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18世纪波旁改革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缺钱。
把握住钱这条线索,就把握住了整场改革的逻辑。
首先说说波旁改革的背景,也就是西班牙政府有多缺钱,为什么缺钱。
在整个殖民地时期,西属美洲的收入都由以下几大块构成:
排第一的是商业税,包括政府垄断收入、跨大洋贸易关税,这两项加起来可以占到殖民地收入的50%。
排第二的是矿业税,主要通过铸币的形式来征收,这一项大概是殖民地收入的25%。
排第三的是农业税,主要包括原住民人头税,以及教会什一税向政府的转移,这些大概是殖民地收入的10%。
最后是其它杂项,比如捐纳官职,出售地产等。这部分收入的比例不太固定。
从这个收入比例可以看出,作为殖民地政府,西属美洲和旧大陆国家存在结构性差异,其特点就是重度依赖商业而非农业收入。
但是在财政系统的另一端,西属美洲的支出结构和大多数古代国家是差不多的:一大半钱用于军队和防务,其余的钱大多输送给本土和殖民地的宫廷与官僚,还有一部分用于公共工程。
所谓波旁改革的背景,就是在这样一个收支结构当中,西班牙政府已经严重入不敷出。
1701年波旁王室从哈布斯堡家族手中接管西班牙的时候,他们面临的具体问题是这样的:
一是走私极其普遍。跨大西洋贸易只有三分之一是合法贸易,布宜诺斯艾利斯、特立尼达等地甚至形成了全民走私的氛围。走私严重损害了西属美洲的收入支柱——商业税。
二是银矿开发遭遇瓶颈。注意是开发瓶颈,而非有些人以为的储量枯竭。墨西哥、秘鲁和玻利维亚直到今天还是世界产银大国。17世纪美洲银矿遭遇的麻烦是,随着开采深入,银矿对技术和工人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资本投入,而当时缺乏的就是资金。
三是土地兼并严重。17世纪大庄园扩张很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修会也掌握了大量土地,这两件事对原住民人头税征收影响较大。
四是捐纳官职已经接近饱和。买卖官职在当时并非不道德行为,但是各类贪腐行为显著拖低了行政效率,美洲殖民地本土利益集团已经相当强大。
与此同时,美洲殖民地的开支却日益高企。一是海盗的常年袭扰迫使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整饬防备;二是17世纪的各类自然灾害——特别是1687年秘鲁里氏8.7级大地震——也破坏了政府的收支平衡。
在一些局部,财政危机已经导致恶性循环。例如海盗重灾区中美洲成了入不敷出的“赔钱”省份,英国人还在此建立了殖民地,地区防务岌岌可危。再如圭亚那地区为打击走私建立的堡垒,却因为缺乏维护费用,导致戍卒勾结罪犯,反倒让走私更加猖獗。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波旁改革之前的西属美洲在财政上已经成了烂摊子,现状已经是该怎么改革的,而非要不要改革的问题。
西班牙本土权贵们作出的第一项改革,就是把国王换了。
在整个17世纪,法国都是西班牙的头号宿敌,然而到世纪末的时候,西班牙宫廷还是产生了一个强大的亲法派,这些人是1700年把波旁王朝推上西班牙国王宝座的关键力量。
从外部环境来说,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以及法国长期以来离间西班牙和奥地利这两个哈布斯堡国家的外交政策都起到了作用。但促使西班牙亲法派做出选择的还是实际利益:法国柯尔贝尔改革显著加强了国家的财政能力,这种能力让坐拥庞大殖民地的西班牙求之不得。
然而,带着改革使命而来的波旁王室也没能立马改变现状。在波旁改革的第一个阶段(1700-1762年),改革的举措和成果都相当有限。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1713年取缔阿拉贡自治,以及1739年历经波折终于设立新格拉纳达总督区。行政区划上的变化体现出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但基本也就止于此处了。
改革为什么没有推进下去?原因也很简单:朝野的阻力太大了。
哈布斯堡时代的制度确实面对严重的财政问题,但这个制度有个好处,那就是相当稳定。半岛商人、官僚、美洲商人、大庄园主、天主教会……各种力量在过去二百年当中已经形成了平衡,该勾搭勾搭,该交易交易,瓜分利益都有共识和准则。大家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只有西班牙国王不美,但他不美也没啥办法。
就在这时,推进改革的契机终于来了。
在欧洲七年战争(1756-1763年)当中,西班牙与法国结盟,在海上同英国和葡萄牙交手,却遭遇了重大失利。1762年,英军攻占哈瓦那和马尼拉,西班牙帝国的两个贸易枢纽同时落入敌人手中。
战争打输了,还好法国表亲没有亏待西班牙。作为对战后失去佛罗里达殖民地的补偿,法国把同样地广人稀的路易斯安那交给了西班牙,从此退出北美大陆。
比起法国,西班牙并没有在七年战争中损失太多。但是,这场战争还是对西班牙当局造成了巨大冲击,他们意识到,帝国已经暴露出巨大的弱点,在英国的武力面前,西班牙随时都有失去美洲殖民地的风险。
当时,英格兰本土出版的许多小册子,已经在鼓吹从西班牙手中夺取美洲了。用他们的话来说,西班牙人不配统治一个帝国。
除了失去殖民地的恐惧,激励西班牙统治阶层推进改革的另一个因素,是巨大的利益诱惑。在英国人占领哈瓦那的短短一年当中,这个港口城市的贸易风生水起,让战后回到哈瓦那的西班牙官僚吃惊不已。
从1762年开始,波旁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也是改革的真正高潮。在三十年的改革当中,政府收入大幅度提高。以西属美洲的中心墨西哥为例,新西班牙政府在加勒比地区的支出,以及向西班牙本土的汇款,总和从1760年左右的1500万比索提高到了1790年代的4500万比索,足足提高到原先的三倍。
从经济角度看,波旁改革的每项核心举措都是针对财政难题提出的:
一是仿照法国制度,设立新的行政区划大区(Intendencia)以及相应的大区长官(Intendente),大区长官主要负责财政,并直接对王室负责。大区长官事实上架空了总督(Virrey)的权力,增强了中央集权。
二是推进自由贸易,打破本土与美洲之间,总督辖区之间的贸易壁垒,承认众多走私行为的合法性并将其纳入管理。在最主要的走私路线拉普拉塔河流域,直接设立新总督辖区进行管理。
三是仿照荷兰和英国创建垄断公司,促进并控制烟草、染料等贸易品,并对商品和劳务进行强制摊派。
四是打击教权,首当其冲的是耶稣会(1767年遭到驱逐),并打压美洲本土教士集团,增进国家与基层的联系。
五是创立成建制的正规军和民兵,从各个阶层、种族当中招募士兵,上层军官由半岛人充任。
后世评价波旁改革,一般将其称为一次中央集权改革,而中央集权本质上就是中央财政能力的扩张。从财政角度来说,波旁改革是极其成功的。
总体来说,改革有两种基本策略,分别是渐进式改革和闪电式改革,任何改革想要成功,都必须同时灵活运用这两种策略。
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是分阶段提出目标,在不同阶段集中解决不同问题。渐进式改革的策略逻辑是减小阻力,分化反对者。
闪电式改革的特点是一次性提出目标,快速同时推进多项议程,力求一步到位,让反对者措手不及。
作为一个教科书级的案例,波旁改革对这两种策略的运用相当成功。例如在实施自由贸易时,改革采用了分阶段推进的策略。而在对付天主教会时,面对美洲本土精英的潜在不满,改革采用了闪电策略,特别是驱逐耶稣会之突然,让美洲人十分错愕。
但是,任何一场改革都同时是革命的替代品和催化剂,波旁改革消除了西属美洲被英国篡夺的可能性(1806年英军入侵拉普拉塔失败证明了这一点),却也打破了哈布斯堡时代西属美洲各阶层的“伊比利亚平衡”,特别是剥夺了美洲本土精英的权利,最终,拿破仑战争借此引燃了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美洲本土精英揭竿而起,接替西班牙人成为各个独立共和国的主人。
有一句话概括波旁改革,我觉得是最合适的。
“西班牙人得到了财宝,却失去了帝国。”
是无以伦比的成功,也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这个巴洛克式的自我悖反,是对波旁改革乃至整个西班牙殖民事业的最好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