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里面记录了这么一个故事:
说某公在明朝时候做谏官,他曾经扶乩向神仙求问自己的性命,神仙说,你将在某年某月某日死去,某公计算时间已经很近了,他就郁郁不乐。结果到了那一天却安然无恙,他很开心。后来反而做了大官,官至九卿。
一次某公在同僚家做客,又扶乩请到同一个神仙,他问神仙说,你怎么说的不准呢,是什么原因呢?神仙说:“你自己不死,我有什么办法”。某公仰首沉思,片刻,恍然大悟,急忙羞愧的坐车走了。
原来神仙说某公要死的那一天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
新凤霞当年劳动改造的时候是和溥仪一起的,旧社会艺人嘛,她满激动的,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叫“我与溥仪”。
书里一篇提到溥仪学唱《认罪嚎歌》,唱不好被骂的趣事。
其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曲作者是周巍峙,曾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作曲,当时他也是牛鬼蛇神之一)
对于当事人而言,这首歌称得上触及灵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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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喜欢,叔再补一个吧,权当科普了。
文革期间,很多大学教授进了牛棚改造,在里面要排队早请示晚汇报,冯友兰第一个:我叫冯友兰,是反动学术权威。小将回复: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
第二个轮到洪谦(也是哲学家),他听到有经验了,现学现卖:我叫洪谦,反动学阀!小将回:又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
然后是冯定(这个我也不知道是谁),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了,小将帮了一把: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吗,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不得不说,干那行都要专研学习,按我的知识水平,当小将都不合格。
“凡是受美国控制的国家都叫自由国家”
出自60年代相声:《肯尼迪小传》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你们的孙元良兵团已经完了,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强迫编入部队,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
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于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我们这次作战才四十天,你们方面已经丧失了黄百韬十个师,黄维十一个师,孙元良四个师,冯治安四个师,孙良诚两个师,刘汝明一个师,宿县一个师,灵璧一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三十四个整师。其中除何基沣、张克侠率三个半师起义,廖运周率一个师起义,孙良诚率一个师投诚,赵壁光、黄子华各率半个师投诚以外,其余二十七个半师,都被本军全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壁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
在这一天,西方人以各种方式互相欺骗和捉弄,往往在玩笑的最后才揭穿并宣告捉弄对象为“愚人”。
2001年4月1日,美国1架EP-3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附近海域上空侦查,中国海军航空兵派出2架歼-8II战斗机进行监视和拦截,其中一架僚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70海里(110公里)的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与美军飞机发生碰撞,中国战斗机坠毁,飞行员王伟跳伞下落不明,后被中国确认牺牲。而美国军机则未经允许迫降中国海南岛陵水机场。
4月1日22时,即事发约13小时后,中方正式抗议:美军机非法侦察,撞毁中国军机,未经许可进入中国领空并着陆。
4月2日凌晨3时,即事发约18小时后,美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发表声明:美军机执行例行侦察任务,在距离海南岛65英里的国际空域。且中方迄今为止拒绝美方与机组人员通话。
4月2日,白宫联系中国领导人,关注人员和飞机的安全与归还,同时表示关注中国飞行员的救援情况,以及愿意提供搜救协助。
4月3日,在美洲访问的中方领导人回应:关注中国飞行员搜救情况,要求美方停止侦察飞行。
同日,中国外交部称:事件发生在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美方侦察活动威胁中国安全,要求停止和道歉。
4月3日午夜,美方人员首次抵达海南岛,首次见到机组成员。
同日,时任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表示——
关于4·1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方指责美国侦察机故意撞向歼-8战斗机,并且在没有通知和许可的情况下降落于中国领土;而美方则说,EP-3是被失控的歼-8战斗机所撞击,并且被中国的另一架歼-8带到飞机场。
4月6日,中方允许美方探视人员第二次探望机组。
同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写信给时任美国国务卿科林·卢瑟·鲍威尔,要求道歉。
同日,飞行员王伟的妻子阮国琴给小布什写信。
信件全文如下:
尊敬的布什总统: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现在躺在病床上流着眼泪给您写信。4月1日,我丈夫王伟驾驶的飞机被你们的海军侦察机撞毁坠海,他跳伞后至今下落不明。当时听到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我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是真的。5天过去了,我每一分钟都在忍受着等待的煎熬,每一刻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突如其来的残酷打击,摧残了我的身心,我住进了医院。我的公婆一次次给我打电话,询问他们唯一的爱子是否平安归来?我们那6岁的儿子一次次追问:“爸爸什么时候回家?”我心如刀绞,无言以对。我在心里一遍遍地祈祷,一遍一遍地呼唤,透过泪眼盼望着奇迹出现。
普天之下,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妻儿?我知道您和贵国政府对本国侦察机上的24名官兵十分关心,我知道他们的父母、妻子、丈夫和孩子也在盼望自己的亲人回家,对此我非常理解。但我不明白您为什么派他们千里迢迢到中国沿海来侦察?为什么他们要把我丈夫的飞机撞毁?您和美国人民已经知道,你们的24名机组人员,目前生活得到妥善安排,健康状况良好,他们的家人和美国民众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您和您的政府在事发后对我丈夫的生死安危却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我的丈夫作为一名中国军人,在中国沿海专属经济区内履行自己的职责,是完全正当的。现在我的丈夫生死未卜,对这样一起事实确凿、责任完全在美国的严重事件,你们竟然对中国吝啬得连句“道歉”都不说,反而一再推卸责任,无端地伤害我的丈夫。难道这就是你们天天讲的人权、人道、人性吗?如果真是这样,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公道和公理!
总统先生,据说您是在充满爱的家庭中成长的,您是重视家庭价值、关爱家庭成员的人,我想如果这是真的话,您一定理解,一旦年老的父母失去唯一的爱子,一旦年幼的孩子失去可亲可敬的父亲,一旦年轻的妻子失去心心相印的丈夫,这将意味着什么?这样的人间惨剧真的会降临到我们这个家庭吗?我不愿意想也不敢想下去!王伟对于我来说,是我生命的全部。王伟的父母不能失去儿子,我们的孩子不能失去爸爸,我也不能失去丈夫。可是王伟现在在哪里?写到这里,止不住的泪水又模糊了我的双眼。我为亲人遭遇不幸而悲痛,我为某些人的良知人性泯灭而悲哀。我要向你讨个公道,还我的丈夫!
中国老百姓最需要和平,最希望和平。作为一名军人的妻子,我更期望人人都珍惜和平,珍惜生命,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在新的世纪里,不要再让战争的阴云再现,不要再让父母失去儿女,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爸爸的悲剧重演!
最后,祝您全家美满幸福!
王伟的妻子:阮国琴
二00一年四月六日
4月8日,中方允许美方第三次探望机组。
同日,鲍威尔表示——
4月9日,中方允许美方第四次探望机组。
同日,小布什第四次表态:再不归还飞行员,可能会危及中美关系。
4月10日,中方允许美方第五次探望机组。
4月11日,美国驻华大使写信表示——
美国驻华大使写的这封信里,全文没有“apology”(英文里比较正式的“道歉”)。
同日,中方表示:出于人道主义,允许美方飞行员离开。
同日,布什表示与中方达成一致,还探访了加州一名被扣机组成员的家人。
4月12日,24名美军机组成员从海南,乘坐美国包机飞往关岛,随后换乘C-17飞往夏威夷。在C-17运输机上,防长拉姆斯菲尔德亲自与机长Shane Osborn进行了通话。
4月13日,拉姆斯菲尔德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态度强硬,声称美军飞机当时处于自动驾驶状态。撞机后迫降海南前发出了Mayday信号,符合美国所坚持的“紧急避险迫降”规则。
4月14日,美军机组成员抵达美国本土,受到热烈欢迎。
4月14日18时,中方对王伟的大规模搜索行动结束。当晚,海军党委作出决定,批准王伟为革命烈士。
6月30日,中方向美方提出100万美元的赔偿要求,美方表示太多。
8月9日,美国五角大楼授权美国驻华大使馆向中方提出一个“不可讨价还价”的人员11天食宿和工作配合费用——
美方拒绝赔偿,只支付“食宿和工作配合费用”,而且提出了这么一个很有侮辱意味的费用数字。
中方对此断然拒绝。
经过政治角力,4·1中美南海撞机事件最终以美方发表一段含糊其辞的“道歉”,中方释放美方机组人员、交还飞机告终。
2001年,美国的综合国力远胜中国,且长期奉行霸权主义。因此,美方在处理4·1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的过程中非但不郑重道歉、赔偿,反而屡屡挑衅。
注:回答此题时,正是4月1日,这一天,请记住81192!
本人 @乐舟川 的其他几个知乎回答:
亲爱的格鲁吉亚同志们,请你们以正确的态度学习军事技能,我们会回来再考你们的。
比“笋人”谁比得过“迅哥儿”啊!
1927年,梁实秋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卢梭—论女子教育》。在这篇文章中,梁实秋大力批判了一番卢梭,让素来敬仰卢梭的鲁迅十分不满。于是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一文反击,从而拉开了长达八年的“梁鲁论战”的序幕。
1930年,“梁鲁论战 ”达到了最高潮!
首先是梁实秋发表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在文章里他大批“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甚至扬言“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
这篇优秀感十足的文章,不仅cue了鲁迅,更是激怒了整个左翼文学阵营。文艺评论家冯乃超就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中,火药味十足的批驳道:
“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然而,这样露骨的批评,显然是驳不倒梁实秋的。后者迅速就以一篇《“资本家的走狗”》回敬冯乃超。在文章中,梁实秋绵里藏针地辩解: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
梁实秋的言辞看似“委屈”,实则却心机满满,话里话外夹枪带棒,暗喻左翼联盟里通外国。
在这关键时刻,还得看我们“迅哥儿”!据说,鲁迅在看了冯乃超的文章笑道:“乃超还是忠厚人”,决心“写他一点,以助他之不足”。
未多时,一度被收入中学教材的雄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就隆重登场了。鲁迅在文中对梁实秋的辩解,辛辣的讽刺道:
“大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从此,梁实秋就被彻底“盖棺定论”,与“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划上了等号。以至于1942年,伟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都把梁实秋定性成了“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正因此梁实秋在1949年赴台后,就再也未曾踏足大陆。
这段话,是国民党将领李弥于1953年在泰国曼谷回答一位媒体女记者的提问:「李先生,外面称您为云南王,您打算什么时候返回省会昆明?」
当时的背景事件,是盘踞在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以少胜多打败了缅甸政府发起的围剿战,李弥正是这残军的最高长官,面对媒体记者的提问,春风得意的他语出惊人的回答了一句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话。
缅甸方面称这场战争为“萨尔温江战役”,总共派出了20000余人的精锐国防军,再外加4000余名在二战中和德、意、日、英等军队打过仗的印军雇佣兵。而残军表面上30000多人,但实际参战的就几千人。
战争之初,残军打得非常艰难,一退再退,直到在一个叫拉牛山的地方,局势才开始反转。当时应战的残军只有 1000 人左右,其指挥者是国民党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团长李国辉,他们顽强抵挡住了缅印联军几天内的多次猛烈进攻。
一时受挫的印度雇佣军,居然使了一个特别残忍又龌龊的手段,他们用之前抓获的残军俘虏与当地华人民团做人肉盾牌,不停地喊到:「开枪吧!让我们缅甸人和印度人看看你们中国人怎么杀中国人。」
李国辉很清楚,心软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命令士兵们只管开枪,最终等到了日夜兼程而来的 4000 名援军,两军汇合后开始反守为攻,打得缅印联军落花流水,溃败而逃。
在反击过程中,残军非常憎恨印度兵之前的残忍与龌龊,专门追着这支雇佣军猛揍,不接受投降,格杀勿论。一夜之间,印度兵 4000 余人死伤 3700 余人,残余人员没跟缅甸方面打招呼就逃了回去。
胜利原本是一件好事,但由于李弥的狂妄之言,让残军陷入了更加悲催的地步。这番言论传开后,缅甸中央政府无比愤怒,这简直太欺负人了,于是他们撸起袖子——找联合国告状,打是肯定不可能打了。
最终,联合国认可了缅甸中央政府的诉讼,认为残军滞留第三国在法理上确实说不过去,于是责令台湾国民党当局处理。而李弥这段话经过多家媒体的报道之后,不但震惊全世界,也引起了蒋介石的猜忌。
最终,由于「缅甸王」一词的发酵,台湾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从缅甸撤军。罪魁祸首李弥回到台湾后,立刻受到了形同软禁的待遇,余生再也没有离开过台湾。后一步撤回台湾的李国辉,也被判了一个盗卖军火的罪行。
两李离开后,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又在新的领导带领下继续骚扰中国边境,而缅甸政府也忍无可忍,于是请求中国政府派兵越境打击,最终才把这股残军赶到泰国。他们就像罗大佑所唱的亚细亚的孤儿一样,到处流浪,他们的故事下面文章说的很详细。
为国捐躯成太子,子承父业无人问
歼敌一亿,虎踞台湾
“他做大总统足证中国刺客死尽了”。
1923年11月北大的一份“民意测量”问卷中“你对曹锟当总统有何感想”一题下一位学生如是回答。
(那次的调查中,801份反馈卷,不赞成的有782票)
当年的北大教授,著名文学家王瑶,在58年的“双反”运动中被学生拉到台上批斗,听完以后王瑶表示:今天我认真的听取了同学们的批判,我觉得革命性可以,科学性差点。
因为不服管,系里说他冥顽不化,是“难办教授”。曾经的老同学杨述找他谈话,问他“系里让你作检讨,你服气吗?”王答:“我的嘴在检讨,我的脚在下面画‘不’字”。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日记里写她读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时的感受:“仿佛看到一个令人恶心的大学本科生在挠自己的青春痘”。
先写这几个吧,如果想到后续再补充。
二更~
民国大家黄侃,向来恃才傲物,人称“黄疯子”。黄年轻时曾拜访过王闿运,王闿运对黄侃的诗文大加赞赏,跟他说:“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的儿子与你年纪相仿,却还一窍不通,他可太愚钝了。”黄侃毫不客气的回敬了一句:“你老尚且不通,更何况你那儿子”。
注:民初汪国垣作《光宣诗坛点将录》时将王闿运列为诗坛首领,对标托塔天王晁盖。
1942年,教育部将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评选为最高学术奖,汤用彤本人得知消息却并不开心,他对同事吐槽说:“从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我的书谁来评奖?”
冯友兰和胡适在学术上观念不和,偶有龃龉。某次,何炳棣对冯说有位学生的硕士论文题目取得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冯友兰表示:这个题目取得很好,因为过了1927年,他就没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