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在汉朝崩溃后越来越统一，欧洲在罗马崩溃后越来越分裂？ 第1页

从硬件上讲，国家演化形成的进程是：

氏族-部落-邦国-方国-王国-帝国-党国

尽管多数人通常是把方国和王国并在一起，但是作为权力制度构架更加完备的王国，我个人认为把夏商的诸侯归为方国，两周的诸侯归为王国，做一个具体划分更细致。

秦汉帝国，应是王国向帝国转型的阶段。而两罗马虽然体格庞大，军事先进，但从政治硬件上看，共和制与元首制的两罗马之交时期，地方上军政两权不分的罗马更像一个殖民与邦联风格方国过渡为王国的阶段。而罗马王政时期，更像是对应邦国时代。罗马帝国后期甚至到东罗马时期，才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职业官僚体系，这已经是两汉之后的事情。

所以，政治硬件上，秦汉帝国时期的古中国是王国进阶帝国，要高方国进阶王国的罗马一个level。

从本level上讲，两罗马之交时，罗马的体格不该这么庞大，但它就这么做到了。所以，罗马又肯定有着一个比较独特的优势。既然不是硬件的演化优势，是什么？软件。

秦汉帝国的软件其实也很不错，就是血缘崇拜。这个软件优势，是周朝奠定的。从周朝建立起宗法制度和宗亲封建制度起，尽管天下还是诸侯林立，但是血缘崇拜的文化，就已经悄无声息的整合了泛中原地区的地缘集团。这个血缘崇拜直接衍生出的文化心理，就是中国人的历史崇拜、祖先崇拜、忠孝文化、人口崇拜、经验主义、家国思维等具体的文化现象。这些又非常适配于安土重迁的农耕文明，对上卯了，就很非常牢固。

古中国把血缘崇拜推到极致，血缘集团与地缘集团互相整合，最后形成了一种以无形的血缘为中心意识形成的超地缘集团，对有形的地缘集团进行既合作也博弈的文明构建。

这个血缘崇拜蜜罐里长期浸泡出来的，最终演化出的超地缘集团，就是中国的“朝”“皇帝”“天子”“朝廷”“中央”。而在王国与帝国时期，这个超地缘集团的传承维系纽带，就是血缘。

发展为帝国形态之后，尽管只有皇帝一家，存留完整的血缘世袭权力。其他的贵族功侯，最终逃不过降级继承，多代之后血缘传承权利就会降解消散。发展到帝制王朝时代的后期，士族瓦解，科举选拔制度高度成熟，嫡系皇族以外的血缘传承压力就更大了。那种社会仍然存在巨大的不公，但已经不是法理上的血缘继承，而是通过血缘的近便性，尽可能实现家族对机会垄断。

但是，围绕嫡系皇族这个作为仅存的血缘集团的象征，背后却是千千万万个血缘崇拜家庭文化，推拱形成了一个超地缘集团，成为帝制时期制衡地缘集团的利器。帝制时代的血缘虽然限缩了制度性权利范围，但依然是文化性心理的信仰主体。这是中国皇权强固的意识形态支撑。体现出来，就是朝廷与地方的博弈。大家都说《大明王朝1566》好，有一个比较隐蔽的因素，就是这部剧虽然是对历史的加工创作，存在大量虚构内容，但展示了一个极为真实的央地博弈逻辑。百姓对皇帝既有君父的文化情结，又有对皇帝身为统治者履责的不满。官员对皇帝既唯命是从，取悦上意，又欺瞒皇帝，损皇帝而肥自己。地方上对朝廷既奉命惟谨，畏惧中枢，又地方利益顽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歪曲朝廷政策...而朝廷自己，有时候与皇帝利益一致，有时候与皇帝利益又不一致。朝廷和皇帝既想要国泰民安，又难免劳民伤财。这种上上下下的结构性的矛盾生态，都被展现出来了。有些幼稚的人，觉得当上皇帝就可以生杀予夺，随时一句“给朕拉出去斩了”就可以杀任何人，或者觉得朝廷对地方可以如臂使指，让地方干什么地方就干什么。他们在解释权力时会充满错乱，就是因为，他们抓不住这个文明底色与生态的关键矛盾点。古中国以皇帝和朝廷为代表的超地缘集团，需要以地方豪门为代表的地缘集团来供养。地缘集团存在的地方本位主义与对长远利益的先天短视，也需要前者来指导和平衡。二者相互是合作、制衡、博弈的复杂关系。

皇帝和朝廷，这个超地缘集团，代表的神权信仰，就是血缘崇拜。中国皇帝的家庙，象征的不仅仅是皇帝自己对祖先的情感，更是代表整个王朝天下，兆亿人民的祖先崇拜、家族情感，和整个社会的层层处处，大大小小的族权体系。宗庙祭祀，其实就是皇帝代表中国人神权一面的仪式。只不过中国人的神，是祖先。我们遇上事，除非归依宗教的人，心里想的不是上帝保佑，而是祖先保佑。明天是中元节，是一个不少地区祀亡魂的节日，俗称七月七鬼节。算起来，当代中国仍然有不少地区清明节、中元节、寒衣节三大阴节要祭祖，甚至有些地方除夕和三月三上巳节也要上坟。已经破除封建迷信和封建礼教这么久了，中国唯独不敢破的迷信是祭奠亡亲，唯独不敢破的礼教是孝顺父母。这个文化心理早就深植每个读中国书的中国人的潜意识里，认为是天理，而不仅仅是礼仪。中国是农耕文明，看天吃饭，靠地种粮。所以讲天地，讲天人。即便古中国是君权神授，那个神也不是造物主，而是天，天要养人。因此，中国的皇帝，是天子，天的儿子，而不是什么神使，什么先知。皇帝敬天，也需要作为儿子，来塑造一种与神的血缘感来维系神权象征地位。中国人讲国家，是国与家并称，忠孝文化，君臣父子，是同一套伦理的不同层级，这些无不体现着中国人的血缘崇拜情节。

中国依靠这套软件，实现了文明传承的不间断。尽管一家一姓的王朝可换，但只是天在换天子，天理道统不会变。人类最亲近的人物与事物，就是自己的家人与自己的家。如果把血缘和家族这样的东西作为崇拜对象，父母对子女的操劳和补贴，可以“春蚕到死丝方尽”，子女对父母，对家族和家庭的敬畏，也远非女婿可以对岳父直呼其名的西方众多国家可比。中国人的信仰，仍然很牢固，只是不用宗教去建构，而是用礼教去建构，更世俗化，也更隐蔽。

这个血缘崇拜的软件，很配套中国的农耕文明形态，在中国步入方国、王国阶段后，给中国骤然加大了助推力度，让中国加速冲进帝国阶段，而且在帝国阶段也异常稳定。我们可以理解，在中国这个农耕占绝对主导的文明区域，血缘崇拜的软件，恰好对方国、王国、帝国的硬件演化，是搭配最优。这个时期的软硬件优化是绝佳的。所以中国在这个阶段超过了全世界其他文明。但是它也不是没有副作用。副作用就在于，它是温水煮青蛙，等感觉到热了，自己基本都快熟了。所以它在成、住、坏、空的空阶段，总是异常激烈。也就是我们改朝换代的时候。

秦汉帝国四百年，就大规模崩溃了三次。第三次之后，又是一波几百年的不稳定态。秦汉帝国建立期，秦汉之际第一次崩盘，就可见一斑。

公元前4世纪：

秦的都城迁到今西安附近的栎阳城。这个时候，秦国开始商鞅变法，帝国转型，进行硬件迭代。

同世纪，罗马共和国开始了由城邦国家向领土国家的扩张，也就是从邦国向方国、王国进阶。这时候罗马在硬件上是差中国一截的。这个时候罗马连成熟的文字都还没有。

公元前3世纪：

建都在今西安、咸阳一带的秦国在转型竞赛中笑到最后，建立秦朝。中国实现王国向帝国的最终转型。但其统一之初，也只不过是统一周文明圈，同为华夏族的六国之地。华夏族的血缘崇拜的软件，原本就是高度一致的。

秦始皇统一后，顺势而为，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将秦朝版图大大向南北扩张。

但是帝国建立之初，一些旧制度与新形态的不兼容，让秦朝二世而亡。整个天下分崩离析，汉国随即建立，几个月的事件就再次占据关中，定都栎阳。之后四年楚汉战争，七年剪除异姓王战争，实现秦地政权的二次统一。这一次，拒绝分封诸子的秦始皇不同，汉高祖主动谋求分封诸子，用血缘集团与地缘集团的相互钳制，实现了帝国的暂时稳定。但是汉朝的版图，又缩回了华夏族的传统区域。

秦朝速亡，刘邦建汉，都城择咸阳废墟之侧，建立长安城，实则是全盘继承秦朝的基本盘。故常并称为秦汉帝国。但这次改朝换代的插曲，造成了中国版图的一段回潮低谷期，让中国版图一度骤然缩小了几十年。秦朝选择激烈的去除血缘继承制度，而汉朝适度的恢复了血缘继承制度。这里不得不说，秦始皇步子迈太大，扯着蛋了。秦朝的废分封，已经是虚封列侯，皇子不封王，没皇后没太子，从这点上讲，比最后一个王朝清朝走得还远。也正是因为秦始皇最大程度对抗血缘崇拜的文化心理，使天下产权制度不够明晰，让关东大地主人人自危，在他死后最终反叛。

这一崩，秦汉帝国的拓张节奏被打断。汉朝建立时的版图，是回到了秦朝建立的起点。这一崩，也为后世演示了，中华式软件在帝国时代的一贯特征：回血满血快，掉血崩血也快。中华帝国，只要血缘标注的皇室家族崩了，超地缘的朝也会跟着崩。但是众多地缘集团组建起来的国不会崩，新的地缘集团代表家族和朝代会立马填补血缘真空，建立新的超地缘王朝，重新与众多地缘集团实现再平衡。中国明朝以前，每个王朝的国号，开始都是某个地方的地名，但最后成了整个中华天下的名字，就是这个逻辑。

罗马方面的扩张，力度不及秦朝，但扩张稳定性却明显强于秦汉。罗马共和国统一意大利半岛，开始着手四面出击，向整个地中海沿岸扩张。

公元前2世纪：

汉武帝时，解决了内部问题，重新开拓汉地，不仅恢复了秦时的版图，还向河西走廊远拓，将丝绸之路上千公里归入版图，牢牢控制住丝路贸易的主导权，并开始经略蚕食西域，在西域插入汉朝据点。在中南半岛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汉朝也设立郡县。秦汉帝国已经满血，开始进入新的拓张阶段。

罗马共和国则征服迦太基与希腊，后来的帝国版图框架雏形初现，有了环地中海扩张的基础和方向。

公元前1世纪：

汉宣帝在汉武帝打下的基础上，继续经略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向中亚通商并军事维护，广控丝路，最终将汉朝的版图推向全盛，如下：

罗马方面，凯撒征服外高卢，其养子屋大维将埃及纳为罗马行省，并取代共和国，建立了罗马帝国，开启了罗马乃至西方文明通过殖民地手段步入殖民帝国阶段，最具强盛代表性的地缘帝国最辉煌的时代。这个时期，罗马的主体版图已经成型。不过，罗马帝国这个帝国是翻译，屋大维本人没有改共和制和共和国号，奥古斯都与中国的皇帝权力结构也相差非常远。罗马帝国的元首制时期，应该是王国阶段。罗马帝国进入君主制时期，才有向帝国转型的迹象。

公元1世纪：

秦汉帝国经历两汉之交的乱世，汉朝版图一度分崩离析，血缘崇拜的中华帝国，再次上演了什么叫血崩之后迅速满血。这一次，长安失去都城地位，帝国东迁洛阳。东汉的建立与统一，将汉朝版图重新恢复至全盛时期，但也没有余地再超越西汉，拓展更大的疆土。因为这已是唐代以前汉人所能控制的极限。但值得注意的是，两汉虽然制度多有不同，但皇族控制的直畿基本盘，仍然是司隶地区。都城东迁，关中集团崩溃，但东汉皇室血缘集团与司隶三河一关的地缘集团的首要合作态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东汉几大外戚集团，过半处于关陇。这是东汉作为超长大一统王朝，与后世定都洛阳，但基本盘由西部司隶改为东部司州的两魏西晋一个重要的不同点。也是两汉皇族血缘集团与关东地缘集团合作博弈框架的一个具体映照。都城在长安还是在洛阳，对于两汉而言，仅是处于司隶之首脑还是处于司隶之腹心的区别。

罗马版图一如既往，有条不紊的补全了毛里塔尼亚与小亚细亚的缺口，使地中海成为内海，另外吞并了南不列颠，达到全盛。

秦汉与两罗马之交，已经展示了两大文明的不同风格。中华帝国是震荡上扬，而罗马是单周期大曲线走向。罗马消亡，说明这个周期曲线虽然长，但似乎只有一次。

如果说中华帝国开启的是血缘崇拜的系统软件特征下，血崩快，满血快的，周期性崩而不破的模式，那么罗马又是什么软件，什么模式？

罗马建城开始，仅用了三四百年的时间，就从部落完成了邦国、方国的构建，这个速度也是绝无仅有的，而且统一意大利半岛，按照方国阶段的常态，罗马的国土规模，也是罕见的大。

中国从邦国到方国，再到王国，走了漫长的两千年左右的时间。但中国按下加速键，是步入王国之后，尤其是建立宗法制度推进器，王国阶段不到一千年就步入了职业官僚体制完备的帝国阶段，而且在帝国阶段初期，一汉顶五胡，生产力水平上碾压周边的族群社会，及早形成了农耕文明的规模优势来抵御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到了帝制中期甚至中后期，还有明显的优势。

罗马的加速键按在邦国和方国阶段，使得罗马作为一个方国的规模，已经媲美华夏一些王国阶段国家。屋大维称奥古斯都，则更像是酷似邦国与方国联盟体的罗马，由方国步入王国的阶段。只是我们无法想象，罗马怎么能够建立起这么大的方国，和后来那么大的王国...罗马的秘密在哪呢？

罗马也是血缘崇拜吗？不，大相径庭，背道而驰。

罗马在共和国时期之前的王政时期，罗马城邦的国王就不是世袭的，而是推举的。这是和中国在邦国时期的禅让制度很相似。罗马共和国，更是原则上就直指禁止公权力世袭，元老院成为了最高权力机构。罗马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共和政体。即使是奥古斯都时代，罗马的国号仍然沿用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纵然已经出现王朝特征，已经步入王国阶段，但名义上仍然是共和制。而罗马人对血缘已经不在乎到，看哪个继承人比较优秀，收为养子，就可以顺利继承元首地位和最高权力。这在中国是非常罕见的，在罗马却简直是家常便饭，养子、女婿与亲儿子还指不定谁更亲...罗马名义上的世袭，也是后期才建立的，而且也只是倾向于亲子世袭。也许正是因为罗马从部落、城邦，到方国，跳得太快，反而赶在血缘崇拜形成之前，就轻装上阵，船小好掉头，摒弃了这条道路。

罗马也分很多王朝，只是继承人不必有血缘关系。但罗马整体上比较稳定，没有长期大分裂。中国为什么有碎片化分裂？说到底还是和中国血缘崇拜有关。当作为中央的超地缘集团实力趋弱，无力维系平衡，地方性地缘集团就会支持割据。但是中国天子讲究一家一姓，一般情况下具有唯一性。所以当中国进入分裂时期，互相不能够承认对方法统。分裂时期有些割据势力称王而不承帝，就因为称帝没有更多回还的余地，皇帝只能有一个，皇族只能是一个家族，不能归顺其他的皇帝。像蜀吴，宋辽金互认帝号的情况比较少，对自己的法统伤害也是巨大的。但罗马不一样，没有血缘性的法统限制，罗马经常会出现合理合法的分裂，罗马后期多帝共治、分治情况频繁出现。正是因为没有严格的血缘继承原则，所以共治容易发生，而且权力并不一定要留给自己的子嗣，共治时期各个君主互相承认，名义上臣服一个主君，只需要保持本人在世时权力即可，权力往往收归最后死亡的那个君主。这其实类似于中国的分封制。真正的动乱和分裂，较中国改朝换代而言，程度一般没那么激烈。东西罗马最终分裂，也是从分治开始。但在中国，只有皇帝本人拥有完整的权力世袭资格，且是唯一的，这一点也是促成地缘集团与血缘性的皇帝嫡系超地缘集团发生冲突解绑时，必须你死或者我活的原因。这是血缘崇拜文化的特征，也造成了中国更替皇族时碎片化分裂的一个动因。

如果罗马的文化软件不是血缘崇拜，那是什么？答案似乎就在罗马这个国家的名字里：地缘崇拜。罗马城，就是一切的纽带。

古罗马的兴衰，和罗马公民权的下放有着不小的关系。最早罗马公民权就是罗马城邦精英们的特权。后来，罗马公民范围扩大到罗马城周围。再后来，意大利开始争取罗马公民权，出现了介于平民和罗马公民之间的意大利拉丁公民。再后来，意大利自由民普遍成为罗马公民，但行省平民必须要到罗马工作三年而且通过罗马官方语言测试才能成为罗马公民。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城是作为整个罗马帝国人民心中精神故乡，至高无上的圣地存在。罗马城是高贵的，文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令人神往的。成为罗马公民，成为罗马城的居民，甚至是尽可能接近罗马城，都是一种无上荣誉。直到罗马帝国后期，卡拉卡拉敕令出台，所有行省的平民都自动成为罗马公民，成为罗马，这个时候，罗马公民权也就不值钱了，罗马已经成了一个征人头税的一般国家。罗马城作为一个不再强大的地缘集团，无法维系这种地缘崇拜的独特逻辑，相当于自己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都开始瓦解。罗马城就失去了往日的光环。罗马开始出现分治，罗马城的神圣性不再。然后罗马又出现迁都，连罗马都不愿意留在“罗马”。最后罗马分裂，那个延续更久的罗马，甚至都长久失去了“罗马”，即使一度收复了“罗马”，也无法深度有效的控制“罗马”，也不再留恋“罗马”。

如果说中华帝国是用宗法意识植入了每个中国人心中一种集体无意识。那种对祖宗的情感和信仰，是无形的文明界限，让这个国度哪怕遭遇入侵，依然能够形散而神不散，最终重新聚合出国家形态。那么，罗马就是用罗马城的先进性和神圣性，在维系万邦拜罗马的国家灵魂，让罗马也能够形散而神不散，长久得聚合为一个国家形态。尽管，它的level起点要低不少，起初的治理体系显得更粗糙。但在那个低level的程度就早早聚合成如此庞大规模的国家，更显有独特的文明天赋。在那个时代，罗马一介城邦，能够最终征服比自己经济更富裕的板块，比自己文化更先进的板块，并且将先进的要素吸收和汇集到罗马城，形成了一个从罗马城到亚平宁半岛，再到环地中海的文明辐射圈。与华夏圈中艺术文化并不那么灿烂的秦国一样，罗马也是先拥有了一种可以包容各阶层，各地域的先进的政治文化，才能够最先突破上古邦族之间的隔阂心理，将同时代的行政壁垒以最低成本打破，大幅降低行政成本和提高行政、军事效率，最后超越、降服和整合了同期的竞争者们，再进一步推广制度到更大规模的地域中，实现更大地缘板块之间的统筹、优化和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了整体的文明实力。秦汉的军功民爵，和罗马的罗马公民，就是两大文明初期，超时代的社会基础。

不是说血缘崇拜的中华没有地缘集团。相反，文化性的血缘崇拜，形成了一个超地缘的天子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同时钳制住地缘集团和血缘集团的发展，产生了制衡作用。

不是说地缘崇拜的罗马没有血缘集团。相反，文化性的地缘崇拜，形成了一个超血缘的共和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同时钳制住血缘集团和地缘集团的发展，产生了制衡作用。

中华是用血缘中心意识形成超地缘集团来整合各大地缘集团。罗马是用地缘中心意识形成的超血缘集团来整合各大地缘集团。这是中式集权与罗马式共和形成两个超大国家的因素。

公民权本身就是血缘集团的传承纽带，是罗马城寡头与精英瓜分和控制公权力的方式。但作为第一大地缘集团的罗马，凭借得不仅是一世征服者式的强大的军事实力，更是用公民权这个巧妙的高度关联地缘要素的血缘纽带，设计了一套钳制地方行省，其他地缘集团的模式，维系了一个庞大国家的存续。但是公民权滥发之后，曾经万佛朝宗，百鸟朝凤，众星拱月的罗马城，越来越泯然众城。这种地理崇拜，城市崇拜，也就逐渐烟消云散了。

罗马和中国，能快速走出上古国家形态，一个是在邦国、方国时期开启加速，一个是在王国、帝国时期加速，基本上是前后脚加速。但二者又有一个共同的优越点，就是多神的古罗马和泛神的古中国，都能够避开一神教雷区，及时限制住宗教与神权的扩张，让自己尽早步入务实主义。

上古三大权力，神权、政权、军权中，神权是最限制思想解放的一个。但对自然无知的古民而言，信仰这一块又是不可或缺的东西。罗马的替代方案，是地缘崇拜，靠对共和制度的坚持，打造出一个最先走出思想桎梏的罗马城。再以罗马城的先进，通过军事扩张，来复制和粘贴更多的罗马城。

中国的替代方案，是血缘崇拜，靠对祖先和家族的敬畏，先于物理统一，找到一条更适合所有人的底层思想构架，经过周朝八百年浸润，这个电脑系统已经优化得非常好，秦汉升级了硬件后，便会火力全开。

中国的楼更高，与周朝这个虽然硬实力维系时间不是那么久，但文化实力上维系时间足足八百年，把地基挖得深，夯得实，有很大的关系。忽略了先秦列国，无法解释中国的文明基因。中国的国土规模越来越大时，血缘崇拜依然可以奏效，只要让那些人读孔孟，知忠孝，爱家国即可。但是国土越变越大时，地缘崇拜的难度就越来越大。

二者的区别就在这里。血缘崇拜的中国，政权一次次崩溃，但信仰不会变化。就是家与国，是祖先崇拜和历史崇拜。很大程度上，忠孝，家国，君亲，在伦理上都是一体的。所以新的家族不仅要立起自己的家，还要立起全天下人的家，这样才会被全天下人所追随，那么，统一，恢复曾经的国家，就是必然的追求和方式。中国自宗法制确立起来，大古都有过西安，洛阳，南京，开封，北京等，小古都不计其数，经济中心有过中原、江南、岭南，这个国家不是靠某一个地缘集团建立起来的。而主政过龙兴之地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匈奴、氐、鲜卑、女真、蒙古、满清等少数民族。而失去中原而南迁的东晋、南宋，依然符合道统。中华不是一个地缘崇拜的族群。如果某个地缘集团彻底覆灭，其他的地缘集团也会在血缘崇拜的文化诱导下，不自觉得走向超地缘集团的道路上。

罗马城，则是一个地缘崇拜的超血缘集团。超地缘集团崩溃了，血缘崇拜仍然牢固，下一波超地缘集团的重建仅仅是时间问题。因为血缘原本就是每个人身边最亲近的东西。但是地缘崇拜就麻烦了，地缘崇拜是建立在罗马的先进性和授权能力之上。当罗马城失去了独特性，这种崇拜情节就会瓦解，而且不会复苏。因为离每个人最亲最近的，除了家庭和亲人，就是家乡。血缘崇拜是依赖对家庭与家人的亲近，即使今天也没有消失，未来也不一定消失。那每个人为什么不爱自己的家乡，而是要爱一个也许未曾谋面的庞大国度的另一个城市，仅仅因为它是首都？我们当然也爱自己祖国的首都，但那是外部比较时，它才属于我。说爱它胜过爱家乡，显然不是普遍的情感...这种信仰不牢固。

罗马的这个地缘崇拜的系统软件崩溃时，罗马相继发生分治、迁都、分裂、失都、离国，不是偶然。而恰恰是这个维系统一的地缘崇拜信仰基础崩溃时，罗马开始寻觅和扶持新的宗教作为国教，国家信仰，重建神权，也不是偶然。基督教就是在那段时期，入主罗马，入主西方。而基督教一神教确立了在西方的地位之后，欧洲反而倒回到城邦时代，进入了重新摸索城邦经验的文明倒退期。信仰这个问题，似乎又回到原点，要从城邦时代开始重新来过。相比而言，西罗马崩溃，教廷独大，欧洲进入中世纪的黑暗时期，是一种倒退。但中央集权制度更完善，神权被压制在君权之下的东罗马，反而一直存活。但它们都不是曾经那个靠地缘崇拜，形成超血缘集团的罗马了。正是地缘崇拜趋弱，超血缘集团瓦解后，东罗马也从养子继承制向亲子继承制的方向越走越深。

在生产力不发达，交通不便的农业社会，血缘是一个降低互信成本的人际优势。农业人口安土重迁，乡土性的熟人社会中，血缘是一个生产活动组织和分工纽带，也是庞大的陆权国家，皇权难下县时，靠族权族规进行良好基层自治的方式。而房屋、田产，又是契合血缘继承的固定资产。超地缘集团才能尽可能避免土地资源优越地区与土地资源贫瘠地区的冲突。要知道。周秦汉隋唐都是小平原国家兼并大平原国家，明朝也是亡于东西差距。中国的西部地区占据上游优势，却没有土地优势，南方占据水运交通优势，平原优势却不如北方，这些差异决定了，如果没有一个超地缘集团整合统筹全局，内耗成本会相当大。

但到了人口、工厂都可以迁徙的工商业时代，血缘反而成为一种限制流动，增加血缘集团斗争内耗，破坏社会整体公平的枷锁。罗马城能够作为超血缘集团，跨三大洲统治地中海，是因为地中海孕育的商业基因。罗马本部是农业国家兴起，但最终它的价值体现在，它用地中海串连起各大板块，降低了罗马帝国内部的贸易行政壁垒，是利于地中海沿岸各大板块之间整合互补，贸易品互通的。所以罗马的多元性要大于秦汉。工商业人口需要流动，原子化的精细分工作业，更能够提升效率。超血缘集团更适合治理这样的社会。罗马的地缘崇拜没能维系，但地缘崇拜所形成的超血缘意识，是先进的，到今天仍适用。

凡事有利有弊。中国这样的超地缘集团的拓张方式，是不断得边界扩容，对周边进行本土化的归化改造。明清改土归流，民国开发东北，都是一步一步来。可是，明、清这么庞大的帝国，却丝毫没有海外殖民地意识。东南亚华人那么多，除了一个现代成立的小小城邦新加坡，中国竟然没有建立哪怕一片殖民地，也没有扶持一个汉族政权国家...血缘崇拜和农耕文明会衍生出故土情节，华人不仅没有殖民帝国意识，甚至还抱有落叶归根的观念。比起偏霸道的地缘政治，中国更多是提倡王道思想。当明朝大海盗汪直在日本建立根据地的时候，汪直自己想得是受明朝诏安，回到故土。朝廷想得是除掉海盗，而不是像欧洲殖民帝国那样，想着利用这个海盗来赚钱。谁也没有海外殖民意识。也许殖民体系，是最适合那个世界近代史的方案，但连汪直都没有殖民意识，更别提郑和。

罗马纳入了西亚、北非、东欧等各地区截然不同的族群文化，甚至是人种，最终捏合成一个帝国。罗马本来就是地缘集团起家，深谙地缘统治艺术，是地缘战略大师。处理外土和殖民地与本土的关系，是西方最擅长的本行。西方可谓信手拈来。罗马行省，分为元老院行省和元首行省，统统代表的是罗马城。罗马行省其实是一堆城邦，总督驻扎，军政一体，负责维护通往罗马的道路，协调行省内城邦之间的矛盾，实际是军屯军管，对行政治理一概不管。这才是殖民地。

说到底，中国是靠血缘文化，礼教文化，把异族进行文化同化，然后纳入到本国的本土范围。中国一直坚持的是本土治理思维，没有殖民地统治思维，根本不会管理飞地。有些人说清朝是满族对汉族的统治，但实际上是旗人对民人的统治，并不是殖民者思维，而是治理者思维。清朝还是要依靠汉人进行治理，并且沿用历朝历代复杂的官僚治理体系，与殖民地相距甚远。

相反，继承了罗马精神的西方，今天还留着很强的罗马崇拜情节，以及罗马式的本土意识与殖民地统治意识。因为罗马就是一个建立殖民地的范本。从小读哪国的书，哪国的历史，自然就最了解哪国，也最得哪国的文明精髓。

欧洲步入殖民帝国，某种程度是罗马精神的复活。欧洲列强全球殖民体系的建立，象征着一种新的本部与殖民地地缘思维的复活。全球地缘战略与分工，极端的殖民地对本土供养链下的本部意识，与当年罗马拓张期，罗马行省与意大利、罗马之间的关系，颇有相似之处。对罗马那个早期行省的“行省”翻译，和中国郡县制精神下的行省，相差太多。罗马行省总督，和汉唐的都护府都护其实更像一些。和明代的行都司也比较像。实际是对一堆外族城邦、方国进行军政威慑的据点，而不是治理机构。

罗马的生命周期比中国任何一个王朝都强，但国家存在只有一次。中国王朝崩得激烈，但满血也快，国家一直不倒不灭。因为罗马换了首都，换了那个共和统治集团，灵魂就不再了...中国看似激烈，却是在给皇帝家换姓，顺便进行政策调头。西方殖民帝国，其实是罗马地缘思维在工业时代的又一次复活和实践。这一次，西方在巨量的殖民地利益的喂填下，形成了高密度财富的城市社会，逐渐普及了教育，迎来科学革命。由中世纪城邦到方国的落后阶段，大步迈过了王国、帝国，最先进入党国阶段...这一次，竟也只是几百年。半个地球的财富，喂养这没有半个中国大小的西欧，竟然结下如此惊人的果实。

西方这一波光景很好，但和罗马一样，也只会有一次，衰败是不可逆的。如果时间拉成更长的尺度，罗马模式，似乎是在做比中国王朝更久的大周期震荡。缓慢扩张，缓慢掉血。长久的存在，长久的消失。也许遥远的未来，还会有更大规模，更高层级的一次实践，但也许仍然是只有一次，衰败周期是不可逆的。从两罗马到盎格鲁撒克逊父子，每次西方的level都要低不少，没什么建树，但一旦配对软件，往往四五百年直接就能跨3个level。但这个大周期过去，可能就是停滞，甚至倒退。因为罗马模式，更像是一针长效鸡血，提升快，有效期长，但最后仍然会失效。当这个本土-殖民模式的吸血管道破败，维系体量就要靠平权，下沉权力。但平权后，松散板块的民族主义、地域主义、民粹主义就会兴起，基于邦国与方国联盟的level，进行外部输血，激素催熟式的强行跨带升级的控制力落后的本质就会暴露，依然要去补课，把落下的探索给补上。当然，强行升级，硬件上基本还是达标了，只是文化性的制度沉淀不够。毕竟走得太快，自己都会忽略什么是正常的节奏。

反观中国，是在王国阶段走得快了些，也足足八百年，相较而言，脚踏实地的多。而且秦汉红利期过后，就是四百年难得统一，也为王国阶段走得快些，付出了足够的探索成本。当代西方在国家治理上，不管、少管就是优秀管理的逻辑，显得匪夷所思。即使西方并非国家治理的企业管理学著作中，也难得看到这种理念。其实那不就是行政能力跟不上，管不了大规模单一制度国家的能力体现。这就是要补得课，但是被一些外部输入性财富现象给掩盖了，管不了不管，反而成了先进表现...可当技术能力的代差不断缩小时，与脚踏实地进阶的社会，制度能力的差距才开始显现出来。

罗马共和国是一个巨大的方国。秦国是转型期的王国。

罗马帝国元首制时期是一个巨大的王国。秦汉却是初生的帝国。

罗马帝国君主时期进入了帝国的阵痛期，最后留下了半个罗马。隋唐已经度过帝国阵痛期，开启二次辉煌。

罗马失去了基础的信仰优势，从世俗化倒退到一神教，最终陨灭了。宋元明清，步入了连续超长大一统王朝模式的帝国稳定期。

倒退回方国形态的欧洲，拾起了【罗马-行省】模式，创建殖民地时代的【本土-殖民地】模式，借此巨大的外部输入性利益正向刺激，连升三级，几百年就跨王国、帝国，进入党国阶段，跑到全球最前边。中国则在缺少外部正向刺激，而欧美给予太多负向刺激的倒逼下，被动跟进到党国模式，完成迭代，处于最后的挣脱阶段。

中国有一个几十到二百多年的震荡周期。中国王朝一般15年一个槛，跨过去就40年再一个槛，再跨过去150年，再就300年。不过这个国家实体一直存在，仍然是在换皇族。但到了工业时代，令中国在王国时代按下加速键，并在帝国时代大放异彩的血缘崇拜，已经严重不符合时代的需求与精神。中国在帝制时代末期，是严重迷茫和滞后的。尽管积累下的规模优势给中国一个数百年的着陆期，起初看着没有那么大差距，但最后还是痛定思痛的硬着陆。

西方在殖民帝国建立之后，是真正进入帝国时代，并率先步入党国时代，把超血缘的文化精髓传播给了全球。这一次，是西方倒逼中国接受一些罗马精神，即共和精神，来修正自己，去除血缘思想中的糟粕。修正之后，去糟取精，中国也进入党国时代，并且开始回暖。

但西方，也是在本土巨耗，东亚觉醒的二战后五十年，罗马子孙英国的【本土-殖民地】模式难以为继，转为了美国【美元-殖产地】模式。坐拥数百年技术垄断的西方联盟，面对全球化下技术代差逐渐拉平的趋势，它们的外部输血管道通也在逐渐破败。因此它们为了提振和维系本土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被动得像罗马那样下沉公民权一样，不断下沉政治权利，甚至是脱欧这种影响国家命运的决策权。但权利永远对应配套得是责任和义务。只让渡权利，却不规范责任，在民粹主义撕裂一切科学议题的冲击下，欧洲似乎在逐渐失去殖民帝国时期建立的国家凝聚力。疫情这次大考，西方的分数实在难看。不知道，当代欧洲是否已经进入后卡拉卡拉时代，西方本土的光环，正如昔日的罗马城一样，逐渐暗淡...

语言在政治统一的过程中，作用非常微妙；

语言是政治的载体，如果红脖子听不明白特朗普段子里的一语双关，那7300万票就有问题。

欧洲分裂后，语音语义很快隔离，互相不能理解最精妙的含义时，政治上的妥协就没有把握，融合的勇气就鼓不出来，让分裂维持的政策就没有大错。

也因此欧洲才有外交，亚洲只有册封，那些精通各地语言，又可以加以操弄的唇舌巫师。

方言当然也是阻碍，但笔谈之下，互信相对要好得多了，这也是北方容易一统南方的道理。南明的时候，想想陕北人李定国与福建人郑成功在广东说了些啥，我就感觉脑壳疼。戊戌年间也是，满口鸡崽的康梁，在太和殿与京片儿光绪帝，咋聊博弈对策的呢？革命仍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