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梁山上的大部分都是十恶不赦的土匪强盗，却要洗白成的梁上好汉？ 第1页

问题有误。

水浒传从来没有洗白过，事实上这个故事里就没有白，这是一个黑吃黑的故事。

好汉可不是个什么好词。这个词多半象征着一腔热血，好勇斗狠，亡命之徒。从这个层面上说，梁山上的人都是好汉，确实很贴切。不过当你只看到这些土匪做过的坏事时，你已经着了作者的道。

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土匪杀人放火细细地写，赃官恶吏的暴行旁敲侧击，而金銮殿上的惨绝人寰做了个背景。很多人读完之后第一反应也就是你这样的，怒斥这群土匪坏了大宋河山。

但是如果你再细细地看一遍呢？

高俅的妙计，一次能烧毁整个草料场。

阮家兄弟告诉我们，只要公差下乡，必然是一次蝗虫过境。

蔡太师一次生日，就是十万贯民脂民膏。

最可怕的是至圣至明的天子，一个花石纲，背后是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最后你会哭笑不得地发现，对老百姓好事做得最多的，居然是这群杀人放火的土匪。毕竟他们真的散过粮米，济过贫民，还帮人家找闺女。

你把这一点读出来了，本书的主旨也就不言自明了。豺狼坐拥着一群狐狸吃光了肉，快饿死的家犬变成了野狗。保境安民的是吃人的恶鬼，打家劫舍的是济贫的豪杰。这破烂的世道他娘的全乱，这狗屎的人间全是黑吃黑。最好笑的是，梁山好汉始终相信的忠义价值观，狠狠地抽肿了他们的脸。黑吃黑的故事里，被吃的一方仅仅是因为还不够黑。这就是这个绝妙的故事想表达的艹蛋的世道。

知乎的老规矩，先问是不是。

再有一个疑问，真的很难想象这位提问者是出生在21世纪的现代人。你怕是连古人都不如。在唐朝，你会被柳宗元喷得体无完肤，在汉朝，你会被司马迁嘲笑得无地自容。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原型人物很多人认为是后周的开国皇帝郭威。所以郭威其实也算一个梁山好汉。

郭威幼年时父母双亡，靠着姨母的扶养长大成人。他十八岁的时候投军做了一名亲兵。史书记载，郭威身材魁梧，好打不平。

郭威有一回在街上闲逛，得知当地有一个恶霸，是一名屠户，平日里专做些欺男霸女的事情，无人敢惹。郭威听说以后非常气愤，便趁着酒意去找屠户，想要教训他。他以买肉为名，先让屠户为他割肉，然后骂骂咧咧的找茬。屠户平日里专横跋扈惯了，哪里受过这般奚落，当下恼火与郭威争执起来。屠户气急败坏，指着自己的肚子道：“有种你朝着捅。”郭威血气上涌，竟真的捅了上去，屠户当场毙命。

郭威杀人后便被抓了起来，但他的胆识得到了当地节度使李继韬的赏识，不久便将他释放了。公元947年，郭威辅佐刘知远建立后汉，成为开国功臣。

刘知远死后不久，公元951年，郭威在众人拥戴下称帝，建立后周，郭威便是后周太祖，这一年他48岁。

武圣关羽也一样，中国历代皇帝都以关羽为忠义的化身成为教育忠君爱国信念的材料。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朝廷颁令，以关帝庙为武庙，并入祀典，文武百官、各省县百姓按祭孔之太牢祭仪进行春秋两祀。从此，关羽成为国家祭祀的主神，达到了与文圣孔子并驾齐驱的地位。

而这位忠义的化身成早年的行为基本与梁山好汉无异。《三国志.关羽传》：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

这个记载很简略，就是关羽在老家杀了人，所以亡命奔到了涿郡。在《归田琐记》的《关西故事》里说关羽关羽本是蒲州解梁人，他本不姓关，到底姓什么也没有说。但他年少时就力大无穷，颇有武艺，但行为“不可检束”，大致是一个放荡不羁之人吧，总之是说他不检点为、不约束自己了。因其在外经常惹事，父母非常生气，就将他关在了后院一间空房子里。看起来家道还是很盈实的了，也并非贫困破落户，否则又哪里会有一个什么后院了。

被关的时间长了，关羽就有点着急，他本是一个江湖浪子，平日里游闲散漫惯了，那里又能耐得了这等寂寞。有一天趁父母或家人不注意，将窗子撬开，然后跳墙跑了，他刚跳出墙，就听见墙的东面有女子啼哭的声音，而且听起来非常悲伤。关羽好奇，也好打不平，所以寻声走近想探个究竟，走近时，又见有一有老妇人，与一女子相向而哭。

关羽就很奇怪，问她们这是怎么了，有何伤心之事。老妇人告诉他说：“我女儿已经许配了人家，而县太爷的舅子听说我女儿长得有些姿色，便想要强行纳为妾。我将实情去告诉县太爷，原本想让他做主，可他不但不管，反而将我母女责骂了一通。因无处申冤心中着急，故此在这里伤心哭泣。”

关羽闻听大怒，天下哪里有这等仗势欺人之事。他二话不说，仗剑直奔县衙，将县官和其舅子都给宰了，然后就逃跑了。

这个记载估计只是个民间传说，但这多少说明，在中国人心目中义薄云天的关羽，并不是那些人以为的道德圣人，守法模范。他们并不以某种迂腐的道德来约束自己，而是真正的侠客和英雄，也就是有血性，有胆气，路见不平，当即拔刀相助。

司马迁写《史记。游侠列传》说得很清楚，说这个世界上，不论什么人，都会有穷困窘迫的时候，他举例子说，从前虞舜曾被困于井底粮仓，伊尹曾背着鼎锅和砧板当过厨师，傅说也曾隐没在傅险筑墙，吕尚也曾受困于棘津，管仲亦曾遭到囚禁，百里奚曾经喂过牛，孔子曾在匡地受惊吓，并遭到陈、蔡两国发兵围困而饿得面带菜色。这些人均为儒者所说的有道德的仁人，还遭到如此的灾难，何况那些仅有中等才能而处在乱世末期的人呢?他们所遭受的灾祸又如何能说得完呢!

这个意思很明显，哪怕虞舜、孔子、伊尹、姜子牙这些人都会遭遇到各种灾难，何况是那些普通人呢？而在贪官污吏横行，官官相护，社会法治水平低下，豪强权贵没有约束的状态下，普通人就会莫名遭遇各种灾祸，而且根本无力对抗，那么，在国家有效管理失灵，官吏不作为，胡乱作为，甚至助纣为虐之时，就需要有人站出来，铲除这种不平，给民众以希望。这才是“侠”的本义。

事实上这些奋起反抗的侠义之人到底是犯法了，还是没有犯法，柳宗元的《驳复仇议》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邽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邽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时任右拾遗的陈子昂则上书《复仇议状》，他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案编入国家律令。

后来的柳宗元对此则持不同意见，为了驳斥陈子昂的主张，他写下这篇《驳复仇议》。

译文如下：

"臣看到文献说，则天皇后时，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他最后能亲手杀掉他父亲的仇人，自己捆绑着身体到官府自首。当时的谏官陈子昂建议处以死罪，同时在他家乡表彰他的行为，并请朝廷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律制度”。臣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臣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作儿子的为报父母之仇而杀了不应当算作仇人的人，就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当官的错杀了人，也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它们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采取的方式则不同。表彰和处死是不能同施一人的。处死可以表彰的人，这就叫乱杀，就是滥用刑法太过分了。表彰应当处死的人，这就是过失，破坏礼制太严重了。如果以这种处理方式作为刑法的准则，并传给后代，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不知道前进的方向，想避开祸害的人就不知道怎样立身行事，以此作为法则行吗？大凡圣人制定礼法，是透彻地研究了事物的道理来规定赏罚，根据事实来确定奖惩，不过是把礼、刑二者结合在一起罢了。

当时如能审察案情的真伪，查清是非，推究案子的起因，那么刑法和礼制的运用，就能明显地区分开来了。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有犯法律规定的罪行，赵师韫杀他，只是出于他个人的私怨，施展他当官的威风，残暴地处罚无罪的人，州官又不去治赵师韫的罪，执法的官员也不去过问这件事，上下互相蒙骗包庇，对喊冤叫屈的呼声充耳不闻；而徐元庆却能够把容忍不共戴天之仇视为奇耻大辱，把时刻不忘报杀父之仇看作是合乎礼制，想方设法，用武器刺进仇人的胸膛，坚定地以礼约束自己，即使死了也不感到遗憾，这正是遵守和奉行礼义的行为啊。执法的官员本应感到惭愧，去向他谢罪都来不及，还有什么理由要把他处死呢？

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是犯了死罪，赵师韫杀他，那就并不违法，他的死也就不是被官吏错杀，而是因为犯法被杀。法律难道是可以仇视的吗？仇视皇帝的法律，又杀害执法的官吏，这是悖逆犯上的行为。应该把这种人抓起来处死，以此来严正国法，为什么反而要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的奏议还说：“人必有儿子，儿子必有父母，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局面靠谁来救呢？”这是对礼的认识太模糊了。礼制所说的仇，是指蒙受冤屈，悲伤呼号而又无法申告；并不是指触犯了法律，以身抵罪而被处死这种情况。而所谓“他杀了我的父母，我就要杀掉他”，不过是不问是非曲直，欺凌孤寡，威胁弱者罢了。这种违背圣贤经传教导的做法，不是太过分了吗？

《周礼》上说：“调人，是负责调解众人怨仇的。凡是杀人而又合乎礼义的，就不准被杀者的亲属报仇，如要报仇，则处死刑。有反过来再杀死对方的，全国的人就都要把他当作仇人。”这样，又怎么会发生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的情况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无辜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犯法被杀，儿子报仇，这就是互相仇杀的做法，这样的报复行为是不能根除彼此仇杀不止的祸害的。”现在如果用这个标准来判断赵师韫杀死徐元庆的父亲、徐元庆杀死赵师韫，就合乎礼制了。而且，不忘父仇，这是孝的表现；不怕死，这是义的表现。徐元庆能不越出礼的范围，克尽孝道，为义而死，这一定是个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啊。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但上奏议的人反而认为应当处以死刑，这种滥用刑法，败坏礼制的建议，不能作为法律制度，是很清楚明白的。

请把下臣的意见附在法令之后颁发下去。今后凡是审理这类案件的人，不应再根据以前的意见处理。谨发表上面的意见。“

看到没有，“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有犯法律规定的罪行，赵师韫杀他，只是出于他个人的私怨，施展他当官的威风，残暴地处罚无罪的人，州官又不去治赵师韫的罪，执法的官员也不去过问这件事，上下互相蒙骗包庇，对喊冤叫屈的呼声充耳不闻；而徐元庆却能够把容忍不共戴天之仇视为奇耻大辱，把时刻不忘报杀父之仇看作是合乎礼制，想方设法，用武器刺进仇人的胸膛，坚定地以礼约束自己，即使死了也不感到遗憾，这正是遵守和奉行礼义的行为啊。执法的官员本应感到惭愧，去向他谢罪都来不及，还有什么理由要把他处死呢？”

柳宗元意思很明显，如果执法的官员不是依据法律，出于公心进行执法，而是因为个人的私怨或者是为了某种利益，徇私舞弊，他的那些上司们又对此不闻不问，官官相护。那么，徐元庆选择报仇完全是正义的行为，这样的人，不但要给予表彰，那些执法的官员还应该向他谢罪。

所以，像鲁智深、武松、林冲等人的确是真正的英雄。因为他们是在社会法治体系失灵，在官员不作为，胡乱作为，甚至助纣为虐的背景下，在别人或者自己遭遇到社会不公的时候，不是选择沉默，而是奋起反抗，纠正社会的不公，这样的人，都是英雄。那些执法的官员，都应该向他们谢罪，他们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罪人。把这些英雄划归到土匪强盗行列的人，只能说这些人完全没有了任何是非观念，妄图颠倒黑白，为那些贪官污吏和地主豪强涂脂抹粉。

此外，由于当时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贫富极端分化，所以大部分劫富济贫的行为也是符合社会正义的，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很多地主豪强，贪官污吏的财富都不是通过正当的手段获得的，要么巧取豪夺，要么是通过财富自身的马太效应所获得，在当时的社会背景，没有高额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限制财富的马太效应，更没有有意识的转移支付，要进行公平的社会分配，唯一的手段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这是社会背景所决定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用明抢的方式从穷人中抢过来，那么，别人当然也有权利抢你的。可见劫取生辰纲等等行为本身也是符合社会正义的。

因此，法律不是一切，国家也不是永远正确的，这是要看背景的。而这位提出问题的提问者明显误解了法律和国家的本义，下意识的以为，只要违反了法律，不论他们出于何种理由，何种背景，都是十恶不赦，只能说这种人连几千年的古人不如。你好歹受过马列主义教育，明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怎么会连柳宗元这样一个封建官僚士大夫都看得清的道理，你都看不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