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朋友觉得去夜店酒吧的女生被轮奸是活该怎么办？ 第1页

假设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期间你老老实实居家隔离,但是你舍友非要去高风险区玩,只是玩而不是真的有什么理由必须去,他偷偷找小路进疫区,去完还直接偷偷绕过小区保安翻墙回来,给你看红码,带着你一起无薪隔离,然后他核酸阳性了你没事,你觉不觉得他活该?如果他阳性了你也阳性了,你会不会觉得他该死?

当这种问题去性别化之后,你就能明白,明知道高风险还去做,很正常的就能得出活该这个结论,

只是具体到女性被轮X,你们才使用了轮X的道德判断,而不是高风险区的道德判断

而高风险与被轮X,高风险这个风险就是被X的风险,被轮X,被强X,被迷X,被捡尸,以及数量上恐怕多得多的,男朋友正常都会担心的,自愿被X,也就是出轨啊一夜情这些.

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是分成两个事情的,前一个是去冒高风险,后一个是被X,单独讨论被X,确实不能搞受害者有罪论,但是将因果结合起来,去夜店被X的,和印度坐公交车回家被X的,是一个性质吗?

去有被X高风险的地方玩,和正常回家结果被X,是一个性质吗?就仅仅都是被X?没有差异吗?

明知道有风险,也并非必须去冒风险,甚至还被劝阻了别去冒风险,结果风险坍缩成现实,真的出事了,真的被X了,跟那些小心翼翼没去冒风险还是被X的,如果整个社会都按相同的态度去看待去评价,那么以后大数据上看,是会出事的情况会减少,还是会出事的情况会增加?

所以觉得不是活该的,是单独评价两件事的后一件事,也就是被X,来说受害者有罪论啊,来说女性权利啊这些,然后以后一件事的评价,来否定两件事的结合体:去夜店被X 是活该的这个观点,

而男朋友觉得活该,是单独评价两件事的前一件事,也就是去夜店,去冒风险,以前一件事的评价,来肯定两件事的结合体:去夜店被X 是活该的这个观点,

按理说都错.

不能因为冒了风险就无视被X的道德评判,但同时,不能因为你们觉得的权利啊这些,就觉得自己可以理所当然地去冒风险,这种态度跟前几年,在国家明明发了警告叫了别去还是去危险区域或动乱地区旅游的觉得被国家接回来是自己的公民权利的那些巨婴,是完全一样的性质的.

如果一定要得到一个活该还是不活该的二元对立的答案的话,我认为站在男朋友的立场上,巨婴确实就是活该

受害者有罪很荒唐,是男权社会,是不拿女性当平等的人,

但明知有风险还去冒风险不荒唐吗?穿衣服暴露之类的我也觉得不能说女性在勾引男性,你爱穿什么确实就是你的权利,

但是深更半夜穿得连其他女性都觉得太暴露,然后去混乱的场所,喝酒,嗨, 这跟平时光天化日在大街上穿得相对比较暴露,是一回事吗?没有差异吗?

有一本写明代内库的书，叫《明代内库与财政体制变迁研究》，里面谈到了一些内库的支取问题，自从辽东战事爆发后，从万历后期，皇帝一反常态开始从内库从拿银子补充外廷所需，而这其中大半都用在了军事上。

这本书对这个问题也有从支出和收入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东之变至天启七年（1627）的十年间，内库共计协济支银26453312两，年均约为2645331两，为内库金花银正额岁入的2.5倍，可见在正常岁入情况下内库白银已处于严重的入不敷出状态。
崇祯元年（1628）至十七年间内库就有25次协济之举，奏支总额达3522000两。考虑到崇祯朝史料记载的连续性不足问题，故实际奏支规模应该更大。

天启元年（1621）至崇祯元年的八年间，除福建、广东两省全完之外，其他各省府的拖欠总额为1240876两，逋欠率约为15.51%。

但到了崇祯初年，情况进一步恶化。

崇祯四年以后金花银的现征完成率已不及60%。

到了晚明时期，改变了自明朝中期开始，皇帝从太仓库补贴内库的惯例，变为用内库不断补贴外廷，表明了明朝的财政收入已经不足以维持运转，但内库的收入也在不断下降。

”崇祯是个小抠吗？巨量内库银舍不得拿出来用“通过对内库收支的考察，可以明白，对内库的考验是自万历末年开始的，此后一直是在做减法，而不是加法。自明朝中期开始，只有两个皇帝没有定期从太仓库拿钱补贴内库，一个是崇祯，一个是死的太快的明光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