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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除了课本上的原因之外还有什么原因?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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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着国共破裂,其实是孙中山手下那个国民党的全面破裂,共只是一个借口一个添头罢了,清党的本质是国民党1.0中各派系的全面对立瓦解,野心家趁机夺权上位。共除了作为一个借口和由头之外,只是被殃及池鱼的附赠品而已。

说什么孙中山活着也会搞清党的,难道你们觉得孙大炮活着会容忍西山会议派刺杀廖仲恺之后安然无事,会容忍枪毙邓演达等一干国民党左派?真当孙大炮只会吹大炮,不敢开大炮了?

说什么土地革命犯大忌,孙中山活着的时候,国民党左派在这个问题上跳的比共可欢多了。共还因为国际的指挥束手束脚,1924年廖仲恺在广宁农运绥缉里可是货真价实派了铁甲车给彭湃镇压地主民团的,怎么没见孙中山把廖仲恺当共给清了?

清党的本质不是抓共谍,也不是屠共党,最重要的是清剿国民党左派,只不过蒋介石给他们扣了一个“共党”的帽子罢了——更何况右派难道又有什么团结?要不是汪精卫驽马恋栈,宁汉就要先打一架;而即使汪精卫、胡汉民先后被老蒋算计,最后还不是打了一场中原大战?

国共破裂和所谓意识形态无关,不但国共合作在破裂,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也在破裂,蒋汪胡李冯阎无一不破裂,本质就是孙中山死了之后大家抢夺权力真空,天下大乱,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些许观点的补充—————

其实我无意指责任何派系的观点和动机,毕竟道德审判喊了太多,也没有什么意思,左派也好右派也好,也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服务——彭湃开着廖仲恺批给他的铁甲车镇压地主的时候,地主肯定也是觉得自己“被背叛”了的,包括广州商团和陈炯明在内,孙中山先生合作又决裂的势力不要太多,搞政治高地抢占互喷并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我的观点是,任何人都不应该为死人代言——国民党那些政治光谱有天壤之别的人,在孙中山手下共事并且都没有被孙中山排挤,我们不能替孙中山来决定他站哪一边。

农讲所以孙中山名义发出无数农运宣传材料是事实,旧军阀乃至地主武装和孙中山维持合作也是事实——难听点说,即使是孙中山堕落成旧军阀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虽然和他突然变成共产主义者一样微乎其微,但历史没有如果,不要替死人做决定。

孙中山死后,事实就是国民政权分歧越来越大,就算我们假设共党原地解散好了,难道邓演达、彭泽民等人就不会推动农运?矛盾始终是要爆发开来的,就算把共党从历史上删去,路线之争也是不可调和的——换个方向想,假如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旋起旋灭,共的一脉没有在历史上留下波澜,真的会有人把清党看成冲着共党去的吗?很显然主轴就是蒋介石夺权的政变和宁汉冲突嘛,那个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共能从山沟沟里爬出来夺取天下。国共合作破裂是必然的,因为国民党内部就在不断破裂和重新洗牌,共党无论做什么,哪怕就地解散也不会让天下太平。这本身就是国党内部的一次总的内部冲突清算,共只是一个好的借口,被拿来做文章的出头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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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应外合

前文已经将4.12事件发生的深层次背景交代清楚了,现在可以说说事件的具体经过了。

但是讲述事件经过之前,还是要讲一下“左”和“右”的区别,因为不明白这个概念,就没法理解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只有清楚当初革命先辈斗争环境有多么险恶,才会珍惜如今和平生活的环境有多么来之不易。

如果你出身在清末民初的一个地主官僚家庭,家境富裕,从小就上私家课,长大后出国学习增长见识,每天西装笔挺人模狗样,在国外你看到洋人彬彬有礼,但到了中国之后却横行霸道,杀人放火,家门前公园竖着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再看到列强的军舰游弋在中国的近海和江面,列强的军队驻扎在中国的领土上,列强的商品充斥在中国的市场上,伦敦街头擦皮鞋的约翰到中国后变成了高贵的洋大人,绝大多数中国人却活的连洋人的狗都不如,请问你会有什么感受?

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你义愤填膺,觉得帝国主义可恶至极,你有强烈的冲动,想参加革命打倒列强,消灭他们的走狗军阀和买办,把这些垃圾全部赶出中国,让中国人可以仰首挺胸堂堂正正的做人。

至于革帝国主义命的同时,要不要革自家的命,比如把自家的地给穷人分了之类的事,你可能就没考虑过,如果有人提出来,你内心非常抵触并坚决反对,那么你就是“右派”。

如果你出身在农村一个贫苦的家庭,从小父母双亡,靠给地主家放羊为生,每天被地主崽子欺负,打的遍体鳞伤,你发誓要逃离这个地狱一样的家乡,长大一点后,与同村的大伯和其他年轻人一起进城讨生活,像头牛一样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时间,资本家却不给结工资,大伯带头讨薪,结果黑心的资本家勾结地痞流氓,把工人围起来打的半死不活,还把从小唯一疼爱自己的大伯给当众打死,脑袋割下来挂在门口的电线杆子上,随着冬天凄厉的寒风来回飘荡,你内心会有什么想法?你会觉得这个世界烂透了,没有挽救的必要了,你想参加革命把一切打倒重来,那你就是“左派”。

“左右”之分主要体现在思想上,与出身强相关,但出身并不能完全决定思想,有可能你出身富贵,但已经看穿了这个万恶的旧社会,赞成一切打倒重来,那你就是左派;可能你出身贫穷,历经生活的艰辛,但参加革命后,有了一定的地位,你想维持住这种地位,你不想把一切打倒重来,觉得现在这样挺好,那你就是右派。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用左右区分的,有些人没有原则,在形势不明朗之前,喜欢两边下注,见风使舵,到处都有关系网,到处都有熟人,确保无论谁获胜,自己都可以站在胜利者一边,比如杜月笙之流。

把左右搞清楚了,可以继续往下讲了。

军阀是什么派?军阀本质上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植的代理人,代表帝国主义的利益,他们连右派都称不上,属于极端反动的势力,是左派和右派共同的敌人,但如果左派和右派发生内斗,军阀是喜闻乐见的,并且还会鼓掌加油,助上一臂之力,让两方斗的更厉害些。

如果让军阀选择一个合作对象呢?军阀肯定会选右派,因为左派组织农会,搞工运,准备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至于军阀,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已,属于坚决彻底消灭的对象,没有一丝合作的可能。

国民党的基本盘是左还是右呢?这个问题比较简单,看看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就知道了,同盟会1905年在日本成立,吸收的主要成员是留日学生,简称留学生,在那个普通人随时可能饿死的年代,留学生们的出身基本非富即贵,前文也说过,没钱出啥国?

国民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这些人作为革命功臣,自然成长为各级政府和军队的干部团队;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搞收编很有一套,吸收了大批前军阀部队,这些部队军官团的基本面也属于有产阶级,屁股虽然不能完全决定脑袋,但大致是不会错的,这些人的基本盘是右。

为啥鲍罗廷总是担心国民党右倾,必须要用尽全力防范,实在没办法,国民党干部队伍的基本盘就在右,肯定是动不动就右倾嘛。

蒋介石发动4.12政变之前,国共虽然有些分歧,但合作还是主流,大家各司其职,中共和左派负责发动工人和农民,蒋介石负责率军出征,当然军队中也有大量左派和中共党员,比如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师长薛岳,他当时就强烈左倾,还有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态度暧昧,蒋介石都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左还是右。

北伐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左右两派的共同敌人是军阀,大家基本做到了齐心协力,随着北伐的进展,左派在光复的地方广泛开展工农运动,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减少劳动时间等等,地主老财慌的一批,有能力的全跑了,城里民族资本家怨声载道,这些人的亲属是国民党右派的基本盘,有些人觉得自己参加革命流血牺牲,结果在后方的家被抄了,开始对左派极其不满,不满的程度甚至超过军阀,这种矛盾是内生的,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平复。

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通过流血的形势表现出来,在4.12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举个例子,江西赣州光复后,中共派遣陈赞贤到赣州领导工人运动,陈赞贤迅速把工人组织起来,成立总工会和工会支部,要求资本家提高工人待遇,减少劳动时间,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问题出在提高工人待遇上,工会要求所有行业将工人工资同时提升14倍,来了个一刀切,每个行业员工人数和盈利能力都不一样,有些行业压根就不能承受如此高的人工成本,应该区别对待才正确,一刀切下去,双方矛盾顿时激化。

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师驻守赣州,师党代表叫倪弼,这家伙是黄埔一期生,属于死硬右派,特别反共,赣州的地主老财和资本家纷纷找他哭诉喊冤,边喊边给他塞钱,怂恿他和工会作对,这家伙冲动之下,居然派人把陈赞贤给抓了,在3月份的时候,枪杀了陈赞贤,引起掀然大波,蒋介石迫于压力,马上将倪弼开除。

这只是左右矛盾的一个缩影,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矛盾,这种矛盾是4.12发生的内部因素。

多说一句,倪弼一直没有得到蒋介石重用,解放后留在大陆,1958年在“镇反”运动中被枪毙了,枪毙的地点就是赣州。

很多人不太知道的是,在北伐军进入上海之前,上海就已经解放了,上海是中国唯一一个由中共领导,工人阶级作为生力军,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城市。

当年29岁的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之一, 1927年3月21日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当天晚上消灭孙传芳在上海的全部驻军,3月22日组建临时市政府。

北伐军进城时,上海工人已经拥有一支将近三千人的武装力量,他们是这座城市的解放者和守护神,是任何人都无法漠视的一支力量。

工农运动的宏大气势吓坏了上海滩的大佬们,他们迅速相中蒋介石,建立起巨大的利益输送纽带,希望能阻止即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厄运。

但革命的进展一日千里,群众的热情如夏日骄阳,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只要加以引导,群众的力量将形成滔天巨浪,将所有地主军阀买办这些反动派全部拍死在沙滩上,俄国革命已经演示的很清楚了,上海滩的大佬们是真害怕了,就像后来毛教员说的:就让反动派在人民面前发抖吧!

留给反动派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迫切要求蒋介石立即采取行动,用枪杆子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共产党在工农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出色组织能力,和解放上海表现出来强大的领导武装力量的能力,让国民党右派们寝食难安,他们已经深深的感觉到,再继续这样下去,内斗不息的国民党将毫无抵抗力,只能拱手交出领导权。

右派们已经形成共识,不能再拖延了,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一直在苏俄和中共面前积极要求进步的蒋介石终于决定撕下面具,压上自己的前程和命运,赌上一把。同样,在3月22日到4月12日,这短短的时间里,近代中国最优秀的民族精英,都要做出自己的决策,从此,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以后战场再见。

蒋介石要保住上海土豪的财产,难度很大。

刚才已经说过,上海不是靠北伐军夺取的,而是靠中共领导下的工人武装起义夺取的,换句话说,中共掌握了上海的政权和工人,并且还掌握了一支3000人的武装力量。

再说说蒋掌握的军队,蒋的军队基本盘是黄埔军校学生,黄埔军校是苏俄出钱国共合作的产物,出身就自带红色,下级军官们虽然有党派之别,但毕竟是亲密的同学和生死与共的战友,那可是在一起流过血的过命交情。

如果当时蒋让嫡系第一军执行清党的任务,后果难以想象,可能有很多人不愿意将枪口对准昔日的同学和战友,强压之下,倒戈相向都有可能。

蒋介石没有能力单独完成这个任务,他必须要找到同伙,所有右派都是他的同伙,国民党右派很多,同伙很好找,不但党内有同伙,在这件事情上,甚至死对手军阀也支持他。

张作霖就非常积极,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

话题再转回来,李宗仁白崇禧当时就跳出来,表示愿意充当反共急先锋,大家不太知道的是,北伐军的主力并不是黄埔军,而是桂系和粤系,具体来说,是桂系“钢军”第七军,粤系“铁军”第四军。

上海光复后,第一支被邀请进入上海的北伐部队是蒋介石的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叫薛岳,薛岳也是老革命了,曾经担任孙中山大总统警卫团营长,另外两位营长一个叫张发奎,还有一个叫叶挺。

光复后的上海充满节日的欢乐,张灯结彩,到处都是庆祝的人群,受到气氛感染,进城后的薛岳非常兴奋,和上海工人纠察队在一起搞联欢,庆祝上海光复,和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关系处的非常融洽。

此时薛岳又红又专,让他去清理共产党和工人组织,那绝对是开玩笑,事实上,在接到蒋介石把第一师调离上海的通知时,薛岳直接来到中共驻地,建议立即把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抓起来,虽然当时风声已经很紧,但共产国际认为国共合作还是主流,给出建议让薛岳装病拖延时间,错失良机。

多说一句,第一师调离上海后,薛岳迅速被解除职务,只能去投奔老领导粤系军阀李济深,被任命为师长,参加了对南昌起义部队的围剿。宁汉分裂以后,张发奎和汪精卫是一伙,准备把在武汉的部队拉回广东,驱逐李济深,南昌起义爆发后,张发奎的部队被拉走大部分参与围剿,实力不够,联系老伙伴薛岳,希望里应外合占领广东。此时李济深和蒋介石的关系很近,薛岳和蒋介石一直不对付,当了一把反骨仔,和张发奎合作,在1927年11月,夺取广东军政大权。

汪精卫斗不过蒋介石,宁汉合流后被迫出国,张发奎也混不下去,只能跟着出国,广东缺乏领头人,又开始混乱起来,蒋介石抓住机会,祭出金钱大法,安排李济深和桂系勾搭,组成粤桂联军,进攻广东,在广东的第四军“铁军”和广西的第七军“钢军”展开混战,年初还在一起并肩战斗所向披靡的两支兄弟部队,年末就开始刀枪相向,实在令人惋惜。

1927年12月,中共领导发动广州起义,准备夺取革命根据地,薛岳急眼了,觉得共产党和他抢地盘,指挥部队和老伙计叶挺火拼,敌我实力相差太大,起义军损失惨重,我党元老张太雷牺牲,叶挺只好带领起义军退出广州。

此时薛岳一改以往左倾的角色,从以往共产党的保护人,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变成反共急先锋,后来薛岳在抗战长沙保卫战中表现亮眼,受到很多人的表扬,但他始终和蒋介石不对付,一心想培育自己的势力,从他一贯的表现来看,他一直都在追求拥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如果谁被认为和他抢地盘,他就跟谁拼命,领地意识非常强,本质上只是一个军阀,一个有点爱国心的军阀。

再转回来,薛岳被调离上海后,桂系第七军迅速进入,屠刀已经有了,还缺乏内应,上海可是一个大城市,光工会领导的工人就有八十万,还有工人自卫队,想在最短时间内控制上海,必须要里应外合,这个内应就是青帮。

蒋介石和青帮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大哥陈其美就是青帮大佬,后来的青帮三大亨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比他都低一辈,可惜陈其美被袁世凯所杀,蒋介石失去靠山,在上海滩混饭吃的时候,欠下高利贷被混混追杀,无奈拜在黄金荣门下,靠青帮庇护才逃过一劫。

青帮是一个正经的黑社会组织,以捞钱为己任,最擅长的就是八面玲珑,到处下注,在大革命时期,资助革命党,甚至资助共产党,确保将来无论谁当政,他们都能攀上交情,能将黑帮生意永远经营下去。

现在很多人吹捧杜月笙做人的艺术,看到以后脑袋都晕,这可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混混,干的就是突破做人底线的营生,比如强迫妇女卖淫、贩卖鸦片、把人丢进黄浦江之类,特么的,这种人渣也去追捧,不想说脏话。

杜月笙这种人最最大的本领是察言观色,属于典型墙头草两边倒,当混混嘛,如果没有点眼力劲,坟头草都长老高了,当时北伐军如日中天,瞎子都看的出来,蒋总司令前途无量,何况还和青帮关系匪浅,那还犹豫啥?哪边实力强就站哪边。

对于能充当反共内应,杜月笙感到非常兴奋,出手就杀了汪寿华。

汪寿华是何许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工人纠察队就归他管,有3000人枪,实力非常强大,解放上海的就是这支武装力量,属于经受过战火淬炼的队伍。

汪寿华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青帮的“大“字辈,和蒋介石的大哥陈其美一个级别,辈分相当高,杜月笙见到都必须要喊一声师叔。

以前打交道的时候,杜月笙压根就不敢在他面前造次,每次见到汪寿华都非常客气,表现非常积极,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期间,杜月笙动员青帮成员掩护共产党员,关系一度非常融洽。

1927年4月11下午,杜月笙派人请汪寿华到家里赴宴,当时气氛已经很紧张了,汪寿华立即向组织报告,为安全起见,顾顺章建议带几十号人去,汪寿华浑身是胆,想摆明诚意,尽量争取青帮势力,单枪匹马就去了。

事实证明,流氓是绝对不能相信的,汪寿华去了以后就被活埋了,年仅26岁,杜月笙连师叔都杀,属于典型的欺师灭祖,特么的江湖道义呢?做人的艺术呢?如果汪寿华不死,能活到解放后,绝对是正国级领导。

不过苍天有眼,参与杀害汪寿华的流氓,有两个解放前就死了,有两个在上海被解放的时候,抓住给直接枪毙了,也算告慰了英烈的在天之灵。杜月笙解放后不敢回大陆,有人问他为何?他叹息说欠了共产党的血债,说的就是这个事情。

汪寿华是上海4.12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人。

汪寿华牺牲后,青帮流氓们立即行动起来,在4月12日凌晨2点半,青帮流氓们统一服装,带着蒋介石分发的各类武器,突袭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肯定不会束手就擒,双方展开激战,这个时候白崇禧登场,用调解工人内部纠纷为理由,把工人纠察队全部缴械,工人自卫的能力被彻底解除。

让人感觉憋屈。

其实在4.12之前,蒋介石想搞政变这件事情,已经不是秘密了,中共早就收到消息,极力主张武装反抗,调集干部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做好了抵抗的准备。当中共把这个决定报给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回了很多,挑选其中一句: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还有啥可说的?

不抵抗就会完全陷入被动,被动就要挨打。

剩下的就全是血腥场面了,4月13日,第26军第2师用机枪扫射游行群众,当场打死100多人,场面惨不忍睹。

第26军军长周凤岐,原本是孙传芳手下一个师长,1926年北伐军势如破竹,这小子强烈要求进步,加入革命队伍,正好被蒋介石派来干这个脏活,准备用完就扔,结果这傻叉以为立功的机会来了,表现过头,连游行群众都敢杀,冒天下之大不韪,名声臭大街了。

关键这货背负污点还不自知,后来参与反蒋活动,蒋介石是什么人?睚眦必报,被蒋介石一撸到底,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这货不甘寂寞,到处散布抗日必亡的论调,积极活动准备当汉奸,蒋介石早看他不顺眼,借此良机,让军统出手把他干掉了,死后世世代代身上都要背负两个可耻的字——汉奸。

蒋介石和桂系是北伐后形成的两个军阀新贵,他们动手后,军阀们也纷纷动手,广东李济深、东北张作霖、四川刘湘,纷纷把屠刀向共产党人举起,到处血流成河。

二 周恩来遇险

对于中国人来说,期间最惊险的莫过于周恩来被捕,如果当时出一点纰漏,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真的难以言说,周恩来的协调能力举世无双,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无论怎么表述都不为过。

想把这事说清楚,必须先说两兄弟,哥哥斯烈和弟弟斯励。

斯烈的资格非常老,1910年的时候,担任广西陆军小学提调(职权和校长差不多),后来的广西军阀基本都是他的学生,比如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

周凤岐混进革命队伍后,被任命为26军军长,斯烈任副军长,当时斯烈已经收到蒋介石命令,明确要求抓捕周恩来,蔡元培亲自拟定的通缉名单嘛,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

斯励是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这个资历是非常牛的,国共高级将领基本都出自黄埔前三期,周恩来当时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嘛,是斯励名副其实的老师,其实周也就比斯励大两岁,但是师生关系并不是以年龄论的,是以学识论的,周恩来从小就是学霸,英俊潇洒,气度非凡,才华横溢,通晓古今,君子温润如玉,斯励非常尊敬他。

斯烈通知周恩来到26军第2师师部开会,周恩来消息灵通,知道很危险,但周了解斯烈的为人,不愿放弃沟通的机会,加上斯励愿意陪同老师一同前往,安全系数大增,于是去了。

去了就被扣住了,周恩来临危不惧,和斯烈讲事实摆道理,细数蒋介石干过的那些烂事,让斯烈看清楚谁才是真正的反革命,看看建国以后周恩来在外交场合的表现,就可以知道周的口才有多出色,加上斯励从旁协助,最关键斯烈真不糊涂,考虑再三,冒着巨大的风险,把周恩来给放了。

周恩来脱险之后,本来想着回工人纠察队总部继续指挥,途中得到消息,总部已经被国民党给封了,为了躲避追捕,雇船连夜渡过黄浦江,隐藏在浦东贫民居住点,准备等风头过了再离开上海。

没想到这个贫民点是26军重点搜寻的地方,天刚亮又被抓住了,被送往第26军第一师第七团团部,真是才入狼穴又入虎口。

团长鲍靖中亲自审问,这哥们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一眼就看出被抓的这个人是自己尊敬的老师周恩来,他不愿意伤害自己的老师,决心把老师救出险境,向周恩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后,找来一套军服给周恩来换上,亲自护送周恩来离开浦东,送到火车站,到达武汉后才彻底安全了。

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感慨,老天还是偏向中国人的。

鲍靖中在抗战初期当过国军副师长,负伤之后辞去军职,后来一直居住南京,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惦记当时的救命恩人,让当时的南京市市长刘伯承代为寻找,1956年的时候,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1957年特意到南京看望鲍靖中,并委托南京政府一定要妥善照顾。

4.12之后,斯烈和蒋介石尿不到一个壶里,干脆辞职回家,后来担任一些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为官清正廉洁,解放后留在老家杭州,深受家乡父老乡亲的尊敬,周恩来从没忘记这个救命恩人,特地委托叶剑英元帅代为看望,充分表示了周恩来的态度,斯烈对革命是有贡献的。

要知道,建国以后,总理日理万机,在千头万绪的时候,还记得这些事情,说明总理的确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

比较可惜的是斯励,如果不死的话,以他的资历,前途不可限量,为啥这样说,斯励入党的时间是1928年,正是白色恐怖最盛的时间段,此时入党,足以说明患难见真情了。

说到斯励就必须先说下顾顺章,这是一个传奇人物,中共天字号特工,受周恩来直接领导,从小就胆气十足,长大后在上海青帮混过,身手利索,敢打敢杀,表现的义薄云天,在工人中威望极高,如果非要举个例子,大家可以看看金城武主演的《马永贞》,顾顺章基本就是那种类型的人。

由于表现太突出,被中共早期领导人向警予看中,介绍入党,一度担任鲍总的贴身护卫,1926年,被选送莫斯科深造,一起去的人还有陈赓,他学习的时间不长,但因为极度聪明,学习到的本领非常多,比如化装、魔术、魔术、机械知识和操作、心理学等等,并且他还是用枪高手,徒手格斗高手,简直比邦德还牛,堪称全能,简直完美。

还是对手的评语比较公正:全能特务,够称得上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就这么一个完美的人,他有缺点吗?有,和那个邦德一样,非常风流。

他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这可能令大家有点吃惊,共产党员怎么能这样呢?其实大家心目中的党员标准,是从遵义会议以后才开始的,之前的标准没这么严格,因为革命环境恶劣,党组织早期制度并不完善,用人偏重能力,对于一些其他缺点都不太在意,也没觉得有啥大问题。

因为选人用人标准不严格,一些有明显缺点的人混进组织,占据重要岗位,在关键的时候叛变,导致党遭受严重的损失,比如顾顺章事件。因为有了这些血的教训,后来党在总结用人标准的时候,把德放在才的前面,强调德的重要性,如果德行不好,再有才能也不能用。

当时陈赓就感慨,就顾顺章这样的人,铁定当叛徒,只是时间问题,等着吧,结果真的没让陈赓等太久,并且间接把陈赓也连累了,1933年,陈赓在上海治疗腿伤,被跟着顾顺章混的叛徒认出抓住,蒋介石听说把陈赓抓住后,非常兴奋,亲自看望陈赓,试图说服他跟自己混,准备委以高官厚禄,两人见面后,陈赓拿一张报纸把脸盖住,一言不发,表示不想见蒋介石,也不想和他说话,在长达2个星期的沟通时间里,一次次吃瘪让蒋介石无比失望,嘴里不停唠叨: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陈赓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是黄埔一期出身,国军这边的高级将领都是他的熟人,同时他还是蒋介石东征时的救命恩人,宋庆龄也对他很了解,在他被软禁在南京的时间里,黄埔老同学纷纷来看望他,宋庆龄也大张旗鼓的在报纸上宣传陈赓,说他是对革命有功的人,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搞的蒋介石非常尴尬,压根不敢对陈赓动手,最后没法,只能放松对陈赓的管制措施,让陈赓成功脱离险境。

话题再转回来,1931年4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武汉,老毛病复发,和一个交际花勾搭上了,这种女人用钱无度,顾顺章的工资哪里够挥霍,于是机灵的顾顺章想起了在苏联学到的魔术,身为中共特科领导人,居然违反组织纪律,公然在武汉登台表演魔术挣钱,被一个叛徒发现并抓捕,如此好色的男人,意志怎么可能坚定?被捕后没费什么劲,顾顺章就把知道的全部都招供了。

顾顺章是什么人?中共特科领导人,干的就是保卫和地下情报工作,对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了如指掌,对中共地下战线无比熟悉,这样的人叛变,对中共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万幸的是,顾顺章被捕的消息被钱壮飞(中共传奇特工,龙潭三杰之一)得知,紧急通知周恩来,周恩来紧急安排中央机关全部转移,才避免了一场毁灭似的浩劫。

由于他掌握的信息实在太多,党组织依然遭受了重大损失,恽代英、蔡和森都是因为他的指认才牺牲,各地党员损失估计超过800人,中共地下情报网遭受重大损失,叛徒之所以比敌人更值得痛恨,原因就在这里,破坏力超强。

大家对他恨的牙齿都痒痒,毛泽东亲自签署,中华苏维埃发出红色追杀令,称“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职责”,这种追杀令在中共历史上有且仅有这么一次。

更要命的是,顾顺章在上海的亲戚,全部参与中央机关相关服务工作,对中共首脑和机关位置都非常熟悉,顾顺章叛变了,他的这些亲戚叛变的可能性极高,后果不用描述。

在你死我活的斗争环境中,不能有一丝侥幸心理,必须要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同时树立一道红线,让所有人知道,叛变是一件成本极高的事情,周恩来怀着痛苦的心情亲自部署,安排红色锄奸队将顾顺章家属全部处死,出于人道主义精神,留下了两个幼年的孩子。

后面发生的事情也印证了制裁措施的必要性,这两个孩子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没事就带着他们在街上转悠,看到熟人就指认,后续又给党组织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斯励和顾顺章经常来往,非常熟悉,那晚到顾顺章家里串门打麻将,被误杀了。

有些不怀好意的人拿人道主义来说事,这种人和“何不食肉糜”的论调一模一样,属于吃人饭不说人话的货色,这是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但凡出一点点纰漏,整个中央首脑机关和人员就要全军覆没,中国革命形势可能逆转,这种损失谁能承担?

斯励是最令人痛心的,整个事情与他毫无关系,但在那个夜晚,他出现在了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只能说遗憾了。

斯励的夫人陈佩英,当时不到30岁,此后一直没有再嫁,新中国成立后在诸暨(念ji)中学教学,同时担任诸暨市政协委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未受到冲击,大家猜测,她受到特殊保护。1976年1月,当她得知周恩来去世的消息时,一直沉默寡言的她大哭一场—斯励永远没有平反的机会了,这是她活着的最大心愿了,的确让人心酸。

为了革命,无数先烈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至于委屈,经历九死一生,活到新中国成立的这些革命前辈,那一个不是受尽委屈,但他们依然百折不悔,中华民族就是因为他们的隐忍和努力,才能摆脱被奴役的悲惨命运,再次向先烈们致敬!

在电影“建军大业”中,斯励以非常阳光帅气的形象出现,让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近百年前英俊的青年军官,这很能说明问题了,也算弥补了陈佩英女士的遗憾了。

多说一句,顾顺章本身就是特务大师,的确没人杀的了他,但自作孽不可活,这小子加入国民党后不甘寂寞,参加反蒋组织,在1935年6月被蒋介石处死。

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在领导们的照顾下,在新中国生活的非常好。

三 知识分子的表现

民国时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绝对的高薪阶层,高到什么地步呢?陈独秀月薪300元,当时北京的四合院价格是每平米2元,400平米也就800多元,陈独秀不到三个月的工资,就可以在北京买一套大面积住房。

为啥教授们的工资这么高呢?因为他们名望高,在社会上影响力很大,无论哪路军阀上台,都必须给面子,不然的话,随便写点黑材料,立马就让你臭大街,反正军阀们别的可能都缺,就是不缺黑材料。

但是一般知识分子都不太愿意和军阀们合作,因为太掉价,双方保持进水不犯河水的态势,知识分子不黑军阀,军阀也不太去管知识分子。

但4.12有点和以前不太一样,这是革命阵营内部出现分裂,温润如玉的君子们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经过这么多年宣传,蔡元培已经被塑造成一个大学者大教育家的形象,长袍马褂,君子温润如玉,给人以温厚长者的形象,然后就忽略了蔡元培铁血的一面,蔡元培是光复会的会长,秋瑾、徐锡麟甚至鲁迅都是光复会成员,光复会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满清,主要手段是暗杀,蔡元培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

关于蔡元培在4.12中的表现,现在的宣传资料上写的很有分寸,充满中国式的艺术:1927年参与发起“护国救党运动”,认为应当清党但反对杀人。

“护党救国运动”就是书本上所说的“清党”,反对杀人但实际上杀了很多人,政变之前,右派们开过两次筹划会议,会议主席是蔡元培先生,事变中重要人物通缉名单就是在4月2日的会议上被拟定出来的。

通缉名单上有柳亚子。

柳亚子是蔡元培的学生,在蔡老师的指引下,柳亚子加入光复会,参加革命,还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秘书,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坚持三大政策,对右派们背叛三大政策的行为,柳亚子非常气愤,经常发文给予猛烈抨击,和老师渐行渐远,被老师亲手列在通缉名单上。

大家都知道文化就是一个圈,尤其在民国,穷的肚子都填不饱,学啥文化?所以民国文化圈的人基本就集中在北京上海这些有钱的地方,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基本都很熟。

1927年6月,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在上海被捕,当时的身份是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皮肤黝黑,为了掩护身份,穿着破烂,被捕后他说自己是干活的工人,警察也没怀疑,就把

他和普通工人关在一起。

陈延年多聪明一个人,赶紧写信给父亲的老朋友汪孟邹求救,汪孟邹是搞出版工作的,和陈独秀、胡适这些大知识分子非常熟,经常给他们出书嘛,汪孟邹想起胡适到了上海,胡适与国民党很多政要非常熟悉,让他去帮忙,胡适想起吴稚辉是陈延年的老师,吴稚辉还曾帮助陈延年到法国留学,于是写信给吴稚辉,让他帮这个忙。

吴稚辉收到胡适的信件后,非常激动,不是为了可以救自己的学生而激动,而是为抓住了中共的大人物而激动,马上告知上海警备司令部,经过残酷到极致的审讯,陈延年不肯出卖党的任何秘密,1927年被恼羞成怒的警备司令杨虎下令乱刀砍死,死的极惨,可怜陈延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被老师给出卖的。

现在很多文章说胡适是好心办坏事,我们不评论,只说事实,大家自己判断,胡适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派,反对进行激烈的社会改造,他也是一个大知识分子,爱惜自己的羽毛,不太愿意参与政治争斗,1927年4月12日,胡适离开美国回国,当他听说4.12事件后,为了避开争斗漩涡,他选择在日本呆了一段事件,直到当年5月中旬才回国。

在日本的这段时间,他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了解这些故交好友各自的立场,而且他在上海的寓所,正好与蔡元培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以胡适的大脑,肯定知道把信件交给吴稚辉的后果,他还是这么做了。

要知道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不愿意参与政治,更加不愿意杀人,吴稚晖连自己的学生都杀,遭到文化圈的一致排斥,鲁迅两兄弟极尽嘲讽,很快吴稚辉的名声就臭大街了,没人愿意靠近他。

胡适见状,立即划清界限,表示了对吴稚辉的鄙视,保住了自己的名声。

蔡元培自己从来不否认参与过4.12事件,但他也感觉很奇怪,为何大家都鄙视吴稚辉,但对自己总是网开一面“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

再说说鲁迅,以前读书的时候,总觉得鲁迅的文章晦涩难懂,不知道为啥非要学,等互联网兴起后,网上时不时出现一些抨击鲁迅为人的文章,看上去好像也没错,等再进一步了解鲁迅在大革命中的表现后,在终于明白,为啥在宣传中,要把鲁迅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了,因为他的确配得上。

1927年1月18日,鲁迅到达广州,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年4月21日即辞职愤然离开,网上有很多人跳出来说,鲁迅因为私人恩怨离开的,说这种话的人,脑袋是真蠢就是真坏,为啥,说说就清楚了。

当时广州是革命的大本营,但军队掌握在粤系李济深手里,4月15日,李济深也在广州搞大搜捕和大屠杀,中山大学学生被抓了几百个,当天下午,鲁迅就召开会议准备营救学生,遭到朱家骅的强烈反对,朱说学生违法政府才抓的,学校不能出面干这个事,鲁迅说你特么的能说人话吗?当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学生游行被抓,全国都参与营救,你不是也参与了吗?

然并卵,鲁迅一个人坚持也没用,只能辞职走人,到上海投奔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继续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右派,被称为文化界的斗士,让蒋介石气的半死,但又无可奈何。

在这种到处人头滚滚的恐怖气氛中,鲁迅能置生死于度外,坚持自己做人的本色,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尊敬吗?后来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文稿,包括《可爱的中国》,托人交给鲁迅,为啥交给鲁迅,因为他值得相信,方志敏革命意志坚定,眼光也独到,鲁迅对得起他这份信任,文稿后来被辗转送到延安,才得以让我们有幸见识到革命先烈的勇气和胸怀。

现在大家知道为啥鲁迅被提的那么高了吧。

现在网上很多人骂郭沫若是渣男,的确,郭沫若是显得风流了点,但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可一点都不糊涂。

蒋介石非常清楚文人的重要性,郭沫若年少成名,早就是闻名天下的大才子,随便动动笔杆子,就可以引领舆论风向,蒋介石非常器重,希望将郭沫若收归麾下,为己所用,在4.12政变之前,蒋介石就极力拉拢他,几个月的时间,就将郭沫若从一个宣传科长提拔为中将,还许诺一旦拿下孙传芳的地盘,就全部交给郭沫若治理。

一般人哪里能经受住这种诱惑?我不知道郭沫若动过心没有,但当郭沫若了解蒋介石企图发动反共政变的一些事情后,毫不犹豫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离开蒋介石。

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发表文章痛骂蒋介石,揭露蒋介石企图背叛革命的真实嘴脸,并且还提出来“打倒蒋介石”。

一边是高官厚禄,一边是生命危险,郭沫若选择了危险,放弃了富贵,坚持了理想,这才是铁骨铮铮的真男人啊,何况他还才华横溢,这样的男人的确很吸引女人。

4.12是一道坎,很多人的人生就是以这个时间点作为分水岭的,上演了无数的悲欢离合,有人坚持了理想,有人背叛了良心,人间百态,不过如此。

再次向中华民族的英雄们致敬!

其实毛教员对4.12的总结是最精炼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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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清的时候,各省豪杰组建了规模庞大但是成分、组织、来源极为复杂的反清团体,各地会党组织如过江之鲫,每时每刻都在杀官谋反,或者密谋杀官而反。但由于各处力量实在过于松散,反清这样的大事依靠这种方式根本没有成功可能。于是,一些有想法有见识的会党就开始了一个颇为合理的行动——整合。

虽然各地反清会党来源不一成分也不一,但由于都是吃这口饭的,所以高层往往互相认识,甚至还有过配合或者合作。有此基础,又有满清王朝共同敌人的存在,整合这个思路很快被各地会党接受,或两会合一,或三合一,会党整体数量减少了,但对于却出现了扩大和集中化。其中,势力最为雄厚的兴中、光复、华兴三会决定合作,华兴会完全并入新组建的同盟会,但浙江人为主的光复会则在合作的同时,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权。

整合之后的会党迸发出惊人的力量,各方各取所长,互相弥补短板,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清朝不堪其扰防不胜防,最后在一处看似极其偶然的武装起义中轰然倒塌。

当清廷还在摇摇欲坠之时,各地已经纷纷响应革命,各省通电独立,清廷败亡势不可逆。同盟会出现了新问题,内部分歧在极短时间内演变为分裂行动,光复会大佬章炳麟宣布另立共和党,到了南京临时政府组建时,同盟会员不过其中三分之一,种种异象更加引起了作为革命党领袖的同盟会诸公对其他会党出身人员的猜忌。再兼共和之事十拿九稳,大家革命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这天,也该到了论功行赏之时,因有章炳麟另立门户前鉴,又有陶成章组建光复军北伐后辙,以至临时政府在委任各地官员事有意压制光复会,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

临时政府成立不到半个月,民国元年1月14号,同盟会元老陈其美授意蒋□□暗杀光复会实权人物陶成章,双方矛盾再难调和,光复会上下群情激愤,同盟会则先下手为强,开始“清□”,把会中的拥有光复会背景的会员清理大半,光复会满盘皆输,自此几乎彻底离开政治舞台。再后来,同盟会又联合其他党派组建□□□,却又在南北双方大打出手之后故技重施,“消化”了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

所以,对于26年向□□□挥刀来说,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他们的传统技能,大敌当前一切都可以按下不表,可当敌人大势已去,优势在我时,清□也好整理□务也罢,所谓□□□占额比例过高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借口这东西没有找不着的。


所以,□□□是吃了太年轻没经验的亏。□□□那边说:没关系,下辈子小心点儿。万万没想到,人□□□这边居然没死透,丝血反杀,而且居然缓过来了。


可要是没缓过来,这“□□□”三个字,恐怕只是百科全书里一个百余字的条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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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感觉,自双鸭山联俄伊始,国民党“赤化”的风说便不胫而走;国民党一大召开后,更激起轩然大波。国民党上下为此展开辟谣,总而言之:国民党“以俄为师”,但绝不“俄国化”;国民党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但绝不做共产主义者;国民党吸收共产党人加入,但绝不混同于共产党,并做好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的思想准备。

香港是制造国民党“赤化”谣言的发源地。“那一般蛰居香港受敌党运动的流氓访员更闭门造车,悬空八只脚大造其谣言,……一片闭上眼睛的梦话,不绝的向上海打电”。如上海《新闻报》1924年3月3日发自香港专电,竟造谣说:“2日国民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员到者90余人,由孙文主席,孙选定27人宣读,全场举手赞成,27委员中,除谢持、林森居正数人外,余均共产党。”港沪两地反对国民党的报纸大量制造假新闻,“不曰‘国民党已变为共产党’,即曰‘共产党实为灵魂,国民党仅为皮壳’,不曰‘广州将于4月1日宣布实行共产’,即曰‘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均已加入共产党’”。其结果是,“有许多人说这回国民党改组,已经变为共产党,同俄国的共产党一般,这个实在是过信谣传受人的利用”;“惟自国民党改组之后,反对者造出谣言,诬为共产党之机关,局外人不察,亦多此种误会”;港报登出广州4月1日实施共产的消息后,“港中富商颇生疑惑,而省中银业界及一般无识之企业家,受其蛊毒者,亦有其人”。以致遭到国民党人批评:“归纳若辈之伎俩,终不外穿凿事实,颠倒因果,捕风捉影,肆意诋毁;归纳若辈造谣之焦点,要不外国民党变为共产党,与国民党之主义变为共产主义而已。……以为一旦以一般人视为等于洪水猛兽之共产主义,加诸国民党,则国民党必外受列强之压迫,内遭国民之反对,而国民党危矣!”

国民党领导人随即展开辟谣。1924年2月16日,汪精卫向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谴责“港报对于吾辈,造谣无所不至,其始则宣传国民党赤化,其计盖欲以间粤政府与各国之感情。实则国民党此次改组,丝毫不改其以前之政略。”2月18日下午,廖仲恺对国闻社记者发表谈话:“外人谓国民党为俄国化,则请观此次改组之宣言及党纲,视英国劳动党[英国工党]所标榜者犹且温和,凡吾人平昔主张之……土地国有,且未列入,如此而谓为过激,固非吾人之所敢承也。”3月中旬,胡汉民撰文,针对谣传所谓“国民党此次改组联合了俄罗斯,已经赤色化,变成波斯域。”(波斯域即布尔什维克的另一译音)指出:“这是一个有心中伤的话,以为俄国波斯域是许多国家所怕恨的,以前并且有极端咒咀波斯域的口调。……国民党改组是否就赤色化?和俄国波斯域是否一样?这全是事实问题,现在有宣言政纲明明白白摆着,我们也不用费笔墨来辩解。”

2月26日,孙中山在大本营亲自接见上海《民国日报》记者。记者问:“自国民党改组后,颇有人怀疑吾党已改趋于共产制度。”孙中山答曰:“苏维埃政府已为英意所承认,列强皆有继起承认之趋势,则吾国亦何独不可。且本党民生主义中之‘平均地权’意思已十分明了,实无再怀疑必要。”2月27日,孙在大本营再次对该报记者说:“本党此次改组,宣言、党纲均极明了。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区别,我又在大会讲演时详细说明。本党与苏俄精神合一处,乃在同为(被)压迫民族奋斗,至主义并未变更,且苏俄现时亦非纯粹共产主义。本党同志无不服从党纲,敌党谣言不可信。”3月2日发表的孙中山致海内外同志训词中说:“顾有好造谣生事者,谓本党改组后,已变为共产党。此种谰言,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欲明真象,则本党之宣言、政纲具在,覆按可知”。3月25日,孙中山在同张作霖派来的代表杨大实的谈话中表示:“粤中实未施行共产”,“国民党共产、赤化,皆逆党造谣。请电雨亭弗可信。”3月30日,他在和香港某电通社访员谈话中,更坚决否认有在粤试行共产政府之意。

3月26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了一篇近五千字的辟谣声明书,表示:“本党在历史上为谋结合全国人民以图革命之政党,凡愿集合在本党旗帜之下共同奋斗以求实现三民主义者,皆得加入本党,此乃本党素来所持之方针,为国人所共见者。……辛亥以前,不少主张无政府主义之人士加入本党,而未尝有以国民党变为无政府党之说。近数年来,奉之张、皖之段、浙之卢,亦尝与本党合作,亦未尝闻有谬称本党为张党段党卢党者。……今乃因本党新同志中有一部分倾向共产主义之故,遂嚣嚣然谓本党变为共产党,其荒谬可笑,岂不显然可见。”最后指出,“顾有人疑本党改组后之主义与政纲,亦已变易,甚至谓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实行共产主义。……本党三民主义始终未尝移易,其内容之说明以此次宣言比较的更为恺切详尽,而谓其根本原则有所变更则谬也。”盖因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二者乃本党数十年未尝变易之主张,非由模仿任何国家之经济政策或任何外国所谓激烈派之学说而来也。……固非有所盲师任何先进国之成法,亦非有所取慕何种最新思想之虚声。至于如一般反对者妄加诋毁,无论其指本党为共产主义,抑或为资本主义,皆与本党主义毫不相关,与本党救国之本心两不相涉。”

9月30日,前广州市长孙科接受记者采访,谈话称:“广州有一新闻通信员,以为吾人凡事皆经赤化,因向外报告谓吾人皆属赤党,国民党亦变化赤党。此殊未近乎事实,国民党仅有共产党数人为中国共产党分子,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乃属两事,前国民党于广州举行大会讨论改组,共产党员亦预焉,然其除于数问题与多数党员意见不同外,未尝违反国民党党纲及主义。共产党在俄国,吾人并不以为其系成功,亦不认共产党之主义在现在即可施诸中国。”


孙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国民党内部发展迅速,控制中国国民党诸多重要职务,引起中国国民党内激烈政治分歧,造成宁汉分裂。在大队长率领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前,鲍罗廷秘密策动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张蒋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两人分别派唐生智杨宇霆作为代表,展开秘密会晤,协议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因此“南京事件”后不到两周,张作霖便在4月6日得到公使团同意,派遣军警突袭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并搜出共产国际发来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与冯玉祥合作颠覆文件、红枪会及煽动农民纪录、中共文件等,“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和武器弹药。其中一份训令内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证实苏联全面指挥颠覆合法的北洋当局的暴力、排外运动。4月12日,蒋在上海发动“清党”。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则强烈谴责粗暴北洋政府侵犯苏联使馆尊严,并称此事件“乃帝国主义的挑拨,中国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者的工具”。4月19日,苏联召回北京驻华代办及大使馆职员。

武汉亲共派首领汪精卫在偶然获得共产国际关于在颠覆中国政府的策略文件后,也开始和平分共。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广州南昌等地组织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进入农村地区发展,推动反国民党政府土地革命的活动。中国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到此暂停。

后来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期如此反思“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篡党篡政篡军,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发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篡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使篡政;组成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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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近代史老师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提到基层的活动,用了一个词,“烧杀主义”。

正在北伐的革命军军官家属,八成就是烧杀主义的覆盖对象。。这玩意儿,说什么都没法保持合作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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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很长。至少表面看来,是国民党内部,对于斯大林是否可以信任,产生了分歧。南京派以蒋介石为核心,不信任;武汉派以汪精卫为核心,信任。这就是所谓宁汉分裂。分裂后南京部分当然不合作了。后来,斯大林给他驻武汉的代表鲍罗亭发了一分电报,其要点是:动手接管汪精卫的枪。照理这事不能让汪精卫知道。但是当时有个印度人罗易,是斯大林派驻远东局的负责人,名义上还是俄罗斯人鲍罗亭的上司。罗易把电报透露给了汪精卫。至此,武汉部分的合作也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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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平头老百姓是啥都不懂的、啥都做不了的、啥都不想做的贱民吗?

英雄的老百姓关心美国,因为它就横亘在面前。

“Because it's there.”

因为山就在那里,所以英雄的老百姓就想征服一下呐,人类的天性而已,家畜或许不能理解。


全世界所有厉害的东西,中国的平头老百姓都关心:上至国际空间站,卡西尼,奥陌陌,旅行者;下至下水道油布包,煮饭仙人,圆珠笔尖,还有猛禽,幽灵,高精狙,福特号,电磁炮,可燃冰,盾构机,大豪斯,大牛排,电瓶车,鸟语花香,老虎大象,GPS,NMD,M1p,RTX,诺贝尔,太平洋。

我想要的不多。你给不了,我就自己想办法。

不允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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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连日本人都不让看。

相比之下,天朝起码能让中国人看(怎么个看法尚未可知)。

短短半年时间,这是巨大的进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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