都在这里出现了严重的认知失调。

匮乏并非理所应当。解决了癌症问题的未来人类看待我们的视角正如同我们看待十九世纪时尚未拥有抗生素的人类的视角。当你认为一个平均寿命被延长了的未来切实存在时,阻挠这一未来的降临便同样是一种切实存在的罪恶。

而当天平另一端的价码是几十亿人的“基本需求”时,我们便不得不开始思考,我们需要在当下的这一端天平上放上些什么。

这就是一个关于“为何发展技术本身就是道德的”的有效论证。

4. 来自群星的审判

刘电工叙事中高技术文明经常把低技术文明称为虫子,同时附带绝望般的碾压,无论他们在各种“理”上是否有权如此。事实上高等文明成为了一个看似中立的第三方,以一个实际上带有立场的视角评述人类的千秋功过。

5. 超越人类

人类认知、思维能力受生理本能影响。被视为自然状态的自由意志中本来就附有一大堆进化中的问题遗留,食物缺乏时代选择出的对高热量食物的偏好在现代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而社会化早起演化出的强同理心本能则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人类的理性。

如同镜片磨制技术让人类克服了近视问题,自来水供应系统让霍乱几乎成为历史。只有技术手段能超越生理本能的限制:不合理的恐惧、痛觉、关键时刻碍事的情感偏好,甚至还有死亡本身。

这些都是人们会愿意处理掉的问题本能,但问题在于,在这么做了之后,此前被视为自由意志的东西,究竟还能保存多少?

又或者说,在机械飞升的路真正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对人性还会有多少留恋?

6.“大科学”及其意识形态

聚变、量子计算、神经科学、蛋白质工程……无数新技术指向一个超越后现代的未来,它有可能成为一种与后现代化对抗的机制。

7. 反思与隐忧

老生常谈了,诸如用这种话术合理化结构性压迫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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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面对现实。

如果去问广大年轻人,你们对市场经济和私人财产持什么态度?得到的最广大多数回答是:

“为何我们需要对市场经济和私人财产报以尊重?
我凭什么尊重这种狗屁规则?凭什么比我毕业早五年的同事明明没有我优秀,却买到了一座我现在需要三倍价格才能买得起的房子?凭什么那些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深圳农民什么都不做,一天收的房租比我这个勤劳好学的优秀工程师几个月还要多?凭什么那些房东打打麻将,一年房价上涨的好处比我一辈子勤勤恳恳工作还要多?我现在没有钱、没有女朋友、没有时间,很快连青春和希望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让尊重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凭什么?QNMD,该死的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都去死! ”

一部分年轻人称自由主义为:“自由的压迫员工,自由的炒作房价”

生活看不到真正改变的希望,而且又体会过类似于蛋壳公寓事件的悲哀,当资本套利而走、房东呼喝上前,又有谁还会继续保持对所谓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的尊重呢?

经济地位决定意识形态的方向。自由主义思想对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的坚持,使得自由派不可能获得大多数新生代年轻人的认可。

新一代的大多数将自由主义思想视为给资本、买办张目的洗脑,对其极力声讨,乃是新生代经济利益决定的,而非一种单纯被迷惑。

——大华人必须面对现实,不能逃避现实!其实因为房产金融化,中国已经走到了革命的边缘。

2、观察细节。

我们观察年轻人的呼声,真的是反企业家吗?可以肯定,并不是。

中国年轻人反的,不是实体制造业的华为、大疆、老干妈……

反的是房产金融的吸血得利者,反的p2p之类虚拟金融的金融诈骗,反的教育资本化……

直接说年轻人反自由市场和企业家,实际是扩大矛盾,这种扩大矛盾正好会被海外反华的国际犹太金融财阀利用。

记住:年轻人反的是:房产金融化的“新城市地主阶级”,虚拟金融的金融诈骗犯,教育资本化的教育资本家,医疗资本化的医疗资本家,娱乐至死的娱乐业过多榨取了社会财富再分配。其中,这些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房产金融化的“新城市地主阶级”

有人说,中国房价和国际犹太金融财阀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关系大了。

这里必须谈一下中国房价高启不降的根本原因,在1997年以前,中国的房子不是这样的。后来的房价虚高,是房产金融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又是什么力量,里应外合搞起来的?

1997年后,中国的房产是输入性被香港模式感染,国际犹太金融财阀的马仔李嘉诚作为先锋官,来中国内地传授经验,连公摊面积这种绝户把戏也是李嘉诚带进来的。

关于香港的房产金融化,是导致今天香港被美国严重渗透并整个社会青年废青化的主要物质原因。具体展开请看:

《房产的庞氏骗局,中产变丧尸的绝妙魔术》​

美国犹太金融财阀用房产金融化,成功渗透侵蚀了香港,并把整个香港青年人变成了房产金融财阀的丧尸大军。——美国犹太金融财阀用房产金融化,在中国全面的铺开,也是要全面把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变成房产金融化的债务丧尸,使中华民族被彻底绑架在房产债务的火堆上炙烤,使中华民族彻底丧失活力;同时利用房产金融化进行种族绝育,达成让中华民族亡族灭种的目的。

为了实现以上目的,国际犹太金融财阀构建了反中国中央的三角联盟。包括:某些地方政府,银行,地产商。这个三角联盟靠国际犹资的注入作为催化剂。

国际犹资,通过利益诱导和间接投资,把地方政府,银行,地产商,捏合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形成房产金融化问题,是拉高房价最初的本质原因,这种趋势一旦形成,国际犹资就可以躺着赚钱,同时挑拨离间中国地方与中央关系,甚至架空中央。

这个利益共同体,对下可以抬高房价吸血中产工薪,对上可以通过高房价把中央政府的税节流在地方。高房价换一个角度说,是地方政府、银行和地产商在国际犹资的催化下,再跟中央抢税,架空中央的过程。

国际犹太金融财阀的以上行为在把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银行及其地产商,构建成在自己领导下的买办。同时对于因地产金融化产生的个别地方干部、银行干部及地产商,国际犹太金融财阀负责把把他们的黑钱洗到海外银行或者离岸基金中。而这些银行和离岸基金都有犹太金融财阀把持,既可以赚取“洗钱”的手续费,又可以彻底控制买办地方干部、买办银行人员及买办地产商的所有金钱,把这三类买办彻底变成自己的马仔和在中国的代理人,甚至成为国际犹太金融财阀的反华马仔。——这就是卑鄙的外邦魔鬼,用金钱利诱,把人变成吸血吃肉中华民族恶鬼的过程。

中国的人口问题,发展问题,房产金融化是第一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到本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将功亏一篑,将成为国际犹太金融财阀及其买办马仔的彻底奴隶!

《21世纪“新城市地主阶级”》:

3、细化资产阶级,找到主要矛盾。

(1)区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前者要支持,比如华为、老干妈、大疆这种。

反对应该是买办资本。

买办资本,就是外国人投资,在中国作为外国资本白手套的资本。尤其是那些国际犹太金融财阀投资而在中国割韭菜的企业,他们是买办资本。比如某些电商企业,打着电商的名义,搞网络放印子钱,搞高利贷,这就是典型犹太财阀代理人的行为;他们甚至要染指中国政府的发钞权;他们垄断本应属于公权力控制的大数据;他们基于互联网搞产业生态链垄断妄图形成李嘉诚一个人统治一个香港的模式。他们为国际犹太金融财阀在中国搞人种替换服务,通过广告和影视投资,在中国媒体娱乐广告业推广华女配白男,华女配黑男的逆华人主义;他们推广反华女权;他们推广华人自恨,贬低污蔑华人男人;他们用媒体制造中国的媚外气氛……

凡是有以上行为的企业,基本可以肯定,这家企业具有买办性。

(2)区分实体产业资本和金融虚拟资本。制造实体商品且能大量解决就业的企业就是实体产业资本,这个不应该反。要反金融虚拟资本,比如p2p,炒房、炒币、炒鞋之类。

之所以产业资本996,并非是因为产业资本本身,根本原因是金融资本赚取了更多的利润并压缩产业资本的生存空间,造成产业资本不得不通过压榨工时求生存。

中国人如果反金融资本,彻底限制金融资本的寄生饕餮,产业资本的利润空间加大,反而工人会提高工资,996现象会减轻。

(3)解决房产金融化、教育资本化和医疗资本化,这三大资本大山。

4、谁是大boss?

打游戏我们都知道,在一关,如果我们不能把该关的大boss打死,非但过不了关,而且小怪是无限刷的。

谁是资本世界的大boss?

人类最大的资本boss是一小撮国际犹太金融财阀,他们制定了全球的资本规则,是造成我们被房产金融化绑架,高房价买不起房的源头。因为房产金融化的规则是他们制定的。也是他们造成教育资本化让我们孩子得不到廉价基本教育的源头。也是他们把中国劳动人民定义成“打工人”奴隶,996给美国制造实体商品,而换取他们发行的绿纸(美元)的。

《“打工人”与美国民主党的野望》:

5、防止被国际犹太金融财阀趁虚而入。

国际犹太金融财阀很清楚中国的形势,因为大部分形势就是他们造成的。了解中国的房产金融化造成阶级矛盾,国际犹太金融财阀就可以打“马恩牌”,利用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出钱支持在中国搞国际犹太金融财阀领导的“托派”反政府势力,利用自己当初造成的中国阶级矛盾,推翻中国现政府。推翻了政府,犹太财阀趁机低价收购中国的资产,赚的盆满钵满,同时借机扶植听命于犹太财阀的“托派华奸政府”,彻底奴役中国,亡中国。

犹太财阀还可以出钱在中国培植法西斯势力,用这个势力绑架政府,在国际上与其他不必要的国家进行战争互斗,让中国与犹太财阀事先设计好的假敌人同归于尽,国际犹太金融财阀坐收渔利。

中国如果解决不了自己房产金融化、教育资本化、医疗资本化、虚拟金融吸血及人口绝户问题,几乎必定被国际犹太金融财阀多管齐下,下套整死。在中国扶植左人“托派”推翻政府:内斗;同时扶植法西斯与某几个外国:互斗;最终让中国亡国灭种。

国际犹太金融财阀投资扶植非犹太国家左翼革命和非犹太国家法西斯互斗的具体方法:

(1)对冲政治投资法。

(2)政治哲学做经法。

(3)政治横切术与政治纵切术法。



6、内部问题,中国解决不了房产金融化问题,政府必将失去民心,中美博弈中国会落败,中华民族将沦为国际犹太金融财阀的奴隶,华男沦为国际犹太金融财阀及其买办代理人的“打工人”奴隶,华女将沦为国际犹太金融财阀及其买办代理人的性奴工具。

解决房产金融化的方法

按照我的继续者人文理论,双职工的中级职称以上劳动力家庭,必须有一套可供生育的房子,用以中华民族的优质人口繁衍。

按照《继续者法则》,民生领域走社会主义,消费领域走资本规则,必须分开。

除商业地产及极个别豪宅外的房产必须纯社会主义道路,政府应该甚至强制赎买“新城市地主阶级”手里的存量房子,分给双职工劳动力阶层家庭,否则,中华民族人口问题无法解决;而且必然被国际犹太金融财阀在中国扶植革命的势力。

《继续者法则》:劳者育者,有其屋。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输了,亡族灭种,永世为奴!

所以必须看到问题的最高层,最深层,大华人本体性智慧回归,必须赢!

深度了解继续者人文理论与继续者体能理论,请关注微信公众号:teacherzhang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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