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拓这号人,当年鲁迅先生就曾用他的生花妙笔嘲讽过,在《华盖集 忽然想到》的第六节中,鲁迅先生是这样写的:
外国的考古学者们联翩而至了。久矣夫,中国的学者们也早已口口声声的叫着“保古!保古!保古!……” 但是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
所以,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长城久成废物,弱水也似乎不过是理想上的东西。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朽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于是外面的生力军很容易地进来了,真是“匪今斯今,振古如兹”。至于他们的历史,那自然都没我们的那么古。
可是我们的古也就难保,因为土地先已危险而不安全。土地给了别人,则“国宝”虽多,我觉得实在也无处陈列。
但保古家还在痛骂革新,力保旧物地干:用玻璃板印些宋版书,每部定价几十几百元;“涅槃!涅槃!涅槃!!”佛自汉时已入中国,其古色古香为何如哉!买集些旧书和金石,是劬古爱国之士,略作考证,赶印目录,就升为学者或高人。而外国人所得的古董,却每从高人的高尚的袖底里共清风一同流出。即不然,归安陆氏的百百宋,潍县陈氏的十钟,其子孙尚能世守否?
这段嘲讽保古家的话语,再联想前些年刘拓打着考古旗号在中东乱窜,甚至为了访古硬闯禁地,丝毫不以扰乱当地民众的正常生活为耻,最后出了一本流水账式的游记,在媒体上大肆赚取流量,二者是不是异曲同工?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现在,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他们活有馀力,则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帮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奇,因为他们究竟是外人。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者,则真不知是生著怎样的心肝。
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校不是还请腐儒做先生,教学生读“四书”么?民国废去跪拜了,犹太学校不是偏请遗老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寿么?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最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则倒是崇拜道学,保存国粹的!
但是,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保古家大概总读过古书,“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该不能说是禽兽行为罢。那么,弃赤子而抱千金之璧的是什么?
鲁迅笔下那些所谓的“保古家”的形象,比之今日的刘君,何如?
《华盖集》于1926年出版面世,至今已近百年。百年之后再来细品,不禁让人惊叹迅哥看人看事之精准犀利。
感觉迅哥要是能穿越过来,看到如此不堪的场景,估计能拿笔把这帮跳梁小丑骂到怀疑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