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牛津古罗马史》将阿拉伯人的入侵作为古罗马终结的标志？ 第1页

前面几位我熟悉的答主提到了“皮朗命题”这一概念，但题主标注出来的部分，最多只能说是受到了它的影响而已，在范式上反而算是向公众妥协式地倒退了一步，退回到了“政治/军事决定论”。

皮朗命题的核心在于他强调阿拉伯人征服以后的一系列后果：在皮朗看来，阿拉伯人对伊比利亚的征服导致了贸易的阻断，曾经为欧洲人熟悉的商品，如香料、香精、葡萄酒和橄榄油都变得罕见而昂贵；金币被银币取代，一些地区完全放弃了铸币；商人阶层大量地消失了。是这些物质经济领域的后果直接地导致了“黑暗时代”，而不是军事政治活动——它们更多起到的是间接作用。

同时，皮朗命题还存在这样一层含义：正是由于与穆斯林世界的发达贸易网络的外部接触，才使得部分欧洲（如西欧）经济得到了促进。伊斯兰帝国与欧洲的经济互动不仅改变了欧洲，同时也促成了伊斯兰帝国的一切变化，而这些变化后来还加速了伊斯兰帝国的毁灭。

固然，皮朗命题已经被后人指出多有论证粗糙之处，但我们不仅要考虑其历史学范式上的意义，更应该考虑其在史学史上的开创性地位。就史学史而言，皮朗命题真正的意义在于以下三点：

1.它超越了常规的历史分期，不再把深刻的变化与表面的政治危机联系起来，而是与更长期的、根本性的贸易结构问题联系起来；历史从此不再是军事的历史，而变成关于贸易、货币、制造业等日常物质生活的历史（尽管马克思很早认为贸易是他模型中的重要一部分，但他并没有太多关心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2.它提出了世界上两个极为不同地区之间变化的、动态的交互关系，这两者在过去被历史学家们描述为相互独立的（最多也是单向的）；

以及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点：

3.它极早地将欧洲变迁的动力置于欧洲之外，将伊斯兰贸易体系作为冲击者，欧洲则变成了反应者，这是一种对过往的历史地理学地区关系的倒置，极大地挑战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编撰学认识论基础。

关于第三点我要额外拉两个人出来比（bian）较（shi）。一位是“物质主义者”马克思，在他的思想中，他将欧洲看做领导性的或者决定性的角色，亚非拉的发展主要动力来自于对帝国主义的反应，而欧洲历史的各个阶段社会形态和发展过程才是标准的历史变迁模式；正如《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论述：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另一位则是“文化主义者”马克斯·韦伯。他对东方理性与西方理性之间的反差的最集中概括体现于他的宗教社会学文集的导言之中，体现出了这样一种倾向，即相信西方发现了或者发明了一种权威的文明模式；他强调了东方文明的巨大成就，但西方的突破则属于另一个孤立的类别。韦伯进一步地将西方模式经典化，将之概括为“祛魅”这样一种彻底理性化的道路。

由此，韦伯在将印度或者中国等地区的文化导向作为论题的时候，往往依赖于那些从西方传统中提炼出来的、与其主导趋势存在系统性反差的理想类型：他将印度的解放观念包含于西方的拯救观念之下，对中国的社会秩序与宇宙观念则以一种限制性的方式来解释。

两位影响深远的大师在他们迥异的范式模型之下，隐藏着相似的东方主义偏见，这就是19世纪到20世纪很长时间内的学界立场。

从以上三点来说，我们有理由将皮朗看做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乃至所有当代全球史学者的伟大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