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中哲想从事学术的高一女同学，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第1页

好多位朋友都给了很专业的建议，或者是哲学研究的取径，或者是传统学问的基本。这些我都没有学好……就只能说一些自己高中的经历。我知道，现在的孩子们都很厉害的，比起当时的我，要博洽许多许多。我只是希望以点点的往昔，给提问同学一些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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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一的时候也很喜欢中哲，但那时我有很好的老师。

刚认识她的时候，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她说我在读《老子》。她说：“你这是什么版本的？”我还自鸣得意地讲，“那可是线装的哦！”她立马就笑了，说我是煤老板……于是第二天她就把陈鼓应先生的《老子今注今译》带给我，还额外关照我可以把《老子他说》之类的扔掉了。

好几个礼拜以后，她带我去了书店，让我自己买了一本《老子今注今译》，她就把自己那本收回去了。渐渐，我知道了，对她来说，这是一本有意义的书，她不愿意一直在别人那里；但那个时候，她又觉得必须尽快把对的读本交给我。用对正确的书，那书的作者上来就会告诉你目录版本、学术源流，阅读的过程中，才可以体会字词的训解、篇章的用心，渐渐地才可以提出好的或者至少是正常问题。孩子年纪小，如果不在正确的路径上，多读一天都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过了一阵子，我和她讲，我买了一本书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我觉得那些理论什么的，大体《老子》、《孙子》也讲过了。她又很天真烂漫得笑了。过了些日子，她带我去大夏，拿出一本那时候新鲜印出的书，是罗志田先生的《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让我回去看看。翻开没多少页，我就读到晚清的时候有一种观念叫泰西近古论，大体就是觉得西洋现代的学术与我国古代的思想相近，所以所谓的国粹，也并不是西学的对立物。诸如此类的——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只能理解到这一步。我想起自己那些老子都说过了想法，我感到羞愧，也感到恐惧。不只是觉得自己得任何思绪都无限得卑微。

即使有了正确的版本之后，也不意味着就能在正确的路径上思考。不能深入地理解学术史的脉络，并在这基础上提问，往往只是在非常浅显的意义上重复前人的牙慧，还自以为自己在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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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就开始关注中国哲学史的书写。

有次我和她说起，我觉得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写得好，胡适那《中国哲学史大纲》不知道在写些什么——那时我想，这也是有学者讲过的，这说法庶几稳妥。

然而她笑着问我：“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么？”大体，胡适这书呢，是给北大学生的讲义，那时的北大学生，旧学的根基都很扎实的；冯友兰那书呢，是给美国人写的讲义，那个时候的美国人，当然什么都不知道。“冯友兰合你的胃口，这很正常。”她就此就打住了。我想，她没有说的是，“其实你和外国人一样，什么都不知道。”说来，后来我也读史景迁等汉学家，他们在中国也都火了。总有人问为什么我们倒要反过来读外国人书了？我想，这答案我早就知道了，因为我们的水平很差，跟囧雪诺这样的人差不多。

她就接着问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有没有读过，于是她就让我买了《西方哲学史·上》，还特地关照我，这书上下册是分开卖的，这是有原因的——千万别买下册。从那一刻起，我就为希腊文明的思辨所深深打动。那一年王晓朝翻译的柏拉图全集也出版了，我也买了回来，一篇篇得读。两年后进入复旦大学，洪涛老师有次课上讲，读过柏拉图一半的对话，人生就是一种幸福了——其实我刚好读了一半。也在那个时候，我也知道了这是一个很差的译本。心里难过极了。没有能力翻译，真的就不要翻。真的。

一卷卷地读着柏拉图，我也渐渐走出了泰西近古论，开始向全盘西化迈进了。之后会是好多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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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认识她的半年多里，她要我看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让我走出历史课本编织的叙事；她要我看李欧梵先生的《铁屋中的呐喊》，让我真的翻开只在课本上见到过的鲁迅；她要我看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让我知道古往今来士人对天下国家的担当；她要我读钱锺书先生的《围城》，让我感受中国知识人可以有的那种卑劣；她要我看《菊与刀》、《武士道》，让我面向那个一直被憎恶却未被理解的邻国；她要我看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让我知道另一种政治文明下的观念与细节；她要我看萧功秦先生的《危机中的变革》，让我体会大变局之下个人的取舍与无力；她要我看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让我知道道德理想主义的危险，还有经验理性的可贵。

我失落的时候，她让我读顾准、殷海光的传记，体会在黑暗时代不灭的光芒；我偏激的时候，她让我读胡适的传记，体会他所说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无心功课的时候，她让我读历史中的北大，体会那个学校背后的光荣与梦想；我迂腐的时候，她让我不要看书了，去看看电视剧，体会一下正常人是这样说话这样过日子的……不幸的是，这么多年了，我依然不会过日子，也没有考上北大，还是很偏激，很多时候心灰意冷。

半年，即使是课余，真的可以读很多书的。现在的人恐怕都不会相信了。

我想，她不仅在告诉我，我感兴趣的那些书，该怎么看——如果要学中国哲学，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她或许一直在引导我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或者健全的知识分子。正如她给我的另一书中所讲的：知识分子，首先要具有专业的知识，能够在某一领域为知识的积累与推进做出贡献；同时，还是社会的一个分子，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然而我已经不记得这是哪个民国的学者，也不记得这是哪种书了。

对于一个高中的学生来说，我想，这些比中哲上的进步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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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很多事情我没有听她的。

她要我不要猛读《左传》，即使有杨伯峻先生的注，还是看不懂的——有时间还不如买本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回家看看。那时觉得买古代汉语教材多丢人，古时候武将都会读《左传》，我还不会么？于是夜里挑灯，自己读左传，但真的是读不懂。幸而后来单独出了一种译文，夜里偷偷地看几个故事，白天再放回书架的角落里，把《春秋左传注》放在桌上。现在到了柏克莱，才知道我们博士生还是要一点点读王力先生的教材，要去吃透基本的内容，才不会犯那些可笑的错误。

她要我不要猛读柏拉图全集这种原典，一个人无论多么聪明，需要相当的积累和准备，才可以去吞吐这样的总集——而一旦开始风险也是很大的。认真地梳理优秀的导读作品会更好。然而，很长时间里，我还是凭着一时的意气，一本本读了下来。那些失去的时光，或是本可以做的事情，很久以后才渐渐意识到。

她要我不要给学问排高下序列。“有志于人文，也不要放弃理科，尤其是数学，其实那里承载着西方文明的精神。”同理，“觉得中学比西学好，或者反之，都是偏颇没有意义的想法。”还有，“觉得哲学很高端，社会学、政治学是拾哲学牙慧的理论就更加可笑了。”然而，很长时间里，我都与这些忠告背道而驰。进入文科班以后，也不再有攀登微积分的兴趣，后来学到莱布尼茨乃至哥本哈根诠释，只能望洋兴叹；现在接触到很多历史上的历算甚至财政，只能羡慕一下同届数学史的女生。甚至，我也缺乏对社会科学的正确认识。到了芝大，上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骄傲地领个B+回来。直到自己真的开始摸一些材料，面对一些历史上的社会，才意识到韦伯、涂尔干真的是天才，而那些光阴都在偏见中虚度。

这些，是她在那些年希望告诉一个高中生的，一个希望从事学术的高中生：不要因为现下吸引自己的学问，就忽略了其他，甚至对其他怀有排斥或偏见，凡事脚踏实地的。不要因为自己选了中哲，就觉得做文字训诂的人只知道那些很琐碎的事情，或者做西哲的人就在搞一些洋人的、黑格尔以来就没有出路的形而上学。

唯一可笑的是觉得会有人笑话自己这种想法——别人根本不在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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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时，她还常常和我说一些她读书的随想。她说她主攻思想史，常常感到思想史上的浪潮或者说脉络其实并没有过去，她们都还在我们一个个人身上重现。小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就像鸿蒙元初，并没有什么知识；如果刚好读了一些诸子，仿佛就是一个轴心时代在自己身上开始了，自己完全为这种文明所折服。不知不觉地，自己会变得偏激，或者有些排他，因为自己太无知了，其实不知道别的，一旦遇到别的学问，就希望贬低她，拒斥她。其实思想史上也有过这样一次次的运动，或者排佛，或者抵制西学，一种文明就会渐渐地转向“内在”。但也许，终究，自己又会受到一种新的冲击，全然为一种新的观念新的学问所折服，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就像我们的国家所经历过的。直到有一天，回过头来，发现这路线走错了。曾经传统已经被自己舍弃了，新的思绪又无以为继，不知道可以从何开始，又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她说完看了看我，也看了看窗外。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些句子，大体都是她给我的书里的。其中就有殷海光先生的话：

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感受到种种思想学术的挑战：有社会主义、有自由主义、有民主政治，也有传统思想背逆的反应。每一种大的思想气流都形成各个不同的漩涡，使得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目眩神摇，无所适从。在这样的颠簸之中，每一个追求思想出路的人，陷身于希望与失望、呐喊与彷徨、悲现与乐观、尝试与武断之中。我个人正是在这样一个巨浪大潮中试着摸索自己道路前进的人。

我想，中国哲学的邀请，也许只是读书生涯中的一次美丽的邂逅。之后的道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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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后来就会去学别的了。我就是这样。后来我从芝加哥回上海，和她说我还是决定读中国史。她看了我一眼，认真地问我：“你真的行么？” 我真的没有想到她会这么问。因为我一直觉得，我16岁起就和她学习，她在历史系也算是系出名门了。我还以为她会觉得有一些欣慰什么的。如果她也觉得我做不了的话，那就真的糟了……

那些日子我想着想着，我觉得我真的不行。我真切地感觉到一种屏障在我的面前，倏忽之间就已经展开了。那样高，那样广。曾经有一种对西学的热念，仿佛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个谁来着——面对巴黎无边的夜，他振臂一呼，“让我们来斗一斗吧。”当它褪去的时候，我不知道留下的是什么。也许只是最薄弱的基础，还有那无穷的困惑。

我也在想，这些年里，因着她，我有幸感受到了一种前辈知识分子的精神。他们富于理想，从没有放弃烛照中国未来的使命；他们经历过苦难，因此在笔端留下了别一种深沉；他们崇尚启蒙，因而矜矜业业于西学的译介；他们分富于关怀，因而有广泛的涉猎。他们中有些人依然秉持着这些气质，而有些人走进了名利场。但无论如何他们在现实世界如何取舍，其中的许多在学术世界，却最终走向平凡。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在现下世界的学术脉络中做出实质的推进。对于他们美好的气质，我心向往之，而实不能至。而他们所有的局限，却以各种放大的形式，体现在我学术书写中。

当今学术是非常技术的，做不出来是一个经久的风险。要做出点滴的推进，要求一个人把自己训练成技术能手。只感叹建筑的宏伟是不能成为合格的脚手架工人的；只赞叹麦浪的动人也不能成为合格的割麦手。这都是技术活。各行各业的人都要有自己的技术，知识工作者也不能例外；而各行各业的人也都应该有别一种的关怀，无论他们的技术如何。我想这就是那位我所不记得的民国学者所说的，知识分子，就其知识劳动而言，和普通劳动者是一样的；而就其实社会的一分子而言，也应该和其他的分子一起，为更好的社会而努力。

仅仅有技术，也许只能在学术界获得一个职位；不好好学习这种技术，那就无法生存下来。与其担心学术做不出来，不如老老实实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看看现下好的学者：是如何提出问题的，是如何展开问题的，是如何进行论证的，是如何组织文章细节的。把这些拆解开来，反复抄录，大体就能写出规范的论文。以后即使没什么洞见，至少有期刊可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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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还是研究决定了，由我来学中国古代史，于是我就成为了一个中国古代史的学生。到了这里，按照惯例，我还要念两句什么的。其实，真的有的。有一次和老师一起去书店的时候，翻开了一种陶渊明集，他们就这样出现在我眼前：

总角闻道，白首无成。

总角就是我的当时，白首就是我的以后。那时我想，这该不会就是我的命运吧……但此刻，这些于我，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有过我的老师，也就有过前半句的美好。

一直以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她。彼时，我每每说起感谢，她就会陷入一种很深很深忧虑。她总是很担心把一个孩子往人文的方向引导，他们本可以去金融去银行去赚许多钱，而一旦他们进入人文的领域，也许就要开始面对她所曾经经历过的、而最终使得她退出的那种种的艰辛。作为一个教育者，她似乎总是想维系一种平衡：既让孩子们有一种人文的精神，又不要他们贸然陷得太深。而这些，还是高中的我就全然不能理解了。而在我们现下的社会中，学术世界对于女生恐怕还有更多额外的挑战。这些，我也不知道如何展开了。

似乎，写得过于冗长了。要归纳一句话其实也不难。从老师给我的所有建议要求中，我选这条，送给提问的同学：

考什么211985的，给我考个北大再说，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