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人社区的贫穷混乱是否是普遍现象，如果是原因是什么？ 第1页

这的确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在芝加哥和底特律等大城市。首先，我们必须面对以下这些非常可怕的事实：

1、35%的黑人出生于贫困家庭。

2、美国黑人的人口比例仅占全美13%，可是33%的美国罪犯是黑人。

3、30%的美国黑人男性至少坐过一次牢。

请杠精们先不要趁这个机会乱喷黑人，因为我希望我们都能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我在纽约跟一些贫穷黑人工作过一段时间，绝对大多数黑人都希望可以消除所谓的“Black-on-black Crime”（黑对黑犯罪）以及“Mass Incarceration”（大量监禁）之类的问题。

那么黑人区的贫困状态、还有治安问题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客观地看一下左翼者和右翼者的观点吧：

左翼者认为这些问题大都来自于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极端贫富差异、美国政府给黑人区建设的学校和提供的硬件设施都非常垃圾、美国法律关于枪支管理的放纵、60年代的"White Flight"（白人逃离城市）这个社会趋势给黑人区的经济情况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白人老板把工厂都搬到农村去了）、7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针对大城市投入的资金减少了，以及80年代的"Crack Epidemic"（可卡因泛滥问题）等因素，还存在历史上美国黑奴的后代一直都是个缺乏资本及经济权利的弱势群体，他们目前仍然没有办法进步这样的说法。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在80年代针对黑人区的管理方式很不合理，比如你可能在一个毒品泛滥区域抽一次大麻就被立即关押，出狱后也无法找到工作，以至于后来你只能通过抢劫或者贩卖毒品才能维持生活，陷入恶性循环中。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无法在良好的环境里培养自己的孩子。虽然白人的大麻使用率跟黑人差不多，可是当时白人区并没有受到同样的对待，因此美国监狱里面的低级黑人罪犯比低级白人罪犯多好几倍，而这群低级黑人罪犯的坐牢时间比同类的白人罪犯也更长。

还有一群没有脑子的极端左翼者由于政治正确而根本不愿意承认黑人区里面存在治安问题。

另一方面，右翼者说黑人区里存在严重的治安问题是因为联邦政府给黑人区的投资根本没有效果、黑人区的毒枭和帮派到处肆虐、父母相对来说并不怎么重视读书或者遵守法律、单身母亲率很高、父亲经常抛弃自己的孩子等等。他们也认为黑人整体来说过分偏向左翼，民主党实施的关于入学和入职的"Affirmative Action"（黑人民族特权）政策以及高福利的政策也产生了“懒汉”的现象。随着左翼者在美国黑人区的政治权力的不断增强，黑人区的经济情况也更进一步衰落了。

还有一群没有脑子的极端右翼者说黑人都是垃圾、不可救药等等，黑人无法进步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个低劣的种族。

如果那群没有脑子的极端左翼者执政的话，黑人的情况就根本不会进步。而如果那群没有脑子的极端右翼者执政的话，这必然会导致美国分裂，甚至可能会带来针对黑人以及其他非白人群体的政治迫害。因此，“黑人区”在西方社交媒体上成为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美国网民几乎每次遇到关于黑人的消息都会喷得天昏地暗。

以上回答都没有切中要点，这是一个城市史学问题。所以某些要把错都归结给黑人自身的种族壬估计要失望了，因为黑人隔都大规模混乱犯罪率上升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而不是由史来之的。其次，归根于阶级也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同样的华人社区以及其他欧洲移民社区却没有出现类似情况。

东北师范大学的梁茂信一篇文章【战后美国城市隔都的质变】对这个进行比较系统的阐述。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贫困混乱确实是黑人社区的现象。至于原因很复杂，和美国隔都文化以及黑人隔都的衰落有直接性原因。

首先什么是隔都文化？

“隔都”（ghetto）作为中世纪和近代欧洲犹太人聚居区的指代，在19世纪末美国城市化进程中曾兴盛一时。显然，隔都作为“外国人的殖民地”，其实就是欧洲犹太人隔都的延续。到20世纪上半期，它演化为美国城市黑人社区的代名词。在二战后特别是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隔都”的人口、文化与经济结构等均发生质变，它不仅成为贫困黑人与美国主流社会隔离的孤岛，而且其附近的贫困白人、亚洲裔和西班牙裔下层也出现“隔都化”（ghettoization）趋势。

第二，讽刺的是黑人“隔都”的衰退是民权运动令人意想不到的副产物。

在民权运动之前，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在人口数量、经济产值、就业机会和社区服务功能等方面，居于大都市区的主导地位。在这一背景下，中心城市作为一个共同体，白人与黑人等少数民族同处于一个共同体内，其与白人的隔离属于一个共同体内不同城区的隔离。在“分离但平等”的法则下，黑人与白人共同分享一个共同体内的社会资源。在黑人隔都内，各阶层的黑人休戚与共，家庭和经济结构的多样性特点更加完善。这种跨越阶级的混合有效地“维持着地方的核心制度，例如街区俱乐部、教堂、学校和青年有组织的娱乐活动”。中产阶级提供了社区的领导力、道德范式，以及反对各种不良行为的约束力。同时又因为黑人隔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与白人社会相接，隔都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其功能齐全，社会机制也能正常运转。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共有的自立、勤奋、读书、工作、追求幸福等价值观都在隔都继续发挥作用

民权运动中获利甚多的黑人中产阶级纷纷迁移到环境更好的郊区之后，实际上就脱离了与下层黑人共有的城市共同体，进入了郊区城市，出现了城市作为共同体之间的隔离。由于“在就业市场技术、角色模范、经济和家庭稳定性方面，优势并不明显的处境不利者们就被滞留在身后，形成了日益集中孤立……其居民中的青年对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工作伦理的判断出现了社会化的衰退”。表现之一就是贫困黑人感到在政府立法中的种种许诺与残酷的现实之间有“一种无法兑现的期望”，地方白人官员抵抗反隔离的法律进一步加剧了黑人对美国政治制度特别是当地政府的疏远感和敌视感。尤其是隔都的警察作为代表白人权力的制度性象征，经常存在种族歧视行为，这些都让黑人相信，美国的司法制度奉行一种双重标准——一个是针对黑人的，一个是为白人服务的。黑人对白人社会的敌视情绪油然而生。

第三，美国在70年代后的政治转向加速了这一进程。

7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奉行带有“自由放任”色彩的新联邦主义政策，将支持重点从以有色人种为主的中心城市转向以白人为主的郊区。中心城市的公共服务链条随之断裂，经济上的孤立加剧了下层民众的失业率。空间上的刻板也会改变并加强社区之外的公民、企业主、市政官员对隔都区居民的恐惧感与疏离感，使隔都成为一种“不能去的地方”。企业主不愿到隔都投资，也不愿意雇用其劳工，怀疑他们缺乏工作伦理、技术和进取心。更为关键的是，隔都空间的退化达到一定程度后，使公众对隔都产生一种无可救药的错觉，进而导致地方或各州的官僚们实施一种更具有侵略性的遏制性政策，并以改善社区环境的名义，将隔都区的贫民驱赶到偏僻的城市地带。

第四，美国城市经济自身转向趋势。

从1969年开始，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上升，并在1973～1975年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陷入长达十余年的滞胀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大都市区居民人口发生巨大变化。白人上层社会、中产阶级以及经济条件明显改善的少数族裔纷纷迁移到郊区，形成了一个具有民族多样性特征的郊区社会。相反，中心城市的许多街区人去楼空，街区破败现象加重。除了最贫困的人口之外，那些“最糟糕的住房便退出房源，或闲置起来……房租和价值也在下降”。白人中产阶级的郊区化本身也带走了大量的蓝领职业，包括家政、杂货店、汽车与家电维修、商品零售等。这些结构性变化加剧了黑人就业的难度。

第五，美国交通状况的改变。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为实现其冷战战略，颁布了《1956公路法》。此后到8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向各地城市提供了修建高速公路的巨额资金。按照1984年美元计算，联邦年度拨款在1965年达到160亿美元的顶点后，尽管在70年代不断下降，到1980年仅为110亿美元，但联邦政府用于城市公共交通的支出从1964年开始增长，在70年代每年增长40%，到1980年达到28亿美元。穿越中心城市的高速公路网络及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建设，方便了中心城市与郊区之间的通勤，刺激了富有家庭的郊区化。这种影响在中心城市交通利用方面体现得十分明显。在70年代，全国大都市区劳工使用转乘交通的人数大幅减少，其中东北部大都市区减少近60万，中西部的降幅超过33万。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大都市区，其负面影响更加突出。

第六，美国联邦自身政策的影响。

联邦政策通过刺激郊区就业机会增长，促进了富有人口的郊区化。同时，由于联邦政策偏向于新区开发，对老区改造支持乏力，导致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失业率和贫困率的上升。许多郊区为“防止环境的退化”，限制少数民族、单身或单亲家庭入住。也就是说，“种族、性别和生活方式方面更加隐蔽巧妙的歧视”，使“空间隔离越来越演变为美国人迁移的障碍”。甚至白人和黑人中产阶级为保护居住环境，避免房产贬值，纷纷“加固其与城市底层阶级在社会和身体上的空间隔离”，比较流行的方法是通过分区制和建筑法规提高住房规格与造价，最终以“合理”的方式将贫困人口排斥在外。对此，美国联邦政府作壁上观，没有像欧洲发达国家那样，“为那些愿意追随就业机会的人们的迁移制定政策或计划。”

自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开始，美国联邦政策的核心之一是向贫困率较高、就业岗位流失较多的地区提供公共援助。它虽然有助于城市衰落地区的失业人口在私有房地产市场购买住房，但“却无助于解决居民劳动力与当地就业岗位之间的技术脱节问题”。事实上，空间上的集中援助可能不经意间，通过将贫困人口与中心城市蓝领就业岗位下降的街区捆绑在一起，“加剧了就业市场供求关系的脱节和在教育方面处境不利者的困境”。同时，它会对中心城市的失业者产生一种“‘粘贴性’因素的作用”。因为“在当地享受为数不多的援助，也比到一个陌生环境里去寻找工薪低的低层岗位的日子更加宽裕”。

其结果就是美国隔都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掠夺”和60、70年代的“贫困文化”以及80年代的“底层阶级”后，90年代又出现了“对抗性文化”，犯罪率与混乱程度日趋上升。

最后再补充一点，犯罪很大程度成为了一种抵抗联邦的手段，对大多数黑人来说，在1968之后坐牢不再是一种耻辱的记录，相反，它变成了一种荣耀。如果要归根溯源，黑人社区的混乱源自长期以来（现在也是），联邦以及社会对于黑人的各种全面的歧视以及压迫，除非美国出现全面性的变动，这个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