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可以被称为自由主义博弈论使用者的失败典型吗？ 第1页

谢xisailuo、蔡逸得邀。实际上就我本心而言，总是不太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这问题若说的不透，尚不如不去答它，摆在那里大家知道一些事实罢了即是，若要尽力说透，便定然难以就事论事，牵涉颇多。况且我只是一个普通寻常晚辈，虽尽力而必有力不能及，难免惹议。不过，既蒙知友抬爱，愿倾怀一言，抛一己砖，引众家玉。

先直接回答问题，这个问题的属性，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实际上我在知乎始终没有填上我的专业资料，这里就顺而讲出来，我的专业背景是经济学，只是因为对这一学科风气的厌倦，以及自幼志于文史的缘故，才将所有自己可控的时间全部投入于心之所向的。这里，我就先应题主之问，从经济学角度说一下，再谈历史。

宋襄公是否可以被称为自由主义博弈论使用者的失败典型？我的答案是不可以。理由如下：宋襄公其时所面临的博弈模型，属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其对应的博弈均衡，叫做贝叶斯纳什均衡。 宋襄公在博弈模型中考虑的，是是否按照一般的战争原则进行战争。宋襄公应该知道，楚国是否允同样按照一般化的战争原则进行战争，取决于楚国放弃战争原则所花费的成本。如果放弃战争原则所花费的成本低，楚国的占优战略是放弃原则，博弈有重复剔除的占优战略均衡——楚国放弃原则，宋国同样放弃原则。如果楚国放弃原则的成本高，楚国的占优战略是遵守礼法原则，博弈有重复剔除的占优战略均衡――楚国遵守原则，宋国同样遵守原则。宋襄公所不知道的，是楚国放弃原则的成本是高是低。这里，某一参与人本人知道、其他参与人则不知道的信息称为私人信息。某一参与人所拥有的全部私人信息称为他的类型。所以，放弃原则的成本就是楚国的私人信息。高成本和低成本则是两种不同的类型。 宋襄公所遇到的，是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选择问题。因为宋襄公不仅不知道楚国的类型（是高还是低），而且不知道不同类型的分布概率。对于宋襄公来说，楚国在放弃礼法原则的成本方面，存在着两种可能性：高成本或低成本。假定高成本的概率为X，则低成本的概率为(1-X)。如果楚国放弃礼法原则的成本高，楚国将遵守原则；如果楚国放弃原则的成本低，楚国将放弃原则。在这两种情况下，宋襄公遵守原则的支付函数分别是得到15和失去5。因此，宋襄公选择遵守原则所得到的期望利润为15x+(-5)(1- x)，选择放弃原则的期望利润为0。简单的计算表明，当楚国放弃原则的成本高的概率大于25%时，宋襄公选择遵守得到的期望利润大于选择不遵守原则的期望利润。此时，选择遵守原则是宋襄公的最优选择。此时的贝叶斯纳什均衡为，宋襄公选择遵守原则，高成本楚国选择遵守原则，低成本楚国选择放弃原则。

好了，博弈论的分析到此结束，最后要向题主说明两点： 1.博弈论的本质是一个数学模型，正如建立理性人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体系，尽管通过数量化的假设将问题简化到了可以研究的容易程度，但人心与社会问题的复杂使得这种简化直接改变了问题的性质，也就使得这样的研究不再具有意义。 2.即便这样的数学简化能够获得认可，它也并非总是有效率的，军备竞赛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

这里或许有人会问，15和5的值是如何确定的，这便是历史问题了。 在宋襄公的赋值体系中，名为10的数量级，利为5的数量级。宋襄公更看重仁义之名，这是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的。实际上，这也是当是很多人的赋值体系。但是，从平王东迁，郑庄初霸开始，也已经有很多人不再持有这样的赋值体系，名的赋值降低，利的赋值提升。这样，宋襄公遵守原则的策略不变的条件下，所需要的楚国放弃原则的成本高的概率就会不断提高。在一个名利同等的社会，这个概率是50%。宋襄公基本是在赌博。而在一个利重于名的社会，宋襄公必败。

宋襄公的不幸，在于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价值观大变革的社会重大转型期。每到这样的时代，总有一些人被碾压于历史的车轮之下。前期是持有新思想的人，后期是持有旧观念的人，而中期最为剧烈的变革中，都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十足的概率脱身局外，独善其身。宋襄公不幸而正在这样的时代。

换句话说的具体一些，我们应该知道，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并不主要依靠于道德教育，而在于公平的社会机制和相应道德规则的建立。在缺乏公平的前提下，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具有内生力的道德社会，不可能使道德制度化和自觉化。我们今天类似于“扶与不扶”老太太问题，实际上正是这样的问题。扶起老太太而被讹诈的，恐怕我们不能就简单的说，他在博弈中失败了的。

实际上，中国贵族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 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就如同今天“钱”的无所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十分典型。双方战车在储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是宋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类似的，笔者大学时代参与题为“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还是“拘于小节”的辩论，对方辩友提出子路正冠而死之例，论其败于拘小节，笔者直截了当的还击其在以礼立国的时代，正冠正是至大的大节。

我们要知道，宋襄公乃是殷商苗裔，商汤后人，即便在当时，也是彻头彻尾的国家贵族。可以说，贵族之礼，流淌于他的血液之中。 《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对此事的评价是：“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认为即使周文王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比宋襄公做得更好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曪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就是说宋襄公虽然失败了，但是很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在礼义缺失之时，宋襄公却依然秉持礼让精神。应该说这些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由苏轼起对于宋襄公的轻率而唐突的评价，实际上宣告了中华民族贵族精神的永久性断裂，试看今日，这话仍然是成立的。

鲁迅先生曾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极终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我们今天，会有人问伯夷叔齐是不是傻子，会有人问宋襄公是不是傻子，会有人问雷锋是不是傻子，其根源的心态，可说都是如出一辙。

项羽不肯在鸿门宴上把刘邦杀掉，不是也被嘲笑为“妇人之仁”吗？

文化是人行为的一种规则，从博弈论的角度看，简单地说文化是一种人群稳定预期和一种共同信念。当你预期别人干什么，别人预期你会干什么时，倘若这种预期成为一种共同信念，我们就归结为一种文化。

我们须感怀有一两个宋襄公这样的人始终存在，否则当所有人对他人的预期都是“不择手段”的放弃礼法和原则，放弃规矩的时候，我们的文化将会是何其可怕！

宋襄公所遵循的战争原则，正像古代世界的《日内瓦公约》。看看今天嚷嚷日内瓦公约的国家军队在做些什么，你就会发现今日世界发生的是怎样的变化。标榜democracy的国家，moneycracy正在大行其道。而当你指出他对你的居心叵测，这些道貌岸然的阴谋家反倒要给你扣一顶阴谋论者的帽子。

为所谓的成败，每个人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灵魂对内心的认同，是只有离开世界的一刹，不能自欺的袒露与表达。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在博弈中的策略选择为他带来了无限的内心平静与安宁。不过你拿这种状态跟“宁在宝马车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的妹子讲，人家当然认为颜回是自由主义博弈论使用者的失败典型啊。所以自从大学学了经济学，我再看见自由主义，就报之以呵呵了。

有的人啊，是有双重标准的，宋襄公这样被笑话，日本人拼刺刀下子弹就是有民族精神。正好像人家的都是节俭美德，我们的叫做小农意识，人家的都叫文明礼仪，我们的都叫封建礼法。我在经济学的圈子里浸淫，这样的双重标准，见得太多，都累了。

宋襄公，一位古代中国的真正贵族。我这样一个后学，谨代表我自己，在2652年后，致以我的深深的敬意。

11月9日 凌晨3时12分

（啊啊啊，明天还要上班的啊，我可得赶紧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