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明星才能称为国民度高的明星？ 第1页

来自人民，心中装着人民，想人民之所想，为人民毫无保留献出一切的明星。

常宝堃，1922年5月5日出生于河北张家口。建国初期，京津一带有三大相声世家，即以马三立为代表的马家、侯宝林为代表的侯家、还有常宝堃为代表的常家。

常氏相声在京津两地相声界享有很高声誉。父亲常连安既会杂技又说相声，六个儿子都是相声演员。1939年，常连安在西单商场成立启明茶社，开了北京相声大会的先河。为了能让长子常宝堃有所成就，他特意让宝堃拜在相声大师张寿臣门下。常宝堃从小聪明伶俐，天赋极高，再加上名师指点，11岁便走红京津两地。常宝堃是在张家口出生的，因为当地盛产蘑菇，所以父亲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小蘑菇”。新中国成立时，二十多岁的“小蘑菇”已经是天津相声界的代表人物。

程树棠，1910年出生，他的父亲文焕亭、岳父金小山均为北京有名的满族单弦演员，他自幼酷爱曲艺，继承了家传的弹唱艺术，15岁便登台演出京韵大鼓、联珠快书。后来嗓子坏了，不宜演唱，于是潜心研究曲词，为曲艺大师白凤鸣和滑稽大鼓演员富少舫整理曲词、设计唱腔和现场伴奏。他创作了京韵大鼓《挑滑车》、单弦《赵五娘》、《过雪山》、《渡乌江》、《祥林嫂》、《女儿英雄王桂香》等 经典名段。白凤鸣能登上北京曲艺高峰，成为“少白派”艺术创始人，与程树棠的密切合作分不开的。

1951年4月中旬，以廖承志为总团长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慰问团开赴朝鲜。包括常宝堃、侯宝林、郭启儒、魏喜奎、程树棠、金业勤三兄妹在内的23名曲艺杂技演员组成了“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如任队长。

俗话说，枪子儿不长眼睛。常年生活在城市里的演员们，突然奔赴战场，说不害怕那是假的。当时在赴朝慰问团负责宣传工作的刘大为在回忆文章中提供了一个细节。出发前，有演员提出要增发棉大衣，团部几位同志很不以为然：“已经春天了，天气越来越热，发棉大衣干什么？”

团长廖承志却十分理解演员们的心理。他说：“对你们这些经过战争炮火锻炼的部队同志来说，到朝鲜战地去，生活上不是大转折。可是，对一直生活在城市里，没有经过任何战斗，没有听过枪声炮声的曲艺演员来说，到日夜遭受数十数百架飞机轰炸的前方去是过生死大关。从他们的发言中可以看出，许多人都是做了牺牲的准备，有人发言中，引用过悲壮的‘马革裹尸’的词句。恰好要求发大衣的就是这位准备‘马革裹尸还’的同志。发大衣的要求不是不合理，而是他们认为到朝鲜去很危险，下了牺牲的决心。”

慰问团进入朝鲜境内，惨烈的战争现场便出现在演员们面前。侯宝林后来回忆，一过丹东就看到一片废墟，很难找到一座整房子，凡是他们路过的大城市都这样。其中一个地形很像青岛的城市给侯宝林留下很深印象，房子依山而建，原来一定很美，不过当时连一间完整的房子都没有。

令慰问团成员感到震撼的是，面对美军的狂轰滥炸，朝鲜人民表现出的淡定和不屈。“他们照常生活，不像我们这些没见过战场的人，一听见大炮响了、枪响了、飞机扔炸弹了就那么害怕。”侯宝林回忆。过了几天，演员们也都适应了战场的节奏。甚至敌机上的机关炮“哒哒哒”从头顶扫射过去，他们在屋里也照睡不误。侯宝林说：“不是说我大胆，而是麻木了吧。”

慰问团副团长陈沂回忆，从北京出发前，有人对他说怪话：“宁带千军万马，不带十个杂耍。”意思是说，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演员，组织、纪律性差，适应不了艰苦的战地生活。可曲艺界的文艺轻骑兵们用实际行动把这句怪话打掉了！

行军中，演员们不仅要背着沉重的个人行李——棉袄棉裤、大衣雨衣，还有5斤大米和饼干，还要照顾到演出要用的道具和乐器。如果说身体上的劳累还能克服，那么猝然而至的敌机轰炸，则把他们推到了生死考验的第一线。

当时志愿军还没有制空能力，美军飞机每天不停地在朝鲜上空盘旋，见着亮就追着扫射轰炸。因此志愿军汽车部队多是夜间行车。行车不但不能开车灯，而且还得把风挡玻璃翻起来，一是为了避免反光暴露目标，二是为了能使驾驶员往外看得更清楚些。遇到被炸翻的公路，大家就要下来推车。

据同为慰问团成员的杂技演员金业勤回忆，慰问团一般都住在山沟里的农村里，可敌机连山沟也不放过。“经常来扫射，一梭子机关炮打出来能看到一颗一颗的小亮点。子弹头像小手指那么大。”

惨无人道的轰炸，给朝鲜国土留下片片火海和深深浅浅的弹坑，更给朝鲜人民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孩子紧紧地搂着妈妈淌血的尸体嚎哭，群众抬着被炸的伤员飞奔……这些血与火的画面，深深震撼着慰问团成员。在上前线的路上这更使他们暗下决心，要“克服一切困难，竭尽全力为最可爱的人演出好”。

慰问演出多在夜间进行，有时在月光下，有时就大胆地点起汽灯演出。漫山遍野布满了志愿军的岗哨，只要发现敌机就鸣枪警报，马上熄灭一切灯火，等警报解除再接着演。

• 常宝堃、赵佩茹在朝鲜前线慰问演出现场

常宝堃的搭档赵佩茹曾给宝堃之子常贵田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敌机来了，部队领导马上叫慰问团疏散，钻防空洞，可战士们却原地未动。常宝堃发现这个问题，向部队领导追问。领导回答：“战士习惯了，也有经验了，他们不怕。”“战士不怕，我们也不怕，演！”常宝堃斩钉截铁的回答，赢得了战士们的满堂彩。他灵机一动现场砸挂说：“咱们得感谢老美呀。天黑了，知道大家看不清楚，（用手一指照明弹）给咱们安了几个临时电灯！”

相声演员有一种天生的特质，面对任何艰难困苦都能用玩笑化解。一个“包袱”便把紧张的气氛一扫而空。因此在朝鲜前线，相声是最受欢迎的节目。几十年后，慰问团副团长陈沂回忆，志愿军战士看相声表演常常放声大笑，赞不绝口，总是在几个“再来一个”之后才放相声演员离场。

慰问团的文艺工作者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带来了欢笑与慰藉，组织上也对这些文艺工作者给予了最大的保护与珍视。刘大为记得，慰问团团长廖承志曾嘱咐说：“大伙都说，咱们赴朝慰问团是由‘国粹’和‘国宝’组成的。‘国粹’就是指各位代表，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精华；‘国宝’就是你们曲艺大队的这些演员。你们带领这些‘国宝’跨过江，到了朝鲜战地，情况就紧张了，一定要万分小心慎重，保护这些‘国宝’。”

虽然随行人员格外谨慎小心，但是常宝堃、程树棠还是不幸牺牲了。

1951年4月下旬，慰问活动接近尾声，团员们开始陆续踏上回国的道路。一天，曲剧演员顾荣甫在宿营地听一名志愿军战士说：“你们有一个相声演员牺牲了！”顾荣甫一惊，忙问：“谁呀？”战士说：“侯宝林！”顾荣甫说：“不能够呀！侯宝林就在我身边呢！坐着跟人说话那就是侯宝林！”这时那战士才醒过闷儿来说：“是小蘑菇！”“小蘑菇”常宝堃是与侯宝林齐名的著名相声演员，所以那位战士才会搞混。

侯宝林回忆，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嗡”的一下，头脑中响了一个霹雳。出发前，他们虽然都对战地的艰苦和危险做了思想准备，但是一路上部队同志对他们保护和照顾得很好，所以大家都没有害怕、紧张，听到常宝堃牺牲的消息，大家震惊了。

4月23日，常宝堃所在的中队结束了慰问任务，下午就准备回国。大家洗洗头、洗洗脸、换换衣服，吃完饭正在屋里聊天，气氛轻松而和谐。常宝堃拿着缸子和勺，踱到搭档赵佩茹的房间，刚说了几句话，敌机来了。一阵疯狂的扫射，打中了程树棠，一颗子弹穿过搭档赵佩茹的手臂，正中常宝堃头部，二人当场牺牲。

那年常宝堃29岁，程树棠41岁。

常宝堃与程树棠的灵柩运回天津后，1951年5月15日至17日，天津各界举行了三天公祭活动。常宝堃的徒弟、后来的相声名家苏文茂回忆：“那时候天津市区240万人，差不多来了三分之一。每天都拥挤不堪，只好按单位、按系统分时间来，一来就是一队人。师父的大照片在中间，我们都身穿重孝在两边守灵，司仪在那喊着行礼——献奠——我记得，一位80岁的老太太，因为都是按单位进来祭奠，门口不让她进来。她举着拐杖打了进来说：‘我是来看小蘑菇的，他是我心里最爱的演员，给我们带来好多笑声。他牺牲了，我一定要来，你们拦着我，你们死了我绝对不来。’老太太说完，大家都哭了。”

常宝丰说：“后来父亲把我们哥儿几个叫到身边说：‘一个艺人，身后之事办得如此庄重，开天辟地也未有过啊……你们一定要向你大哥学习，今后再有慰问活动，你们一定要积极报名，我绝不扯你们后腿。如果不嫌我年老不中用，我还真想到朝鲜战场看看亲人们哪！’”

单弦名家张伯扬，之后经常演唱一支岔曲，叫《双垂泪》，这个岔曲《双垂泪》是程树棠创作的。演唱《双垂泪》，就是是为了纪念程树棠。

常宝堃、程树棠牺牲后，更多的文艺工作者投入到赴朝慰问的队伍中。在台上诙谐幽默的马三立先生也少有地严肃起来。他向天津市文艺工会主席主动请缨，要求接续宝堃赴朝慰问。工会主席握着他的手说：“好，天津有你去太好了！”

截至1953年4月，共有三届赴朝慰问团奔赴朝鲜战场，七八千名各民族人民、各民主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军烈士家属、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以及各界知名人士、文艺工作者参与其中。他们不但给志愿军战士带去了祖国人民的温暖，更坚定了他们必胜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