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3日是萨布林被处死45周年，从现在看来当年萨布林起义可能成功吗? 第1页

自称左人的建制派当然不喜欢他，因为他捅破了左灯右行这种事。围绕这个话题的争论，实际是当代史的映射。

萨布林事件其实挺有意思，今天讨论他，左派认为他是反抗苏修的列宁主义者，西方认为他是反抗苏联极权体制的自由主义者，而处决他的苏联政权给他的定性也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个阴谋劫持军舰叛逃瑞典的自由主义者（苏联解体后的白色俄国对他的评价则是把西方自由派的观点拿过来了，把他捧为反抗苏联极权国家的自由主义战士）。他被处决后这件事在苏联也是机密，是戈地图改革后放开文化领域管制，《猎杀红色十月》从美国引进苏联后，苏联百姓才知道七十年代发生过这么个事件。

根据多数左派的看法，萨布林并非要叛逃瑞典，他在舰上发动兵变成功后（指控制舰长后），建议是把军舰开到喀琅施塔得。他在控制舰长后，把舰上其他军官召集，发表演说，抨击苏联社会时弊（包括官僚腐败、教育腐败、经济问题等），并引用马列著作，来援证自己观点：苏联党和政府已经偏离了列宁主义。他要把军舰开到喀琅施塔得去的目的，是要以舰船全体官兵名义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允许他在中央电视台发表演说。苏军则是派出飞机和快艇去追踪这艘军舰。原本舰艇上的大部分军官就不是很信服萨布林，有人弃舰逃跑，有人则是在发觉苏军飞机和舰艇的追踪的情况下，数十名官兵再次发动兵变，释放被萨布林禁闭的舰长和反对萨布林的军官，舰长获得自由后立即下令对萨布林派展开行动，从军火库（可见萨布林兵变时连军火库都没控制住）拿出武器，亲自带队把萨布林打伤并逮捕。并且逮捕了11名萨布林的支持者。整个事件的过程就是这么简单其实，没什么惊心动魄的。

在苏联军方事后的调查中，也判定这次事件是萨布林的个人行为，并没有发现什么集团、组织，而且支持萨布林的也就那么几个人而已。最终，次年，苏联军事法庭以萨布林阴谋劫持舰船逃亡瑞典的罪名将其枪毙，并称他是反苏的自由主义分子。其同伙舍因被判刑8年。同时军舰上的所有官兵也都被要求写下保密书，不透露发生的一切。

苏联解体后这件事才有了重新评价的机会，左右都有各自的解读。还有人把这事和1905波将金号事件比较。同时有人试图为此事平反。1994年俄军事法庭重审此案的裁决是：推翻了苏军时期对萨布林的叛国罪指控（法律上对叛国罪的定义是蓄意破坏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防御能力，投降敌方，向国外出卖国家机密，支持外国对苏联的破坏活动，阴谋夺取政权等。而萨布林的行为不能用以上任何一条进行指控），萨布林写给苏共及政府的消极言论也不具备叛国特征。但是，虽然叛国罪不成立，军人犯罪条款：越权、不服从和抗拒领导这条罪名依旧成立。于是俄国军事法庭的最终裁决是改判：萨布林应改判有期徒刑十年，舍因则是五年。所以，法庭的最终结论是叛国罪名虽然推翻，但是萨布林和舍因二人不应该完全平反。

萨布林事件的过程和结果简单来说就这样了，我觉得没必要非要赋予什么符号，或者过分拔高。也就是说一个准备非常不充分的理想主义者发动的一场蹩脚的兵变失败了。

回到主题，从现在看来萨布林起义能否成功？答案是根本成功不了。这次行动完全是一场鲁莽的、没有充分准备的冒险活动。全舰官兵共计194人，然而到他发动起义的时候，他发动的军官只有两人，所有人加一起也不过十二人，这是在舰艇的最高长官、军火管理人员都不知情和不支持的情况的下贸然发动的一起行动。萨布林控制舰长后，就召集军官开会演说，要把船开到喀琅施塔得去发表全国演说进行宣传。那些军官估计第一反应都是懵逼，之所以没有直接造他的反只不过是因为萨布林是副舰长，没有舰长的情况下按职务他就是老大。之后数名军官开始秘密逃离该舰，在得知军方已经出动飞机和舰艇追击的情况下，剩余官兵就明白的认清了萨布林这是没有上级允许的兵变行为，而且上级已经对其开始武力措施，于是就放心的救出舰长并逮捕萨布林。

由此可见，事先萨布林不仅没有在全舰上下进行动员游说工作，甚至可以说想到哪干到哪，先干了再说。以为自己只要振臂一呼，用列宁主义大义一号召，全舰官兵的革命热情就会激发起来跟着他去造反。还有他一时控制舰艇后，并没有如同苏军指控的试图叛逃，而是要开到红海军重镇喀琅施塔得，真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开到喀琅施塔得后又该怎么办？他只是要求苏联当局允许他去中央电视台演说，如果当局不允许他又该怎么办？这些他似乎都没有想过。也许他想跟谭嗣同似得用自己一腔热血激发人民的革命热情，但是这件事情十多年苏联普通百姓无人知晓，根本不知道有他这个人，直到改革开放后，从西方的介绍才惊讶的知道自己国家居然发生过这么一件事。

萨布林非常勤奋好学，身为政治军官 ，他苦读马列原著，把整部资本论都精读完了，书上还打上许多批语，这点一般政工干部都做不到。也许他真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希望靠大无畏的精神发动起义打倒修正主义改革国家弊端。不过从这件事情的过程看，他也许只是一个书呆子，也就是“书生造反，三年不成”的那种类型。

当然，这里没有贬低他的意思，同为列宁主义者实在不愿意贬低同道（这里假设他真的是左派们认为的“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西方和新沙俄宣称的反苏自由斗士），只是觉得这人实在是.....捧不起来。而且，身为列宁主义者，他列宁的文章似乎也没读通。

要是读过列宁的《第二国际的破产》，就会知道，列宁总结过一场革命发生的三个前提条件，也就是革命形势的三个特征：1、社会形势已经发展到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的维持自己的统治了，也就是这个时候“上层”发生了某种危机，也就是“上层”发生了政治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了一个爆破的缺口。简单来说，光是“下层不愿”照旧是不行的，必须得有“上层不能”照旧了才行；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超乎寻常是重点）；3、由于上述两个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因为群众在“和平”时期一般会忍气吞声的受人掠夺，而在动荡时期，整个危机形势和“上层”本身都在刺激迫使着群众去“进行独立的历史性的发动”。这些，就叫革命形势，没有革命形势怎么发动革命呢？列宁说“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按照一般规律--是不可能的。”

如果萨布林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列宁的这些话他没有读过吗？或者读过没能理解？当时苏联的社会形势，修是修，腐败是腐败，专制是专制，工人阶级的待遇下滑是下滑，社会消费品不足是不足。但是当时苏联集团的国力正如日中天，勃列日涅夫集团的统治稳固不可动摇，勃列日涅夫通过干部终身制和给予特权待遇团结了全国的官僚阶层，整个上层建筑没有想反勃列日涅夫的（就连谢列平这种清流也没想推翻勃列日涅夫啊）。而苏联的下层，勃列日涅夫集团通过透支国家积累换取消费品的方式收买人心，整个社会一副小康景象，人民虽然有些不满情绪，但是社会生活和福利保障是完整的。而且当时苏联身为两大超级大国之一，国内外能给它造成危机的因素....似乎没啥。苏联当时有一点“革命形势”吗？根本没有，那么萨布林的行动除了给自己的同志带来危险，还会带来什么呢？一场鲁莽的、没有充分准备的、没有动员的、没有想好后路的冒险行动，也是对自己同伴生命安全和前途的极不负责任。诚然今天的左人认为他是列宁主义者而赞扬他的理想主义精神，自由派认为他是自由主义者而歌颂他反抗极权的勇气，都好，但是对于已经逝去的萨布林和他的伙伴又有什么意义呢？正如他葬送自己生命的行动对于改变苏联毫无意义一样吧？

我还是不想贬低萨布林，主要是不想贬低一份可以舍弃生命的理想。但是，列宁主义者也好，自由主义者也罢，一个有理想的人不怕死，不怕牺牲，怕的，是死的没有意义，死的不明不白。后人为了自己的理念纪念一个死去的理想主义者也不要紧，只是万不可把萨布林当成榜样。

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害怕别人打共产主义牌，那么这个政党就离着输到什么都不剩不远了。

萨布林是必死的，因为在人民没有彻底穷困潦倒之前，直接革命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实际上是给了苏联一次自救的机会，如果苏联领导层能从这一事件中看到自己的错误，并尽量改正，苏联就可能不会死。

萨布林事件至少从三点说明苏联在当时是可救的：

第一：苏联党内还有人信仰马列主义：不用笑，不要看苏联从始至终都挂着马列的像，但这对他们来说已经和观音菩萨没有什么区别了，只是一个证明自己合法性的标志而已，苏修领导层自己看了马列的书都会吓一身冷汗。但只要党内还有人信仰马列，就还有重新回归立国之本的可能，如果全都不信了，苏联才彻底没救了。

二：人心未死：所有王朝末期都有一个特点，整个官僚集团都以私人利益为最高利益，无人关心国家的生死存亡。爱国主义、革命理想、为人民服务都被他们当成幼稚可笑的中二病症状，在他们眼里只有自己。如果人心已经死了，就是救都无从下手，即便把皇帝急死也会因为无人可用而政令不出皇宫。但现在还有人愿意豁出命去改变现状，就说明还有一些没死心的人，事情还有可为。

三：解决方案还在马列主义理论内：无论萨布林做的对不对，他都是在马列主义理论内寻找解决方案，只要这个大前提不变，对于苏联来说就是更换领导班子的事儿，绝对不会亡党亡国。但如果解决方案变成了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就无可救药了。

所以这件事简直就是天佑苏联，在还可以挽回的时候，用萨布林的生命给领导层上了一课，让他们赶紧想办法自救。但苏修叛徒集团没有看到这是挽救国家的最后机会，只是镇压了事。

萨布林这种人，在什么社会中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类的财富。他们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警戒号上胎死腹中的第二次十月革命，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一潭死水中照进了些许光亮，塑造了一个烈士，一个殉道者，年轻的萨布林明明从未见过伊里奇，却选择捍卫伟大导师理想以身赴死，但也仅此而已。这样的牺牲，没能换来他所期待的群众革命之火，短短十五年泥足巨人便轰然倒塌。

很有意思的是，以这个问题的热度放在五年前的知乎可能根本构不成一个提问，对萨布林同志的尊崇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着某二创键政xz式人物出圈带来的流量。第二次十月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就像这场起义本身过去几十年在国内的知名度一样微不足道。

这样一个近乎完美到找不出缺点并以牺牲来贯彻理想的革命浪漫主义骑士很难不成为为光谱左侧人群共同纪念的对象，即使是批评，也仅仅是针对方法论的。这种纪念本身更隐含了人们对理想、信仰寄托他人的自我表达。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这次起义是注定失败的，如日中天的苏联不是日薄西山的沙俄，战略导弹威慑下世界维持着终极和平，国际国内的形式都不足以让1917年的革命之花在60年后的同一片土地上绽放。但红十月的精神在萨布林身后近半个世纪又再次唤起了人们对1848年以来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或成功或失败的伟大实践的反思和省察，从这点来看，这场起义已经成功了。

（看了好多回答才发现他被处死的时间和南方国家的另一群人时间点如此相近....）

我们对萨布林的赞美在于：他认清了苏联官僚资本主义的本质，并以生命的代价践行了他的理想。从他个人品质上讲，这是无可挑剔的。

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仅仅看到他的眼界或者个人品质。

一旦考察他的行动，我们便会发现，这种草率的行为是彻彻底底盲动主义的，仅仅是一种自发现象。对于这样的行动，我们不能给予更多的赞美，反而要加以批判和反思。这不是要求我们去扣什么帽子，指明萨布林是**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实际上毫无帮助，仅仅只能模糊我们讨论的关键。

有的人说，没有人有资格给萨布林颁发革命的“出生证”。但这样的“出生证”确确实实是有人颁发的——他们便是苏联的工人阶级，是苦于苏联官僚资本主义的广大人民群众。当苏联的官僚资产阶级仍旧能够照常统治下去，而苏联的工人阶级仍旧能勉强生存下去的时候，萨布林的革命就失去了其生存的土壤。革命的火星最终只能被掐灭。纵使有广大工人阶级的同情，但思想的同情却不能转化为现实的武器。萨布林的行为无不告诫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切的盲动主义和失去工人阶级支持的密谋都是必将失败的。

倘若萨布林能提出自己党的纲领，通过宣传和组织行动暗中增强自己的力量，在工人阶级中打好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或许真能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间有所作为。一个活人所起的作用是远高于一个死人的。这条路远比在军舰上起义来得更困难，但也更有价值。

但他终究没能这样做。这一点便可以证明，他虽然在思想上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却在行动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在血腥的起义过程中，他仍企图保持那份理想主义者的高尚和纯洁。他始终不能明白，这样的行动必然是残酷和血腥的，容不得一点懦弱与妥协。

但是现在的网左，就像萨布林想要模仿阿芙乐尔的事迹那样，想要拙劣地模仿萨布林的事迹。似乎任何批判萨布林的言论在他们看来都是苍蝇嗡嗡。崇拜萨布林的背后，究竟有多少网左安于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无组织、无纪律呢？但凡能吸取历史教训的人，都应当明白马克思主义者真正应当迫切完成的任务，而不是以一种无谓的牺牲自我满足。

也难怪，一旦一些网左的真实面貌被揭露后，便急不可待地跳出来反驳：

“虽然他单枪匹马，可他毕竟是堂吉诃德啊！”

不出所料的是，已经有所谓的网左开始谴责起无产阶级先锋队所应具备的组织和纪律来了。

听谁的组织，听谁的纪律，难道就因为你会满口革命术语就听你的组织你的纪律？你算老几啊，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革命还没有成功呢，你就耀武扬威起你的组织和纪律了？

我们只是指出了当前无组织、无纪律的现状，就已经有人虚空打靶来说我的组织、我的纪律了。似乎我提出了什么了不得的组织和纪律似的！似乎现在网左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仅仅是一种假象罢了！

他们竟然没有意识到，不是因为革命成功而建立起了组织和纪律，而是只有具备良好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先锋队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位先生只知道一种组织和纪律只有在革命成功后才能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却不知道这种合法性是建立在这种组织和纪律的基础之上的。

那有什么组织和纪律是不需要被确立却一直存在的呢？有。就是网左眼里的那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就是我在上文所批判的状态。在这些网左眼里，无组织就是最大的组织，无纪律就是最大的纪律。他想表达的意思是无非是：“凭什么我要放弃我自己无组织无纪律散漫惯的小资病，来接受一种尚没有革命胜利的组织和纪律呢？”那请问，您不愿意接受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和纪律，您又靠什么来革命呢？哦！是靠萨布林的那种盲动主义，是靠萨布林的那种空想。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我们一批判萨布林的过错，这位先生就如我上文所说般跳出来高呼：“虽然他单枪匹马，可他毕竟是堂吉诃德啊！”原来，萨布林的这种结局就是这位先生的理想结局啊！那么这位先生所谓的“工人们都起来了”究竟起来在哪里呢，是起来在这位沙佩尔先生的头脑里吗？他难道认为萨布林起义的时候工人们都起来了吗？

毋庸置疑，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和纪律，是从无产阶级现实需要与斗争实践中产生的，它从来没有隶属于哪个个人，它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现实反映。只有那种小资产阶级式的无组织无纪律是有隶属的，他隶属于那些庸人网左们。而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正需要从无产阶级的需要与实践中诞生出一种组织和纪律来。

针对评论区几个有必要的问题进行反驳。

有人竟开始指责我们是机械决定论了！之前也有人持着“革命者应该创造革命”的观点来否定我们对萨布林的批判与反思。

这些人似乎不明白，人们创造历史，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创造历史，我们不能脱离处于时代中无产阶级的现实需要，不能超越无产阶级现实条件，只有同无产阶级一起通过一系列现实的、实践的活动才能够创造历史。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从1905年革命甚至更早开始，无产阶级已经通过一系列自发或自觉的运动或多或少地联合起来了，他们已经不再仅仅着眼于单纯的经济斗争了；是因为一个先进的、有组织的、有纪律的布尔什维克党通过符合当时环境的道路与纲领，将工人阶级团结并领导了起来；是因为沙皇俄国的腐朽统治在一战中被不断放大，造成了国内的经济危机，统治阶级崩溃，人民群众无法生存，并导致了二月革命的爆发（列宁也指出，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年、甚至二十年都不会爆发反对资本家的革命。）；是因为临时政府无力结束战争和恢复国民经济，用血腥的手段激化国内矛盾。

如果这也叫做机械决定论，那么究竟什么叫做马克思主义呢？

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而他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正象民主党人使用的“人民”这个词是一句空话一样，他们现在使用的“无产阶级”这个词也是一句空话。 为了实现这句话，他们不得不把一切小资产者说成是无产者，这就是说，他们de facto〔实际上〕是代表小资产者，而不是无产者。他们不得不用革命的词句代替实际的革命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七卷，617-618页

是的，为了论证萨布林的群众基础，有的人已经不得不把那些将萨布林出卖的、受制于苏修官僚体系的水兵们当做他的群众基础了。呵！革命者究竟创造了多么辉煌的革命啊！

在这些沙佩尔先生们眼里，同样只有革命和睡大觉两个选项，所以当我们批判萨布林不成熟的起义时，他们就站出来高呼：“你们这是睡大觉！”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一旦他们的所谓的激情消退后，他们往往是第一批躺下来睡大觉的人。历史处于一个这样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是不会躺下来睡大觉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能从我的上文中找到目前我们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了。

评论区底下有位安那其主义者的观点十分新颖，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他一上来就迫不及待地指责我们“非人性论”“不激进”。但究竟是什么人性呢？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是不存在什么抽象的人性的。那么他所说的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阶级的人性呢？显而易见，就是这位先生所处小资产阶级氛围下的人性，是工人贵族、小资产者和小业主们的人性。

要知道小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一群人：有时候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激进，有时候却比资产阶级还要保守。所以他们在运用自己的人性时往往是不加以掌控的，是屈服于自我激情的。某些网左的观点无论再繁杂，都不过是表明了他们（深受小资化生活的荼毒）天然地排斥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自发地维护自己随性（所谓“符合人性”和“激进”）和不反思现状的观念。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指明：

“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他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他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

作为一种武器，它就绝不能不痛不痒地在敌人面前瞎晃，而是要瞄准敌人的要害，一击毙命。它需要的是必要的准备、突然性与精确性。滥用激情只会导致高尚的情感被庸俗化，最终沦为低劣的小资产者们随意宣泄的炽情。

不激进就更不必说了。有人把脱离工人阶级、脱离组织纪律、脱离总的方针作为一种自我意识的彰显，把现在网左们的病态当做一种对现实的叛逆，那我们就姑且承认他的“激进”。毕竟在某些人的眼里，是看不到现实的，他们只认为“越激进越好的”。这种青春叛逆期的观点恐怕才是属于中学生的“高论”吧？

更不必谈这位先生怎么样歪曲我们的观点，竟认为我们希望萨布林进行官僚内部的自我净化！有的人从萨布林的事迹中竟然反思出了激进与人性！

我们不妨拿萨布林起义与1853年的米兰起义进行对比。

米兰起义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是整个欧洲大陆革命危机逼近的信号。这次起义是值得钦佩的，它是少数无产者的一次英勇的行动……任何时候革命都不能按照命令制造出来。在有了1848年和1849年的可怕的经历之后，要唤起民族的革命，只是身在远方的领袖的纸上的号召已经不够了……革命虽败犹胜。这一点，从米兰的 éｃｈａｕｆｆｏｕｒéｅ〔盲目举动；有勇无谋的行动〕在大陆各国的统治者中间引起的恐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八卷，600-602页

米兰起义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时代到来的信号，但是萨布林起义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时代的终章。米兰起义之后还有西班牙革命等等，还有最终意大利的统一；但是萨布林起义之后，受其影响的运动却是寥寥。米兰起义的价值是实践上的，而萨布林起义的价值却是一种反思与批判的价值，是理论上的。马克思评价米兰起义时，同样指出了这是一种“盲目举动”。但相比萨布林的起义，他仍然具有了米兰市民的基础，体现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他体现的不是某个“萨布林”个人的意志，而起码是米兰市民的意志，是欧洲资产阶级意志的一种反映。但是再重复一百次米兰起义，也终究是无法成功的。在仅仅一个城市起义、装备落后、奥地利等反动国家实力雄厚的情况下，这样的起义时也一样会遭遇失败。

相比起来，米兰起义时期的米兰市民已经通过某种形式组织了起来，意识到了资产阶级与米兰市民真正的需要；而萨布林时期的苏联工人阶级，却尚未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与任务。因此，对于米兰市民来说是作为基础的东西，对于苏修时期的工人阶级来说，却仍然是尚未达到的东西。萨布林缺少了团结与领导工人阶级的手段，没有宣传与组织，没有策略与纲领，却企图用后一阶段为前一阶段作铺垫，用一种“命令”人为地制造革命，这就必然导向失败：这正是我们应当反思和批判的东西。

评论区的“高论”频出而不带重样的。这次，我们又发现了“成王败寇论”以及“斯派庸俗辩证法论”。

有人说“成王败寇论”是流氓的，但是，这种不加反思就把别人的观念当做“成王败寇论”难道就不是一种流氓行径吗？

这个观点本身就是可笑的。因为他根本分不清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所以他便把历史的必然性当做偶然性来斥责，把偶然性当做必然性来赞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他们把这种必然性当做马后炮式的事后总结，却看不到，必然性之所以是必然性，是因为它是总结了无数偶然性内容的，是蕴含在偶然性之中的。多向的偶然性就像离散型的点状分布，最终能绘制出一条必然性的实线来。

那么问题就很明显了，萨布林的行为究竟是偶然性还是必然性在驱动呢？首先我们必须肯定，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性，苏联走向修正主义乃至解体是一种宏观上的偶然性。但是，在苏修解体的道路上，无产阶级并没有达到成熟的水平，没有政治意义上大规模的反对修正主义和解体的工人运动。的确，存在一些自发性的工人罢工运动，但却没有到达自觉的地步（这一点我们留到下面谈）。也有人会指出，这些运动本身也是有必然性的。但我们这里谈的不是自发性运动诞生的那种必然性，而是在全苏联范围内反对苏修的自觉性运动的必然性。萨布林是否与这种必然性相关呢？正如我们上面指出的，萨布林的反抗仅仅是个人行为，是一种值得称道的自发行为。但是他是否具备了革命的条件呢？他是否获得了工人阶级广泛的支持呢？他是否有足以推翻苏修的武装力量呢？他是否有扭转苏修官僚资本化的趋势呢？看过我们上面回答的都应该明白，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组织纪律来准备工人阶级的基础，来准备这种必然性，难道不是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做的事情吗？

也有人指出，必然性是以无数偶然性作为铺垫的，在一场成功的运动之前往往有许多失败的运动。是的，是有许多失败的运动，正如上面的米兰起义那样。那这些失败的运动意义在哪里呢？一方面，他们起到了宣传的作用，为更大规模的运动做了舆论上的准备；另一方面，他们为之后的运动总结了失败的教训，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既然萨布林的起义完全没有起到宣传的作用，苏修的舆论封锁了这一切，那么留给我们的不就只剩下经验与教训了吗？我们不去反思这种经验与教训，难道是准备让后来者来反思我们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接着，是对我们“庸俗辩证法”的批判。没想到我们批判庸俗辩证法的反而被批判为“庸俗辩证法”了。（笑）我们先来看看马克思是怎么批判“庸俗辩证法”的：

因此，在意识看来—— 而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因而，被理解了的那样的世界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 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复—— 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维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维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 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一定要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12卷，751-752页。

个人认为，从《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对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的批判已经到了相当全面的地步。“庸俗辩证法”远没有到黑格尔式辩证法的水平，因为黑格尔的逻辑运动至少是和历史相平行的，但是庸俗辩证法却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这位先生认为我们指出的萨布林的哪一点是不符合现实的呢？这里我们不再多谈了。

这位先生还认为：“革命是一种忍无可忍的自发之物。”并把我们的观点冠上了“斯派”的大帽子。是的，这位先生把革命当做是一种“自发”运动了。让我们看看列宁在《怎么办？》中是怎么说的吧！“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到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而马克思主义却与此相反，它大大推动了社会民主党人的首创精神和毅力，给他们开辟最远大的前提，把‘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中千百万人的最强大力量交给（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指挥！”“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以经济斗争为限，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工作当做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从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众所周知，列宁也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众所周知，教育工人阶级就是消极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