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摊丁入亩后没有土地佃农还用交税吗？ 第1页

我不研究这个领域，没法说得很全面，尚待方家指点。“摊丁入地”“丁随地起”的改革，形式上讲，的确废除了丁银这一法定人头税制度。理论上讲，实行“摊丁入地”以后，没有在政府登记田土的无地农民，不再需要缴纳赋税。

但事实的情况无比复杂。这里简单谈两点。

第一，部分省份“摊丁入地”改革完成得很晚。经常被用来举例的区域有三个：贵州、山西和东北地区。

贵州由于少数民族聚居，无法进行丁口册的准确编审，不能“审丁征银”。有土司处往往将“粮差”归于土司名下认纳。直到乾隆四十二年，贵州的“摊丁入地”才完成。

山西的情况是，“居民置产者少，逐末者多，且地土瘠薄”，换言之，山西省财富多集中于商人家族而非地主。这实际上与“丁随地起”背后以田地为财富标志的隐含假设相违背。因此“摊丁入地”引发的反弹非常严重，直到道光年间才初步解决，而个别州县如兴县的最终定案还要更晚。

东北地区则是因为旗民杂居，土地关系复杂，且清朝统治者的管理思路与行省区有异之故。盛京、吉林等处直到道光后期才开始推行“摊丁入地”改革，大约于光绪时期才最终完成。

因此，在大多数省份推行“摊丁入地”改革后，对于这三个区域的佃农来说，他们依然要缴纳丁银，直到改革完成为止。

第二，重役省份的新增差役，很可能不是按照地亩摊派的。

“摊丁入地”之所以能实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盛世滋生人丁”无需缴纳丁银，因此理论上讲全国丁银永为定额。但丁银本供徭役之用，在传统政治的逻辑里，政府临时性摊派不可能禁绝，那么在丁银以外另行派差就势不可止。清代一些省份差役极重，林则徐曾有“东南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之叹。重役省份在派差时，很可能不都是根据地亩来摊派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直隶。直隶一直有两项重要差务，一个是夫马，一个是河工，这里只说夫马。夫马之役，缘于直隶环绕北京，朝廷官员及其家属、赍折人、出差侍卫等等往来不绝，輓运事务极多。由于征调派差太多，民间困苦，道光二年曾有“减差均徭”、按田派差的改革动议，当时直隶总督颜检力言不可，提到当时派役“有按地亩出差者，有按骡马出差者，有按行户出差者，名色各不相同”。可知此时无地农民，倘若有骡马，也是会被摊派差役的。颜检还提到有“轮流派差”的制度，亦即以户为单位轮流执行，那么这和人头税可能就很接近——毕竟户口不依赖田土。

此外，包税人较多的华南省份，包税单位里面是否会按人头承担钱粮，或应付临时性差役，实难断言。

从理念上讲，“摊丁入地”废除人头税，是十分伟大的改革；但财政体系的运行，不仅依靠理念，更要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称。虽然整个明清时期商业一直有着长足进步，农业生产水平一直也有所提高，但距离现代国家的经济模式毕竟还很远。而只要长期高度依赖农业税所提供的物质财富和农村廉价劳动力，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黄宗羲定律”的问题；变相人头税作为设计成本最低的征税方式（当然，征收成本不一定低），不太可能完全废止。而且其实完全“丁从地起”也确有不便之处，如山西沁州“地素称瘠土，虽当乐岁，仅给租赋”，富贵之家根本不依赖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差归粮内”也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了。

可参考郭松义：《论“摊丁入地”》，《清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