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最大的才能是什么? 第1页

刘邦以及整个丰沛集团在秦末群雄中有一个容易让人忽略的特殊优势，那就是没有国仇家恨的心理负担，最容易接受秦始皇的治国理念，继承大一统的历史重担，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刘邦。

自周天子东迁，王权衰微，对各诸候失去控制和影响，战国七雄历经几百年发展，各自创立了语言文字度量衡系统，齐人、燕人等民族意识逐渐形成。尤其是楚国，其语言文化本就与中原诸候差异很大，立国800余年比周王朝还长，所以楚人的民族归属感和自豪感很强，对大一统最为抗拒，将秦视为野蛮入侵者。

东周诸候国大多是宗室及功臣，但有三个较大封国比较特殊，一是白狄的中山国，二是殷商遗民的宋国，三是楚国最为特殊，其它诸候都是周的臣属，楚国更像是藩属并且一度自立为王与周王朝分庭抗礼。丰沛地区(现属徐州市)长期属宋，公元前286年宋亡后归齐，公元前284年楚伐齐后才归楚，至公元前223年楚亡，楚国统治丰沛地区只60余年，加之丰沛地区处于楚国边疆与魏齐接壤(今日的徐州仍处于苏鲁豫皖四不管地带，徐州人仍是四不像)，所以楚文化的影响力微弱，丰沛人对楚国的认同感不强，也谈不上认同魏齐宋，缺乏仇秦的情感基础。刘邦及丰沛集团核心成员萧何曹参等都是秦帝国小官吏，不是旧六国体系的既得利益者，犯不着留恋前朝，所以也没有反秦的利益诉求。开上帝视角说，丰沛集团是当时最没有归属感和最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一群人，不受国仇家恨羁绊，能以最平和的心态最开阔的心胸面对秦的天下。

在《史记》中，我们看到了项羽张良等六国旧贵族对秦的切齿痛恨，也看到了四面楚歌时楚军士兵浓厚的家国情结，可没有看到刘邦以及丰沛集团成员表现出强烈的仇秦恋楚情绪，相反，刘邦对秦始皇心向往之，“大丈夫当如是也”，萧何将秦朝的档案典籍视若珍宝。换作其他人或集团，都很难善待老秦人，坦然接受秦帝国的遗产，或多或少都会开历史的倒车。

这个题目是常见的“汉高祖何以得天下”这个疑问的一个反映。

哲人常说，读史可以明智。但是现实中，也有相反的观点，比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古人以秉笔直书为史家的道德楷模，涌现出了不少秉笔直书的英雄。与此同时，也不乏曲笔。理想与现实之间，既有重合，又有疏离。

就刘邦这一历史人物而言，很多人越读越不明白，为什么刘邦可以得天下。

有人试图解释说，司马迁没有讲明白这个道理，目的是为了神化刘邦。也有人说，司马迁对汉朝皇室有着刻骨的仇恨，因为他被汉武帝阉了，所以故意不写明白。这两个说法，都可以说是言之成理。就这两个解释来说，司马迁写史记就变成了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以神化刘邦的观点来说，这个观点如果要成立，那么司马迁在自序里说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就一句也没有了，全是谎话。因为这既不通，又不究，也不成。以丑化刘邦的观点来说，司马迁毕竟是汉武帝阉的，又不是刘邦阉的，素来以人格高尚、秉笔直书闻名的司马迁，会因为汉武帝而对刘邦进行这样的伤害吗？如若这样，又哪里有“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呢？这两个观点，都有明显的硬伤，是很难成立的。

我选择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司马迁不是因为一些庸俗的政治原因，或者偏激的个人原因，而将刘邦的事迹写得令人费解和产生疑惑的。

作为出身于“文史星历”的知识分子，在文章里将信陵君写得慷慨豁达的司马迁，与同样钦慕信陵君人格魅力的刘邦，心态并不相同。司马迁曾经这样以愤懑的方式描述自己的出身：“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看上去，这是对自己出身寒微的一种描述。但是我们看刘邦。刘邦做竹冠，号为刘氏冠。那么刘邦怎么就没有这种“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的心态呢？司马迁在心理上敏感于“流俗之所轻”，那么何为流俗，流俗何重呢？在司马迁的心里，是有一个影子的。这个影子徘徊在他浑浊的眸子后面，让他没有察觉到内心深处的立场问题：

司马迁应该是站在了特权阶层、剥削阶级一边，并感到自己不被承认，所以才在行动上拼命追求认同。

与之相反，作为封建皇帝，刘邦本来应该是最大的剥削阶级，但是刘邦生活在领主败亡、地主革命的时代，他反而表现出了革命性。作为开国皇帝，刘邦修建长陵时，明确要求各地豪强迁来守陵。尽管这是给了安家费的。然而这种近似于赎买的强制迁徙，依旧起到了将各地垄断地主阶级和垄断领主阶级连根拔起的作用。就是近现代社会的土地改革，也只能创造理论、喊出“造反有理”的口号。很难像刘邦一样，直接用封建时代的伦理道德，堂而皇之地说：“你们向皇帝尽忠的时候到了！”这一政策延续了西汉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到公认灭亡了汉朝的汉元帝才废止。后来斩杀匈奴单于的西汉名将陈汤，就因为谋划重启刘邦这一制度而遭到了连绵不断地政治打击，被流放到了边疆。看惯了古代各种改革戏码，我们总觉得儒家是很喜欢讲“祖制”的一群人。但是一旦看到西汉史，我们就会发现，西汉的儒家特别不喜欢讲“祖制”。在西汉后期，讲“祖制”，那就意味着“扫黑除恶”、“打击垄断”、“铲除豪强”、“土地改革”。这样我们就知道所谓儒家到底是在干什么了：

儒家基本上就是代表垄断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办事。

儒家有两个特点：

在口号上，迎合广大民众的一般道德观念；

在措施上，阻止民众采取有力措施打击豪强地主限制剥削等核心问题。

发展到理学，他们又演化出了“在道德问题上采取有力措施限制民众，在经济问题上采取有力措施保护豪强”。

无论是不是理学时代，儒家的共同点，都是：

“依靠豪强权贵，团结豪强权贵，敷衍广大民众，压制广大民众。”

这也是为什么儒家总能够在乱世生存下来并得到入侵者的青睐。新的入侵者也需要剥削、敷衍广大民众。儒家代表了旧的豪强权贵，是新入侵者可以倾心结纳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陈汤无法恢复打击豪强的“祖制”，为什么汉朝的儒家不肯恢复“祖制”，为什么后来的儒家特别喜欢“祖制”，为什么明朝正德年间的儒家在激烈反对六年一次的京察的情况下，面对有人提出一年一次“考察”的建议，却摇身一变成了京察的坚定拥护者，跳出来坚决维护六年一次京察的“旧制”（后来张居正对京城各部采取一月一调度，于是京官们憋着坏要弄死他。然后清朝打进来以后改成三年一次京察，于是清朝的行政效率瞬间超越了明朝），原因就在这里。

西汉是一个在当时具有明显进步性的王朝，他的“祖制”是反动势力反对的对象。东汉乃至后来的宋代、明代，则越来越带有时代的反动性，他的“祖制”是反动势力拥护的对象。

所以我们看汉儒，他们就很喜欢讲创新，和后来的宋儒明儒似乎是相反的。很多人会误以为汉儒是进步的。我早先也觉得有点怪异，也觉得汉儒更好。后来我才发现，儒家说的“新”其实是“旧”。

司马迁也是一样的人。他和他的父亲司马谈是完全两种人。司马谈尊奉的是道家一类的思想，讲的是“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司马迁信奉的是儒家，信奉的是“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所以他才会哀痛自己是“流俗之所轻”。

流俗是什么？不就是倾慕权势吗？

这和刘邦完全相反。

刘邦钦慕信陵君，钦慕的不是权势。因为没有权势，刘邦甚至被自己的父亲看轻。然而刘邦一遇风云便成龙。

司马迁是得不到主人的青睐，他所希望的主人，也只不过是权势而已。刘邦是人生的主人。他不追求权势，权势只是他的工具。二者之间相差得不只一个层级，不可以道里计。

司马迁这种怀才不遇，和孔子是相似的状态。

孔子也经常感叹类似的问题，所以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叹。孔子和司马迁其实是一个层次的人，只不过在这个层次里面，孔子要比司马迁高级一点。孔子是破落贵族出身，无法依靠祖先的余荫飞黄腾达，只能一心一意走偏门去出人头地。

我们看古代文人讲“怀才不遇”，其实孔子、司马迁就是他们的先行者。

或者说，孔子和司马迁，是先不遇者。

出现这种心态很正常，搞不定这种心态也很正常，不知道这种心态也很正常。但是不知道自己是这种心态，就不太容易改正。

或者说，你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你也知道自己改不了，这其实也没什么。你在做事的时候，注意问题的影响，别因为自己的问题把事情搞砸就可以了。

这从办事的角度来说，就是所谓负责的态度。从决策的角度，则是为了优化决策。

目前这个事情，问题就出在司马迁的事情办得不地道。

他在记录中丑化了刘邦，以至于人们无法知道刘邦是如何胜利的。

越读，就越不知道刘邦是怎么赢的。

有的人很讨厌阶级叙事，觉得世界没有那么险恶。然后他们就去一个好心老板的公司里工作，接受着刚好可以交房租、吃饭的工资，几乎攒不到先辞职再找工作的储蓄。于是只好一边工作一边求职，然后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招聘都和自己公司无法抽身的时间重合。这个时候他们才想起了什么叫阶级叙事。

阶级叙事不是因为叙事的人冷酷无情，而是因为阶级一直在给你找事。

司马迁的描述方式，就也是一种阶级叙事。

他代表的是特权贵族希望无限制扩大特权的心态。刘邦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为了能够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他必须打击豪强。客观形势迫使他展示出了地主革命时代的革命性。没有这个革命性，他就会变成项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说了这么多，我们才刚刚解决了两个问题：

第一，司马迁抹黑了刘邦，导致我们难以直接用他的记载来了解刘邦的成功之路。

第二，司马迁为什么抹黑刘邦，刘邦的进步性在哪里。

笼罩在刘邦形象之上的两重阴霾一旦扫清，接下来的问题就变得轻松起来。

刘邦最大的才能是什么？

刘邦才能有三个方面。第一，豁达大度，处事通达。第二，反应敏捷，聪慧过人。第三，格局宏大，不拘一格。

东汉名将马援曾经评价刘邦，说他无可无不可。这是与刘秀对比说的。刘秀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饮酒。这三点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刘秀为人，不如刘邦拿得起放得下。无可无不可这种姿态，其实不难理解。

有人讲，刘邦和什么人都能谈得来，简直神奇。其实这很简单。做到这一点，只要两个因素就可以了。一是见识广博、才思敏捷，文饶见锐而已。二是豁达大度、听人展现，所谓阔达听受。见多识广，见解深刻，那么什么话题都能接的下来。从容大度，不计较小处之得失，自然让人如沐春风。甚至一些得寸进尺的人，还会试图欺辱刘邦。这个事情的典范，大概就是刘邦的父亲刘太公自己了。他可能从小看刘邦长大，见惯了刘邦的不足，早忘了这个儿子已经一天天长高了。

海纳百川，才能无可无不可。

其实刘秀的好吏事是很有意思的。马援认为这一点是他不如汉高祖的地方。汉高祖不好吏事，马援是怎么知道的？还有这个不好吏事，意味着什么呢？这恰恰意味着汉高祖对于具体小事的成败利钝并不在意。而这与他的明敏恰成对比。

刘邦知道事情的成败，但是他可以不在意。

不纠结，这一点才是无可不无不可的真正表现吗？

能够做到不纠结，刘邦在事情的把握上，真的达到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地步。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他可以果断接受樊哙张良的意见，放弃秦宫里的财货美人，不做秦朝残贼之事。可以果断接受意见，放弃富饶的关中去汉中，不贪恋所谓根据地。可以果断接受意见，烧绝栈道以示无归意，不因为自己的部下都来自关东、会因此叛逃而瞻前顾后。可以果断接受萧何的推荐，任命韩信为大将托付大事，不担心能否服众。可以果断放弃关东各地，只为重建联军打击项羽，不贪恋关东广阔的土地，甚至也不在意诸侯的背叛。可以果断立韩信为齐王，只为保证战略目标顺利实现，毫不在意韩信的背叛。可以果断释放蒯彻，只因为蒯彻说得有道理，丝毫不在意正是蒯彻挑起了韩信的野心，给自己制造了巨大的困难。

简直就像行云流水一般，没有一点阻滞。

司马迁简直是被刘邦逼到了墙角，才不得不去绘声绘色地描绘刘邦在彭城之战大败堵塞了河流，描绘刘邦将自己的儿子踢下车的窘态。然而就这样的情况下，司马迁仍旧不得不在张良的传记里留下了一个破绽。根据司马迁对刘邦的描绘，刘邦在逃亡时嫌马车太重，将自己的儿子数次踢下车。同时根据司马迁对刘邦的描绘，刘邦在逃亡时下马踞鞍对张良说，要“捐关以东等弃之”。那么，骑马的刘邦是怎么跑到车上把儿子踢下车的呢？

当然，这个疑问不重要。重要的是，倘若刘邦真的是一个流氓无赖，张良瞎了吗？

司马迁和张良，他们两个人对同一个人做出相反的评价，你信司马迁还是张良？

一边是司马迁，所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一边是张良，他出身就是主上。

一边是司马迁，都给阉了还在说战前强词夺理盲目抢功、战场抛弃军队当场投降的李陵不是真投降。

一边是张良，天下无双的智谋之士。

怎么比？

事实很简单。

刘邦不是因为缺乏道德底线而胜利的。他的胜利，建立在才华超群胸怀宽广两个能力的基础上。

世莫不举贤，或以治，或以乱，非自遁，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贤，而求与己同者，而欲得贤，亦不几矣！使尧度舜则可，使桀度尧，是犹以升量石也。是故谓不肖者贤，则必不知贤；谓贤者不肖，则必不知不肖者矣。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刘邦才华超群，所以才能够聚集汉初三杰这样的人才。

所谓恢廓大度，就建立在能力和心胸兼具的基础上。刘邦并不是一个庸俗猥琐的人，所以他并不会用自己的才能去斤斤计较。

与历史给我们描绘的耍赖形象截然相反，无论是释放蒯彻，还是接纳郦生，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事情都说明一个问题：

刘邦讲理。

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父亲刘太公，他的妻子吕后，这些生活在他身边的人，都会觉得他可以欺负、可以对抗。

现实中，讲理的人最容易受欺负。孟子说，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从这个角度说，刘邦其实才是君子。经常被拿来和他对比的项羽，只是一个残暴的、垂死挣扎的旧贵族。

所以说啊，读历史，一定要想办法突破记录者本人的偏见。然后才能真正学到有用的东西。像司马迁的高祖本纪，读多了很容易让人产生“读书无用论”、“道德无用论”、“信用无用论”的错误认识，越读三观越不正，越读越活不明白。

学习比你好的人就是比你强，你因为机缘巧合有了一点资本要明白这不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要总想着“我家几代人的努力凭什么输给你十年寒窗苦读”，等到黄巢教你做人的时候一切就都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