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赛曲》算不算是最经典的国歌？ 第1页

米歇尔伏维尔在《记忆之场》关于《马赛曲》的章节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他是最早的现代国歌之一，与绝对主义时代君主制欧洲的那些歌曲不同，他是一种民族意识的自觉表达。”而马赛曲也因此具有两张面孔：革命的马赛曲、民族的马赛曲。

马赛曲诞生于1792年的春天，那是大革命迈向激进的关键时刻，4月20日布里索向神圣罗马帝国宣战，4月25日，工兵上尉鲁热德利尔写下了《莱茵军团战歌》，几周之内，它便传遍了法国。它在第一段歌词写着“你看暴君正对着我们，举起染满献血的旗”，第六段歌词则是“敌人的脏血，将灌溉我们的田地”，因此马赛曲不同于其他革命象征物，如果说三色旗、贞德背后的政治意味是被后世发明的，那么马赛曲的双重性从一开始就被蕴含在其中。

马赛曲并不是最早的一批革命歌曲，《萨伊拉》在联盟节盛典中广为流畅，而《卡马尼奥拉》则在之后被称为“无套裤汉之歌”，他们都是根据法国乡间小调进行的改编，除此之外，官方也鼓励音乐家们为革命献礼，戈塞克的《人民，觉醒吧》就是其中代表，而由一名业余作曲家创作的《马赛曲》正介于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之间，或许这也是《马赛曲》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原因之一。

鲁热德利尔被视为孤篇作者，似乎他一生中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写下了《马赛曲》，但实际上他那与《马赛曲》纠缠的一生，本身就和《马赛曲》一样，反映着革命的进程。鲁热德利尔是一位小贵族，也是一名温和派革命者，曾体验过1790年联盟节的热烈气氛，当他回到军队服役时也始终保持着对革命的热情，然而进入1792年，当革命走向激进，爱国者之间的共识开始走向分裂，8月10日，当巴黎群众高唱着《马赛曲》攻占杜伊勒里宫时，鲁热德利尔拒绝承认这场“共和革命”，很快他被解职，之后被当做嫌疑犯逮捕，直到热月政变后才被释放，而那时，他只能接受共和国。

在革命进程中，马赛曲保持了他的双重性，战士们在瓦尔米战役中高唱马赛曲，它似乎变成了军队的铸模，将志愿兵和老部队共同锻造成革命的新人，“给我派一千人，或者一支《马赛曲》”。与此同时，在法国国内，人们在户外、在剧场、在杜伊勒里宫、在处决路易十六的断头台下高唱这首歌，国民公会将马赛曲定为国歌，希望他起到凝聚革命共识的作用，几乎所有的官方活动都会有马赛曲的声音，也正是在热月和督政府时期，马赛曲注定再不会被遗忘。

在大革命结束后，由于与革命高度的关联性，《马赛曲》受到了限制。在马伦戈战役中，拿破仑最后一次奏响了马赛曲，之后他曾尝试过多首歌曲代替它，但是都失败了，拿破仑甚至要求鲁热德利尔为他创作了一首《战斗之歌》，但是同样反响平平，鲁热德利尔直言不讳的致信第一执政：“您满意了么？我的执政官？我觉得您不会的”——这位业余作曲家在关于终身执政的全民公决中投了反对票。有趣的是，在百日王朝复辟时，马赛曲作为革命的象征复活了，因为皇帝陛下终于意识到，“捍卫大革命的理念”成为他的帝国神话中最后一张牌，他不得不重新奏响马赛曲。

回顾近代法国史，《马赛曲》几乎成了法国政治的风向标：第一帝国、复辟王朝、第二帝国、维希法国，几乎所有的威权政府都试图禁止马赛曲，并以本政权的歌曲代替它，但是他们无一例外的失败了。态度最模糊的要属奥尔良王朝，一方面他不断强调自己与革命的关联性，路易菲利普不厌其烦的强调自己参加过瓦尔米战役，到过热马普，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关联性仅限于1792年前的温和革命，因此他同样禁止了《马赛曲》，然而当1833年群众高唱着《马赛曲》向这位亲王示威时，人们才意识到，作为反叛和革命象征的《马赛曲》并未被遗忘，并且已经准备好再次成为国歌了。

这个日子的到来还很漫长，直到1880年，第三共和国才以一个不起眼的修正案的形式，确认了马赛曲的国歌地位，甘必大和费里的世俗学校成为他重要的传播载体，并不可逆转的征服了法国，他在群众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马赛曲》终于成为这个民族不可磨灭的象征。

但是关于马赛曲的争论是否随着甘必大的改革而终结了呢？或许并不是如此，恰恰相反，进入19世纪后半期，《马赛曲》作为一种象征物，更直接的映射出法国的分裂。首先被唤醒的，是《马赛曲》民族主义的一面，如上所述，《马赛曲》本身就诞生于对外战争的背景中，而他的歌词中也包含了民族主义的情绪，进入19世纪后，这种情绪被放大了。早在1840年，未来共和国的奠基者、自称为“大革命最谦卑的孩子”的梯也尔，为了介入埃及与奥斯曼的中东局势，不顾奥尔良王朝的禁令复活了《马赛曲》，并强调了其民族主义的一面，路易菲利普迅速放弃了梯也尔，但是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已经不可逆转，此前法国人的对手是英国，现在则变成了普鲁士。

或许是对《马赛曲》的回应，普鲁士人唱起了《莱茵之歌》：“他们不能占有德意志自由的莱茵河”，对此法国有两种回应，拉马丁想要去除马赛曲的民族主义色彩，创作了《和平的马赛曲》：“莱茵河……你将各民族分割，你哺育的人民，将克服对立，战胜野心”，而另一种则更为激进化：“我们曾占有你们德意志的莱茵河，他曾在我们的杯中。”更为有趣的是，对于《马赛曲》的作者甚至也产生了争论，普鲁士人宣称马赛曲的作者来自莱茵地区，要知道，在18世纪，没有任何人怀疑鲁热德利尔的作者身份，“马赛曲的作者”就和“马赛曲”一样，成为历史书写与政治表达的一部分。

而在1870年的失败后，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被推向高潮，小学教育中，需要孩子掌握的段落从“暴君正对着我们的”的第一段，变成了“敌人的脏血灌溉我们的田地”的第六段。在剧场中，女演员身披三色旗演唱马赛曲，却同时带着双刃剑和阿尔萨斯头巾。鲁热德利尔的遗体被移入荣军院而非先贤祠——与那位他厌恶的皇帝陛下同处一室。一战则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最高潮，法国人唱着《马赛曲》，正如一百年前的瓦尔米战役中一样。

与右翼的民族主义掌握《马赛曲》阐释权相同步，左翼的社会主义者放弃了《马赛曲》。此前40%的罢工运动中工人都高唱着马赛曲，但他逐渐被无套裤汉之歌《卡马尼奥拉》取代，最终随着国际歌问世，二者都被代替了，饶勒斯宣称“国际歌是马赛曲的无产阶级后继者。”而在《国际歌》作者狄盖特的葬礼上，工人们宣称“无论什么《马赛曲》、什么宗教音乐、什么圣歌，都不可能成就类似的契机”，阿拉贡的《对雅各宾派的回答》成为对《马赛曲》最重要的挑衅：“哦，马赛曲，向国际歌让步吧，因为你的末日就要来临，十月你已奏出最后的音符！”

然而在一战之后，这种对《马赛曲》的民族主义解释逐渐衰落了。与法国国内不同，在欧洲其他国家，马赛曲一直都是革命的象征，《上帝保佑国王》从未超出过英联邦的界限，然而《马赛曲》却成为整个欧洲的记忆。在大革命时期法国人就在比利时、荷兰唱响了《马赛曲》，在1830年，从纽约到波兰，从布鲁塞尔到意大利，唱响的《马赛曲》成了对大革命的回答。进入20世纪，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马赛曲》的革命一面被重新发现，当列宁回到俄国时，人们以《马赛曲》和《国际歌》迎接他，而在西班牙，人们甚至在唱完《马赛曲》后再唱《列戈之歌》，这种遍布全欧洲的革命情绪，最终反过来影响了法国。

在1935年，左翼社会主义和共和派联合的人民阵线成立，至此左派夺回了对《马赛曲》的解释权，在7月14日的盛典上，共和国的领导人再次重申“《马赛曲》是革命的歌曲，是自由之歌。”人民阵线的领导者希望人们想起，马赛曲不是火车站台上的庸俗歌曲，而是8月10日的马赛曲、雨果笔下“枪林弹雨中振翅高飞”的《马赛曲》，在鲁热德利尔去世一百周年几年中，人民阵线相信“在马赛曲和国际歌相互交融的歌声中，在和解的三色旗与红旗之下，我们将构建一个自由、强大而美好的法国。”而曾借《马赛曲》鼓吹民族主义的右翼如今另行选择了《王党之歌》，在维希法国时期，贝当再一次效仿此前的独裁政府限制《马赛曲》，推行苍白的《元帅，我们到了》，但是最终，戴高乐唱着《马赛曲》解放了巴黎。

直到今天，不同党派之间依然存在着对《马赛曲》的不同解读，但是那些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围绕革命而展开的论争在第四、第五共和国已经见不到了，因为已经没有了战场，当人们将他视为陈词滥调时，其实是因为《马赛曲》已经和众多象征物一样，成为法兰西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最后做一个总结吧，围绕《马赛曲》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是作为革命象征物的《马赛曲》被接受的过程，一个是《马赛曲》的双面性及其与法国政治的关系。就第一个问题而言，《马赛曲》在大革命时期在战场与街头发挥着革命与民族的双重作用，也正是因为其与革命的紧密联系，他的地位被其后的威权政府压制，直到第三共和国重新确立了他的国歌地位，也使《马赛曲》真正成为法兰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第二个问题，如上所述，在大革命时期《马赛曲》的民族性与革命性是并存的，而进入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马赛曲》民族主义的一面被突出出来，而左翼则放弃了《马赛曲》，将《国际歌》作为革命的象征，而随着一战的终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左派夺回了对《马赛曲》的解释权，《马赛曲》革命的一面被重新强调，右翼另择他曲，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赛曲》的双重性质在19世纪后期开始分离，当一方在政治上占据主导时，他对于《马赛曲》的解释也就成了主流，而另一方则只能另选他途，这种对《马赛曲》的不同解释背后，是左右两翼对共和国的撕扯。通过《马赛曲》我们可以反过来重新思考第三共和国的历史，第一个问题展现了共和国的统一，而第二个问题则反映了共和国的分裂，这就是第三共和国，他是旧时代的和解，也是新纷争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