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有没有同时出现过？ 第1页

题目里提到的所有概念归根结底都是汉文史料的“他者”认知的结果，用中原历史记录来理解草原上的族群文化和政治动态其精准度基本类似埃及人认为坐船来的都是“海上民族”，或者希腊人觉得黑海往东都是“斯基泰人”。虽然说鲜卑，茹茹这些名号草原人也会使用，但都是先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才在内部形成某种认同，这样的认同也往往仅限于汗国统治阶层，而难以扩展到被其裹挟的语言文化迥异的众多部落之内，这是这些名称和大蒙古国时代“蒙古”作为一个具体和广受认同的文化概念的区别。

匈奴和鲜卑有没有同时出现过？你猜猜南朝士人管拓跋鲜卑叫什么？

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晋永嘉六年，并州刺史刘琨为屠各胡刘聪所攻，索头猗卢遣子曰利孙将兵救琨于太原，猗卢入居代郡，亦谓鲜卑。——《南齐书·魏虏传》
索头虏姓托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宋书·索虏传》

汉代将匈奴单于国控制之下的所有部落皆称为匈奴，因为汉人并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去深入了解草原上的文化差异，到了魏晋时期，北方民族对于中原的军事压力日益增长，汉文史料才开始花费笔墨分析不同游牧势力，但即便如此，中原人的理解也还是模模糊糊，有的时候实在搞不懂对方的来头了，就来一句“杂胡”了事。

为什么鲜卑作为族群称谓，在三至五世纪的史料里大行其道？因为檀石槐，轲比能之流建立的塞外军事联盟在汉人的视野里替代了以往的匈奴，而随之成为草原游牧人群的统称，但这不代表以往匈奴治下的诸部落都消失了，正相反，这些部落逐渐被团结在新的军事霸权的旗帜之下。

南朝宋的历史作家范晔在《后汉书》中解释匈奴和鲜卑之间的替代关系，倒是点出了问题的重点：鲜卑的兴盛在于替换了北匈奴的统治阶层，而不在于以往被汉人称作“匈奴”的群体的完全消失。

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南北朝时期，南朝其实依然不是很在意所谓“匈奴”“鲜卑”的区分，反倒是北朝拓跋家执着于在官修史书里强调自己的鲜卑起源，和匈奴划清界限，孝文帝时期甚至只要有人声称元家是匈奴后裔即要处死，这种强行统一口径的做法反而证明拓跋氏的族源在社会上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的叙事。围绕着拓跋氏的族源构建努力其他诸如宇文鲜卑，慕容鲜卑的群体后来也有了自己相对明确的身份定义。

那么这些身份称谓对于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区分不同游牧人群到底有多大意义呢？个人认为其实不必纠结，如果我们真的把“鲜卑”当做一个有意义的，具体的历史概念来讨论，那么就会发现鲜卑往往并不能表明一个文化和语言上稳定的人群，而更多是一个模糊的族源认同。拓跋鲜卑和宇文鲜卑，慕容鲜卑讲的都未必是同一种语言，就算他们使用的语言都是蒙古语系，那么和后来崛起的柔然又有多大的差别？直到今日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拓跋部讲的是突厥语言，亦或是突厥蒙古语言的结合体。Once Again on the Tabghach Language

关于匈奴的统治语言，学界更是存在突厥，蒙古，叶尼塞语系论鼎立的现象，现在看来叶尼塞起源的说法比较具有说服力，然而更有可能的是匈奴即使是统治阶层都是文化混杂交汇的，匈奴单于通过册封认命其他部落领袖而形成的部落联盟，很有可能是多语言统治者共存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