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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导致中国的科学进程落后于西方的?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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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技术跟科学知识是两回事。工艺技术是可以通过不断试错试出来的,但没办法带来科学体系的质变。

比如说吧,中国古代聪明的厨师们早就发现将母鸡、猪蹄、火腿等各种鲜味物质放在一起炖煮,可以吊出来鲜味十足的“高汤”。久而久之,吊汤甚至成为了中餐里一个专门的技术,养活了不少厨师,也搞出来了不少菜品。从烹饪工艺上说,光凭“吊汤”这一项,中餐就已经能甩开很多国家的餐饮十几条街了。

后来,日本的科学家经过不断的研究,发现了高汤里鲜味物质的来源——谷氨酸钠。再之后,又经过了工艺上的研发,也就有了现在我们几乎每天都吃的味精。在今天,普通人的舌头是很难区分出来高汤与味精的区别的。

这中间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厨师们就算再聪明,但他们却不可能从吊汤这个工艺里琢磨出谷氨酸钠来。想要从高汤里发现谷氨酸钠,就必须有完整的理化分析技术以及与之对应的科学研究方法,而能完成这一步的叫“科学家”。那些食品工程领域的博士、教授们,虽然未必能做出多好吃的饭,但他们不仅可以告诉王刚做饭为什么好吃,甚至还可以脱离食材的限制,直接用化学的方式合成口味。所以,尽管中餐可以暴打欧美任何一个国家的餐饮,但中国的食品工业却远远落后于欧美。

中国的食品工业是从近代才开始落后于西方的吗?当然不是。自从“科学”这个东西慢慢普及以来,中国在科学领域就已经落后于西方了。

再比如说,中国的历史书上经常会说中国古人在天文历法方面取得了那些成就。但是,中国的天文历法往往是通过“观察”和“总结”而获得的“经验”,而不是科学的演绎。在中国人记录星象的同时,欧洲人已经开始尝试着用数学公式来描述星体的运行轨道了。再之后,牛顿又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而一旦进入到这一步,欧洲的天文学直接就“爆炸”了——跟中国的同行比起来,欧洲的天文学家最厉害的地方,不在于根据既有的星体运行轨道去预言某年某月某日某颗星会出现在什么地方,而是可以直接根据引力公式和运行轨道去“发现”那些暂时还无法观测到的行星。比如,海王星就是一颗此前人类从未观测过,但根据公式推算应该存在、最后被现代观测技术证实的行星。这种根据物理公式和数学方法去推演行星运行的做法,对于还要靠肉眼观测的古代天文学来说,完全是不折不扣的降维打击了。

当然,关于西方“科学”的诞生过程,以及同时期中国古代逻辑学等学科的发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是不可能说的太细的。而中国古人也不是没有“科学”思维,只是这个思维只零星分布于一些特定的行业和人群中,还不足以构成影响社会进步的力量。在我个人看来,中国“科学”思维的缺乏,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本身文化上的确缺乏这样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古代庞大的国家规模与前现代的治理能力决定了统治者必然要将大量的成本放在“维稳”上,而缺乏点“科技树”的动力。这一方式的利弊也都非常明显,其弊端在于的确没能跟上科学爆发的脚步,最后落后于世界,但优点则在于因为在“维稳”上琢磨的太多,所以也塑造了稳定的政治体系和强大的国族认同。在这方面而言,中国在社会治理上的很多探索,反而远远走在世界前面。比如虽然没有科学,但中国发明的文官考试系统(科举)却被西方所借鉴,成为近代公务员制度的雏形。

对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这事,其实也没必要过于纠结。一来,并不只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单就“科学”这方面,在前现代社会,全世界所有的地区都落后于西方,这也不算丢人;二来,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可以被习得和训练的思维体系,中国人学习了就可以拿过来用,反之西方人如果不学习也不可能天然就会——像在去年疫情期间,部分西方人表现出来的反智举动真看不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诞生了“科学”的文明之中。

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不能走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因为中国古代没有系统性的科学体系,而否认中国在工程技术领域的实践价值。就如你不能因为中餐厨师造不出来味精,就说人家吊高汤的功夫没有什么用,饭该吃还是要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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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落后的问题,而是在中国古代没有诞生严格意义上的近现代科学(注:此处科学应理解为希腊语 επιστήμη 或拉丁语 scientia 的“关于认知的知识体系”含义 [1],而非中文中衍生出并广泛被人理解的“技术”意思),爱因斯坦在 1953 年 4 月 23 日给 J.S.斯威策的信中有提到[2]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很显然,题主想表达的是:

  1. 中国的技术一开始很先进,是什么导致后来落后于西方了?
  2. 为什么中国没有诞生系统的科学,而西方却能诞生?


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古代世界各国的技术都是经验积累的技巧和工艺,而非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指导的生产和改造能力。在古代,生产实践活动越多,总结的技术一般也会越丰富和先进。我国幅员辽阔,总体上社会更稳定,生产实践活动也更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明朝之前有更多技术领先于全球。但这类生活经验总结的技术,并没有在理论上得到升华。

西方在文艺复兴开始后,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开始应用于各种生产技术,才出现了西方科学和技术的突飞猛进,并远远甩开中国的技术,也就是说从那时起,中国的技术就越来越落后于西方了。现代的科学和技术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用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指导的技术与过去由经验总结的技术相比,是一种降维打击


直到近代科学和技术传入我国后,我们才开始追赶。我们已经认识到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并将科学和技术上升到第一生产力的地位。现在我们科学和技术进步的速度也比西方的更快,有些领域已经追赶上西方,年轻一代的科学素养也跟西方的相差不大,甚至欧美反智反科学的人比例更高,所以拿当下的文化和体制等方面来论证中国科学落后或无法诞生并不太合适

我们要立足当下,放眼未来,学习科学,发展科学。我们科学和技术能否追赶上并超越西方,我们要怎么做?这才是我们现在应该重点关心的事情。我们能否超越欧美的科学就取决于我们当代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如何运用和发展科学。


注意:中文语境下将“科学”和“技术”混淆的情况特别多,而在英文中将“science”和“technology”混淆的现象很少。“科技”一词作为汉语中独有的词语,歧义更明显,既指“科学和技术”,又指“应用科学的技术”。

在英语国家的教学或科研当中,经常有人会问(或思考):What is the science of this?也就是说在英文语言中“science”更多的是指事物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是深层次的原理和学问,更像一种思维模式,而非某种特定技术。


为什么中国没诞生系统的科学,而众多文明中就只有西方诞生了科学?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明确的答案,与其论证为什么中国没诞生科学,不如将重心分析为什么西方诞生科学。从目前流传下来的所有史实资料来看,地球上文明那么多,中东、南亚、东南亚、俄国、日本、非洲大陆、美洲大陆通通都没有诞生过科学,而不仅仅是中国没诞生。

对于西方,我们能看到的是西方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天才人物出现的偶然性相互促进而诞生了科学,而且西方的文明从古希腊、古罗马到后来的欧洲各国并不是单一的文明和国家。并且由于西方诞生的科学已经传播到其他所有文明,其他文明已经不存在诞生科学的条件了,因为都已经学会“科学”这个东西,即便美国那么发达,也没有诞生过科学,而只能传承和发展科学。换句话说,要是西方的科学没有传播遍全球,地球上其他文明就还存在诞生科学的可能性,随着时代发展未必就诞生不了科学


中国为什么诞生不了科学?在古代我国没诞生科学,只能说我们还没拥有诞生科学的基础和结果,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们也还没定论,世界除了西方外各种各样的文明那么多,也都没诞生科学。而自从近代以来,以及未来的中国为什么也诞生不了科学了?这就跟美国一样,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习并吸收了西方传进来的科学,已经失去诞生科学的可能性,永远也不可能“重新诞生”科学了,除非文明中断。


要是西方的科学没有传播进中国,我们并无法证明未来中国就一定诞生不了科学。说白了就是,我们没诞生科学是因为我们还没答完“如何诞生科学“的题目就已经抄了西方的答案,西方更早答完题目那是因为西方一群国家相互讨论,甚至还抄了西亚和中国的一些解题思路,而我们在科学诞生前几乎没借鉴过别人的解题思路。


所以有的回答在分析各种中国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古代社会治理、文化和体制或其他因素导致中国古代无法诞生科学,严格来说,只能算是猜测,而并没有得到实证。这些论证中国古代为什么没诞生科学的文章已经很多,每种解释都存在争议,故本文不再展开。我们能做的且应该做的,是要比欧洲和美国更进一步传承和发展科学,并超越他们,而不要对中国没诞生科学而耿耿于怀。



后面我们将重点讨论科学诞生基础的重要性和诞生过程,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为什么西方诞生科学”有现成的历史作为“答案”告诉我们,所诞生的条件都相对明确;而“为什么不能诞生科学”的答案则是五花八门,无法统一。


就科学诞生的两个基础来说,形式逻辑体系尤其重要,全世界那么多文明就只有古希腊发明出来并系统化,这显得相当“异类”,而这样的逻辑体系,正是人类知识走向纵深的根基。到今天,人类的一切科学创造性的知识体系,均是建立在这样的形式逻辑之上,无一不使用演绎之类的推理逻辑进行梳理和延展,也就是说古希腊在两千年前发明的形式逻辑工具,在今天依然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这才是最让人惊叹的地方


形式逻辑是现代科学必不可少的基础工具,《几何原本》中就系统且深刻地呈现了形式逻辑的内容,包括演绎逻辑和由此拓展得到的公理体系。牛顿在巴罗指导下,年少时期就深刻认识到,一是必须掌握像《几何原本》那样精密、严谨的理论体系,否则学识再渊博再丰富也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再就是,必须学会用专门的理论技巧和数学方法,来充分表达自己对自然的认识和研究。


《几何原本》中的公理体系是知识构建的一个最典型的范本,让人类看到了在公理体系组织下各种看似不关联的零散知识,都联系在一起。公理体系就像从树根出发生长出整棵知识大树,让各种知识点紧密关联,而进一步拓展的知识点就像大树新长出的枝叶花果一般,这样的大树很容易枝繁叶茂,开花结果。很多零散的知识单独学起来其实并不容易,难度很高,而正是有了这种公理体系模式形成的知识体系后,人类才更容易更系统地吸收知识和创造知识,从而更好的传承和利用知识(注:并非所有知识都能够公理化,即便是数学也无法全部知识公理化。不过就目前数学和科学的知识体系来看,即使是非公理化的知识也和公理化知识息息相关。)。


后来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按照《几何原本》的逻辑范式编写;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也按照《几何原本》的逻辑范式来编写;现代几乎所有的科学论文都按照类似《几何原本》的逻辑范式编写。《几何原本》的内容和逻辑形式都已经被吸收进当今的中学数学教材,其逻辑范式已经全面融入到现代的科研当中,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中每天都会用到这套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甚至感觉不到《几何原本》的存在。


演绎逻辑使得人类创造的知识体系发展出纵深的理论,而不是停留在浅层的经验结论。《几何原本》就是演绎逻辑显示出强大威力的最早范本之一,正是本书让无数西方古代和近代数学家和科学家的思维得到质的提升。演绎逻辑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由若干个人类已知的简单结论,就能够推导出让人意想不到甚至反直觉的高深理论,而且这种结论还无懈可击,而纯粹的经验观察和归纳则几乎无法得出反直觉的结论。比如狭义相对论就是在“狭义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基础上推导得到,由此推导出刷新全人类时空观的反直觉结论,只要人类承认以上两个原理成立,那么得到的整个狭义相对论理论就找不到漏洞。


很遗憾中国古代五千年来并没有诞生这么完善的形式逻辑,这个地球上除了古希腊外,也没其他文明发明出完善的形式逻辑,更准确地说,发明出如此完善的形式逻辑的人实在太天才了(亚里士多德正式提出并完善,欧几里得进一步拓展和运用)。这样的形式逻辑在早期很难看到有什么功利性的用途,可以说这个发明是人类中一个“奇葩另类”,所以我们也没必要为中国古代没诞生科学而苦恼。


据现有史料记载,逻辑学诞生了两千多年,发源地有三个,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希腊。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墨家的著作《墨经》中就包含一定的逻辑学内容,但没得到进一步完善和传承,最终也没发展出独立的形式逻辑体系;印度古代的《奥义书》开始提到了因明,后面跟佛教关联在一起,最终也未能形成完整独立的形式逻辑体系;古希腊的逻辑学则充分的发展,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系统的呈现了关于词项的逻辑系统,到斯多葛学派提出命题逻辑,而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则充分运用了形式逻辑将数学构建出一个紧密联系一起的公理化知识体系,让人们看到了形式逻辑的运用范例和巨大威力。



那为什么西方科学能够诞生科学呢?要回答这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分析西方的科学诞生历史,以下我们简要叙述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实验的诞生过程。


形式逻辑体系的诞生离不开古希腊小国城邦和海洋商业交流的影响,更深层次原因则跟希腊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有关。在雅典城邦繁荣的商业社会环境下,诞生了一大批人有闲暇时间去思考脱离柴米油盐的探求世界本原的哲学问题,这些闲人每天大量闲暇时间相互辩(chǎo)论(jià),当时的雅典民主制度的会议也需要大量辩论。这些闲人还形成各种学派来授课,还有人编写图书记录并不断整理相关书籍,形成了知识一代传一代的良性传承体系,让知识积累到足够的深度,这为之后的形式逻辑的诞生提供了温床,最终出现了亚里士多德的《论工具》,这标志着形式逻辑体系正式形成。之后的《几何原本》则是形式逻辑体系运用的最典型范本,原本还引入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公理化体系。这些频繁的思想交流碰撞,极大发扬了人们追根问底的质疑精神,也形成了追求纯粹真理的风气,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从古希腊文明可以了解到思想自由交流和知识良性传承对科学诞生的必要性


而用系统的实验来寻求因果关系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诞生和完善,文艺复兴的发展历程则跟基督教、黑死病、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有关。这期间的大航海对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不断激发了人们发展科学和技术的动力。哥白尼的日心说刷新了当时人类的宇宙观,让人摆脱思想束缚和敢于对权威发起质疑,到伽利略最终将系统的定量化的实验带入科学中来。伽利略引入可精确测量的系统实验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开端,也就是从这时起,我们现代人理解的“科学”才真正诞生。到后面牛顿力学的出现和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以及三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可以看到科学和技术飞跃般地提速发展。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变革同时也出现了科学变革,而科学正是改变生产能力和思想观念的强大源动力,相反古代稳定的社会反而不太希望社会发生太大变化,也不愿意看到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带来的巨大改变。从文艺复兴以来可以学习到思想解放和生产力需求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


从科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几何原本》让人领略到了形式逻辑体系在形式思维中的强大威力,系统的实验向人揭示了形式逻辑体系在自然实践中的巨大威力。


虽然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的实验都很重要,两者的诞生也充满偶然性。但总的来说,相比于系统的实验,形式逻辑体系更具有开创性且对人类的影响更大。文艺复兴时期要是没有找回古希腊思想体系所带来的“全新”认知视野,说不定也跳不出历史轮回的圈子。而且科学实验远在阿基米德所处的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存在,只是还不够系统和深入。但古希腊人过于注重思维逻辑上的真理,而轻视经验和实践,阿基米德后之后实验就没太大发展了,最终也没走到精确化实验那一步,直到后来的伽利略才引入精确化实验,但伽利略引入相关实验的历程正是从逻辑思考所引发的矛盾开始(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推导出大小球掉落时间产生矛盾[3] )。从某种程度来看,只要形式逻辑体系在社会中得到足够多人重视,这些人都用上形式逻辑体系去思考问题,那么以系统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的诞生是迟早的事情



意大利、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之所以诞生近现代科学是离不开古希腊的思想体系的,换句话说,要是没有古希腊文明,那意大利等国也很可能不再诞生科学了。要是古希腊思想在古代也全面传入中国,中国最先诞生现代的科学也说不定呢。要是地球上没出现过古希腊文明,说不定现在全世界都还没诞生科学呢。要是没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说不定古希腊也没诞生像样的文明呢。


所以我们去争论科学能否诞生于中国的意义并不大,我们应将重心放到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深刻认识到科学中的形式逻辑和科学实验的重要性,深入学习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知识,并创造出更多更高深的理论。而且近几十年证明,我们的学习能力不差于其他任何国家和种族,相反我们学习能力在世界上是最顶尖的,我们的创造能力也逐渐突显出来,未来我们会创造发明出更多的前沿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


关于如何发展科学,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1. 关于求学或求知的追求,中西方各有一句名言表明:《论语》中的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亚里士多德说,“人的本性在于求知,跟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无关”。你更认同谁的说法,哪个理念更能促进科学创新?
  2. 科学研究应该是独立于政治,还是服务于政治?
  3. 我们现在大力发展科学和技术,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科学和技术的好处才这样做吗?如果没功利性的好处,我们是否会停止科学研究?
  4. 我们个人或国家应该是单纯为了科学(或真理)而科学研究,还是出于功利性目的而科学研究?
  5. 如果一个人纯粹对科学热爱而科学研究,我们应该支持鼓励吗?如何才能让科研人员更纯粹地进行科研?
  6. 科学创新是否和思想自由交流有关?若思想自由交流出现少数弊端情况,是否应该对交流设限或禁止?
  7. 我们对待科研人员,是要设置条条框框还是任其天马行空?
  8. 教育体系如何培养具有创新和批判精神的科研人才?

鉴于讨论“中国古代科学”的问题很多,我在这里给出另一个视角来解读:


我们总喜欢拿我们古代某种技术领先来论证我们古代科学的先进性,强调只是在后来才落后于西方。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一是将“科学”这个词汇片面(或错误)理解成“技术”,二是没认识到人类各历史时期对“科学”含义理解的不同,三是将古代的“技术”的含义简单地等同于今天“技术”的含义。

纵观科学的发展,实质上是人类对世界认知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的,科学是一种认知方法论。或换个说法,若是人类的认知上没有得到突破,工艺水平再高也不能说科学上取得真正的进步。只有在认知上取得真正突破后,人类对预测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才会产生根本性的进步,而不仅仅是局部的优化微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将“科学”等同于“技术”是很片面的。

而人类对“科学”含义的理解也是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科学”源自古希腊的“ἐπιστήμη”(现代希腊语写作 επιστήμη),最初就是“知识”的意思,近代则指“反映自然规律的理论知识”(可以理解为:科学=真理),到现在是指“解释和预测宇宙的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可以这样理解:科学是描绘真理的模型),未来可能会继续完善其定义,但就其古希腊以来,“科学”都包含有探求真理的内涵。所以按我们现在对“科学”的理解,当然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过科学,文艺复兴前的欧洲各国也没诞生科学;但是如果按照古希腊时期最初的“知识”含义理解,我国古代一些归纳总结的自然和技术的知识(比如墨经里面提到的一些内容),也一样算得上是“科学”,而且也存在一些技术(比如四大发明)相关的知识比同时代西方的更先进

但是我国古代这些知识跟古希腊中的“ἐπιστήμη”有点不同,我们的知识虽有总结归纳但没在思维上进一步提出要求;而古希腊的“ἐπιστήμη”则是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更强调思维认知上的本源,而不是经验上的知识。

而“技术”的含义,古代和现代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在古代,技术更多指的是生活经验积累的技艺和工艺,并非今天理解的运用科学理论和方法指导的生产或改造能力。在近代科学诞生以前,全世界的技术都是很浅层次的,很少涉及到高深的理论来指导,真正改变这个现状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系统实验科学的诞生。今天的高深技术已经离不开科学理论,并远远超出人类的一般生活经验。


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人类对技术的理解以及发明新技术的能力远远超出过往历史的任何时期水平。也就是说,用上科学理论来指导的技术,对过去的任何技术都是降维式的超越

对于降维打击的理解,我们可以拿个非自然科学的例子来打个比方:计算 1+2+3+...+100。

在我们学会加法后,我们都能够使用蛮力来计算,花十几分钟也能够得到结果,甚至心算能力特别强的小朋友可能几分钟就算出来。

但是高斯却另辟蹊径,想到了使用首尾相加,并用上乘法的方式计算出来。这就是高斯站在了更高层次来解决问题。即使高斯可能花费一个小时才想到以上解决方法,看似用上新“技术”后的效率更低,但是两者的认知层次明显是不同维度的,只要高斯一旦想出此种方法后,那么在往后的计算中,就不会再落后,特别是算一百道或一千道类似的等差数列的时候,这种效率上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注:高斯作为数学顶级天才,当然是几秒就想到该方法,而不需要一个小时)。


显然科学发展也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更高层次的新理论出来后,产生的新技术并不一定就马上超越过去的技术,甚至还会比过去已有的技术落后,但是随着新理论的深入运用后,往往会远远地超越旧技术

我们在人类技术发展过程中也能看到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蒸汽机第一次用于火车的时候,蒸汽机运行的火车的速度竟然比不上马拉着快;人类最早发明水泵的时候,水泵抽水甚至比不上人类直接用水桶打水快;人类发明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ENIAC 时,某些方面的计算速度甚至比不上一些心算高手。但这些新技术随着研究和应用的不断完善,都在后来远远超越过去的技术。

同样的,在古代计算出圆周率精确到第几位这样的“技术”,若单纯是靠蛮力完成,而不是提出更高层次的数学理论来求解,并不能算得上更高阶的高深的理论,而只是“工艺”方面的完善。而当提出新的代数理论和无穷级数求解圆周率后,这才是数学理论上跃迁级别的突破。

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到,科学的进步才能够使得技术升维式发展,我们古代确实出现不少技术上的成就,而且就技术本身来看,甚至很多具体技术超越同时期的西方国家。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在科学认知上,真正的突破是近代西方科学传播进来才出现的。科学的传入让我们国人头脑彻底焕然一新,并真正建立了科学的认知方法


PS:

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到 20 世纪之前,对自然和某些技术描述之类的庞大的知识体系,有另一个词语来描绘,那就是:natural history(翻译成博物学,自然史,自然志)。这些对自然的观察归纳和对技术的总结归纳的知识,呈现出来的更像百科全书式的内容,而非当今科学理论下的系统的知识体系。

博物学和现代科学也是密不可分的。换个角度来看就是博物学已经融入到现代科学各个分科的知识体系当中,我们对过去的博物学知识都已经用上现代科学理论来分析并重新整理,所以不再使用“博物学”这个学科。

参考

  1. ^科学的定义 https://xuchunyun.org/article/definition-of-science/
  2. ^ 西方科学的基础与古代中国无缘(772页)——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第一卷.许良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019.1 重印)
  3. ^如果依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假设有两块石头,大的重量为8,小的为4,则大的下落速度为8,小的下落速度为4,当两块石头被绑在一起的时候,下落快的会因为慢的而被拖慢。所以整个体系和下落速度在4-8之间。但是,两块绑在一起的石头的整体重量为12,下落速度也就应该大于8,这就陷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境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7%94%B1%E8%90%BD%E4%BD%93%E5%AE%9E%E9%AA%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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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发展出这套科研系统“本质上是个运气问题,世界上到处都是人类,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文明,没发明出来这套体系(或者发明不够快)的文明现在要么消失了,要么成了殖民地被别人占了几百年时间,基本变成了殖民地文化,只有碰巧第一个发展出来的那个文明,才有机会从野蛮变成征服世界的庞大文明。

这个问题本质上是”是什么导致古代中国尽管科学进程如此落后,却没有被科学进程领先的野蛮文明瓜分到灭绝,或者变为这些文明完全的殖民地?为什么中国文明尽管科学进程如此落后,反而能够在殖民主义的瓜分狂潮中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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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体系。

上面是随手截取的一篇学术论文的开头和结尾文献列表部分。

写论文/文章的时候,引用了别人论文/文章中的结果、观点、数据,都要在文章中注一个数字角标,然后在文章的结尾给出这篇论文/文章的出处详细信息。包括论文/文章的作者、标题、期刊杂志名、页码,出版号、出版时间等等。

整个西方,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就数这一套文献检索体系。

每篇学术文章里都是这样。

你无论对哪个领域感兴趣,先读几篇相关领域的论文,然后顺着引用记录一路追踪,十篇八篇论文后你就对相关领域大致知道了个廊括;35-50篇下去,相关领域来龙去脉、谁做了什么、重点研究方向是什么你就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100篇下去,你就知道这个领域的深浅,有哪些坑,有没有前景,适不适合你自己的背景和(实验)条件,几乎了然于胸了。

这样,你花个个把月时间,就能搞清前人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对相关领域问题的思考和得到的成果。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

所以,整个西方的论文加上穿插其中的这些文献检索体系,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宝库,一个有机的整体。即使某一篇文献因为战火的原因消失了,也很有可能在别的犄角旮旯给它找出来,而且知道它的价值。

我没有去深究最早的论文检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但是我看过18多少年的论文,也是带文献检索的。

经常有人还在说大清当时GDP天下第一。但即使我们称之为最早人类学的洪亮吉的〈人口篇〉,也没有文献检索的影子。

我国以前所谓的旁征博引,基本都是写文章时记忆了什么,就提一下某某某曾经说过,绝不会具体到哪一年出版的哪一本书,哪一页。其实都是不够严谨的。

不严谨的坏处就是:很容易断代。

一场战争,好好的师傅带徒弟,战争一来,师傅老了,徒弟没了,一门技术就断带了。

写了一本著作,没有详细的引用,逢上乱世,说烧就烧了。找回来些孤本,中间提到的东西,有个模模糊糊的说法,不知道具体对应哪本书、哪篇文章,越传越模糊,最后就淹没了。

如果没有继承,一是每个朝代都要重新去发明轮子。传说中鲁班木质机构掌握得那么细,徒弟不知道在何处,著作不知道在各方。还有秦弩、吴国的练剑术之类的,当时那么先进,后续都没有什么发展。

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炼丹术,没有发展出化学、机械,没有取得从空气中分离出氧气、发现地球绕太阳转这样的颠覆性成果。

总之,严谨的传承体系,对学术和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

虽然我国在记录历史方面走在世界前面,但是在学术和技术的严谨传承方面,确实不如西方。

时至今日,我们也采用了西方这一套论文引用办法。但是我们不少人在写论文时,引用谁的论文、不引用谁的论文,都玩起了关系学,仍然缺乏一种对科学和学术的严谨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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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而来的秦人灭中原六国。

从西岐而来的周人灭商

从西方而来的黄帝部落灭蚩尤

从西方而来的智人灭丹尼索瓦人

从西方而来的丹尼索瓦人灭北京直立人。


还能再往前,从西方而来的始暴龙一路东进到北美进化成霸王龙。

从西方而来的峨眉山暗色岩事件开启二叠纪大灭绝灭中原生物。

从盘古超大陆西脊椎动物登陆大胜陆地节肢动物

从西(云贵算西南吧)而来的邓氏鱼逼迫节肢动物登陆。

从西(还是从云贵西南)而来的奇虾横扫寒武纪。


user avatar   bu-ai-chui-niu-bi-de-cao-lao-ye-men 网友的相关建议: 
      

当我们开始迷信老祖宗的东西

始终都认为祖宗的东西是正确的

当我们觉得认为工艺是奇淫技巧的时候

就注定了

我们的科技会落后于人

思想,是禁锢科技发展的一条无比坚固的枷锁

刚好,我们在他们发展的最快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也刚好套上枷锁


user avatar   tie-shu-xin 网友的相关建议: 
      

答题前友情提示,本贴内未藏有进化密码,敬请北京人绕道它贴求血补脑,本贴只供高端同道鉴赏。

首先,两大要素:哲学与数学。哲学是科学之父,数学是科学之母,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后人的思想就无法碰撞受精,更别想孕育出智慧文明。古代西方就有了很完善的思辨哲学,更已从基本数理数论方面构建出了完整的数学体系,这是极其重要的基础。有了扎实的基础以后,方能从这里开始搭框架。

反观中国,古代完全是一片空白状态,既无哲学诞生——源于强大的封建禁锢,不允许人们自由思考,害怕大家胡思乱想把自己的统治地位给否定了。这是哲学的悲哀,产不出精子,接着更是数学的悲剧,连卵子也不排,所以连跨物种杂交的机会都没有了。很遗憾,中国古代能从西方传进青铜文明,大致跟上了人类的发展进程,本没有落后西方文明太多,也算是有了自己的文化根基,却在后面忘了再输入哲学与数学体系,即使汉末以后又从西方引进了佛教理论来重塑崩溃瓦解了的儒教文化,并且以此为基础发展了科举制度,却依然在哲学与数学方面毫无引进,没有借科举制度推广开来蒙昧教化,把人们凌乱的脑子通过哲学来梳理,数学来谋布,始终沉迷于初级的人性斗争游戏而不可自拔。

自此,中国与西方便彻底分道扬镳,西方走向科学的前夜,而中国幻化出无与伦比的人性钻研理论,讲究如何研究科学,中国人当然满脸懵逼,但若是如何揣摩人性,用什么方法与人相处,用什么计策让对方臣服于你,中国人可谓全球领先,绝对顶尖水准。与西方比科学,中国是矮子,西方是巨人,因为他们有完善的哲学基础,有严谨的数学理论,在这对父母的精心呵护下,想不养育出好科学来都对不起天地良心。而西方人要是跟中国人来比对人性的钻研与掌控技术,则中国就是高高在上的祖师爷,哪怕西方人有再精细的数学计算,也算不过中国一个乡下老农,西方人要讲治世方法,他们就是侏儒,而中国人,几乎个个都有资格当他们的孔圣人。

一言以蔽之,中国人一开始就把所有心思放在钻研治人驭人方面,所以,中国长于心术。西方人一开始就更多的琢磨自然,他们用哲学去思辨世界的本质,用数学去计算宇宙的奥秘,所以他们长于技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选择,当然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哲学和数学成体系的从西方引进中国,不过短短百年时间而已,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愚昧清除,显然并不现实,何况,还有许多人依然醉心于学习老祖宗留下来的驭人绝学,宁愿背弃科学,这进程会比西方慢,算不得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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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气候,政府比神仙灵验,不大需要抽象思维?

做生意的少,数学不必太复杂?

建筑材料木多于石,比划多,计算少?

航海靠风,不大看星象,几何用得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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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愿意把这个问题归因于儒家根深蒂固的工具人文化

什么意思呢?在儒家文化里,对人最高的评价是“人材”,最低的评价是“废物”。材者,木料也。换句话说,在儒家文化中,每个人都只是用于建构社会大厦的材料,其价值由这个人本身的工具性决定。孔子的学生宰予大白天睡懒觉,孔子就骂他“朽木不可雕也”。

这种文化的危害体现在哪里呢?

它片面、唯心地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生产力进步的作用,认为人是一种有着无限潜能的工具,一切生产力的进步都来自于人的工具性的改善。然而实际上,人作为一种工具的潜能是十分有限的。荀子早就指出了,人之所以“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在儒家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卖油翁》式的、“无他,唯手熟尔”的工具人文化,而荀子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从来没有占据过主流。正是这种价值观,将中华文明引入了一条错误的发展道路。

这种工具人文化的根源又是什么呢?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工具人文化恰恰来源于我们古代社会的成熟与先进

许多考古研究证明,我国是这个世界上现存国家中,最早开始爆人口的国家。早在汉朝,我国人口就已经超过5000万。在宋朝,开封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过百万的超级大都市,而同一时期的欧洲正处于黑暗时代,一个城市人口上万就足以自夸繁华之地。

我国自古以来人口众多这一点,经常被当作辉煌灿烂的历史而夸耀,但很少有人对过早的人口爆发带来的危害展开反思。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人口众多意味着劳动力价格低廉,意味着无论在任何行业,与技术改进相比,堆人力总是更加经济的选择。你说你一条生产线可以每天生产1000件衬衫?没关系,我雇500个女工,每个女工一天生产2件衬衫,价格还比你便宜。

就是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引下,当西方开始研究蒸汽机时,我们还在用人抬轿子。当英法联军坐着蒸汽船拿着来福枪在八里桥登陆时,我们还幻想弓马娴熟的蒙古勇士能够抵挡敌人的脚步。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有人在鼓吹珠心算的速度快于当时的计算机,要向全国的小学生普及珠心算。

社会由人组成、服务于人,人本身才是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人们把自己当成工具,但这只是一种手段。任何将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的做法,都必然会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一个社会的进步发源于思想观念上的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工具人文化的反思,正是我们下一步转变为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必要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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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问题”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能令所有人都信服的说法。在这里就给一个我个人的思路供大家参考批判。

先把我的结论贴出来:双方对于“理论”研究的对象的理解有重大差别,所以很难用“落后”来形容二者之间的比较。

首先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科学理论,在这里我选择认同托马斯.库恩的说法,即科学理论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范式”(problem-solving paradigm)。通过构造理想的理论模型,来解释令人困惑的问题,最后直到人的研究活动,并在研究中再总结出理论模型,如是循环。

那么,导致广义上的中西在科学理论上的差别,其实在于两种文化传统中想要解决的问题一开始就不一样。而对不一样的问题的解答直接导致了理论的不一样。而只有西方世界关心的问题,或者说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范式最后变成了自然科学理论。

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差别呢?这就必须回到雅斯贝尔斯口中所说的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在同一时间段的古希腊哲学与中国的诸子百家是中西方世界最初的理论形态,他们的诞生首先是基于人类心智的成熟,开始主动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而不是用迷信巫术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而在同一时间段中形成的这两种不同的原初理论,基本上奠定了两种文化的根基,以及未来各自的思想史发展的线索

根据库恩的“解决问题的范式”这个定义来理解轴心时代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大概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一批思想家,面临了特定的让其产生困惑的问题,于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开始发展理论。而就是一开始面对的问题的不一样,直接导致了双方未来理论形式的差别

那么具体的差别是什么呢?对于孔夫子等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来说,他们面临的时代问题就是礼坏乐崩和春秋战国的乱世。由于周公所指定下来的封建制度到了春秋时期难以为继,诸侯国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战争状态,社会失序。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诸子百家开始分析问题,给出解答。因此,在先秦思想之中,伦理学和政治学理论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第一哲学”。除了工匠出身的墨子以外,其他人并不对纯粹的自然世界有太多兴趣。这并不是说中国思想家天然讲究实用,没有自然科学精神,而是因为他们要面对的人类社会的问题已经够多了,自然世界的问题还排不上号。毕竟在春秋战国的乱世面前,如何维系社会的长治久安是有着绝对优先地位的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范式,也只能是伦理学和政治学。

而古希腊的情况则有明显不同,因为古希腊历史上完全没有统一的国家制度,各个城邦之间虽然也存在战争,但是不存在一个维系超越城邦之上的秩序的需要。而且许多城邦依靠爱琴海的贸易和殖民活动都保持着相当繁荣的景象。比如最早诞生哲学的米利都,在泰勒斯的时代就已经是爱琴海边十分繁荣的港口了。对于城邦社会来说,就不存在同时期中国面临的“礼坏乐崩”的危机问题。而没有这个问题,就不会提出相应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范式。

那么这种情况下古希腊人感到困惑的问题又是什么呢?在于古希腊神话中的Bug。这其实也是我们对于古希腊哲学的出现存在的一个非常大的认识不足的地方,即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同它的神话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古希腊的神话体系本身非常详细缜密,但是也存在解释力上的局限,第一就是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有版本区别,比如小爱神Eros(古罗马的丘比特),到底是爱神阿弗洛狄特的崽,还是宇宙混沌之初的原古神呢?不同版本的神话说法不一。第二个就是,神的背后为什么还会有神都无法掌握的东西在控制呢?为什么作为神王的宙斯,也不能违背他将会被自己儿子推翻的神谕呢?斯提克斯河的誓言为什么连神都不能违背?对于神话体系留下的Bug的不满直接引发了古希腊的“做题家们”的解题欲望。所以早期古希腊哲学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如何修补神话的漏洞,或者绕开神话来解释世界的形成”所展开的。而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便成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第一哲学”。而一直要到了苏格拉底的时代,伦理学和政治学才开始体现出来。而且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伦理学和政治学也基本上不考虑落地问题,不会像先秦诸子那般想要通过游说诸侯的办法促成现实中的政治变革和民众教化。

简单粗暴点来说,中西文化中的理论的不同,是其原初理论形态的不同,是伦理学,政治学作为第一哲学与自然哲学,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的不同,其根本是面对的问题是礼崩乐坏,需要重建秩序还是神话体系出现Bug,需要重新解释世界的不同。而基于这样的范式,导致了两种文化之下日后的所产生的实践方式的差别。在中国的理论范式内,构建政治秩序永远都是第一目标。于是我们构建了在古代最为完善庞大的国家制度。而在西方的理论范式内,解释世界永远都是第一目标。于是他们构建了极其不接地气的形而上学,数学和自然科学。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所谓的民族性,而是在于指导实践的范式不一样。

因此,对于李约瑟问题,我个人的态度是,我们很难用“落后”来形容中西方科学进程的差别。因为如果把“科学理论”理解为如何进行行政管理和组建官僚系统的理论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说西方一直都落后中国。关键问题在于二者之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范式,没办法进行比较。就像两个品种完全不一样的树种,种出来的树开的花结的果都完全不一样。两种从根上就不一样的东西你其实没法说谁更领先谁更落后。如果不是全球化,使得不同文明产生碰撞摩擦,李约瑟问题根本就提不出来。

现在,当大家都认为自然科学上的成就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的时候,就开始想要反思为啥古代中国为啥没发展出来自然科学,然后再批判一番。其实简单粗暴点说就是,中国的思想家如果真的认为自然科学的问题是值得研究,足够引起其解题欲望的问题的话,自然科学肯定是发展的出来的。只不过我们的祖先确实不关心这个问题而已,而且他们不关心自然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确实是现实中的社会问题更需要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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