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篡了韩宋，杀了韩林儿，为什么还说“得国最正”？ 第1页

得国最正，是因为遵了“天命”

什么叫天命？前些年有河南考生压着一本线上北大，有湖南考生一本线十几分上中科大，被称为“天命之子”。

得到本“不配”的东西，就是天命。

民心向背？得天下者越不得民心，越是有“天命加持”的表现。

黄菡最看不起的元清，实际上你越看不起他们出身，他们骑在你头上，反倒是更能说明天命在。

这和铁木真“天命真人”降生在沙漠是一个路数:铁木真降生在沙漠，能得天下，是天命;朱元璋生在贫苦之家，当了皇帝，也是天命。

这种天命观，在21世纪不再用于讨论政权。网络上为什么说明朝“得国最正”一呼百应，不过是映射史学，把明朝映射成心中的黄菡乐土罢了。

马英九时代及以前的台湾与香港，台湾、港台是这片蝗道乐土。但近年来，这两地的“民族主义者”压根不承认自己是汉人，还把反汉作为塑造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打了黄菡的脸，没法吹了。所以只能yy已经死掉的国家。

你这个问题太好了。孟森是直接选择性无视，跳过去了。就因为刘邦最初“匹夫起事”，孟森就得出了“无凭借威柄之嫌”的结论。

辛苦了半天，九死一生，用了各种手段，当了皇上，然后说我这个皇位不正，这是打自己的脸，是打自己手下这一票人脸。如果你敢说不正，明天就有人来反你了。都要说成授命于天，顺应大统。你可以能力弱，你可以很残忍，但是嘴一定要硬。

首先朱元璋是龙凤年号，不食韩宋之禄，也无君臣之实，韩林儿既不能调动朱元璋的文武官吏，徒有其名罢了。接受龙凤年号，不过是常见的政治行为而已，元末这种虚名多了去了。两个人实际产生交际是从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部包围了安丰，龙凤政权向名义上的行省丞相朱元璋求援，当时刘基持反对意见，认为救了出来以后不怎么好安置。朱元璋却不能坐视韩林儿被张士诚所灭，势力大涨。所以坚持去救援，本质上还是政治行为。

得国之正的说法来自于孟森先生，我们来看下明代人自己对于正统的说道：

正统论不是明代才有的调调， 宋代以前，人们多以五德终始说为基本框架来阐释历代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到了北宋中叶以后，随着儒学复兴运动的兴起和理学的建立，充满政治神话和命定论色彩的五德终始说受到批判并趋于消解，而富于政治伦理和道德批评色彩的新正统论逐渐成为主流。在这一过程中，欧阳修和朱熹的正统理论对后世的影响巨大。人元之后，理学化的正统论又遇到了新的挑战，即蒙古族所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与传统儒家夷夏思想的矛盾。面对新的形势，郝经、许衡等汉族儒士将理学中的道、道统、君统等概念引人正统论和华夷论，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这就突破了传统内夏外夷思想的局限，推动了元初汉族文人的积极人仕及蒙汉联合的政治文化体制的建立。而在这种蒙汉联合的政治文化体制影响之下，更进一步形成了元代正统论重一统及“君臣大义”而轻“夷夏之辨”的特点。

元明鼎革是以统治族群的变更和汉族政权的重建为表征的，曾长期被视为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场汉族民族主义运动。元明鼎革的性质主要是由阶级矛盾引起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对于元明政权变更的民族主义解释，是明中叶以后由于连续不断的外患刺激，而促使当时人重新对历史进行解释的结果。而近代中国由于外侮频仍、内忧外患，又重新唤醒并进一步固化了这种解释。由于元明鼎革本质上并非一场民族革命，代元而起的明朝也就不能因此具备民族救星的属性而自动获得政权的合法性。相反，由于朱元璋的贫民出身及其依靠“乱贼妖寇”红巾军起家的经历，难免被夷夏观念淡漠而忠君意识浓厚的元末文人士大夫视为叛逆；而明初实行的与元代宽松政策相反的以猛治国的高压统治，则更进一步加剧了部分文人士大夫特别是江南地主阶层对新政权的疏离，也就是说，新生的明政权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政治合法性和政权认同危机。如何因应形势重塑自身形象以构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就成为摆在明初统治集团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而重申夷夏之别和重建儒家秩序，“立纲陈纪”、“复汉官之威仪”，恰巧成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抓手。

故此他一反元朝轻视儒学、“蔑弃礼教”的做法，大力提倡儒学，优礼儒士，广设学校，恢复科举，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来培养和选拔人才。洪武元年明太祖致书故元国子祭酒、衍圣公孔克坚：胡元人主中国，蔑弃礼教，彝伦攸敦，天实厌之，以丧其师。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虽起自布衣，实承古先帝王之统。’明白宣示了新朝的合法性及其继承儒家道统的意愿。

除了褒崇儒学，朱元璋也特别注重以传统的华夷思想来构建明政权的合法性。朱元璋北伐时更是打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华夷之辨在朱元璋起兵和翦灭群雄、推翻元朝统治过程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朝建立之后，为构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这一政策被进一步强调，如褒崇儒学，制礼作乐、恢复先王之制等，这些与蒙元统治时期完全不同的做法，本身就充满着强烈的“华夷” 之别色彩，而明初对“胡风”浸染的旧风俗礼仪的贬斥、禁断与革新，则进一步在社会层面上完成了华夷有别、内夏外夷从而确立新朝合法性的过程。

1、方孝孺

《释统》：“天下有正统一，变统三。三代，正统也。如汉如唐如宋，虽不敢几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则亦圣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统，亦孔子与齐桓、仁管仲之意欤？ 奚谓变统？ 取之不以正，如晋、宋、齐、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为正矣；守之不以仁义，戕虐乎生民，如秦与隋，使传数百年，亦不可为正矣；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治如苻坚，才如武后，亦不可继统矣。”

《后正统论》：“由周以来，秦、汉、晋、隋、唐、宋，皆尝一天下、主中国而朝四夷矣，正统必归焉”。对于变统，方孝孺将之结为三： 篡臣也，贼后也，夷狄也”。

2、陆深在《燕闲录》中写道：“凡天下混一为正统，恐亦未精……三代而下……史家正统，宜曰汉、唐、明，而宋不得与焉。”

3、王夫之认为正统论至少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汉族自己统治中国，第二个是道统。“以道

得天下和治天下而不能“舍君天下之道而论一姓之亡"。认为是先统再正，王夫之认为的“正”与“不正”是以是否“循天下之公”为标准的，治世时君王以德而治，百姓安居乐业，这表明此朝代本身就是“正”，不须再与“不正”相对照而强调其“正”；反之，夷狄窃权，暴君篡位，此乱世本身就是“不正”，根本谈不上“正”的问题。“正”与“不正”随着历史上一治一乱的变换而更替出现，所以，“正”的朝代难以成“统”，也就无“正统”可言。

先说郭子兴，朱元璋的第一个老板。

○是时彭赵二人驭下无道，所部多暴横。上观其所为，恐祸及己，乃以七百人属他 将，而独与徐达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远……《太祖实录》
时彭、赵所部暴横，子兴弱，太祖度无足与共事，乃以兵属他将，独与徐达、汤和、费聚等南略定远。计降驴牌寨民兵三千，与俱东。夜袭元将张知院于横涧山，收其卒二万。《明史》

《实录》和《明史》的记录很一致：朱元璋觉得郭子兴的公司没前途，辞职带二十四个兄弟出来单干，然后在驴牌寨淘到了第一桶金。

朱元璋的创业资本不是郭子兴的，可以说并没有亏负郭子兴。

“篡了韩宋”就更扯了，朱元璋一天韩宋的臣子都没当过，更没有吃韩宋一粒粮食，唯一的一点关系就是使用了韩宋的年号而已。

如果这都叫“篡”的话……提醒一句：49年以前大家可都在用中华民国年号。

三月，郭子兴卒。时刘福通迎立韩山童子林儿于亳，国号宋，建元龙凤。檄子兴子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太祖为左右副元帅。太祖慨然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然念林儿势盛，可倚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明史》
止时汝颍倡乱者杜遵道刘福通等，自砀山夹 河迎韩山童之子林儿为帝，居于亳。遣人诣和阳招诸将欲为己用，诸将诣张天祐曰：公度自能率众御元兵乎？不然公当往。
天祐自揆不能，遂往。上时发兵及亲率将士取和阳西南民寨，次第平之。天祐寻自亳归，赍杜遵道檄，推子兴之子为都元帅，天祐为右副元帅，上为左副元帅。
上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太祖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