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文轻武,和允许将门军头的存在并不冲突,北宋也有折家、种家之类的将门军头。
吴曦叛宋降金,自称蜀王后仅41天就被砍了脑袋,吴家对四川地区的控制力可见一斑。
吴曦被杀(1207)后,南宋在四川地区的统治依然很稳定,蒙古前两次南征的时候还打出了沔州之战、钓鱼城之战等胜仗,直到泸州之战(1276)才彻底失去了对四川的控制。
将门军头的存在,和维护统治也不冲突。
将门军头的存在也间接压制了底层武人的崛起,彭越、英布、董卓、吕布、安禄山、史思明、朱温、赵匡胤等著名叛将,绝大多数都是从底层崛起的,相比于靠家世出身的将门军头,更受低级军官和士兵的拥护;很多靠家世出身的将门军头的能耐也差,没有造反叛乱的雄心和本事。
将门军头世受皇恩,祖上无数忠良节烈,造反叛乱的名声包袱比较重;分享军权的同族还不一定支持,例如兴元统制吴僎就没支持吴曦。
很多答主拿岳飞做对比,但岳飞和吴玠是两码事。
吴玠1111年入伍西军,1128年与金军初次交战后升为泾原路都监,1130年富平之战后带着西军残部入蜀、成为西线主力将帅,1131年打出了和尚原之战,1139年宋金第一次和议时病死;
岳飞1103年才出生,1122年入伍(不过1226年第三次入伍才稳定下来),1129年收复建康后(再次)归入赵构御前,在1134年收复襄汉六郡前还算不上主力将帅,1142年宋金第二次议和被害。
论军阀化程度,吴玠吴璘兄弟的“吴家军”比岳飞的“岳家军”高多了。吴玠是西军出身的老将,算是西军将门军头的继承者之一;岳飞是赵构的河北兵马大元帅府出身的,靖康之变的时候就开始接受还是康王的赵构指挥了。
宋廷对吴氏将门一直是防范的,这一点就不用怀疑了,宋孝宗期间,那位后来出任宰相的宗室子弟赵汝愚即上书:
以集英殿修撰帅福建,陛辞,言国事之大者四,其一谓:"吴氏四世专蜀兵,非国家之利,请及今以渐抑之。" --------《宋史 列传·卷一百五十一》
其时吴氏将门在四川已历经四代,即吴玠-吴璘-吴拱-吴挺,但宋廷对吴氏的提防其实早就开始了,吴挺作为吴璘之子,又常年从军,并领军战胜过金军,在四川军中素有威望。在吴璘死后,朝廷却并未顺理成章地将其时已是四川军二号人物(节制兴州兵马)的吴挺接替其父的位置[1],反而是将之前已经调离四川多年,负责京湖防线的吴拱(名义上是吴玠之子,实际上是吴玠之弟,并与吴璘有隙)接替利州路(蜀口地区)安抚使一职,此外,宋孝宗委其亲信重臣虞允文任四川宣抚使以统管四川军政,而将吴挺上调至中央,并出任三衙管军,这实际上就是明升暗降,剥夺吴挺的兵权并削弱其在四川的影响力。
而吴挺在起初抵触情绪非常严重的情况下[2],最终还是赴宋孝宗的行在即杭州上任。其后,吴挺一是投宋孝宗所好[3],极力向孝宗献策,并策划北伐,因此宋孝宗对他非常赏识;二是为官清廉,谦恭有礼,并恪守法度,因此朝臣也对其评价甚高。二者双管齐下,吴挺因而也赢得了满朝上下对其的信任。而在虞允文死后,对朝廷来说,吴挺俨然已是再放心不过的自家人,重新出镇四川已是水到渠成。然而,即使吴挺已如此恭顺,朝廷依然留有后手,将其子吴曦留在杭州,实质上是作为人质。又将吴拱调至中枢委以虚职,以防叔侄联手。由此可见宋廷对吴氏的防范之深。
所以,宋廷对吴氏将门的防范实际上一直都很严,而为什么会如此?其实答案只是一个字“远”。
首先是地理之远,南宋定都杭州,四川是千里之外。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政令下达,民情上报均是难以做到有效快捷,军队的调动也是难事。而在最初主政四川的主战派大臣张浚的构想中,南宋应将行在定为武昌,上可控川陕,下可达两江,如北伐可出荆襄古道直驱中原。但畏金如虎的完颜构连迁都南京的胆量都没有,更罔论武昌。因此,从当时的地理条件上考虑,四川对朝廷中枢有必然的离心力。
其次是政令之远,这也是由地理之远带来的,南宋的很多政策在四川无法实施,比如转运使制度,南宋的财政由中枢统一管理,即运至中枢然后再调配下发,以财税手段抑制地方势力。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宋廷只能让占南宋四分之一强的四川地区赋税留在地方,这也使得四川地区的军政势力有独立的可能性。
最后是民心之远,四川地区虽自秦朝以来即已开发,但毕竟天高皇帝远且周围有众多蛮夷,历来属于边陲地区。因此,教化程度亦与其他汉地有一定差距,直接反应是在科举中,四川士人的录取率在北宋时期比较低。这也导致了两个恶果:一是四川地区的治理依托于外人,而外地士大夫或者畏难,拒绝入川为官[4],或者不了解川地风俗人情,导致施政效果极差;二是四川本地士人缺乏仕途上的上升通道,自然对宋廷难有好感。
因此,宋廷对掌重兵,又是世代为将的吴氏将门必然是防备的,因为只要他们与本地势力沆瀣一气,必能割据一方。所以,宋廷对于以上三点做出了自己的应对:整修入川官道,沿途建立邮驿,除军用金字牌外,另设白字牌,青字牌负责公文的上行下达;在四川采用行政,财税,军事三种权力分离的治理措施,并由朝中重臣出任总辖军政的宣抚使[5],并给予其一定的便宜行事之权,即无需上报即可处置一定级别的官员;提拔四川籍的官员[6],并在川陕地区举行类省试,即针对四川陕西地区的举子进行专项录取,以此来收买四川地区的民心。而南宋朝廷的种种举措对于加强四川地区的统治起到了一定成效。
但宋廷对武将的处置严苛必然引起武将的不满与反抗。而如若是主政四川的官员文武相得,则自然可以化解,比如张浚之于吴玠,胡世将之于吴璘,虞允文之于吴拱,赵汝愚之于吴挺。而如果文武屡生嫌隙,恐怕情况就会生变,吴玠擅杀转运使,吴璘违命攻击德顺军[7],吴挺在重掌兴州军之后,以骄横跋扈闻名。不过,吴玠、吴璘、吴拱、吴挺毕竟是在战场之上成长起来的,与金人有国仇家恨,此外,吴氏的祖地德顺军也被金人占据。因此在这四人治下的兴州军实际上并无反叛之意,尽管朝廷对他们猜忌很深。
然而,情况到了吴曦时便截然不同,由于吴曦自幼便长期生活在东南富贵之地,即没有与金人作战之经历,还因为实际是质子而对宋廷积怨颇深,而其在向朝廷申请回兴州扶丧被拒绝之后,这种怨恨恐怕已到了顶点。在吴挺死后,是否让吴曦继任又成了朝堂之上政争的一个焦点,宰相留正认为应趁此机会彻底剥夺吴氏将门的兵权,因此绝不能让吴曦掌兴州军;而吴曦的好友勋贵重臣韩侂胄则力主吴曦回四川掌兴州军。虽然最后赵汝愚以是否出掌枢密院为条件否决了吴曦的任命,但宋廷对吴氏将门的种种防范措施在韩侂胄执政[8]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吴氏将门在兴州地区经营八十年之久,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处于宋金战场的第一线,兴州军采用依托于山城、山寨这种兵民一体的体系[9]防守金人,军人及义士[10]等均是当地人,其家属一般同地居住。而为了鼓励边地之人练武,应义士之役又会免除赋税,所以兴州地区不仅是民风彪悍,而且经济上能自给自足。同时,吴氏将门在此地又大量置田地,其家族又聚居于此,拥有大量的庄园奴[11],再加上吴氏将门前四人均是良将,守境安民,声望素著。这一切,都为吴氏将门的继承人吴曦重掌兴州军后的谋叛创造了条件。
韩侂胄执政后希望用北伐来缓解朝堂之上对其的攻击,而如果让其好友吴曦重掌兴州军,至少在川陕一路,缺乏充分准备的北伐可以有所作为[12]。为此,韩侂胄甚至让吴曦兼掌四川财政,此外,总辖军政的四川宣抚使则由通过吴曦行贿于韩侂胄[13],因而得以高升的弄臣程松担任。这样,宋廷对兴州军的防范措施基本全部失效,而在金章宗亲自给吴曦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劝降信[14],并许以“蜀王”之位后,吴曦已是反意已决。
然而,宋廷在蜀地的经营依然起到了效果,虽然程松在吴曦反叛之后即弃蜀而逃[15],但历来受南宋朝廷厚待的四川出身士人在平吴曦之叛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掌兴州军财政的进士科出身的安丙虽然在仕途上得到了吴曦之父吴挺的极大照顾,但在吴曦反叛之后拒不合作,并暗中联络杨巨源诛杀了吴曦。而假造圣旨以便诛杀吴曦有名的杨巨源虽未中进士,但其是受川籍士人刘光祖赏识推荐为官。致仕在家德刘光祖在吴曦反叛之后,也在自己的家乡拒受吴曦号令并组织乡民守城抵抗。总之,在韩侂胄为代表的朝廷中枢对四川已然失控的情况下,川籍士人是平定吴曦之叛的决定性力量。此外,由于宋廷长期将吴曦留在东南之地,使其在兴州军中威望甚微,仅凭其父祖之余荫维持,因此叛变之举不可能得到所有军中宿将的全力支持,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即与杨巨源一起策划并亲自实施了诛杀吴曦的斩首行动。
总之,宋廷自立朝起,因有五代藩镇节度使擅权前车可鉴,对领兵武将的防范非常之严密。但由于分置兵权,频繁调防,文臣掣肘必定会造成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因而在远离中枢的边陲之地,宋廷由于战事的压力又不得不下放一定的军政权力给边将,并且不轻易调防,因此形成了诸如府州折氏,延州种氏,以及南宋兴州吴氏这样的世代将门。
但从南宋对吴氏的措置来看,宋廷依旧对武将有较多限制,而吴曦的叛乱更多是因为朝廷中枢为无能权相所把持,因而失去了对边将的有效控制。但吴曦叛乱造成的后果却是惨重的,宋廷因此愈加不信任边将,西南地区的中坚力量兴州军在此之后被拆分成多个军团[16],无法象在吴氏将门领军期间能凝聚起强大的军事力量,也因此被蒙古各个击破,南宋只能无奈地放弃蜀口,退守川渝。虽然余阶之后仿效吴玠,建立起川渝山城防线[17],但四川富庶之地已暴露在蒙古铁蹄之下,财赋大为减少[18],无法供养一支强大的军队,需要依赖其他地方的输血,而蜀道之难又使得运送成本进一步提高,进而造成了整个南宋财政的崩溃。从此之后,南宋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谢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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