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朝能吊打突厥和横扫中亚？ 第1页

这都是些啥跟啥啊。

高赞的逻辑就相当于：

问：为何我大清快速镇压了东南林爽文起义？

答：因为我满洲大兵绿营健儿在大小金川、安南缅甸展现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

剩下林林总总，基本上也就是各种尬吹精神原子弹，就没见过什么真正讨论唐与突厥关系的——你乎用户虽然人均带专月入两千，但最起码的就事论事的道理也应该懂吧？

我个人认为，李在对突战争中最令人讶异的是他对敌我虚实势力消长的惊人洞察力——我们作为千年后的事后诸葛亮当然可以总结各种十胜十败，但是李身在局中却始终窥见先机，用高明的手腕做出了一系列决策，这才是其人最值得称道的地方——而不是什么“大唐以武德立国”云云。

回到问题，其实原因没那么复杂——太宗朝对突厥——尤其是对东突厥中的胜利没有多么激烈的大战，东突厥早已因为内部的残酷攻杀而分崩离析，唐军不过起到了一个收拾残局的作用而已。正如同吴玉贵在其著作《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所说：

唐朝灭东突厥的战役规模很小、唐军在东突厥的瓦解中作用有限，从战后将领们的封赏和李世民下的诏书中就已经一清二楚了：

不明晰东突厥汗国末期的分裂与内战，只一味的吹嘘不可战胜云云是非常荒唐的：

突厥兵至渭河桥常被视为唐初最为惊险的一幕，当时在迫在眉睫的军事压力下唐朝君臣一度已经讨论迁都避其锋芒。但是就如同李世民事后指出的，“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贿是求”“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貌似强大的突厥内部已经离心离德矛盾十分尖锐，以至于各部首领都貌合神离；这次惊心动魄的会晤，其实是即将分崩离析的东突厥汗国的一次回光返照。

就在渭桥之役结束后，突厥的统治集团之间、突厥的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内战恶化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终于使得一度强大的东突厥汗国仅仅四年间便灰飞烟灭：

突厥颉利可汗与始毕可汗嫡子突利可汗、处罗可汗长子郁射设以及阿史那思摩等王公贵族一直勾心斗角，628年便快进到了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环节，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爆发内战，突利可汗请求向唐朝借兵抵挡被拒绝，次年突利脱离突厥汗国，投降唐朝；半月后，突利的属部东北靺鞨人也归顺唐朝，颉利失掉了自己的半壁江山；

629年，一直与颉利关系恶劣的郁射设的手下郁孤尼等到夏州投降唐军，同年年底郁射设本人也亲自来夏州投降，629年一年之间，“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降服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

正当上层贵族们沉迷于权力仇杀不亦乐乎的时候，突厥的各种属部也纷纷举起了叛旗，627年，东突厥大行台苑君璋降唐；628年，突厥的属部契丹投降唐朝，突厥乞求以梁师都换回契丹，被唐朝拒绝；但对于汗国来说，最沉重的打击还是此时铁勒诸部的趁机反叛：铁勒诸部是汗国的武力基石，“自突厥有国，东征西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而在突厥陷入内乱后，便形成了以铁勒薛延陀部俟斤夷男为核心的反突厥集团。

突利被疑，轻骑自免；拓设出讨，匹马不归；欲谷丧师，立足无地。

遇颉利之政衰，夷男率其徒属反攻颉利，大破之。于是颉利部诸姓多叛颉利，归于夷男，共推为主。

击败颉利后，薛延陀的疆域“东至靺鞨，西至叶护，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大部落皆属焉”，几乎成了整个北亚和东北亚的主人，而颉利则只能苟延残喘在漠南一隅之地，东突厥汗国已近乎名存实亡。

628年，唐军攻打河套梁师都，颉利试图救援，但是军队士气低迷一触即溃，未能成功。不久梁被其从父弟杀害，其属下河套六州尽数降唐，颉利失去了他最后一块可利用的根据地。昔日的天骄沦为了无尺寸容身之地的穷饿之虏。

630年，唐与颉利的大敌——薛延陀汗国建立了同盟，李世民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予宝刀宝鞭。到此时，彻底陷入腹背受敌、南北夹击，部众大半叛逃的颉利彻底回天乏术了。

此后的唐军出塞作战几无甚可谈。四年来众叛亲离、一败再败的颉利系兵马完全成了惊弓之鸟失去了作战的勇气，苏定方带着二百先锋离颉利大帐尚有七里，惊慌失措的十万突厥军便不战自溃，颉利再度展示出了他的无能——骑着千里马率先逃跑。群龙无首的部众尽数投降，两月后颉利也被擒获。

此时，距颉利在长安渭河桥耀武扬威、威风无二不过四年而已。

就东突厥来说，其崩溃与灭亡与唐的军事征伐关系并不很大，不服可汗的突厥王族之间的内战与反对突厥的铁勒诸部造成的分裂才是核心原因。

灭突厥者突厥也，非唐也。前蒙古时代东部欧亚最强大的一个草原汗国以其激情自爆换来了中古时代最强盛的中原帝国。

相对来说，对西突厥的规划更为可圈可点，更能展现出李唐统治者的深谋远虑。

在西域地区的突厥面临的情况要比漠北的突厥政权复杂得多。西域众多的土著政权之间以及它们与西突厥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给西突厥汗国的统治带来了更多的困难，也使西突厥政权的统治比东突厥更不稳定。从627年开始，在西突厥汗国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动乱。贞观年间的战乱一直持续了20多年，它主要表现为西突厥的内乱与东突厥残部的西侵。
西突厥汗国内乱的显著特点是，西突厥贵族各派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始终与西域属国或属部的反抗活动交织在一起。我们知道，西突厥汗国主要是依赖武力来维持统治的，贵族各派之间的斗争，必然会导致可汗权力的削弱，当可汗的权力削弱时，被西突厥征服的各属国或属部就会乘机起而反抗；反之，西域属国的反抗活动也会动摇可汗的统治基础，从而为争权夺利的突厥贵族提供争夺大可汗位置的机会。

西突厥长期由于内部复杂的种种冲突陷入内乱与衰弱。而唐朝统治者则因势利导，靠介入可汗们的内战与被西突厥统治的西域各国的和战逐渐主导了局势。

唐对西突厥的布局由来已久，很早以前就计划联合西突厥夹击东突厥。就在颉利被擒同年（630年），伊吾城主以所属七城投降唐朝，唐朝在此设立西伊州。

635年，李世民派李靖、侯君集灭吐谷浑，进一步打通了西方道路。

西突厥内部长期内乱，莫贺咄与肆叶护两派征战不休，起初唐朝一直做中立姿态，但是从泥孰成为西突厥大可汗之后，李世民的态度开始转变，明确表示支持泥孰并册封其为西突厥大可汗。此后，唐朝一直在西突厥内部冲突中扶持泥孰系，意图靠他们来维护自己在西域的利益。但是638年左右，唐朝扶持的泥孰系对立的乙毗咄陆可汗夺取了西域东部，威胁唐朝安全。高昌国也归顺了乙毗咄陆，威胁商道安全。于是，640年唐朝发起了灭高昌国之战。

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

本想来救援的乙毗咄陆见势不好仓皇逃走，可汗浮图城的守将阿史那步真也投降了唐。作战结束后，李世民决定在天山东路设立郡县，尽管魏征、褚遂良等人以路途遥远、攻击困难等纷纷反对，但深谙东疆重要性的李世民仍然力排众议，在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昌吉一带设立了伊、西、庭三州，并在西州设立安西都护府。帝国的势力从此深入西陲。

641年，乙毗咄陆可汗杀害唐朝册封的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次年，乙毗咄陆因内讧散亡，唐朝应弩失毕诸部请求册封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射匮在642-646年击败了天山北路与唐为敌的阿史那贺鲁，夺取了焉耆，控制了西域大部分地区。按理说，乙毗射匮是由唐朝一手扶持，现在其基本已经掌控了西域局势，天山南北的长久和平似乎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

然而地平线就是那种你看着很近，却永远碰不到的那条线。

对于乙毗射匮来说，虽然自称为唐之臣属，但不过是借此壮己声威、扩大势力；对唐来说，虽然始终坚持扶立泥孰系，但也希望其能在自己掌控之下实现自己对西域的间接控制，并不希望其过于强大。同床异梦的双方很快开始龃龉不断。

双方首先围绕焉耆发生了矛盾，焉耆本为乙毗咄陆控制，被唐朝攻破后唐虽然暂时无力留守，却又不愿意让乙毗射匮进驻；而乙毗射匮现实擅自派遣吐屯进驻，又囚禁了唐朝册封的焉耆王栗婆准，最终导致其被杀害，令唐大为不满；646年，乙毗射匮可汗向唐朝求婚，李世民以命令的口吻，要求乙毗射匮割让龟兹、于阗等绿洲五国以为聘礼，实际上是想夺取塔里木盆地的控制权：

上许之，且使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以为聘礼。

乙毗射匮拒绝了李世民的要求。而李也不客气，决心动用武力解决问题，发动了著名的“昆丘道行军”。

647年，漠北诸部尽数归顺唐朝，唐于铁勒诸部设立六府七州，保证了漠北方向的平稳。

648年1月26日，昆丘道行军正式打响。

西域距离唐朝本土十分遥远，且内部民族成分复杂，李世民知道唐在西北力量有限，而非常擅长调用各族力量以为己用。指挥的主帅是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帅为副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一为原东突厥首领，一是铁勒契苾部首领；参战的军队有“铁勒兵牧十有三部，突厥侯王十余万骑”，此外还有“吐蕃君长”和“步摇（吐谷浑）酋渠”， 以及部分沙州西州汉兵。

这支部队从上层统帅到基层士兵都以胡人为主，其战术特点等等能否用征高句丽之类的其他唐军类比？我看非常可疑。

唐军一路克处月、处密，下焉耆，平龟兹，俘虏了龟兹王。战役结束后唐将安西都护府迁往龟兹，并设立龟兹于阗碎叶疏勒等安西四镇。而投降了唐朝并帮助唐平定了天山以北西突厥地区的阿史那贺鲁，则取代了泥孰系的可汗，成为了获得唐朝支持的西突厥最高领袖。原先一直与唐朝为敌的乙毗咄陆系取代了一直受唐朝支持册封的泥孰系，成为了唐之臣属。

到了此时，唐朝已经控制了天山南路，又扶植了阿史那贺鲁掌管天山北路的瑶池都督府，天山南北已经在唐的主导之下。

不过，事情到此还没完——李世民或许还有更为长远的谋划，但他未及见到被俘虏的于阗王来到长安就溘然长逝。

李死后不久，唐用来间接控制天山以北西突厥故地的阿史那贺鲁就造反了，由此展开了长达七年的阿史那贺鲁之乱。

651年，梁建方带着3万汉军、5万回鹘军发动弓月道行军，试图“专诛贺鲁”，结果根本没能碰到贺鲁军，只招降了处月等部就因天寒乏粮被迫撤军；

656年，在联系珍珠叶护夹击贺鲁失败后，程知节发动葱山道行军，击溃了葛逻禄部，但又没能捕捉到贺鲁主力无功而返；

657年，苏定方发动伊丽道行军，此次征讨由以前的武力征讨为主改为剿抚并重，苏定方走北道，阿史那步真、阿史那弥射走南道大力招降西突厥属部，于是，“所至，蕃人皆相率归降，曰‘我旧主也’”。唐军大获全胜，阿史那贺鲁仓皇逃走，逃至石国被生擒而归。西突厥地区再次被唐朝掌控，唐在西突厥故地、塔里木盆地、葱岭以西的河中与吐火罗广设羁縻府州，加强了控制。

当然，在西突厥灭亡之后，与唐朝争雄西域的吐蕃又与唐朝一并争相册封西突厥可汗，双方都扶持势力以为己用。这种在夹缝之间长期分裂的格局使得阿史那氏的威望愈发下降，最终其统治地位被新兴的突骑施所取代。

至于“横扫中亚”云云，我只能说昭武九姓和吐火罗斯坦诸国基本都是投顺的，不是唐军挨个去攻打的。即使是天山南北，安西四镇也在与吐蕃等的冲突中多次得而复失失而复得。

按照这种标准，那岱青固伦砸烂了四卫拉特珲台吉国，浩罕布哈拉布鲁特巴达克山之流纷纷来朝，就连爱乌罕杜兰尼王朝都成了“藩属国”，那何止是横扫中亚，简直是征服中亚了。

我提供一个影响因素

唐朝很幸运，赶上了一段温暖期。

1万多年前末期冰期结束，人类社会赶上了一个间冰期。在间冰期内是多次温暖期和小冰河期交替。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上，温暖期如汉唐，小冰河期如南北朝，明清等。

温暖期对于中原汉人帝国有利：无霜期长，北方也更加温暖湿润接近亚热带，这样粮食产量高，中原人口多，有足够物质财富应对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战争。

如果是寒冷的小冰河期，无霜期短，连长江珠江流域都是暴雪结冰，粮食减产，饥荒瘟疫加剧阶级矛盾，农民起义；北方草原寒冷，游牧民族受灾为了抢夺粮食大举南下。中国历史上多次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南下入侵都发生在小冰河期。

参考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第六世纪末至第十世纪初，是隋唐（公元589一907年）统一时代。中国气候在第七世纪的中期变得和暖，公元650、669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雪无冰。第八世纪初期，梅树生长于皇宫。唐玄宗李隆基时，妃子江采苹因其所居种满梅花，所以称为梅妃。第九世纪初期，西安南郊的曲江池还种有梅花。诗人元稹就谈到曲江的梅。与此同时，柑桔也种植于长安。唐大诗人杜甫提到李隆基种桔于蓬莱殿说，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秋，宫内有几株柑树结实一百五十颗，味与江南蜀道进贡柑桔一样。唐乐史《杨太真外传》说的更具体。他说，开元末年江陵进柑桔，李隆基种于蓬莱宫。天宝十年九月结实，宣赐宰臣一百五十多颗。武宗李瀍在位时（公元841一847年），宫中还种植柑桔，有一次桔树结果，武宗叫太监赏赐大臣每人三个桔子。可见从八世纪初到九世纪中期，长安可种柑桔并能结果实。应该注意到，柑桔只能抵抗-8℃ 的最低温度，梅树只能抵抗-14℃ 的最低温度。在1931一1950年期间，西安的年绝对最低温度每年降到-8℃ 以下，二十年之中有三年（1936、1947和1948年）降到-14℃ 以下。梅树在西安生长不好，就是这个原因，用不着说橘和柑了。

唐朝时代，生长季节也似乎比现在长。大约在公元862年，樊绰写的《蛮书》中说曲靖以南（北纬24°45′；东经103°50′），滇池以西，人民一年收获两季作物，九月收稻，四月收小麦或大麦。现在曲靖一带的农民很难照样耕种，因为他们发现生长季节太短，不得不种豌豆和胡豆来代替小麦和大麦（根据云南省气象局1966年资料）。

本文对我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史的初步研究，可导致下列初步结论：（1）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一5℃。其间上下波动，目前限于材料，无法探讨。（2）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范围为1一2℃。（3）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范围是0.5一1℃。（4）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布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趋势。

我国气候在历史时代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区域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气候的波动是全世界性的，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后呼应的。关于欧洲历史上的气候变迁，英国C·P·E·Brooks是二十世纪前半期最有成绩的作者。我们把他所制的公元三世纪以来欧洲温度升降图与中国同期温度变迁图作一对照就可以看出，两地温度波澜起伏是有联系的。在同一波澜起伏中，欧洲的波动往往落在中国之后。如十二世纪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寒冷的一个时期，但是在欧洲，十二世纪却是一个温暖时期；到十三世纪才寒冷下来。如十七世纪的寒冷，中国也比欧洲早了五十年。欧洲和中国气候息息相关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寒冷冬天，都受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如西伯利亚的高气压向东扩展，中国北部西北风强，则中国严寒而欧洲温暖。相反，如西伯利亚高气压倾向欧洲，欧洲东北风强，则北欧受灾而中国温和。只有当西伯利亚高压足以控制全部欧亚时，两方就要同时出现严寒。

挪威的冰川学家曾根据地面升降的结果，做出近一万年来挪威的雪线升降图。雪线的升降与一地的温度有密切关系。一时代气候温暖则雪线上升，时代转寒，雪线下降。以我国五千年来气温升降与挪威的雪线高低相比，大体是一致的，但有先后参差之别。温度0线是现今的温度水平，在殷、周、汉、唐时代，温度高于现代；唐代以后，温度低于现代。挪威雪线也有这种趋势。但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00年，出现一个寒期为中国所无。尚有一点须指出，即雪线高低虽与温度有密切关系，但还要看雨量的多少和雨量季节的分配，所以不能把雪线上下的曲线完全来代表温度的升降。

最近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研究所W·Dansgaard教授，在格陵兰岛上Camp Century地方的冰川块中，以的放射性同位素方法，研究结冰时的气温，结果是：结冰时气温高时，同位素就增加，气温增加1℃， 就增加。兹将W·Dansgaard所制近一千七百年来格陵兰气温升降图与本文中用物候所测得的同时间中国气温图作一比较，A表示从三世纪到现时的中国气温的波动。B表示同时期用同位素所测得的格陵兰岛的温度。图中两条线可说几乎是平行的。从三国到六朝时期的低温，唐代的高温到南宋清初的两次骤寒，两地都是一致的，只是时间上稍有参差。如十二世纪初期格陵兰尚有高温，而中国南宋严寒时期已开始。但相差也不过三、四十年，格陵兰温度就迅速下降至平均以下。若以欧洲相比，则欧洲在十二、三世纪天气非常温暖，与中国和格陵兰均不相同。若追溯到三千年以前，中国《竹书纪年》中所记载的寒冷，在欧洲没有发现，到战国时期, 欧洲才冷了下来。但在S·G·Johnsen和W·Dansgaard的图表中[46]就可以看出，距今三千年前格陵兰曾经一次两三百年的寒冷时期，与《竹书纪年》的记录相呼应。到距今二千五百年到二千年间、即在我国战国秦汉间，格陵兰却与中国一样有温和的气候。凡此均说明格陵兰古代气候变迁与中国是一致的，而与西欧则不相同。格陵兰与中国相距二万余公里，而古代气候变动如出一辙，足以说明这种变动是全球性的。作者认为这是由于格陵兰和我国纬度高氏不同，但都处在大陆的东缘，虽面临海洋，仍然是大陆性气候，与西欧的海洋性气候所受大气环流影响不相同。加拿大地质调查所在东部安大略省（北纬50°，西经90°）地方用古代土壤中所遗留的孢子花粉研究，得出的结果，也是距今三千年至二千五百年前有一次寒冷时期；但嗣后又转暖的情况，与中国和格陵兰相似[47]。我国涂长望曾研究“中国气温与同时世界浪动之相关系数”，得出结论：中国冬季（十二月至二月）温度与北大西洋浪动的相关系数是正的，虽是指数不大，换言之，即中国冬季温度与北美洲大西洋岸冬季温度有类似的变化。总之，地球上气侯大的变动是受太阳辐射所控制的，所以，如冰川时期的寒冷是全世界一律的。但气候上小的变动，如年温1一2℃ 的变动，则受大气环流所左右的，大陆气候与海洋气候作用不同，在此即可发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