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明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始亡于嘉靖」的说法？ 第1页

这种论调非常恶心，这样的论调就如同你问一个人，他为什么那么穷，他的回答是因为他爷爷的爷爷当年做生意亏了很多钱。

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愿不愿意思考完全是自己的事情。动不动就拿什么祖制说事儿的人，我就问问，你是一个完全听你爹话的人吗？

你连你活着的爹的话都不听，你会听你死去祖先的话？其实我是力劝这种人不要看历史了，免得走火入魔。

此乃甩锅之言。

如果你按这个逻辑追下去，你可以追到是明亡于朱元璋建立明朝。

明肯定不实亡于嘉靖，最后导致明朝灭亡的两股势力陕西农民军和后金嘉靖朝都不存在。万历朝出现的后金，天启朝出现的陕西农民军。

但这里有个问题万历朝出现的后金，天启驾崩还在东北呢，崇祯调整对辽方略用袁崇焕五年平辽之策才打到北京城下。天启朝发端的陕西农民军崇祯初年既被打散。前后全军覆没不下三次。仅仅闯王就换了两代人。还有为人所忽略的奢安之乱，也是崇祯初期剿平。而农民军屡扑屡起的原因何在呢？清军入塞。清军入塞使得明军无法像平奢安之乱那样完成最基本的善后，就得匆匆赶往北京封堵后金。

所以说万历天启给崇祯留下巨大的隐患这没问题。你要硬说明实亡于万历天启那就有点不公平了。亡于嘉靖那就谈不上了。

至于嘉靖弊政使明亡，我个人不认可，因为弊政不是不可改的，看皇帝有没有魄力而已。单独的弊政不可能使一个国家灭亡。只有在国家遭受重创的情况下之前的积弊才会使国家加速灭亡。

类比一下金朝，没人会说金实亡于哀宗，大部分人的共识是亡于宣宗。宣宗朝的一系列错误，使得哀宗继位后已经没有改错的机会了。国土缩水一半，外交四面受敌。军队几乎折损殆尽。这种局面下金哀宗能撑那么多年堪称雄主了。

更新一下，借这个回答说一个观点。近来有很多人一说到明朝弊政就涛涛不绝，甚至能追溯到朱元璋时期。这就太匪夷所思了。天下岂有弊政能实行一二百年的弊政？如果真能实行那么就，那本身也表明这些政策不会导致国家灭亡。远的不说说苏联，后人总结苏联的几大弊政，结果这些政策导致了苏联没到80年就亡了。可见真正政策的错误短时期内就会显现，并且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挥作用。

以明朝来说，即使是在崇祯年间在朝廷机制运转不灵的情况下依旧有能臣在现有体制下靠着祖传的卫所制组建新军https://zhuanlan.zhihu.com/p/357150971

这是我写的卢象升孙传庭编练新军的详细过程，谁能想到明朝后期的两大支柱性力量是以这种方式成型的？（最有意思的是央视的一个纪录片里说袁崇焕在锦州自己打粮食每年得粮10万石，很了了不起，帮崇祯省钱，每年百万辽饷，打这么点粮食还算帮国家省钱。人卢象升没用国家拨款在比锦州还穷的宣大每年打15万石粮食）那些说明朝祖制有问题的人，你们应该反思一下到底是朱元璋的制度有问题还是执行有问题？实际上是执行出了问题。

所以还是那句话，崇祯接手的绝不是个烂摊子。而是一个各方面还能说的过去的老大帝国。只是皇帝本身的能力实在应付不了帝国的局面。才导致十七年而亡国。最耐人寻味的是崇祯朝出现的这些问题，嘉庆隆庆万历天启都有。

最有意思的是嘉靖，几乎可以类比崇祯，崇祯有清军入塞嘉靖有阿勒坦之围（感兴趣的可以去网上查查阿勒坦，可以说是后金的翻版，一样的有火器有农耕，后金有赫图阿拉阿勒坦有板升城。而且都用汉人种地。如果这群蒙古人碰见的不是嘉靖而是崇祯，那明朝就直接亡于阿勒坦之手了，没有几十年后的努尔哈赤什么事了）。农民起义不用说了。嘉靖朝还多了一个倭寇。你说嘉靖朝有戚继光俞大猷。崇祯朝名将还少吗？有争议的不算，最没争议的孙传庭卢象升周遇吉。崇祯朝财政困难嘉靖嘉靖家家皆净你以为说着玩呢么？怎么人嘉靖就没亡呢？还往后传了好几十年。事实上如果崇祯学学嘉靖一样的亡不了。面对蒙古军入塞嘉靖一面议和一面缩边。明朝疆域大幅度缩水就是从嘉靖开始。但缩边取得的成效立竿见影不到十年。明朝的边军已经把阿勒坦挡在宣府大同了。根本够不到北京。因为缩边裁军所以军饷充足了。军饷充足部队的战斗力自然就上去了。你以为军饷是怎么来的？军饷就是省出来的！面对农民起义和倭寇一个字剿。但是要剿灭！不是打败。嘉靖时期对农民军战绩和崇祯时期是一样的。但嘉靖时期剿灭农民军明军能善后，崇祯时期刚打败农民军官军就得调京秋防。所以嘉靖朝农民起义无法做大。崇祯朝屡仆屡起。戚继光俞大猷要生在崇祯朝就是孙传庭的下场，南面刚打完倭寇又调到北边挡蒙古人挡完蒙古人再南下打倭寇。这么折腾军神也得累死。

同理崇祯如果也缩边撤掉关外防线，那宣大的军饷也就有着落了，宣大不缺饷就一定能守的住，毕竟清军在宣大附近没有落脚点。守住宣大清军就是进不来。山海关方面，吴三桂一支孤军守卫山海关多尔衮都没打算正面进攻，清军第一次入塞前后夹击山海关都没拿下来。宣大守住了指望从山海关进军对于清军来说是痴人说梦。不往陕西加税了农民起义就成了无根之水，剿灭几次也就闹不起来了。农民军屡仆屡起的原因是因为颗粒无收还要加税。而不是因为得不到救济。明朝末年陕西只要能免税一年就能消停，但在辽饷的重压下别说一年一个月都免不了

嘉靖哪方面都不算明君，但比起崇祯来那就强大太多了。通过上面的对比就可以知道明朝不是亡于历代的弊政而是亡于崇祯的失政。如果他老老实实的学习前人明朝根本亡不了。

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吧。

但是实际上，你就站在1626年明朝的视角。明朝的形势也算不得多坏，离亡国也很远嘛。甚至可以说是中兴有望。

在辽东，后金军的攻势逐渐被遏制住，袁崇焕和满桂、祖大寿等在宁远阻击努尔哈赤，取得宁远大捷，不管这次战役后金军伤亡到底多大，至少他们输了，明军取得胜利，对于整个辽东战场明军的士气是个巨大的鼓舞。努尔哈赤在此时去世，后金的下一任悬而未决，会不会爆发内部冲突？可能性较大。

在东江，毛文龙在袁公袁可立的大力支持下也取得了一系列胜果，收复旅顺等要地，明军在登莱、旅顺、皮岛、石城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屏障，几十年来明军仅有的形成战略进攻阶段，后金被明朝的包围网压的空间大大压缩，东蒙古还有一个志在复兴几百年前辉煌的林丹汗在和后金打架，还有连努尔哈赤的侄女婿刘爱塔都在袁公袁可立的策反下投降“天朝”大明了，完全是中兴有望的局面嘛，要是当时有人说明朝已经接近亡国那恐怕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觉得这个人可能是疯了。

袁公千古，明朝稍微挽回颓势的时期正是他主政时，坐镇登莱，开拓东江，扶持毛文龙，策反努尔哈赤亲属，袁可立才是对后金清朝威胁最大的那个人。后金真正最怕的人，不是袁崇焕，不是孙承宗、熊廷弼，而应该是袁可立。

袁公一生光明磊落，为民请命为民伸冤，为人刚正不啊、清廉，且心存百姓，军事能力也超群。从各个方面来看他都是能够力挽狂澜的那个伟人，事实上他也确实几乎做到了这一点。只能说天降强人于后金，皇太极上位后几年内一切都变了。

可惜的是，整个大明朝的官吏，能像袁公一样的人可能千分之一也没有。

嘉靖皇帝驾崩于1567年1月23日，距离崇祯帝自杀的1644年有77年，到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杀的1662年有95年，要注意的是从嘉靖皇帝去世到明朝灭亡，这里面的时间跨度很长，经历三个比较重要的君主，分别是万历皇帝、天启皇帝、崇祯皇帝，这如此长度的时间和三位皇帝的更迭中，把亡国之罪归咎于嘉靖皇帝是不正确的。

如果要按照“明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始亡于嘉靖”的推论，那明朝的灭亡可以追究到明太祖朱元璋，这也是很多学者推崇的意见，因为朱元璋开创了一个“小农帝国”，他所建立的明朝制度也是“维护小农帝国”，这“注定”了明朝的灭亡。

说直白点这是一个事后诸葛亮式的结论，因为任何王朝都会到达终结的时候，就算是日本皇室，也在源氏幕府时期失去了权力，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我们可以检讨出许多原因，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就是明朝存在了276年，一个王朝能够延续200多年必然具有其成功性，这一点我们必须得承认，再回头来看，“明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始亡于嘉靖”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证明的结论。

从我阅读历史的经验来看，探究一个王朝的灭亡始终是一个大命题，一个王朝的灭亡也是种种因素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最后形成了整个王朝的崩塌，把一个帝国的灭亡归咎于其中一个皇帝的个人执政能力不能切合实际，皇帝对于帝国虽然有重大的影响，他可以为帝国的灭亡负责，但他始终不能成为帝国灭亡的根本因素，正如我十分推崇的马克思的观点，历史现象的产生有着其必然性。

谈论一个朝代的灭亡，知乎常见回复就是古代中国王朝的土地兼并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观点：

开国之初，人口锐减，这导致大量的土地得以分配，随后人口增长，权贵争夺土地，土地兼并严重，自耕农失去土地成为流民，最后在天灾和人祸双重引导下爆发农民起义，新的王朝建立。

可是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宋朝，因为从中国历史来看，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王朝应该是宋朝。

南宋时期的士人王明清在自己的《挥尘后录》里记载过：

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耳

由此可见在大宋王朝的优待地主豪强的情形，此外《宋史朱勔传》记载朱勔被抄家时，被抄没的土地多达三十万亩：

籍其赀财，田至三十万亩

从这位宋徽宗的宠臣兼并的土地也可以窥探大宋王朝的统治下土地兼并的严重，而且宋朝的文臣武将则是占据大量的良田以此扩充自己的家族财富，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宋代对于文臣武将赠与大量财富，以此获取支持。这些权贵在民间争夺大量的农田以填补自己的财富，以至于宋徽宗自己都感慨到：

士大夫与民争利，多占膏腴之地

比较奇怪的是宋朝的土地兼并如此厉害，虽然也导致农民起义频发，但是宋朝却没有亡于农民起义，而是被外敌金朝和元朝所消灭，就不得不令人深思：土地兼并是否会成为一个王朝灭亡的主要因素？

倘若以土地因素作为王朝灭亡的根源，那么明朝因为土地问题而导致的大规模起义可以追溯到明宪宗时期的荆襄流民大起义。荆襄指代的是荆州和襄阳二府，同时也包含陕西，四川，湖广，河南的交界处，面积广大。

荆襄地区在汉唐时期曾经人烟鼎盛，但是到了两宋时代由于宋金大战，再加上此后元朝和南宋进行的大规模战争，此地变得人口稀少，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和陈友谅争夺南方的统治权，荆襄地区作为陈友谅的根据地，为了防止陈友谅的余党叛乱，明太祖将此地故意荒废，所以在明朝初年，荆襄地区成为地广人稀的待开发地。

明朝统治在明太祖之后日益稳固，但是管理百姓的户籍制度却失灵，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流民开始涌向荆襄地区，在此地开荒种地，流民属于失去户籍的百姓，如此一来免不了和官府发生冲突，官吏日益欺压流民，到了明宪宗时期演变为荆襄流民大起义。

明宪宗在平定荆襄流民大起义之后，设置了府县来管理荆襄地区，至此之后明朝的荆襄地区一直稳定得持续到明朝末年。到了清朝嘉庆年间，荆襄地区再次因为流民聚集和官府压迫爆发起义，也就是著名的清朝中叶白莲教大起义，这场起义使得清朝统治发生了重大危机。

如果依照土地兼并的观点，那么明宪宗成为明朝灭亡可以追究的第一任皇帝，如此一想，是不是十分荒唐。从宏观角度谈历史当然很容易，因为大部分人不会去翻读历史文献，总结到底一句话最后就是土地问题，如此简单的结论自然会使得大部分十分信奉。

但是我并不是给嘉靖皇帝开脱，我们也不能否认嘉靖皇帝带给明朝朝政的一些恶劣的影响，这些朝政的恶劣影响将会影响此后77年明朝的历史，这也是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官僚的党争。

其实嘉靖崇尚道教中的方士寻仙一派，这在中国历史上不并不少见，皇帝的个人爱好可以影响朝政，但是不会对于朝政造成致命性伤害，而嘉靖皇帝主持的“大礼议”事件却为此后官员党争拉开了序幕，“大礼议”事件从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嘉靖皇帝来到北京开始，到嘉靖十七年（1538年）七月兴献王朱祐杬得到睿宗皇帝的名号结束。在此之后明朝的官吏开始形成对立两派的雏形。

嘉靖皇帝为什么要发动大礼议事件呢？很多人看到只是嘉靖为自己的父亲争夺地位，实际上这是嘉靖皇帝的统治手段。嘉靖皇帝出生于外藩亲王一脉，他能够继承帝位本来就属于幸运，作为外藩王子进入北京，嘉靖并没有一批能够为自己效劳的亲信官僚，这成为嘉靖皇帝统治明帝国的一个难题，如何确立自己的地位的稳固性呢？

第一是确立自己地位的合法性。为父亲兴献王确立地位，就是为自己确立地位，为父亲兴献王夺取皇帝之位，就是为自己继承皇帝之位确立合法性，如此在礼仪上嘉靖皇帝才是真正的皇帝，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政治合法性为何如此重要，因为统治者要在道德层面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一个没有没有政治道德的政权始终无法形成气候。

第二个因素则是嘉庆皇帝的“御下之术”。“大礼议”事件之后朝臣分裂为两派，势不两立的局面正是嘉靖皇帝期望看到的，一方面他可以以此来控制朝政，把权力紧紧握在自己手里，另一方不断挑拨朝臣的之间的矛盾以此分化朝臣的力量。

我们可以看到“大礼议”结束之后，明朝的内阁和朝臣依旧持续不断，最有名就是徐阶和严嵩的内阁对垒，实际上内阁大战背后的操纵者正是嘉靖皇帝本人，而在此之后党同伐异成为明朝政治斗争的一个主旋律。

党争作为嘉靖皇帝的遗产，在万历年间的张居正身上看到的最为明显，在张居正去世之后，他的政敌对于张居正的种种抹黑和道德攻击，批斗张居正贪污和玩弄美女等等所谓阴暗行径，进而逢迎万历皇帝前去围堵张居正的府邸，逼杀张居正的儿子，流放张氏子弟。党争把政治完成了生死大战，如此一来官僚之间的斗争只会歇斯底里。

此后的政治斗争愈加残酷，到了天启皇帝时期，魏忠贤终于搞出了明朝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党争，这使得明朝的内斗十分激烈，内斗使得明朝的精力消耗严重，这也是清朝总结明朝灭亡的一大教训，而这一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嘉靖皇帝头上。

但是嘉靖皇帝依旧为明朝做出一定的贡献，那就是确立了明朝内阁的权力。从明英宗时期的王振开始到明武宗时期的刘瑾结束，宦官一直在政治舞台上兴风作浪，从个人基本的素养而言，宦官的个人品质在整体上还是低于受过儒家文化洗礼的士人，宦官专权使得朝政的败坏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嘉靖皇帝鉴于刘瑾的专权，开始严厉管理宦官，并且将朝政大权移交到了内阁手中，明朝的政治开始向内阁转移，这对于修复明朝的政治管理还是有一定作用，最明显就是隆庆万历年间政治改革，以及北方蒙古和南方倭寇问题的解决。此后的隆庆与万历年间一直是内阁主持朝政，这使得明朝政府内部一些有志于改革明朝现状的官吏出现，最后形成了张居正的改革，对于国家而言，嘉靖皇帝这一行为肯定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历史往小看，是十分复杂的，嘉靖皇帝并不是英才之主，当然也没有昏庸无道，在他的时代里，他把帝国稳定了下来，做了一个肆意妄为的守成之主，但是要他为77年后的北京城被李自成攻下负责，这无疑很为难嘉靖皇帝。

这种在位时间极长的多多少少都有点弊政可以拿出来说话，但凡有点弊政的就能扯上亡国之君的话，那明朝历代都能拉出来批判一把

当然不独明朝，清朝难道只有乾隆有问题么？

康熙败政，贪腐党争贫富差距扩大，雍正改革重压百姓大臣唯唯诺诺，乾隆就不说了，那你说清朝亡于宣统，实亡于乾隆，始亡于康熙，也没啥大问题

汉朝你可以把问题追溯到汉明帝，就是“汉亡于献帝，实亡于顺帝，始亡于明帝和帝“

唐朝亡于哀帝，实亡于懿宗，始亡于唐玄宗

然而这种话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你找不到什么十全十美的君主，比如这位题主，不说始亡于嘉靖了，要把问题追溯到洪武时代了，搁这搁这呢？前几天我刚回答了为什么明太祖别人黑就说过这个问题了，果然有人犯了这个错误。

为什么很多网友对朱元璋都是负面评价？ - 父慈子孝糠稀帝的回答 - 知乎

你觉得我该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呢？

严格来说明朝很多弊政从永乐时代就或多或少有点问题，但直到成化年间其实问题都不算太大，问题主要集中酝酿在弘治年间，某种程度上来说，方志远说明孝宗敬皇帝是个弱智，这个不无道理，可能还真是这样，因为此人很多方面都在败坏政治

我还不说正德年间留下了杨廷和这种佞臣，在正德年间无所作为然后在世宗即位前后操弄权术勾连阉宦和后宫排挤和自己政见不同的王琼、王守仁、王宪甚至准备暗杀或者直接刑杀张璁、桂萼等人，而杨廷和什么时候发迹的呢，是在孝宗年间

廷和为人美风姿，性沉静详审，为文简畅有法。好考究掌故、民瘼、边事及一切法家言，郁然负公辅望。弘治二年进修撰。《宪宗实录》成，以预纂修进侍读。改左春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讲读。修《会典》成，超拜左春坊大学士，充日讲官。正德二年由詹事入东阁，专典诰敕。

然后他的儿子杨慎搞党同伐异，拒绝改革，当守旧派先锋

嘉靖三年，世宗纳桂萼、张璁言，召为翰林学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今陛下既超擢萼辈，不以臣等言为是，愿赐罢斥。”

这个根源在张璁说近世内阁庸庸碌碌没有什么作为，所以要革新，为推行革新，世宗任命张璁入阁，然后杨慎整这么一出

五月抵都，复条上七事。众汹汹，欲扑杀之。萼惧，不敢出。璁阅数日始朝。给事御史张翀、郑本公等连章力攻，帝益不悦，特授二人翰林学士。二人力辞，且请面折廷臣之非。给事御史李学曾、吉棠等言：「璁、萼曲学阿世，圣世所必诛。以传奉为学士，累圣德不少。」御史段续、陈相又特疏论，并及席书。帝责学曾等对状，下续、相诏狱。刑部尚书赵鉴亦请置璁、萼于理，语人曰：「得俞旨，便捶杀之。」帝责以朋奸，亦令对状。璁、萼乃复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及廷臣伏阙哭争，尽系诏狱予杖。死杖下者十余人，贬窜相继。由是璁等势大张。其年九月卒用其议定尊称。帝益眷倚璁、萼，璁、萼益恃宠仇廷臣，举朝士大夫咸切齿此数人矣。

我补一段明史对杨慎的评价，你就知道帝制时代尤其是岱清修史的时候到底建立什么基础上了

慎幼警敏，十一歲能詩。十二擬作《古戰場文》、《過秦論》，長老驚異。入京，賦《黃葉詩》，李東陽見而嗟賞，令受業門下。在翰林時，武宗問欽天監及翰林：「星有註張，又作汪張，是何星也？」眾不能對。慎曰：「柳星也。」歷舉《周禮》、《史記》、《漢書》以復。預修《武宗實錄》，事必直書。總裁蔣冕、費宏盡付稿草，俾削定。嘗奉使過鎮江，謁楊一清，閱所藏書。叩以疑義，一清皆成誦。慎驚異，益肆力古學。既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彌篤。

这么一个人包括杨廷和都能得到好的评价，而做了正事的张骢就要被这么针对，因为对杨慎这波翰林学士和混吃等死的监生、考生们不留情面，然后就得了一个“性狠愎，報復相尋，不護善類”的评价？因为对杨廷和强行要求明世宗叫孝宗爸爸不满，而直书最后杨廷和党羽全部致仕，然后就得了这样的评价“欲力破人臣私黨，而己先為黨魁”？

孚敬剛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亦時進讜言。帝欲坐張延齡反，族其家。孚敬諍曰：「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數詰問，對如初。及秋盡當論，孚敬上疏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責孚敬：「自古強臣令主非一，若今愛死囚令主矣。當悔不從廷和事敬皇帝耶？」帝故為重語愒止孚敬，而孚敬意不已。以故終昭聖皇太后世，延齡得長系。他若清勛戚莊田，罷天下鎮守內臣，先後殆盡，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惡贓吏，一時苞苴路絕。而性狠愎，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黨，而己先為黨魁。「大禮」大獄，叢詬沒世。顧帝始終眷禮，廷臣卒莫與二，嘗稱少師羅山而不名。其卒也，禮官請謚。帝取危身奉上之義，特謚文忠，贈太師。

站在权贵和守旧立场上不要太明显了好吧

还有在宦官的评价上

南京鎮監覃力朋進貢還，以百艘載私鹽，騷擾州縣。武城縣典史詰之，力朋擊典史，折其齒，射殺一人。直廉得以聞，逮治論斬。力朋後得幸免，而帝以此謂直能摘奸，益幸直。直乃任錦衣百戶韋瑛為心腹，屢興大獄。

什么？宦官居然敢监督百官行政？这是酷刑，这是搞重法，民不聊生啊，修明史的这群人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东西不？你们自己写的前后冲突，自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明孝宗废除开中法、京营卫所占役问题都是老生常谈了，知乎应该有不少总结贴，自己看看就明白，而且为了外戚的陵墓把京营调去服役，公器私用，这个问题也蛮严重的吧？然而此人在明史中和明实录中简直就是白莲花啊：

贊曰：明有天下，傳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稱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際，國勢初張，綱紀修立，淳樸未漓。至成化以來，號為太平無事，而晏安則易耽怠玩，富盛則漸啟驕奢。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於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寧，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
（这搞笑的评孝宗一句都没有沾上）

然而在宪宗本纪中记载是这样滴

贊曰：憲宗早正儲位，中更多故，而踐阼之後，上景帝尊號，卹于謙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輅，恢恢有人君之度矣。時際休明，朝多耆彥，帝能篤於任人，謹於天戒，蠲賦省刑，閭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於斯復見。顧以任用汪直，西廠橫恣，盜竊威柄，稔惡弄兵。夫明斷如帝而為所蔽惑，久而後覺，婦寺之禍固可畏哉。

钱聋你搞的明史前言不搭后语你知不知道啊？还是你压根不看明史的？不对啊，那万贵妃说什么抹黑严重整了半天最后不还是写进去了，可把我给整笑了

宪宗时代有一些弊政，但他做到的事情更多，所以明史才有仁宣之治于斯复见的评价，这在明朝评价和记载中已经算是不错的评价了，看明实录你会发现宪宗时代有很多事情，宪宗本人在支撑。

然而自仁宣、正统和成化逐步形成的宦官擅权，以传奉官身份参政甚至凌驾于内阁六部之上的局面屡见不鲜，这种前代弊政屡禁不止，直到明世宗时代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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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严重不同意这种观点，明朝的中兴恰恰是首先起于明世宗，如果没有嘉靖革新，明朝很有可能在正德年之后不就就会亡国，到时候明孝宗要怎么评价我估计就要另谈了，明朝之所以在隆庆、万历年间爆发第二春，乃至自延续至1683年都离不开明世宗在政治军事多方面的整顿和锐意进取；诚然，嘉靖年间有庚戍之变、倭寇之乱，严嵩、仇鸾等佞臣，但忽略在弘治年间之后形成的宽纵之风导致军事和政治多方面的衰落，那这个问题就毫无意义，须知蒙古的重整在达延汗，就是在成化后不久的弘治年间，而弘治后期达延汗劫掠宣大成功渗入河套，从此河套易手在俺答汗封贡才在有限羁縻期间，明朝长达80多年面临套虏和插虏、青海火虏的劫掠和袭击，明朝边防面临空前压力；而成弘之后形成的士绅阶层的道德滑坡迂腐清谈更是对明朝最后的灭亡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长期性的，在明清易代的时候士绅纷纷带路、卖国投降后金，造成了民族之殇，这种深远影响远非明世宗本人能够承担，严嵩固然是佞臣、但杨廷和、杨慎，也绝非是直臣能臣，他们是清谈小能手，在爱护自身羽毛方面做的非常好，而在国家问题上面则道貌岸然党同伐异，这是真的好么？

不见得吧，明朝的矛盾并不是积攒于明世宗，恰恰相反在早期革新运动中，明世宗恢复改革选举、多方遴选人才、裁汰宦官科道官员、提高内阁权威罢黜并重新挑选庶吉士和翰林院僚属，让明世宗时代的内阁成为明朝的一股清流，嘉隆万期间内阁积极行政推行改革中兴国事，解决南倭北虏、改革税制和军事制度等等方面，离不开嘉靖年间对人才遴选方面的改革，很多人在盛赞嘉靖年间人才众多的同时却没有关注明朝在科举制度和选举人才方面的革新和恢复，这是片面理解，无论是高拱、张居正、申时行、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谈论、王崇古等等这段时间有所作为的名臣名将之所以涌现均是因为明朝政治改革方面的结果。

在军事制度方面，营哨制、督抚、京营改革这些重要的军事制度都是从明世宗开始的，在明朝中期开始随着俺答汗威胁加大且基于军官畏战固守避战等问题，明世宗派遣督抚进行监督核查并严格执法，只可惜后来用了仇鸾导致嘉靖中期的军事一滩烂泥，而在庚戍之变之后世宗对山西宣大加强监督经常派都御史核查军功，并将于谦时代的十二团营恢复为三大营，并任命仇鸾为京营为提督京营戎政整顿京营；戚继光在南方进行改革同样用到了营哨制。在嘉靖时代明朝开始大规模使用募兵制，和边疆卫所军整合进行征收，从而提高了明朝的整个军事实力，为隆庆年间羁縻封贡俺答汗提供了军事基础，开启了明朝军事重振时代。

募兵制改革导致军费猛增，又开始了一条鞭法改革，世宗在后期部分地区推行的一条鞭法改革，最终在张居正时代发扬光大，成为明朝赋税改革的开端。

其他的诸如裁汰宦官、限制宗室俸禄等等改革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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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神宗时代，万历三大征、赋税制度改革（赋役全书）、尊重言官、军国大事都要经过廷议和群策，在万历时代明朝达到了鼎盛之后才逐步衰落，怠政造成的政刑紊乱和宽纵及上下不通的问题，内阁束手无策，而明神宗的早逝加上明光宗的平庸，导致清谈小能手上位整天关注党政，才最终在天启和崇祯年间酿成祸患，我认为谈迁和夏允彝的评价还是蛮中肯的

圣断有非臣下所及拟者盖上仁孝圣神逈绝千古享国愈久圣德弥隆无挽近综核之烦而自臻治古几康之理海内沐浴玄化几五十年国祚灵长永永无极所培毓远矣先是因秉轴者惩操切之过不无稍剂以宽大而上明习政事乾纲独揽予夺进退莫可测识晚颇厌言官章奏概置不报然每遇大事未尝不折衷群议归之圣裁中外振耸四封宴如虽以忧勤之主极意治平而不得者上独以深居静摄得之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未足况也至慈护先考终始无间尤非草野所得窥而为尧为舜之旨更谆谆以期今上盖实知不世出之主足恢大有为之略有万万不爽者庙号曰神殆真如神云

虽然我们认为明神宗可能不上朝怠政有问题，但他埋下的终究是政治隐患，而明神宗末期的萨尔浒之战也因为明朝用熊廷弼而挽回了局势，只是因为此战受到重大打击，所以没有等到收割果实就驾崩了，为什么后金做大你不问问为什么天启砍了熊廷弼猜忌熊廷弼么？你最多可以说明神宗引起的怠政问题导致了党争，这是亡国的因素，你还能说明神宗时期就灭亡了后世都是苟延残喘？那明熹宗和崇祯合起来在位20多年了，难道他们是吃干饭的？还是明安宗、绍宗、昭宗都是不存在的么？还是明郑国姓爷和郑经都是虚空造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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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你在看攻占北京前明朝的各种挣扎，也要看到明朝在灭亡前后爆发的生命力是空前的，明朝在辽东至少长期战争持续了20多年而内外交困、将领跋扈却仍然能在半壁江山经营40多年，这也是太祖建立的体制下的结果，你怎么不说明朝延续300多年应该追溯到明太祖的制度呢？

从嘉靖元年到万历四十半年是（1521年到1620年）是整整一百年，这么长时间的空间，你最多能说明神宗有弊政，对一百年前的明世宗追究亡国责任未免太过苛责了，何况你都要追溯到300多年左右以前的明太祖了，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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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的支持明亡于嘉靖的

至于为什么不需要继续向上追溯，因为在我看来嘉靖时期，正好是明初各种政策和制度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不管朱元璋朱棣他们的政策制定的如何，当时没问题至少说明当时的环境是可以承受甚至是有效的，但到了嘉靖时期，这一切的基础已经被动摇

军事方面，卫所制已经摇摇欲坠，南方常年不闻兵事导致整个卫所几乎处于糜烂，能被几十倭寇横行不法，北方卫所制也在崩坏，军户大量逃亡，土地被各种侵占。

政治方面，官员内斗已经出现宋朝那种只看屁股不看实际的情况，国家大事成了官僚们获取利益的手段。

这一切嘉靖都看在眼里，但他什么都没做，看着帝国在崩溃的路上一路滑行，而他心里只有修仙。谁敢用“国家大事”这种琐事妨碍他修仙，谁就是罪人。官员们对着一切都看在眼里，所以更加肆无忌惮。

也就万幸最后出了张居正给他擦屁股，一擦擦了几十年把自己全家都搭进去了。然后万历就又放飞自我了，于是这个帽子就被万历带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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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率

明代：

明朝对社学的入学年龄规定：“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即1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参加，入学时也不需要考试，招生数额也没有限制，凡是愿意读书的，都可以来参加。

《明史·杨继宗传》中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即：“成化初，用王翱荐，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

明代小说出版业繁荣，有大量的人购买这种休闲通俗读物。

传教士记载：利玛窦等合法传教士的著作，他们不约而同地记载道：他们惊讶地发现明国老百姓识字率很高（而那个时候他们使用二十多个拉丁字母的西班牙葡萄牙母国的识字率可能还不如用几千个汉字的大明），并且把识字率高的原因归功于两点：1.中国人特别注重文化教育2.中国各地方言差异大，要互相理解必须靠文字作为桥梁。

清当局：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第四，大兴文字狱

第五，篡改历史文献

第六，禁毁和篡改汉语著作

通过以上手段，经过两百年黑暗统治中国人识字率终于达到历史最低的 1% （清当局学部在1909年的统计，当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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