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叫做公有制？ 第1页

公有制是一种相对私有制而言的制度。当我们谈论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时候，必须明确，一切讨论都是局限在经济领域的，尤其是针对生产资料本身。试图把公有制或者私有制推广成对锅碗瓢盆这种生活资料的所属的很显然是偏题了。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当代会出现一些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属性共有的物品，例如程序员的电脑——但认为程序员拿着一台电脑就成了资本家的说法本质上和农民买个锄头就成了大地主，工人买个锤子就成了资本家一样搞笑。

公有制强调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劳动者的合一，也就是全社会的劳动者无差别地对生产资料进行占有，无所谓地位高低的占有。这种社会所有制度一旦建成就将同时消灭商品生产与民族国家，因为无产者已经不再需要国家作为他们的统治机器。公有制在社会中的成分并不是什么妖魔鬼怪，因为利润为先的方针也许并不适合每一个行业，知乎里连神友都知道高度国有化的北欧中欧就是比新自由主义大本营住起来舒服，因此他们每天希望润北欧，甚至没人愿意润美国。

但现实中的“公有制”本身是成分极度复杂的，劳动者对生产资料无差别的占有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仍然存在“厂长”、“经理”或“计委”等角色，足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枉顾工人的意见而自行安排生产计划，工人没有能力对生产安排表达意见。这种情况一般被解释为“国有制是公有制的初级阶段”，也就是说国有制是不成熟的公有制，不能完全体现出公有制的民主成分来。而与国有制实体并行的还有大量的集体所有制实体与规模较小的私有制实体。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实际上到今天为止都还在摸索。

私有制下占有生产资料的是老板，老板对生产资料具有完全的处分权利，假如他意欲卖掉全工厂的机器，解散整个工厂，工人们除了接受失业外没有任何合法途径来阻止老板的行动，这时候“生产上的民主”是完全缺位的。作为劳资博弈的一种结果，工会会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工人的意志，但最终无法动摇生产资料拥有者本身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利。一旦跨过了这条红线，欧美的工人运动家实际上就改变了自己对“是否支持暴力革命”的回答，因为捍卫“神圣的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道红线。

在中国，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大争论也不是什么新鲜命题。我对司马南此人印象不佳，之前某期视频很体现他的脚底离地，但他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开炮我是很赞成的。对这个问题开炮并不是没有先例，早在2005年前后，郎咸平就曾直接点名道姓地抨击过这个问题。司马南只开了联想一家，彼时的郎咸平直接开了TCX、海E、格林KE、科L、清华Z光、F正和三9等一票今天来看都算是资本雄厚的大企业。

而郎咸平制造的舆论声浪迫使许多部门都不得不通过官方或民间的方式进行回应。我们如今十分熟悉的何新也用我们十分熟悉的方式质疑了郎咸平来质疑郎咸平的质疑，也就是怀疑郎咸平的台湾背景，认为他受美帝国主义指示，来破坏我国的高新科技发展。我们也十分熟悉的老朋友张维为则抨击郎咸平是“骂政府、骂富人”，这让秦晖都感到绷不住了，后来写文时顺手反问了一句，既然你也说郎咸平是号称自己支持“大政府主义”的，你从哪里看出他是在“骂政府”呢？

到了今天的2021年，这些争论仍然在持续，换而言之，就是我们在公有制和私有制问题上的事情一直没有解决。只是争论如今变得更加隐蔽罢了。

在最后，我想引一段秦晖来结束这个帖子。

历史分析还使我认识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视利益冲突与“阶级斗争”并非没有道理，但其缺陷，除了把“斗争”绝对化而否认妥协与合作乃至陷入“专政”崇拜之外，更重要的是只讲“是否分家之争”，因强调“分家”前后社会的先后进之别，而热衷于划分天然“落后”的“反动阶级”和天然“先进”的“革命阶级”。但实际上，没有什么人是天生的“分家派”或天生的“护家派”，同一个人按有利于己的方式他可能支持分家，而在相反的方式下他可能坚决反对分家，个人如此，阶层亦然。所谓“阶级本性”决定其“革命”或“反动”、“进步”或“保守”的说法不能成立。在古希腊罗马，贵族与平民都是氏族传统的背叛者。在近代法国，王党与雅各宾党都在破坏农村公社。
当代的“大锅饭共同体”同样是在上下的双向作用下解构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在“如何分家”之争中找到一种尽可能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大多数人的方式。这不仅是基于道德上的正义，在操作层次上也是使进步过程能够实现的重要条件。80年代有些人过分强调所谓“文化”的决定性，但实际上，当初改革在更“传统”的农村能够势如破竹，在新文化、外来文化影响无疑更大的都市国企中却寸步难行，原因难道不正是“民主分地，起点平等”的公正性得到农民的广泛认同，而国企改革却缺少这种公正性吗？
历史上，1905年以前俄国农民“脱离村社的个人主义倾向”曾使沙皇维护村社的国策难以为继，更使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宣传惨遭碰壁。但是1907年以后专制的斯托雷平改革以“权贵私有化”使大多数农民深受其害，导致他们“突然变成”强烈的村社传统支持者并在1917年清算了这场不公正的改革。相反，同样是专制的资本主义改革，伊朗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因其腐败不公在都市中引起伊斯兰传统的强烈反弹，甚至不少高度“西化”的都市中产阶级也卷入了那场推翻巴列维的“伊斯兰革命”。然而恰恰是最不“西化”的伊朗穆斯林农民，成了巴列维国王当时几乎仅有的同情、支持者和伊斯兰革命反对者，因为巴列维改革虽然在城市中以腐败著称，在农村却因把寺院土地分给农民而使他们尝到了“分家”的甜头。

生产资料公有制。

生产资料其实就是能源，土地。

比如中国统一台湾

台湾的社会主义改革

第一步是确定，台湾，山川，土地，海洋，面积，将这些收归国有

其次所有关于民生的行业，进行国有化改革。

这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有些人不喜欢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我也觉得并不是比较合适的概括。

那就搞个发明。

PRC在1949-1987期间的“公有制”，应该做如下描述式定义：

它是在党的领导下，以国务院为核心，以“国民经济建设”（工业建设）为目的，通过对市场经济进行拟态的方式，用行政权力为骨架和神经系统而组建的康采恩式经济体制。

所谓“公有制”，着眼于“有”，比着眼于“公”更有意义。

公很简单，公就是国务院，它说调出就调出、它说调入就调入。它说的对不对另说，离了它，没有第二个机构能管这个事儿 ，leading group for cultural revolution是无能为力的。

那什么是“有”呢？

“有”就是国务院怎么设定各要素价值量、怎么设定产业链内部上下游的组织形式、怎么定义生产部门是不是尽职工作。

按照历史的、现在的理解，“有”就是如何模仿市场经济。

“公有制”不是为了反对市场经济而存在的，“公有制”不能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来显示自己不是市场经济。

指令式经济也不足以概括“公有制”，因为很多指令它也不会发，市场机制只有在很小的范围内被主动抑制了。

PRC到1987年为止的“公有制”体系是一个相当笨拙的经验积累过程，这个过程的中心化运作逻辑在当代依旧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妨碍人们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认知。

同时，“公有制”当然不能超出历史规律的限制，中心化运作该有的毛病，“公有制”一样也不少，而且一样也不多。

我也不认为“公有制”失败了，它只是中心切换了自己的三观，被人为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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