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似乎发现了一个与现实割裂的现象:
绝大多数的网民,都不看好三胎政策。本回答下的许多知友,都在强调:关键不在于能不能生,而是愿不愿意生。
而高层领导,却认为三胎政策有助于改善老龄化的人口结构。
似乎大家很健忘,忘记了5月11日公布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
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17.95%;15—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
与2010年相比,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我国少儿人口比重回升,生育政策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
看到了没有,政府高层看到了二胎政策的效果,认为生育政策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这与网友们呈现出的第一印象,是截然相反的。
历史已经证明,二胎政策有积极成效,高层想要看到更加明显的效果,推出三胎政策,也在情理之中。
但回想起年初的这个新闻:
还有这个新闻——
很明显可以得到的结论是:
北京、上海这2座中国顶级的城市,在过去十年出生人口是明显减少的;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北京、上海这2座顶尖城市,也不会有生孩子的愿望。
但全国第七次普查人口的数据,告诉我们——
我国少儿人口比重回升,生育政策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
那么,说明有大量的五六线城市,甚至边缘性城市,生孩子意愿还是很强烈的,否则根本不会带来全国儿童人口的增量。
过去十年,五六线城市充当了二胎政策的主力军,那么很有可能的未来十年,会充当三胎政策的主力军。
再说另一件事,就算北京、上海新生儿人口出生数量连年创新低,但绝对没有人认为,北京、上海的人口规模会连创新低。
我的观点是:北京、上海等大型城市,在未来的人口规模只会越来越大,不会越来越少。我相信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观点。
那么就此可以推演出一个事实:
甭管五六线城市生孩子的意愿有多强烈,有多旺盛,那这孩子等长大后大概率也要去往北京、上海。
因为五六线城市,留不住年轻人口,都把年轻人口供养给了大城市。
而身在上海、北京的儿童,可以接触到教育优质/儿童数量更少=人均更多的优质教育。
五六线城市的孩子,能够接触到的是:教育劣质/儿童数量更多=人均更薄的劣质教育。
等将来,这些同龄的孩子都站在北京、上海的办公室里,后者为前者打一辈子工,阶级固化更为严重。
我觉得,三胎政策,真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人口虹吸能力,进一步加剧中小城市的人口萎缩现象。
而关于职场上,想起我们医院跟我一起入职的女护士同事,刚入职不久就结婚了,近4年结婚、生孩子,似乎没有在临床上用心干。
前段时间,护理部主任带着她来我们儿科,说,“今后她就在儿科了,之前结婚生子耽误了些时间,以后能安心在临床上干了。”
我突然之间想到,对于我们这样的事业单位,可能还能保证女职工的产假、哺乳期早下班”等照顾措施,若我是个老板,招个女员工进来,有4年时间,产生不了经济效益,而且我还得额外支付工资,我TM肯定不愿意招。
因此,三胎政策,也会加剧职场女性的就业歧视,以前需要容忍女职工不产生经济效益4年,以后可要容忍6年了,搞不好会是10年。
请问,职场是用来照顾女性的嘛?
这些都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我不担心年轻人会不会纠结生三孩,也不担心老人对三孩的态度,我最担心的是那群夹在中间考虑三胎的人,没评估好自己的生育能力,没有重视身边的高龄产妇。
我曾经轮转的时候,在病房遇见过一对夫妇,丈夫很关心妻子,妻子也很爱惜自己的身体,每次做检查都能看到夫妇同行,预产期前,这位妻子由于妊娠高血压,入院待产,丈夫很紧张,不停嘱咐我们想做什么检查尽管做,用的药要最好的,医院不让开的话,他去买也成,丈夫每天陪着,公公婆婆也是每天大包小包带着他们的大女儿在病房轮流看着,由于上了年纪,还专门请了有做过护士的保姆来照看。
但是,产妇生产的时候,还是差点出了问题(由于现在现在涉及具体疾病的会可能属于医疗审查我就不说具体了有空评论区更),不仅产后迟迟无法出院,而且孩子一出生就送进了NICU住院治疗。
是医院治疗水平不够吗?市三甲不算最好,但也算地区里最好了。
是产妇的家庭条件不够吗?能请的起做过护士的保姆来照看会差吗?
是家人不够关心吗?全家都来了,而且每天都有家人在。
那么,问题出在哪?
是她已经42岁了,已经是高龄产妇了。
很多女性羞于面对年龄,看到医生在病历上写「高年初产」或者「高龄产妇」,不仅觉得小题大做,而且还很生气,心里想着我只是刚过35岁而已,怎么就老了?
其实担心的不是你的年龄多少,而是因为年龄而出现的「高危妊娠」。
「高危妊娠」是指孕产妇及胎儿有较高危险性,可能导致难产或危及母婴安全。高危妊娠的情况包括孕妇患有各种急慢性疾病和妊娠并发症、不良的环境、社会因素等。
其中,高龄是造成高危妊娠主要因素之一,会给母儿造成一定的危害 [1],我们把分娩当天年龄超过 35 周岁的产妇称为高龄产妇。一般来讲,高龄产妇不一定都是高危产妇,但高危产妇多来自35岁以上。
高危妊娠的孕妇和新生儿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均明显高于正常妊娠,因此,被医生提醒为高龄产妇或存在一些妊娠期代谢性疾病(如妊娠糖尿病等)[2],都应定期到医院检查,配合高危妊娠的筛选,进行系统孕期管理,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及时有效地控制高危因素的发展,防止可能导致胎儿及孕妇死亡的各种危险情况出现[3]。
希望大家在生孩子的这点上,不仅考虑财力物力,更要评估生理状态。在考虑生三胎时,做好身体检查,进行专业评估,因为高龄产妇需要面临生育风险。
之前十四五规划刚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有这个苗头,而这个开放三孩,就属于十四五规划中的一部分。
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
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新华社的新闻里说的很清楚,是政治局会议听取十四五规划中有关人口老龄化的举措,审议的文件是“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而十四五规划里是怎么描述的呢?
和之前的十三五规划不同,十三五规划里还在强调计划生育的国策。
所以从十四五规划的内容来看,并没有特别说只是三孩,就是说后面还可能继续开放,同时可能会把重点“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以达到“释放生育潜力”的目的。
所以,开放三孩应该仅仅只是开始,未来应该会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出现。
甚至于可能出现鼓励生育,生育补助,强制的生育假等政策出现,至于会如何落地,就看后续了。
商机,哈哈哈哈哈哈哈
emmmmmmmmm
群里在聊,
“我们这代人啊,独生子女,最内卷的社会竞争,最高昂的房价,再四位老人,三个孩子。”
“65岁退休延迟拿不了退休金,当然也可能在那之前就累死了。”
我补了一刀:
“没完呢,65岁没死就要再带9个孙子孙女。”
80、90后,牛批~
新疆地区人口变动情况分析报告
来源:天山网 发布单位:宣教中心
近来,新疆的人口问题备受关注。特别是德国反华学者郑国恩(英文名阿德里安·曾兹AdrianZenz)引用一些来源不明的数据,拼凑了所谓《绝育、宫内节育器和强制性计划生育:中共在新疆压制维吾尔族人口出生率的运动》的研究报告,妄称“新疆自然人口增长急剧下降”,污蔑新疆存在所谓“强制绝育”问题。针对该报告的错误观点和荒谬逻辑,本文梳理了新疆地区人口变动状况,分析了南疆地区人口过快增长原因,阐明了新疆地区人口变动趋势的合理性。
一、新疆地区总人口持续增长及原因分析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新疆总人口为487.36万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新疆总人口为2181.58万人,57年间增长了近3.3倍。近年来,新疆总人口继续稳步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8年间,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维吾尔族人口均稳定增长,新疆汉族人口略有增长。从人口数量看,2010年至2018年,新疆常住人口从2181.58万人上升至2486.76万人,增加305.18万人,增长13.99%。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从1298.59万人上升至1586.08万人,增加287.49万人,增长22.14%;从族别看,2010年至2018年,维吾尔族人口从1017.15万人上升至1271.84万人,增加254.69万人,增长25.04%;汉族人口从882.99万人上升至900.68万人,增加17.69万人,增长2.0%。维吾尔族人口的增幅不仅高于全疆人口的增幅,也高于其他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幅,更明显高于汉族人口的增幅。从增长区域看,2010年至2018年,南疆四地州人口从895.10万人增长到1035.5万人,增加140.4万人,增长13.55%,属全疆最快。

新中国成立至今,新疆总人口、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特别是维吾尔族人口均保持快速增长,南疆地区维吾尔族人口增长尤为明显,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长期实行的民汉差别性政策影响。中国政府通过法律形式倡导在各民族人口中实行计划生育,同时从少数民族人口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在生育子女数量的规定上对少数民族执行有别于汉族的相对宽松政策。1975年,新疆在汉族人口比较集中的乌鲁木齐等城市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981年发布《关于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开始在新疆汉族人口中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992年发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划生育办法》,开始在新疆全部人口中实行少数民族比汉族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即城镇汉族群众提倡一对夫妻生育1个孩子,农村可生育2个孩子;城镇少数民族群众一对夫妻可生育2个孩子,农村的可生育3个孩子。2017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和各族群众生育意愿趋同,新疆修订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各民族实施统一的计划生育政策,即城镇一对夫妻可生育2个孩子,农村一对夫妻可生育3个孩子。据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2‰抽样调查),1970年至1974年维吾尔族妇女平均预期终身生育6.13个孩子,1985年至1987年为5.4个孩子,同地汉族妇女分别为5.2个孩子和2.5个孩子。1981年中国民族人口总和生育率最高的是藏族(5.84)和维吾尔族(5.59);1989年总和生育率最高的是维吾尔族(4.65)和藏族(3.80);2000年最高的分别是哈萨克族(3.195)、维吾尔族(3.156)、藏族(2.755)。由此可见,维吾尔族的生育率始终处于全国较高水平。
医疗健康水平提高大幅降低了人口死亡率。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人口死亡率高达20‰。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20世纪60年代中期,人口死亡率下降到10‰以下并在以后持续降低,自然增长率与出生率的变化基本同步(参见图1)。在喀什地区英吉沙县一个维吾尔族聚居村落,1949年至1983年间,该村死亡人数232人,平均死亡年龄18.76岁,其中一岁以内婴儿死亡127人,占死亡人数的54.74%。2016年笔者在该村调查,当年该村死亡8人,平均死亡年龄73.9岁。2014年至2015年,该村共出生282个婴儿,只有1个婴儿死亡。新疆各族人民身体素质得到巨大改善,特别是妇女儿童保健水平不断提高,孕产妇死亡率由2010年的43.41/10万下降到2018年的26.65/10万,婴儿死亡率由26.58‰下降到14.02‰,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4.82岁(2015年数据)。
计划生育政策落实不到位,导致出现大量计划外人口。受各方面因素影响,喀什、和田等南疆地区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存在推进难、落实难问题,导致该地区人口过快增长。一些人因生育观念和认知尚未改变,对计划生育政策存在抵触情绪,阻碍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一些宗教极端势力蛊惑甚至胁迫群众以“念尼卡”的宗教仪式结婚、以念三个“塔拉克”的方式离婚,宣扬结婚男女领结婚证是“哈热木”,终止妊娠是“异教徒”,煽动群众抵制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早婚重婚现象严重,计划外生育行为不断发生;一些地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不到位,重奖励轻处罚、重服务轻管理;计生干部力量整体相对薄弱,如喀什地区莎车县,计生干部人均服务1.5万人,最远服务半径130公里,严重影响计划生育政策落实。2015年,喀什地区某县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专项统计,1989年至2014年间,全县共出生35.9万人,其中10.5%为计划外生育。
二、2018年新疆人口增长呈下降态势及原因分析
新疆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从2017年的15.88‰、11.40‰分别下降至2018年的10.69‰、6.13‰,2018年新生人口比2017年减少了约12万。主要原因如下。
计划生育政策得到严格执行。2017年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各民族实施统一的计划生育政策(城镇一对夫妻可生育2个孩子,农村一对夫妻可生育3个孩子),并对违反规定多生育子女的依法予以相应处罚。同时,新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人口与计划生育奖励专项经费,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公民给予奖励和社会保障。例如,新疆农村少数民族夫妇自愿终身只生育(含收养)两个子女,可以申请领取《计划生育父母光荣证》。领取光荣证的农牧民家庭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不低于3000元的一次性奖励等。近年来,新疆持续提高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大力普及避孕节育、生殖健康等科学知识,提供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提高公民生殖健康。例如,截止目前在全疆设有免费计划生育药具发放网点9788个,最大限度地方便群众领取药具;每年免费发放17种计划生育药具,开通手机APP,利用移动智能手段方便群众查询地、县、乡三级指定的避孕药具发放点详细信息,有效满足了广大育龄人群多样化避孕和基本健康需求。群众自主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育龄妇女自愿接受输卵管结扎术和宫内节育器放置术。例如,和田等地遵循群众自愿与技术指导相结合的原则,鼓励群众选择国际公认的副作用小、安全性和有效性高的输卵管结扎术、宫内节育器放置术,该项目费用由政府承担。
群众婚育观念发生转变。近年来,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年轻人主动放弃封闭的、落后的择偶观念和婚育观念。早婚早育的观念逐步被摒弃,推迟初婚年龄,把时间和精力更多放在个人发展上,成为越来越多少数民族青年的选择。例如,2015年英吉沙县某乡共102对男女新婚,没有一对早婚者,相反,其中有47人为晚婚,晚婚率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3.9%。同时,少生优生的观念深入人心,特别是对于少数民族农村女性,走出家门后,不仅增加了收入,还打破传统的“结婚-生育-务农”循环,家庭地位大大提高,生育选择话语权大大增加,优生优育观念明显加强。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思想进步,追求自由恋爱、幸福婚姻成为普遍,婚姻家庭越来越稳定,离婚再婚率呈稳中有降的趋势。例如,据官方统计,2015年、2017年、2018年,新疆的登记离婚数分别为74979、51223、47919对,年均下降14%;再婚人数分别为195008、150628、115831,年均下降16%。
宗教极端思想有效遏制。近年来,针对严峻复杂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和各族群众对打击暴力恐怖犯罪、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的迫切要求,新疆坚持标本兼治,依法开展去极端化工作,使不少群众逐步挣脱宗教极端主义的思想牢笼,现代文明生活理念得以深入人心。受过极端思想感染的群众实现了由“念尼卡”宗教仪式结婚向自由恋爱、依法登记结婚的转变,由念“塔拉克”宗教仪式离婚向意愿真实、协议离婚的转变,由“节育避孕是异教徒”向“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的转变,提高了各族群众依法婚育的意识。在去极端化的过程中,一些妇女的思想也得到解放,男女平等观念和健康生殖的科学意识大大提高,避免了被极端主义裹挟沦为生育工具的痛苦,纷纷争做身心健康、自信独立、爱国爱家的新时代女性。
三、新疆地区人口变化的合理性
世界人口发展趋势表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人们自我价值实现和优生优育的观念越强,生育率、人口自然增长率都会随之下降。经典人口转变理论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口会由“高死亡率、高出生率、低增长率”转变为“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欧洲一些国家的生育率水平出现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在1980年至1985年期间降至1.6,甚至更低。20世纪末欧洲整体上进入超低生育率时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降到较低水平后继续下降,2015年为1.5-1.6。
新疆人口转变与全国相比,有相对滞后性和结构差异性的特点。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疆各族群众出行、居住、教育、就医、就业等生活条件发生根本性改观,促进了人口质量的稳步提升,新疆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8年的22.55‰、7.69‰和14.86‰,分别下降到2018年的10.69‰、4.56‰和6.13‰。根据人口转变理论的四阶段论,新疆人口已进入到第四阶段,即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增长率。2018年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尤其是维吾尔族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这一方面是计划生育政策严格落实效果的显现,另一方面也是近几年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少数民族相对滞后的人口转变过程开始加速的表现。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深入推进,南疆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人口持续增多,各族群众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大幅提高,生育观念发生了改变,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将会成为越来越多群众的自愿选择,也将会成为南疆社会的风尚。同时,南疆地区倡导世俗化、现代化社会生活方式已取得显著效果,落后生育观念影响明显下降,个人自主选择的空间将越来越大,包括对生育行为控制的自主性不断增强。可以说,维吾尔族人口的转变,正在逐渐由以政策引导和制约的外力推动向自愿选择、自主决定。这种转变不只是单纯人口数量增减问题,而是涉及人的素质全面提升的问题,是少数民族群众自愿选择的结果。
如果能把房价降下来,就相信你是真心的……
鼓励生育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你们不要总想个新方法、新路线。一定要会总结之前成功的经验。
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我们之前怎么鼓励少数民族生育(且效果良好,人口比例上升之快有目共睹),今天就可以用类似的政策鼓励汉族生育。
这叫“先生带后生”。
1. 生二胎以上者,老二老三直接高考加20分;
2. 地方选举代表或者学校开学生代表大会,必须有一定比例的“老二”或“老三”;
3. 从军政方面的职业,凡是“老二”或者“老三”报名的均有优惠录取,其中公务员队伍中必须控制比例;
4. 在身份证上必须标明一个人的身份是家里的“老大”,“老二”还是“老三”,没有为什么;
5. 当家里有三个孩子时,该户家庭在与其他家庭产生社会矛盾或者竞争时,原则性偏向该三孩家庭(人口问题大于天);
6. 对于二孩和三孩家庭提供食品补贴;
7. 对于“老二”和“老三”们以及生二胎以上的家庭免费、优先供血并在其他医疗资源上给予优惠。
以上政策是以家庭为单位,并不具有先天性,也不具有遗传性,是非常公平的。
继我不下岗谁下岗之后,有多了一个骂黄宏的梗
超生游击队,盲流
呵呵,吃饭时嫌人多
干活儿时嫌人少了?
中央说,我国有6亿人,月人均收入不足1000
那么既然先富能带动后富,就让他们先生,带动我们一下。
带不动也算是改善人口结构,消灭贫困了。
看一堆人在喷这个政策,我觉得没必要吧。这就是个option,也没说非要生三个。对于普通人,这不就是多了个选择么。总有人喜欢孩子想要三个,现在对他们来说这不就没有限制了么。
说个zz不正确的话,总有人有了两个女儿还是想要个儿子。我同事我邻居都有这种人。这政策对他们来说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