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有哪些事件值得社会学者、传播学者特别关注？ 第1页

好多事件没记住，我就按照自己的感觉，列一下2020我印象比较深刻、值得从传播学角度进行思考的一些现象吧。

1. 用户解读的力量与“失控”：文本一旦发布，就不再属于创作者。在网络上，用户对文本的解读能力得到强化（尤其在社交网络背景下）。在2020年，这种与创作者相违背的“失控”解读时有发生。比较典型的案例有网民对“后浪”的理解，对“江山娇”的解读，以及外卖平台“多等5分钟”行动号召引发的反弹等。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自主、也更难被操纵的受众意义解读过程。当然，这一现象有时候也是让人恐怖的，信仰决定意义的情况下，就连张文宏劝说家长让孩子早餐不要喝粥，要吃鸡蛋、牛奶、三明治，都会被一些人定义成“崇洋媚外”。
2. “参与文化”的发展：技术与公民参与一直是传播学里比较受关注的话题。在2020年的中国，这一领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在传统的通过评论构建舆论场（比如故宫的奔驰“大G”、仝卓应届生事件、离婚冷静期的讨论、北京污蔑中医入刑、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的讨论等）的基础上，参与文化往行动发展，走向更广泛的领域，它的核心是“普通人改变社会”（发起者不只是传统的知名人士，比如韩红）。疫情期间，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帮助收集和归纳病例信息、一些网民向“P站”提交移除偷拍视频的诉求、微博上“予她同行”发起的“月经安心行动”（卫生巾互助盒），以及微博用户“梁钰stacey”等人在疫情期间为女性医护人员捐赠卫生用品的行为。大致来说，疫情形成的需求（比如偶像粉丝团的捐赠活动），以及普通用户的努力，是很鲜明的2020亮点。
3. 女性的媒体可见度：传播学一直不缺乏女性视角，在2020年，女性争取媒体可见度的努力尤为明显。前面提到的“梁钰stacey”，还有侯虹斌、常江SZU等微博用户，都常年在推动女性可见度，以及女性权益的维护。网民也推动了一些有关女性可见性的活动，典型的有郑州地铁“春回大地致敬英雄”灯箱广告照片内缺少女性医护人员引发的讨论和争议。围绕着韩国N号房，以及国内的山东虐待女性致死案、拉姆案等，出现了一批女性话题，比如#姐妹你没错# #姐姐来了#等，在法律层面，就强奸（尤其是亲密关系中的强奸）中的“知情同意”原则的讨论，也引发了比较大的影响。
4. 2020版的“真相”定义：真相是一种知识，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在2020年，我们进一步看到用户与媒介机构对真相理解的分裂。对媒体机构来说，真相是一种知识，它是暂时的、易碎的（我只掌握当下的信息，也不承诺这个信息一定是终极的），但在用户的认知里，媒介提供的“真相”应该是终极的，类似意识形态的存在。对媒体来说，随着事件的发展以及记者的进一步挖掘，对已经报道的“真相”进行修正是非常正常的，但在用户端就不一样了，由于他们眼里的媒体是标榜“信我”（trust me）的，所以，媒体的修正就是背叛，是“反转”！遗憾的是，直至今日，这二者之间的分裂依然没有得到弥合，对媒体的苛责以及指责持续存在。谣言与辟谣这一对话题也受到这个主题的制约和影响（关于谣言的信仰体系，我有过相关回答）
5. 传统隐私权的败退：由于疫情的影响，隐私权快速完成了它的重新定义，传统的“秘密”和“独处”要素被剔除，存留的只是“隐匿权”（具体分析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回答）。有学者从手机提供的可供性（GPS定位产生的行动轨迹）出发，发展出“液态监视”的概念，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分析。
6. 媒体所有权集中与跨媒介叙事发展：媒体的集团化与垄断化究竟会给用户提供更多的选择，还是减少用户的选择？这一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但无可争议的是，集团化的媒介集团在跨媒介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上是有它的优势所在的。比如湖南卫视这一集团下，《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一基于芒果TV和湖南娱乐频道节目，可以与卫视的《爱乐之程》、芒果TV的《密室大逃脱》、卫视的各种活动、豆瓣粉丝群等多种媒介之间来塑造与展示内容，构筑一个虚拟的世界（可以参考嗑CP的相关分析）。
7. 技术的可供性与可及性反思：最典型的案例是健康码，大数据提供了可供行（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但对老年人来说，它的可及性极差，由此也引发了众多讨论，这是非常有益的反思。
8. 私人话语的公共化：有学者发现，网络上一些底层民众的私人生活与话语，经过“共鸣”或重塑，会转换为符合其他阶层趣味与兴趣的话语，从而成为网络公共话语。2020年最典型的案例应该是丁真的走红。当然，私人话语的公共化不一定只涉及底层民众。
9. 媒介与空间生产：疫情期间，由于面对面交往被遏制，从而让空间生产的需求急剧加强（有关空间生产的内容，可以参考我的这条回答）。有趣的是，疫情期间诞生了一种新的视角，网民在无意识中将“热搜”转换为一种资源，以致在特殊时期，艺人道歉的时候，也要强调自己无意占用公共资源，这其实就意味着媒介的空间生产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和规律。对于“热搜”的研究，有不同的分析视角，传统上的议程设置之外，有人从“把关人”来切人，认为挑选内容的媒体集团本身是把关人，政府曾经禁止新浪热搜一周，或许也是出于把关视角来考虑的。
10. 媒介与身体：在探索经由中介的媒体时候，比较少思考身体的作用，但在疫情背景下，身体与媒介使用之间的关系忽然尖锐起来，典型的案例就是电影院。在重新开业的时候，电影院基本是坐一空一，由此让电影这种媒介的消费与用户身体之间关系凸显出来，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此外，健康码作为身体健康表征也是有趣的话题。
11. 网络内容的民间监管：对网络言论的监管，民间的力量在逐渐扩大，只是监管的对象有所不同（基于监管者的利益）。尤其是粉丝圈出现之后，他们除了“控评”，也在对一些言论进行监管与过滤。以《乘风破浪的姐姐》为例，由于这个节目的粉丝群体强调“女性力量”，所以，与这一节目有关的视频评论与弹幕中，基本看不到对女性长相与身材评头品足的内容（比如“大”“白”之类的）。事实上，如果与几年前甚至去年相比较，网络“开黄腔”的比例也大大降低，我认为某种程度上算是粉丝圈控评的附带效应（除此之外，影响比较大的是网络平台施加的平台文化，比如知乎的举报与仲裁制度）。
12. 作为工具的政府监管：传统上，政府监管是媒体运营的环境要素，但在2020年，这种环境要素变得更难预测。由于部分利益团体的介入，“作为环境的监管”发展出新的形式来，那就是“作为工具的监管”——一些利益团体出于自身目的进行大规模举报，从而触发政府的监管动作（这一原理我此前的回答有过分析，一篇是整体陈述，一篇是关于网络上的call-out文化），将政府的监管转换为某些利益相关者攻击对手的工具。2020年最典型的案例或许就是肖战粉丝对AO3的举报。
13. 信息主权与全球化：围绕着美国政府对Tiktok的控制尝试，以及中美之间经贸问题引发的讨论，让信息主权的概念再一次活跃起来，这需要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理解，具体可以参考我此前的一篇有关全球化的回答。
14. 海外的中国形象建构：关于中国的海外形象问题，2020年应该是国内的超级热点。中国的外宣理念一直与国外用户对媒体的理解有偏差，二者之间对话并不顺利。围绕着这一主题，关键词有新冠肺炎、方方、twitter的中国外交官、5G、香港等，几乎都围绕着具体的话题来开展，而在外宣策略与技巧的探索上展开较少。不过，在2020年，乌合麒麟、李子柒都算是不错的尝试，重庆在youtube的展示也是一次有趣的实验，此外，有关“财富密码”的讨论也是一种有价值的反思。
15. 云直播与媒介事件：2020年爆发了众多的媒介事件（媒介事件的分析可以参考这篇回答），从两神山医院的直播，到双11的快递直播，媒介展示了它在制造神圣性与凝聚力方面，依然强有力。
16. 直播带货与情境建构：李佳琦与薇亚在2020年彻底走向中国人的生活中。但这一行“翻车”也此起彼伏，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直播带货的情境建构功能还是有探索价值的（此前我稍微探索过直播带货的一些内容）。
17. 传统媒体的坚守：疫情期间，社交媒体的参与性凸显出来，而传统媒体在专业性方面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然后，我还在疫情期间订阅了《财新》与《三联》的电子版（关于调查报道的难题，我也有过一篇回答）。

最后来个免责声明哈。

罗列以上内容时，没有去仔细梳理文献和旧闻，只是凭感觉来写，所以不保证它的全面性以及学术上的严肃性，仅仅提供一个此时此刻的个人盘点（未来也不会继续订正）。

如果你是考研族，请仅用于简单参考。

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我希望的反馈方式是你也列出自己的2020盘点内容，这会给我以及其他人更多可供参考的内容，大家可以择优选择。

感谢。

我认为，在过去的2020年，对社会学者而言最重要的时事是：

第一，疫情下的社会治理及其未来（这一点就毋庸多说了。话题延伸度非常广。在新冠病毒得到根本性控制之前，这一话题都会持续成为热点。疫情对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着巨大影响，它甚至有可能催生出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第二，香港国an法出台的巨大影响（香港不再是法外之地。这一年，港台学者在zoom和twi上举办了大量相关研讨。2020年或许会成为境内舆论管制的转折年）。

第三，全面脱贫以后的贫困研究走向问题（官媒称我国已完全消灭绝对贫困。未来的贫困研究或许会转更为具体的领域，比如医疗致贫、返贫现象等）。

第四，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这其实是第一点的引申，由于就业问题是最迫切的民生问题，事关重大，而且又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冲击，所以我单独列了出来。

第五，民法典的巨大影响。这个问题短期难以看出成效。尤其是对于社会学研究而言，由于社会变迁的呈现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社会学分支领域的研究一般都会比较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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