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方各地分别是在什么年代完成汉化的？ 第1页

1.这个问题的“汉化”是个陷阱要素。在中国历史发展中，随着日常交流，少数民族会逐渐吸收汉文化的一些因素，某些情况下会直接融入汉族群。但是要吸收到多少才能叫“汉化”呢？这个标准不能提出的话，此题目无意义。

2.换一个思路，在传统帝国的眼光之下，中原文化往往认为自身处于文明高地，而认为少数民族野蛮荒蛮。随着两者的交往，一些少数民族可以和中原文化相交流，这时，中原文化就会把少数民族进行区隔，认为可以交流的部分叫“熟某”，不能交流的叫“生某”。虽然这种分类带有一定的歧视意味，但是可以以此为标准考察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情况。

3.“生羌”的用例，也是较早见于南北朝时期，如《周书·史宁传》、《周书·元定传》等。《旧唐书·地理志》有数十处“生羌”用例，却无“熟羌”的说法，显示当时尚没有“生/熟”羌的对称。《宋史·张凝传》、《宋史·王博文传》将“熟户”与“生羌”并列。《宋史》有不少记载提到，“熟羌”有时会反复无常，反映出对于在边境地带招徕“生羌”安置不大放心，对“熟羌”和“生羌”的关系也存有疑虑。欧阳修在为范仲淹撰写的《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中提到:“初，公既得熟羌为用，使以守边，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纾西人馈输之劳。”可知“熟羌”对于守边、拱卫内地及互通贸易等，均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唐宋时期的“生羌”、“熟羌”分类，既有指称四川西部一带羌族部众的情形，又有指称西北甘青地区之羌族部众甚或党项族群的情形。

“生苗”一词，最早可能见于元朝。明朝时，“生苗”屡见于汉文史籍，且多与“熟苗”形成呼应。尤其是涉及湖南、贵州等地少数民族，经常就用“生苗”和“熟苗”来泛称。郭子章《黔记》云:“其人有名无姓，有族属无君长。近省界者为熟苗，输租服役，稍良家，则官司籍其户口、息耗，登于天府；不与是籍者谓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这是当时汉人对“生苗”、“熟苗”分类的一般性见解。石开忠对《明史·贵州土司传》有关记载进行考证，指出“生苗”并不是指称某个单一族群，也不能完全、直接地等同于今日的苗族，它包括了布依族、侗族和苗族等多个民族，故对“生苗”一词，应根据当时、当地、当事来做具体的分析和判断。“生苗”一般是戒惧和防范的对象，发生冲突，也是征伐对象。为防比“生苗”反乱，明清两朝曾经在今湖南一带建立哨卡边墙，试图将“生苗”隔离或封锁起来，“苗疆”治理的举措之一，就是修筑边墙。清朝则基本上沿袭了明的“生/熟”苗分类。方亨咸《苗俗纪闻》、陈鼎《黔游记》、陆次云《峒溪纤志》等汉族文人的表述，都是基于同一个文化逻辑。“生苗”自然是相对于熟苗”而言，一般分布于偏远山区，和汉区的关系疏远，往往不通汉语，和汉民的生活习俗差异较大。“熟苗”则邻近汉区或居住在汉苗杂居地区，受到汉文化的一些影响，习俗和汉民接近，多少能讲一些汉语。历史上形成的将“生苗”和“熟苗”予以对比而展开论述，己形成为一套话语叙述的传统。这种对异族群的“生/熟”划分，成为朝廷在苗疆确认涉及赋税、摇役、科举等臣民之权利和义务的身份制度之一。

《宋史·蛮夷传·黎洞》、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黎》、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等文献，均曾提到“生黎”与“熟黎”，它们是宋、元、明、清各朝代对海南岛黎族之民族历史记述中常见的一组词汇，这种分类也反映了汉族文人士大夫及地方官僚对于黎族内部分化状况的基本认识。明清时期，有关“生黎”、“熟黎”的记述进一步增多和细化，其中包括族际的冲突、镇压、同化和交流等很多内容。一般是把“熟黎”视为介于“生黎”和州县“省民”之间的存在，官府和汉人不仅通过“熟黎”接近和羁縻“生黎”，也以“熟黎”为中介致力于和“生黎”做生意。朝廷还进一步通过“熟黎”敦促“生黎”的归化。通过对黎人的“生/熟”分类，事实上就在海南岛形成了“省民”一“熟黎”一“生黎”这样一个三级圈层的民族分布结构，从而彰显出不同民族之间力量的彼此消长以及和朝廷关系的远近和亲疏。

台湾“原住民”之被区分为“生番”与“熟番”，也是广为人知的事实。清王朝明确和直接地对“原住民”实行“教化”政策，自然也要借重“生番”、“熟番”的分类。蓝鼎元《平台纪略总论》云:“以实心行实政，自觉月异而岁不同，一年而民气可静，二年而疆圉可固，三年而礼让可兴。而生番化为熟番，熟番化为人民而全台不久安长治，吾不信也。”这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对于同化“生番”、使之由“生”变“熟”的期待。视“生番”、“熟番”之不同在于社会经济状况，乃是很多学者的共识。郭志超指出，由于接受汉文化影响是一个历史渐进过程，因此，不同历史时段的“生番”和“熟番”的范围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存在着彼此的消长和变化。鲁之裕《台湾始末偶记》云:“其番有生者、熟者，其聚族所居曰社，其社有生番、熟番。何为生？不与汉群，不达吾言语者也；何为熟？汉番杂处，亦言我语者也。”这对番之“生/熟”可谓是简洁到位的表述。“生番”向化，始终是朝廷官方记录津津乐道的美事。《清史稿·世宗本纪》、《清史稿·高宗本纪》、《清史稿·德宗本纪》、《清史稿·地理志》等，均有“生番归化”之类的记载，生动地反映了朝廷管辖台湾并对“原住民”予以同化的过程。大约成书于乾隆初年的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云:“归化己久熟番，亦知以稼穑为重，凡社中旧管埔地，皆菱割草菜，垦辟田园。有虑其旱涝者，亦学汉人筑圳，从内山开掘，疏引溪流，以资灌溉。”由此可知，逐渐汉化的“熟番”采用了农耕生计的经济形态。除了农耕生计，“义学”和“汉字”等文化方而的同化也很重要。此外，还有汉商与“熟番”、“归化生番”的贸易活动，进而以“熟番”为中介，逐渐扩展到和“生番”也能做生意了。这些情形和汉人在海南岛与“熟黎”、“生黎”发生关系的模式颇为类似。

“夷”是中国古代最多使用的异民族称谓，正如“东夷”、“四夷”、“西南夷”、“蛮夷”等用语所表明的那样，它既有作为专称的用法，更多的则是作为泛称。历史上也每每有“生夷”与“熟夷”的说法，如《宋史·蛮夷列传》、《宋史·孟琪传》等。《明史》中较为罕见“生夷”与“熟夷”的用例，但到了清朝，在明代曾被称为“生番”和“熟番”的异族，却往往被称为“生夷”与“熟夷”。尤其是针对四川、贵州等地的彝族先民，较多使用“生夷”与“熟夷”的分类，例如《清史稿·杨芳传》、《清史稿·吴杰传》、《清史稿·四川土司传》等。《清史稿·四川土司传》曾罗列了康熙四十二年及后来嘉庆、雍正年间，因相继“归附”而被“授职”“土百户”、“土千户”等“凉山生夷”的清单。从异民族“生/熟”论的逻辑看，所有这些出身“凉山生夷”的土司，随后大都会慢慢地化为“熟夷”。另从《清史稿·戴三锡传》、《清史稿·董教增传》、《清史稿·方积传》等记载可知，所谓“凉山生夷”，亦可称作“凉山生番”，因史籍多有“番”、“夷”相互可以置换的用法。——周星·《古代汉文化对周边异民族的“生/熟”分类》

4.王明珂曾经指出，汉语文献中对四方边缘人群的书写或言说，举凡涉及“生/熟”分类的，像“生苗”、“熟苗”，“生羌”、“熟羌”等，无非都是“汉化”在此进行的“征兆”。他还指出，无论是视“汉化”为汉文化之伟大包容力的证明，还是视其为大汉族主义对非汉族群予以歧视的结果，都并不完全符合现实、具体的汉化过程。汉人或后来的“中国”之人，进而也可以扩及大一统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体系，自古主要是以文化的异同和程度来分辨“夷”和“夏”，而不以血统的区别来歧视或隔断族群之间的关系，“蛮夷”入华即为华，与华夏杂居或接受“教化”、“王化”，就可成为夏，如此便不难理解，从“生”到“熟”之“化”的过程，正是中央王朝及汉文化中人所极力鼓励和期待的。异民族的“生”与“熟”，固然多以是否接受官府管辖及服纳税役为标准来划分，但在“本土认知层面”，所谓的“生番”、“熟番”与“汉人”之间的边际却往往又相当模糊，例如，经常歧视“生蛮子”的人，自身也有可能被邻近的“他人”视为“生蛮子”或“熟蛮”，甚至自称“汉人”并歧视“蛮子”的人，自身也有可能被他人视为“蛮子”。在西南云贵川地区，所谓“熟苗”往往在服饰与生活习俗上力求模仿汉人，甚或自称“汉人”，并由此将自己区别于邻近“生苗”，由此可知，近邻人群之间的歧视与模仿，反倒是推动汉化进程之重要的社会与文化机制。需要补充的是，“生苗”、“熟苗”原本是一种“他称”分类，但在某些条件下，也有一定的可能会被它所指称的对象民族所“内化”，例如，当“生苗”成为文化纯粹性的符号时，“熟苗”反倒有可能受到“生苗”的逆向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