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慈禧？ 第1页

更正几点:（本来是只是更正前面答案里面的几个误区的，既然收到这么多赞就多补充几个）

1、修颐和园不是慈禧的主意，而是光绪的主意，光绪是整个过程中最积极参与的，目的是修成园子后让慈禧去养老，自己上位亲政「乾纲独断」。

2、慈禧的私生活一点都不混乱，且非常注意舆论形象，她的政敌非常多，一旦有把柄她都没法掌权。至于守寡风流韵事都是当时及后人杜撰的。另外他跟李莲英真的没什么。还有，李莲英是个老实人，人品也不错，并非影视剧中奸诈狡猾的形象，虽然李莲英手握大权，但是从未干涉过朝政，国家大事上从来没有指手画脚过。

3、慈禧其实并不保守，力排众议扛着顽固派保守派，提拔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支持洋务变革，兴办实业，废除八股科举，这些都有定论了。至于百日维新废掉光绪杀六君子之事，并非其保守，而是一帝一后二元政治权力斗争的结果。想想吧，光绪康梁谭一伙都策划兵变囚禁并杀死慈禧了，慈禧当时可是最高掌权者，被慈禧知道了这肯定不能忍，于是慈禧才痛下杀手。

4、多年禁欲导致心理变态倒是真的，慈禧最见不得的就是别人性生活幸福了，多有记录。给光绪选皇后的时候，慈禧给选了一个最丑的隆裕。

5、光绪兵变失败后，被慈禧囚禁，慈禧除了各种辱骂还变着法一天一个花样折磨。没事给光绪演《天雷报》的京戏，关于不孝子被雷劈死的内容。每次演完还要让光绪谈心得体会，真腹黑啊！

6、慈禧是真信了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的不死神功，指望请义和团进京抗击洋人，利用义和团围攻列强使馆，与整个世界宣战。最后被自己的智商所坑，只得举家狼狈逃命。

7、慈禧爱京剧是出了名的，京剧要不是慈禧支持并发扬光大，现在没准还是上不了台面的乱弹。京剧大师谭鑫培、陈德霖、杨小楼、孙菊仙、王瑶卿等人，她都力捧过，并多次赏赐。为报答知遇之恩，京剧里面的慈禧都是正面形象。

8、慈禧是的爱憎分明且知恩图报的女人，在她落难之际帮助过她的人最后都官运亨通大富大贵成为谁也参不倒的政坛不倒翁。比如慈禧失意葬父时给过一笔钱的小知府吴棠， 八国联军杀来逃命时给过一碗粥的怀来县令吴永，以及逃命途中带兵护驾的岑春煊。但是对背叛她的可从不留情，比如光绪和珍妃。

9、如前面各位所说，慈禧好权术并且精于权术，权欲极强，虚荣享乐，意气用事。但主持政治还算公道，也想给大清续命，但是奈何没文化没眼界没情怀智商也不够，玩政治玩人有余，治国不足，古代女人政治的弊端被她全占了。但比她坑爹的丈夫咸丰和儿子同治强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10、总之，不是教科书上所说的一无是处的顽固派卖国贼败家女，相反大清很多方面还指着她才续命到20世纪，有功有过。

（2016-2-20更新）

慈禧本人的所作所为基本上已经被其他答案说完了，那我就从别的方面来说说看法。前方大量废话预警，没兴趣看废话的话，可以下拉跳过，直接看分割线后面的内容。

首先，“评价”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公正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在事实认定清楚的前提下发生的争论，几乎都是不同立场的碰撞。而且由于时代的发展，前一时期的主流，在后一时期可能就变成了非主流，这样的立场之争只看支持者的多少，胜负不代表正误，因此我的发言只能代表我个人的想法。

其次，评价必然基于某种史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一种史观，“历史是螺旋状前进，无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一种史观 ，“从黄金时代一路堕落到黑铁时代”也是一种史观。对不同史观的评价牵扯到立场，同样很难做到公正，不过具体史家的表现，却足以为他们所持的史观增光或抹黑。例如，我国的传统学术中向来有政治挂帅的传统，兴盛于汉代的春秋公羊学就是最早的代表。这一派的学者学以致用，寻章摘句为当权者的行为提供理论依据，自己当权后垄断学界，打击异己，以观念代替史实，过度阐释文本或干脆无视原文天马行空……总之，现代人见识过的所有撕逼手段，几乎都是他们玩剩下的。这么干的结果，就是汉朝结束之后，公羊学被束之高阁，很少有人愿意碰它，直到清末才迎来了复兴，代表人物中名气最大的就是那位康有为。

第三，以史观为前提，以史实为依据，那还差一个评价标准。一般来说，无非是两种：动机论和结果论。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善于灵活运用这两者玩双重标准的人：对于想维护的人，即使他一直在拖后腿，还办砸了最重要的事，也可以用“他的动机是好的”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之，想黑的人再怎么功勋卓著、任劳任怨，也可以用诛心之论来一笔勾销，这就是动机论的妙用。但如果抛弃它单用结果论，又会发生不顾客观条件限制苛责古人的情况，例如晚清最大的背锅侠李鸿章，他所面临的状况其实无解，换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坐他的位置，都很难比他做的更好，他如果不去做实事而是当一名当时的键盘侠——清流，包管没有后来那么大的骂名。但是他顶着压力做了，又不负众望的做坏了，他就成了众矢之的。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掌握评价标准呢？我的看法是：历史人物的个人倾向及其变化可以从一生的事迹来推断，但具体在面临某件事时的动机，基本是不可考的。因此动机论只能用来作大方向上的推断，而不能用于分析具体事例，除非有比较可靠的证据。结果论则不宜用得太绝对，事办好了，不能只赞老佛爷的政策好，还要看到时代的风向和具体办事者的努力；搞砸了，则不能把板子全打在执行者的身上，还要看在当时的环境下，当事者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当时的条件是否支持作出这样的选择，如果不支持，原因在哪等。这样就可以区分不作为、乱作为和无力作为，不致打错板子。但受能力和见识所限，不一定能达到这一标准，只能尽量努力靠近。

----------------------------------废话时间结束，以下为个人评价----------------------------------

接下来正式开始说慈禧。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慈禧在政治上的作为远远比她的私德重要，因此关于她本人的种种八卦不在评价之列。

一、辛酉政变

慈禧在政治舞台上的初次亮相是联合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扳倒了咸丰指定的辅政八大臣。由于历史不能假设，这一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局面很难评估，但可以从当时的内外局势来略窥一二。当时的局势主要由以下关系所决定：中央内部、中央与地方、清与列强。下面分别陈述：

1、从中央内部看，八大臣辅政的局面不可能持久，政变消除了内部不稳定因素，集中了权力，对稳定政局有利，但同时造成了慈禧的专权，就不知是好是坏了。

咸丰遗诏失效有两个原因：

（1）咸丰临终时设计了一套权力相互制约的方案，但他和历史上其他临终托孤的皇帝一样，都犯了想把机关算尽的错误。帝制下只有一元化的最高权力才是稳定的，而任何当权者都无法控制自己死后的局面，在慈禧和肃顺都权欲很强的前提下，八大臣辅政与太后垂帘不可能长期共存。

（2）清代的中央集权程度发展到了历代顶峰，皇帝都以勤政著称，加上康熙后嗣位者都为长君，因此只在同治朝两百年前的顺治和康熙前期出现过短暂的君弱臣强局面。任何制度，哪怕是坏制度，运行久了都会产生惯性，因此当皇帝因年幼无法治国时，离皇帝最近的太后比大臣更容易掌握权柄。

由此可以看到，咸丰在世时，肃顺在他的支持下掌权，是强势一方，而慈禧没有合法的参政身份，是弱势的一方。但在他死后，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逆转，这时八大臣仍想主导政局，就必然与慈禧产生冲突了。八大臣与慈禧谁才是更好的统治者，这个问题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了，但当时的“主要矛盾”（套用一下辩证法的说法）决非中央内部的矛盾，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意义不大。再来看下两组：

2、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当时“内轻外重、满轻汉重”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只要不想亡国，无论谁上台，都必须正视这个现实。

咸丰末年，曾国藩的湘军已经成为对抗太平军的中流砥柱，是维持统治不可或缺的力量。慈禧虽然发动政变扳倒了肃顺，但没有一股脑废除他的所有政策，而是继续重用在战争中崛起的汉人官僚，这正是顺应时势的明智之举，对比后来的摄政王载沣，高下立见。作为一个统治集团，当时的满人已经全面腐化，没有能力应对时局，原来的军队也已无法指望，而汉人官僚正率领着当时战斗力最强的私兵与叛军作战。这时若是处理不当，极有可能重现汉末军阀割据或明末自毁长城的局面。清帝国顺利度过了这一危机，慈禧与恭王主持的中央处置得宜功不可没。

3、从清与列强的关系看，道、咸两朝的鸵鸟政策已经无法延续，对外开放势在必行，无论谁上台，都必须顺应这个趋势。

辛酉政变发生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和约已经签订。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已经初步把原来自成体系的大清帝国拉进了由他们主导的世界体系，打进了清朝的首都，烧掉了皇家园林，并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了一系列权益。在这样惨痛的事实面前，帝国的统治者已经没法继续装作看不见了，对外开放，对内自强已是唯一的出路。已经腐烂的满人无法承担这一重任，而在平定太平军的战争中崛起的汉人官僚在见识到洋枪洋炮的威力后，纷纷主张学习西方，因而成为了洋务运动的主力。这一批被后来称为“洋务派”的官僚，已经是那个年代中最先进的中国人了——尽管还远远不够。慈禧继续任用他们，不管是迫于时势还是慧眼识才，总之选对了。

综上，在辛酉政变中，慈禧展现了她个人能决断、有手腕、权欲强等个人特质，在政变后能顺应时势，保持政局的稳定，使清帝国顺利度过难关，至少在此时，她还算是个合格的统治者。

二、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本来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它遭到冷落的原因，一是有个起点更低却逆袭成功的榜样日本，二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太过惨烈，三是主持这一运动的人物都是出身科举的清末名臣，在后来自有其新理论的国、共两党看来，未免旧有余而新不足，理论成就既无足述，行事也太嫌保守，因此下笔置评，总喜欢加上“不彻底”之类评语。为了跳出上帝视角，下面我将试图从当时国内外各势力的角度展开分析，看他们都有哪些诉求，自身影响力如何，又受到哪些因素的限制，最终在历史上扮演了什么角色。由于洋务运动前后持续三十多年，人物升沉及势力消长的线索异常繁杂，因此分为前、中、后期分别陈述。

1、前期

这一时期大约从1861年到1874年前后，即整个同治朝。就清与列强的关系而言，这是双方在签订了《北京条约》后和平相处的一段时间；就清朝内部的形势而言，这是清廷任用汉臣削平地方叛乱，使国家重归一统的过程，也同时对应洋务运动的第一阶段，即以军事工业建设为主的时期。

（1）列强

先回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如果暂时忘掉后续的历史发展，可以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英法联军明明已经攻破了北京，为什么没有就势灭亡清朝或是长期占领，而是签约后就退了军？

我认为，联军实力不足只是表面原因，深层原因有两个：

第一，由于中外文化和传统上的巨大差异，双方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念南辕北辙，很难形成有效沟通。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列强直接实施统治的成本太高，扶植代理人更划算。

上述文化差异导致的隔膜，在两次鸦片战争的过程中随处可见。那位”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叶名琛与英国人的交流，从头到尾都是鸡同鸭讲，而咸丰何尝不是另一个叶名琛？在《北京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他对关税自主、治外法权、最惠国待遇等问题毫不在意，却在互派公使、接见礼节之类问题上死不让步，这些做法就是这种隔膜的最好体现。在列强的观念中，上面那些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经济利益，是要全力争取的，而公使和礼节之类的问题不过是遵循国际惯例而已；而在咸丰眼中，皇帝的体面却是最丢不得的，要是允许洋人见皇帝不磕头，那么大小臣工不免也会想有样学样，到时君不君、臣不臣，纲常大乱，名教堕地，那才是乾坤颠倒的惊天大事，至于关税和治外法权，不过是些细枝末节，天朝上国物产丰盈，多一点少一点有什么关系？洋人不伏管，犯了事让他们自己裁决正好给咱们省点事。

这是两种世界观、两种秩序和两种世界体系之间的碰撞。正是因为列强代表的一方战胜了清朝代表的一方，我们今天再看咸丰的所作所为才会有看唐吉诃德战风车的感觉。实际上，要是比较双方对对方的了解程度，清朝和列强可谓半斤八两，但列强既然”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再借用一下马克思的说法）“，可以用枪炮说话，清朝就只能主动适应对方了。一路适应下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这些子孙回顾当年的历史时，可以看明白列强的行动，却不容易读懂自己的祖先了。

没有接触过近代外交史料的人对于帝国主义常有一种刻板的印象，那就是帝国主义一直都是联合起来欺负中国，而且”亡我之心不死“。事实上，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争斗一点都不少，而且作风也各不相同。比如，与俄国明火执仗地侵略和吞并他国不同，英国扩展领土的方式就灵活得多，对于仍处于原始状态的非洲和美洲，不妨以武力开疆拓土、殖民兴业，对于文明程度已经较高的地区如印度，则是利用其诸侯林立、互不统属的状况，挑拨离间，从中渔利，继而扶植听话的代理人。总督高高在上，不亲庶务，一应具体事务全由当地代理人治下的臣僚操办。可是中国太大了，又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消灭已然丧胆的清廷或许费不了多少力气，但要在如此辽阔的国土上建立有效的统治，让数亿民众接受与他们的传统截然不同的文明，这实在是个过于浩大的工程，即便能够完成，也不免在各方面便宜了其他帝国主义，所以灭亡清廷不是个好主意。但要扶植代理人的话，中国又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清廷之外唯一成点气候的太平天国是个集合了神棍、流氓和二货的异端，想玩分而治之都没有机会，看来看去，还是只有清廷最合适。因此一旦签订了和约，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就不但不再打击清廷的统治，反过来还要维护它，更主动提出要帮助它搞“现代化建设”了——资源利用效率和沟通效率总是越高越好，最起码也得让负责沟通的人学会外语嘛！总是一口洋泾浜怎么行？

第二，一个统一的中国更符合列强的利益。

这里的“列强”主要是指英国，因为英国不仅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而且直到清朝灭亡，英国都是对华贸易的第一大国，占据交易额的绝对多数。如果人为制造中国的分裂，或许可以使中国再无崛起与列强争雄的机会，但却会为其他帝国主义制造插手的机会，那样大英帝国的利益可就受损了。因此，维持中国的统一反而更符合英国的当下利益。对其他帝国主义而言，如果中国分裂了，大头肯定是英国独吞，自己不过跟着喝点汤，维持中国统一的话，反而有可能利益均沾。这也算是歪打正着了，中国在近代史上屡经瓜分而最终仍能统一，多多少少沾了些帝国主义互斗的光。

（ 2 ）洋务派臣僚

中国近代史上，不同政治人物和派别所提出过的众多口号如“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求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四个现代化”等，虽然字面和内涵不一，其本质却并无不同——响应时代需求，引入来自西方的技术、制度和理念，对中国旧有的进行替换、改造和补足。显然，只有意识到自身不足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主张，可想而知，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亲眼见过洋枪洋炮的威力或者亲身与洋人打过交道，并且具备清醒的自我认识和自省意识的人一共会有多少呢？这些后来被称作“洋务派”的人，不仅从未占过人数上的优势，也从未形成声势上的主流，他们的声音被后人选择性地放大了。因此，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不可把洋务派的影响力估计过高。

要探讨洋务派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不能不先理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洋务派”这一官僚集团的性质。在近代史的叙事中，我们常能看到“洋务派”被拿来与“顽固派”对举。这两个标签褒贬分明，很容易使人产生“好人斗坏人”这样的刻板印象，将其视为分别代表进步和保守的两大集团间的斗争。实际上，所谓的“洋务派”只是一群有着相近观点的旧官僚的集合，除了在学习西方这一点上有共识之外，既无共同的纲领，也无严密的组织，其中的一些人甚至还互为政敌。在帝制时代的党争中，能称为“党”的，都是有明确的领袖、广泛的基础、共同的利益和统一的行动，不择手段、不问是非打击政敌的官僚集团。以此标准来衡量，“洋务派”虽然也有湘军、淮军这样的系统，某些关键时刻也有一致的行动，甚至某些核心人物如李鸿章还拥有庞大的隐性势力，但从整体上来看，它最多只是个可以从立场辨认出的“派别”，而不是个自成一体的“派系”。这个特点可以说是柄双刃剑，既使洋务派的核心人物能够得到清廷一定程度上的信任，从而有所作为，又限制了他们，使他们无法发挥最大的能力。这一点在下一个问题中将详细说明。

第二个，是洋务派官僚崛起的原因和影响。《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外患暂时平息了，但内乱却愈演愈烈，八旗、绿营和满蒙骑兵在镇压过程中屡战屡败。在这样的形势下，清廷被迫放弃了压制汉人武装坐大的企图，逐渐将阵地让给了聘用洋教官、使用新式武器、效忠于统帅个人的湘、淮诸军。等到遍及全国的叛乱都在他们手中平定，武力资源的天平已然悄然倾斜，失去了倚仗的清廷只能接受现实，与新兴的势力合作组织政府。但是，清廷毕竟拥有伦理上的优势地位和法理上的正统资格，为了保持满人对汉人的优势，他们使出了一内一外两种手段：对内，挑选八旗精锐组建“神机营”，配备新式武器，又送宗室子弟入同文馆学习，试图培养人才；对外，针对崛起的汉人官僚使出种种手段进行分化，维持其实力平衡，以确保他们不会抱团。

清廷推行的“满人版自强计划”由于王朝根基的腐烂而彻底失败，但分化汉人官僚的计策却大获成功，上面提到的洋务派的特点在这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一方面，他们本来都是服膺儒家伦理的士大夫、旧官僚，忠君的观念根深蒂固，面对清廷的以礼相待和委以重任，他们无法做出挟势逼宫的事。另一方面，洋务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起兵之初就是各自为战、互不统属，因而后来各成系统，互不相能，彼此矛盾重重。这样既给了清廷插手的机会，也使其中任意一方都实力不足，不敢萌生非份之念。而且，在见识到列强的武力，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之后，他们普遍有“外患急于内忧”的共识，认为扶助清廷、一致对外才是代价最小的选择，这样双方就有了合作的基础。清廷以丧失一部分中央权威、承认地方实力派的利益为代价换取了他们的效忠，但限于满人统治集团的立场，不可能全心信任和全力支持洋务派；洋务派则凭借实力得到了相当的地位和荣誉，但缺乏掌控中枢的力量，无力推动制度性的改革。这样就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互相制约、处于动态平衡之中的二元权力结构，不再是之前的纯粹中央集权了。权力的分散使得任何人都无法自行其是，洋务派在自身局限和清廷有意识的压制这两重枷锁下，只能在自身影响所及的某些领域和某些地区取得一些枝节性的成就，无法产生全局性的影响。依靠这一点新的力量，消弭内乱或有余，应对外侮则不足，因此清朝虽能在大乱之后重归一统，却无法以此为契机而振作自强。

第三个，是洋务派的作为应该如何评价。百年之后的我们清楚地知道，当时的中国面临的其实是农业国如何应对来自工业国的挑战并向其转型的问题，但当时的人们是不可能有此自觉的。人性总是追求安逸而恐惧变化，愿意抛弃稳定的生活追求更高层次的人，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只是极少数，当少数人敏锐地意识到时代的方向已经悄然改变，试图转舵时，就必然与尚无所觉的大多数发生冲突了。这也是我在下一节中试图讨论的问题。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洋务派对科技的认知不免显得浅陋，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结构和运行方式都只是一知半解，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也不是有规划、有目标、分阶段的逐步推进，而是缺什么才想起补什么。例如他们最初只是看到了先进武器的威力而主张仿造，因此最初创办的都是兵器工厂；随后发现制造武器有赖于一系列配套产业如采煤、采矿、冶金、化工等的跟进，更需要大批专业人才，于是开设众多官办企业，又设立同文馆；进而又发现这些重工业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撑无法正常运作，因而开始注意发展轻工业。这些问题和缺陷都源于洋务派自身的局限。他们本质上仍是旧官僚，却担负了新人的使命；作为最了解现状、最明白利害的人，却无力操控中央决策；独力支撑危局，却要同时应对来自内部的不理解和巨大压力。从历史的角度看，洋务派显然无力应付当时的局面，也无法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但放眼当时，却找不出比他们更先进、更适合来执行这一任务的人，这就是时代的悲剧了。

（3）洋务派之外的其他臣僚

--------------------------这个回答可能要更新很长时间，请多担待----------------------------

谢邀。

慈禧太后与同时代的许多政治人物，包括曾左胡李张袁，有个共同特点：

若非生在19世纪下半叶，即，只用中国传统政治眼光去看，他们可算是合格、某些方面甚至优秀的政治家。各自有手段，有机变，有权数，有涵养，不失为枭雄。

可惜，一碰到中西对抗那根线，碰到封建社会与农民矛盾，就全部要糟糕，就显出他们祸国殃民的糟糕一面来了。

因为时代不同了，评价方式也不同了。

比如，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整军平乱，推进洋务，外交斡旋，干得不坏；可是一沾了甲午，立刻生涯污点，左支右绌。还要被梁启超感叹他不学无术。

比如，曾国藩直到1864年为止，如果按士大夫们的吹捧，简直要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可惜，晚年天津教案，简直气死个人——他自己的死，也跟那不无关系。

慈禧太后，也如是。

观其一生，则辛酉政变铲除顾名八大臣，没啥了不起：宫廷内斗，自古有之。西汉平诸吕，唐初玄武门，玄宗杀姑姑，乃至清朝我们熟悉的康熙擒鳌拜，都一回事。

至于两宫听政半个世纪，也无非是武则天从嗣圣到神龙年间所做的勾当。古已有之。

若论她的统治，至少是初期，按中国传统看，尚算靠谱。采纳徐启文意见，允许臣工批评时事；采纳钟佩贤意见，崇尚节俭。采纳卞宝第意见，严赏罚，整肃吏治。

而且也算帮推了洋务运动。

平了太平天国和捻军——现在当然说他们是农民起义军了，但在朝廷眼里，那时是土匪嘛。

包括控制了云南与陕甘的变乱。

史称同光中兴，搁以前的史书里，估计评价也不差了。按说一般朝廷经历太平天国这种规模的事，王莽是被起义军给切碎了，东汉在黄巾后就诸侯割据了，隋朝被反王一锅端了，黄巢基本把唐朝元气耗尽了，明朝直接被李自成给撅了。

而太平天国自洪秀全死后，清朝还续了接近半个世纪的命。固然是清朝本身集团水平不低，曾左胡李中兴名臣，但慈禧与慈安作为政治领袖实际掌权者，也做得有可圈可点处。

至于平发平捻后，东南越来越呈现半独立状态，汉人大臣日益抬头，那却不是慈禧能够左右的。至少在她有生之年，张之洞们最多在以为慈禧要死的情况下，搞搞东南互保，但大体上，还好。

慈禧身为政治人物与统治者，并不可爱。但如果按传统史书眼光来看：领导中兴，开展洋务，平乱定难，名臣归心。至少是个小武则天，不比吕后差多少吧？

可惜了，她遇上了匪夷所思的剧变时代。

在这个剧变时代，连李鸿章都被梁启超评价为不学无术，何况慈禧？

甲午之战到戊戌变法，都有争权夺利的阴影在。众所周知，李鸿章实际不是领导中国海军输给日本海军，而是以一淮军派系输给了日本海军。戊戌变法实际上是个没有实权的天子在搞些试验，但因为触及到了权力交接的敏感点而失败——其实本来成功指望也不算特别大。

然后就是慈禧最大的昏招：从义和团之乱到八国联军，虽然洋人可恶，但慈禧也是自己作死，祸国殃民。

戊戌之变后，慈禧已经不相信光绪并仇视洋务了，加上权贵折腾，终于同时宣战全世界。

然后就辛丑条约了。

不学无术啊！

但辛丑条约后，慈禧太后领导的庚子新政其实也有优点。科举制度推翻。中央行政改革。地方自治开始。司法立法责任内阁都起来了。说实在的，庚子新政比戊戌变法了不起多了，也实在多了。

可惜，那时候已经晚了。这种不彻底的改革，在那时代已经不够了。

可以说，慈禧太后身为政治人物，在1860-1880年代，勉强算个有错能改、懂得纳谏、善于笼络人心的统治者。洋务运动与庚子新政，都是她作为统治者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虽然搞得不大对，但她不笨。

但她与一切专权者一样，在涉及自己切身利益时（戊戌、辛丑）犯了巨大的浑，做了大罪孽。她与整个满清，都是古代套路遇到了现代组织，自然要犯大错。

我之前的看法：就像，蒋先生是当时旧军阀中，最有权谋者。故能以一军人起家，勾心斗角、收买利用、江湖派头、行伍兄弟。连打带拉，五年间粗定乱世。可惜毕竟是旧派系套路，所以蒋先生遭遇本朝开国那种极端严密之现代组织动员之人民下层，几如冷兵器遭遇枪械，立刻完蛋。

慈禧太后也是。若将她放在中国古来统治者里，不失为一个悍妇女杰。

可惜，她的权数赶上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所以，虽然她老人家确实善于归纳总结（没被满清贵族群弄晕时，她还是很理智的），但终究还是，左支右绌，犯浑了吧！

时代潮流这种事就这么汹涌。早年枭桀如袁世凯，早年机变如李鸿章，都不免晚年落花流水。慈禧太后，大多数统治者该有的毛病她都有，泼悍耍权谋，但纳谏用人，实在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可惜到了1890年代，就显出她所在的体制、她整个人的思想，落后时代了。

最后一个段子。

当初她听信谣言，以为世界列强真要她归政给光绪（失去政权对她意味着死亡）时，丧心病狂发神经向世界宣战时，费正清的老师摩尔斯（当时供职于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那句著名评论：

“大多数时候，太后都保持着冷静，始终给自己留有后路；只有这一次，她表现得像个情绪化的女人。”

——即，哪怕在列强的高傲眼神里，在这次犯浑发神经之前，慈禧太后的确是够冷静够理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