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刘备称帝的点评想表达什么意思？ 第1页

司马光写这么多，是因为他面对着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问题：写书的时候，公元221年应该叫什么？黄初二年？还是章武元年？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相当的无聊，但是，在那个年代，这却是关系到国之正统的大问题，丝毫马虎不得。

如果你还感觉不到这个事的重要，那么不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今年是公元2018年，还是民国107年？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你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司马光作为一个距离三国时代近八百年的后人，他面临的难题则是：在书写当时的那段历史时，应该采取哪种记录方式？

最终，司马光在这里采用了魏国的纪元，即黄初二年，并且专门作了一番解释——也就是题主说到的那一些，中心思想概括起来就两点：

1、如果不能使中国一统，那么就都是只有天子之名，而无天子之实。你们曹丕呀、刘备呀什么的，都是假皇帝。

2、虽然都是假皇帝，但我写书总得编排年月，因此，也总还是得选一个纪元方式的。而我选择的标准，就是连贯性——汉禅让于魏，魏禅让于晋，然后宋齐梁陈，陈被隋灭，唐又灭隋，后经由五代传于大宋。

在这番话中，司马光反复强调：我这本书仅仅是为了记录历史上那些有价值的事，而不是想学圣人著《春秋》一般，立褒贬以拨乱反正。也就是说，我用曹魏的年号，仅仅是为了叙事方便，而不是说我认为魏国就是正统。

然而，尽管司马光这么解释了一番，到后世，他依然受到了批判。大约一百年后，南宋的朱熹对司马光的这种体例做出了严肃的批评。

朱熹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司马光的价值观上——尤其是魏和蜀的正朔问题。朱熹觉得司马光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你怎么可以以魏的年号纪元呢！

因为没有办法找司马光理论，学阀大人于是充分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仿照《春秋》体例，自己对《资治通鉴》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删减和改动，编成了《资治通鉴纲目》一书。

这两本书最大的差别在于：一、后者的内容较为精简，只叙述大事；二、将三国时期的纪元变为蜀汉纪元。

应该如何评价两人的观点呢？孰是孰非呢？

对此，在下的看法是：在这个事上，根本没有谁对谁错。因为两人的出发点根本就不一样。

司马光明确的表示：我就是为了写书方便。

但朱熹说，史臣就应该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你不能为了图方便就不顾《春秋》褒贬之义，忽视正统所在。

司马光在活着的时候，想来已经料到了别人会这么批评他，所以才预先埋伏了一番话作为回应：我认为，不能使九州一统的，都是假皇帝，所以也就无所谓谁是正统。但对此，朱熹完全不赞同，然后自己动手来改。

真理可以越辩越明吗？

并不见得。一般性的结论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真理是可以越辩越明的；但在社会科学方面，经常只会越辩越糊涂。

为什么呢？

从上述分析中，你可以清晰的看出，到了最后，分歧往往来自于立场的差异。

如果是两个物理学家在辩论“一米”的定义，那么对他们彼此而言，讨论的都是“光在真空中于1/299792458秒内行进的距离”。

但对于人文社科类的辩论，到了最后，几乎都会变成基本立场的差异：你说红色更美，我说黄色更靓。

在自然科学的语境中，争论双方彼此对于事实的认定，基本上都有统一的标准。但在此之外，在其他争论中，绝大部分最后会变成语言学，甚至于哲学上的差异：你说他好，我说他不好。争到最后，必然会变成讨论“好”这个字是如何定义的。

至此，事实判断变成了价值判断。

司马光说，我就是要写一个无关正统的历史书。

朱熹说，不行，历史就要有正统。

说到底，这是观念上的差别。而当一个争论不能被统一到同一个立场和前提下，那么最后都会变成两个问题。

关于刘备称帝，文章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