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韦伯的理性的牢笼？ 第1页

关于理性化、祛魅、科层制、资本主义铁笼、现代性种种概念想必了解一些韦伯思想的朋友早已耳熟能详了，高赞回答的那篇说的基本也差不多，我再这里不想再做令人耳朵生茧的学究式重复。我这里想做的是，试着真正拉开和韦伯理论的距离并审视他的思想，这要求我们回到韦伯思想形成时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并思考这一环境与其使用的概念话语之间的关联。

韦伯面临的问题是什么，简单来说，是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现代领土型国家的形成及其相应的政治治理模式的变化，以及与构成相互影响的西欧文化变迁。韦伯将其归纳为“理性化”，并将其视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是符合其社会学方法论中引以为傲的“价值无涉”。然而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不如把先将视线切换到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韦伯的那位叛逆的学生。这里借用兵兵的一段话：

韦伯将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指认为“价值合理性”之后，将颠倒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直接指认为祛魅化——Versachlichung（事物化）之后的真正中立的社会事物（Sache），青年卢卡奇却再次颠倒老师韦伯的资产阶级立场，反将事物化（世俗化）否定性地贬斥为Verdinglichung（物化）。
——《广松涉物象化范式之起源》张一兵

“理性化”从哲学上来讲，一方面是主体对于作为对象的客体合理化的操作，以及延伸出主体对自身对象性行为的合理化要求（例如计件工资和福特制）。当韦伯从主体-客体对立的角度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这恰恰非常符合持个人主义立场的原子化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的主观体验。当这一原子化个体采用“工具理性”面对对象时（暂且不管在这里的社会构成意义上居于次要地位的价值向度），韦伯选择将这一对象化形式背后的社会关系不管不顾，而是将这一对象化视域普泛化地做了抽象，而这实质上是固化了人们面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域。由此在韦伯的社会学论域内，一切批判就只能被建立在“理性化”这一最底层的概念事实之上、以及实质上被其统摄，对于现代经济和政治的分析亦只能围绕或基建于这一对象化的视域展开。而解决这一问题似乎只能转向与“工具理性”表面上截然断裂的“价值理性”，但事实上这一“价值理性”恰恰是因为在韦伯的视域内作为“工具理性”尚未得到综合的构成性外部才得以存在。

然而卢卡奇借用马克思在《57-58手稿》和《资本论》中才真正采用的超出人的主体-客体视角，以生产关系为主轴的社会关系构成为基底，然后再反过来透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主体性建构（以及必然同时产生的作为客体的物）。而这一透视的结果表明，“主体-客体”关系乃至“主体-主体”的承认关系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内取得意义的项或点位，而这种关系从那个项或点位的视角来看却形成为了这样一种假象：正是以对象化关系中的主体或物为出发点才建构出了整个社会关系（这也正是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的建构方式），或者说是先有所谓作出选择的“具体的人”才有由此结构出社会关系这一叙述方式，却忽略了让主体成为主体、让主体能够获得某些选项的社会性结构。

那么从这一建构过程出发，就必然分裂为要么由主体主导、要么由物主导（对于早期萨特来说，在人与人的关系意义上，则要么由我主导，要么由他者主导），而前者对韦伯来说，就成为伸张主体性的“价值理性”，而后者则成为人被异化（在最资产阶级认识论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工具理性”。这一种所谓属于现代性独有的深刻断裂，呈现为康德式的二律背反的姿态，呈现为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笛卡尔幽灵的持续回响，并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构建过程中通过遮蔽其起源而形成为资产阶级集体的拜物教意识形态。

这个意义上来说韦伯的“理性化”牢笼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经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终构筑成熟的idealogy。通过“理性化”这一概念，资产阶级最终通过其生活世界的感性经验-到从主体性维度对生活世界的理论性反思-再回到其感性经验，完成了一个闭环，并由此构成为了资产阶级对其自身主体性身份的确认。由这个完美无瑕的概念构筑的理性化世界，确确实实是他们依靠着自己的想象力永远无法打破的那层膜，而膜的背后则是他们不可触及的物自体和社会存在。

理性化铁笼的含义

韦伯认为，现代性起源于资本主义的来临，资本主义的起源则是资本主义精神推动的结果，资本主义精神又是由宗教理性主义蔓延的结果。现代性的发展本质上是理性化发展的表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理性化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整个社会走上理性的轨道。

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理性化的扩张使得人类日常生活中那些无形的、神秘的方面被冰冷的计算所取代。韦伯称之为“袪魅（去魅）”。

在韦伯看来，理性化在促成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使得人被简化为统计图表上的一个数值，被异化为巨大机器中的齿轮，甚至将冰冷的算计引入到了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之中。不仅如此，理性化改变了社会中的行政体系，不断强化各类组织中的官僚制（也称“科层制”）结构。 随着理性化的肆意扩张，整个社会将无可避免地要生活在由资本主义和科层制的铁律交织而成的铁笼之中。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科层制具有无所不在的合理性。它是所有社会组织的一种中最为理性化的一种，以其独有的纪律、效率和可预测性成为了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工具。在社会生活中，它很容易被建立，而且一旦建立有最不容易受到挑战，因而成为一种“永不消逝”的现象。

对韦伯的理论的评价

科层制的增长

韦伯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第一部门、第二部门，还是第三部门科层制都在不断的扩张。

面对这种情况， 一些学者得出结论：世界正在经历着官僚化。

局部合理性与总体非理性

然而，韦伯的理论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韦伯假设官僚的统治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事实却并非如此。官僚统治意味着局部合理性与总体非理性的结合。

资本主义官僚的发展反映了资产阶级的需要：要有一个运作更合理的国家以确保财产所有者的利益、确保法律的安全、确保货币制度不致误用、确保经济政策促进商品的自由流通等等。由于社会是由具有不同利益的群体组成的，因此对于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来说是“合理的”或“有效率的”东西，可能会与另一个阶级的利益相反。这种合理性仅仅对于每个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国家来说是存在的，这种局部合理性的增长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在历史上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总体非理性。

• 个别企业内部组织上的极端合理性，产生出爆炸性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这种极端非理性；
• 各民族国家以及军队在管理上的极端合理性，导致残酷的“总体”战争这种极端非理性；
• 在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上的极端合理性，导致各种专制制度无视越来越多的公民人格等极端而野蛮的非理性；
• 每个国家之间在“控制”小规模冲突上的极端合理性，导致新的世界大战、环境灾难或粮食生产的爆炸性危机等使人类遭受毁灭的潜在的“总体”非理性。

韦伯的这种局限性源自于，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则：即剩余价值生产，利润实现，以货币形式占有剩余价值，在激烈而不间断的竞争压力下以货币形式积累资本，以实现个人发财致富的目的。

理性化与集中营

理性化的发展所导致的最极端后果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德国法西斯对“非雅利安人”实施的工业化屠杀。在大屠杀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时候与理性的原则发生过冲突，换言之，这种大屠杀是现代性大厦中的一位合法居民。

选择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作为完成清除任务的正确方式是官僚体制的例行程序的产物：这些程序包括手段一目标计算、平衡预算、普遍规则的运用。

不仅如此，在实施屠杀的过程中到处可见理性化工具的运用：

• 党卫军总部负责屠杀欧洲犹太人的部门被正式命名为管理与经济厅（the Section of Administration and Economy）。 除了其目标在道德上令人厌恶以外，这种行为在任何正式的意义上，与“普通的”管理和经济部门设计、指导和监督所有其他有组织的行动并没有什么区别。
• 以一套理性化的方法识别“非雅利安人”以及其他不适合生存者：通过父母耳垂的形状，患者的步态、指甲半月痕识别种族退化。
• 综合地利用囚犯，将有劳动能力的囚犯充作苦力；无劳动能力的囚犯杀害后，剃掉尸体的头发，清洗、晾晒并整理之后，送往多家公司，用脂肪制作肥皂，骨灰则用作肥料。
• 管理者通过生产表统计死亡人数。

在大屠杀中，合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以惨绝人寰的形式出现。

科层制的命运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着官僚机构的增长，但在任何地方，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都服从于货币财富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权力归根结底是货币财富的体现。

• 私人企业的官僚从来没有足够的凝聚力使自身像资本家阶级或工人阶级那样作为一种集体的社会力量来行动。与其共同利益相比，官僚内部的竞争更起作用。
• 私有企业内部的官僚是以等级制方式组织起来的，其中每个等级在社会地位和世界观上有融于不同社会阶级的趋势。
• 私有企业的官僚必须执行利润实现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职能，任何有碍于这一职能的官僚机构的有害增长都会逐步被裁剪。

因此，各种官僚机构的命运取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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