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从戴克里先开始，罗马帝国的首都就不是罗马了？ 第1页

首先有一点必须要澄清的事实：后期罗马帝国的行政中心虽然已不在罗马城，但罗马作为帝国首都的地位从未被以任何官方形式撤销或变动；西罗马帝国直到灭亡也从未出台过任何一纸敕令宣布罗马不再为帝国的首都，相反帝国政治和经济中心从罗马向其他城市的转移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

三世纪危机期间，政局持续动荡，帝国内外交困，皇帝停留在罗马城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一方面，远离罗马城意味着远离了帝国的传统政治中枢及与之相对应的一系列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与纠纷，这对于亲眼目睹了一个个在禁卫军刺刀下皇冠落地故事的当政者而言，无疑是有充分现实需要的；另一方面，已经平稳运行了近二百年的帝国边防体系在三世纪危机期间面临崩溃——从艾伯雷肯（Eboracum）到特里尔（Augusta Treverorum），从西米乌姆（Sirmium）到耐苏（Naissus），从帕米拉（Palmyra）到安条克（Antiochia），曾经的坚固防线变得不堪一击，皮克特人（Picts）、哥特人（Goths）、阿勒曼尼人（Alemanni）、赫鲁利人（Herules）、朱顿基人（Juthungi），更不必提罗马人的老冤家波斯（萨珊）人，纷纷抓住机会大举侵入罗马领土，一时间边患四起烽烟滚滚。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皇帝为了维持其权威，获得来自军队和民众的双重支持，往往需要长期在外征战视察。而原有的分层布防、流动边疆防御模式的崩溃迫使帝国将防御重点放在莱茵河与多瑙河边境地带，致使身居内地的罗马城作为首都的合理性不断受到现实的质疑。深谙实用主义之道的罗马人自然不会在日耳曼和萨珊大军前固守缺乏实际意义的精神传统，他们迅速地根据边境局势的发展做出反应，将原本集聚于罗马城的各级行政权力逐层向边境地区的军事单位下放，以缩短命令下达与执行间的时间差，更有效地应对不断增加的军事压力。这种权力下放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一部分边境城市（相对罗马而言，往往并非处在边疆）的崛起——约克、特里尔、科隆、卡农图、西米乌姆、尼科米底亚、安条克等都是比较典型的案例。随着边防压力的持续增大，这些城市成为帝国新的区域行政中心几乎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可以说，只要此时的罗马帝国还试图在新形势下的变局中存活下来，就必须将罗马城六百年不可撼动的政治权威请下神坛。三世纪危机期间的罗马皇帝们，清一色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比起既不临海又偏离行军要道的罗马，米兰在防御北境日耳曼人侵扰上的战略重要性瞬间被凸显了出来，故而自加里恩努斯（Gallienus）开始，帝国的实际行政中枢就已经转移到了米兰。

（图片来源：自制）

这里值得稍微一提的是，三世纪危机期间分裂出去的高卢帝国（Gallic Empire，为名义上独立，法理上仍归属罗马统治）和帕米拉帝国（Palmyrene Empire，分裂称帝）各自领有其行政意义上的「首都」。高卢帝国260年至271年间的行政中心为科隆，271年后迁至特里尔，直至274年高卢诸行省复归罗马中央政府统治；帕米拉帝国的行政首都位于帕米拉，由女王芝诺比娅（Zenobia）代其幼子瓦巴拉图斯（Vaballathus）摄政，该城后因叛乱被皇帝奥勒良（Aurelian）下令摧毁。以上两者都属于三世纪危机期间的分裂政权，帝国真正的政治中心仍位于罗马城，只是其重要性正不断被削弱。罗马城真正退出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央，则要回溯到另一位著名的改革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身上。

戴克里先于286年将帝国行政系统二分，由马克西米安（Maximian）统领西部诸行省，自己则管辖东部各省。作为一个出身卑微又胸怀大志的皇帝，戴克里先对罗马城腐朽的官僚与贵族传统深恶痛绝，罗马市民对娱乐竞技的痴狂和与生俱来的不可一世的姿态更使得他即使在继位后也极少拜访这座永恒之城。绝大多数时间戴克里先都将自己的朝廷设在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与之对应的，他的同僚马克西米安也对罗马引以为豪的荣耀与辉煌不感兴趣，而是在米兰大兴土木，修建了新的皇宫、长达470米的竞技场和一系列规模宏大的公共浴场，俨然似与罗马城较量个高下。

（图片来源：自制）

七年后的公元293年，戴克里先在帝国东西分治的基础上再次对行政权力进行分割，建立了著名的四帝共治制度（Tetrarchy, Tetrarchia），在保留原来两位正皇帝（称奥古斯都）的前提下另设两位副皇帝（称恺撒）分权治理，其中东帝国恺撒为伽列里乌斯（Galerius），西帝国恺撒为君士坦提乌斯一世（Constantius Chlorus）。四帝共治制度的确立同时也标志着帝国四个新行政首都的登场，按照地域和统治者头衔对照划分分别为：

• 东帝国正皇帝/奥古斯都——尼科米底亚
• 东帝国副皇帝/恺撒——西米乌姆
• 西帝国正皇帝/奥古斯都——米兰
• 西帝国副皇帝/恺撒——特里尔

（图片来源：自制）

四帝共治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难以持久，其内生性的制度缺陷在一开始就为日后的内战与纷争埋下了祸根（具体过程可参见我此前的文章拜占庭千年风雨（三）：重铸帝国），为君士坦丁这样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崛起的规则破坏者留足了自由发挥的空间。戴克里先死后不到十五年，这套制度就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在内战中得胜的君士坦丁成为了整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君士坦丁对戴克里先的制度设计能力或许不敢恭维，但他与戴克里先却共享着同一点认知：罗马，这座承载着帝国昔日辉煌盛景与历代帝王先贤荣耀记忆的七丘之城，已经在新世界的大潮冲击下步履蹒跔，她迟缓的动作与一步一踱的脚步已经跟不上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远方地平线上的野蛮人正跃跃欲试，帝国的各个角落里也正孕育着许多随时准备野蛮生长的新生力量；灶神庙中熊熊燃烧的永恒之火虽然尚未熄灭，罗马城那闪耀了七百年的光彩却正在悄然黯淡。是时候为历史画上一个分号，为过去的辉煌寻觅新居了——金角湾边的新七丘上，新罗马（Nova Roma）就此奠基。

抒情完毕。

新罗马——君士坦丁堡正式被作为首都投入使用是在公元330年，从这一年一直到395年狄奥多西一世逝世，君士坦丁堡和米兰作为东西帝国的行政首都（罗马依旧是名义上的首都与全体罗马人的精神象征，但重要性已经一天不如一天），各自发展成为其统治地区内最为重要的城市。狄奥多西死后，东西帝国再未能实现统一，狭义上的西罗马帝国与东罗马帝国之分也以此为界限拉开序幕（相比之下，英语世界一般以君士坦丁堡正式奠基的年份，324年，为东罗马帝国的开端，但学界的相关争论始终存在）。

（图片来源：自制）

西帝国在年幼而缺乏独立能力的皇帝霍诺里乌斯（Honorius）的统治下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与不安之中，而帝国政府应对愈来愈紧迫局势的手段之一是迁都——公元402年，面对亚拉里克一世（Alaric I）率领的哥特大军对意大利本土步步紧逼的攻势，霍诺里乌斯果断将朝廷从米兰迁到了拉文纳（Ravenna）。对于此次迁都的解读，一般包括两点：其一，拉文纳面对大片泥泞沼泽地，背靠亚得里亚海，城池易守难攻（后来被证明并非如此，拉文纳不仅屡次失陷，还在进入中世纪后因为人工对沼泽地排水而彻底失去了海陆通道，成为了一个内陆城市）；其二，拉文纳港市交通便利，与东帝国的贸易往来发达，迁都于此更有利于与东帝国保持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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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文纳作为西帝国的行政首都，一直延续至476年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被逼退位。但拉文纳的重要性并未随着西帝国的灭亡而烟消云散，其后的奥多亚塞（Odoacer）政权、东哥特王国（Ostrogothic Kingdom）与拜占庭帝国再征服意大利后设立的拉文纳督主教区（Exarchate of Ravenna）依然以拉文纳为行政统治的中心，直至751年该城被伦巴第人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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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补充一点关于东罗马帝国首都的内容；尽管君士坦丁堡作为东帝国首都一直延续到了其生命的最后一刻，但其间并非没有波澜。663年，拜占庭皇帝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 Κώνστας Β'）将其行政班底自君士坦丁堡带到西西里岛城市锡拉库扎（Syracuse, Συρακοῦσαι），并一度传出他准备将首都迁往锡拉库扎的流言而引发骚乱；他在668年的意外遇刺也很可能与此有关。而对于他出奔西西里的原因，向来有多种说法——有学者认为与新近崛起，刀锋直指君士坦丁堡的阿拉伯正统哈里发有关；有学者认为宫廷权力斗争是主因；有学者认为此次行动是单纯的前往意大利征讨伦巴第人的一次军事远征；另有观点认为民众对他无力抵挡斯拉夫人与阿拉伯人的进攻大为不满，民怨滔天，致使他对首都的安全环境感到绝望，情急之下出走。个中缘故具体为何，就不在此处多做分析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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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补：1204年至1261年间的拜占庭，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为了对照也在此处附上各分裂政权的首都：

• 尼西亚帝国（1204-1261）——尼西亚
• 伊庇鲁斯专制国（1205-1337，1356-1479）——1205年至1337年，1430年至1449年定都于阿尔塔（Άρτα），1356年至1430年定都于约阿尼纳（Ιωάννινα），1449年至1479年定都于安格洛卡斯特洛（Αγγελόκαστρο）
• 特拉比松帝国（1204-1461）——特拉比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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