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为什么不拼一把，不给曹丕正那个名，他难道没有想到禅让之后会被杀吗？ 第1页

熟读汉史的朋友应该对以下几个人不陌生：霍光、王莽、梁冀、董卓，汉献帝也肯定知道他们的“光辉事迹”。

一、霍光首开废立皇帝之先河，以臣废君不但没有落下骂名，而且还被夸赞对汉室忠心耿耿。

二、王莽篡汉。西汉最后一位太子刘婴，四岁即王莽被囚禁，又通令禁止任何人与他讲话。刘婴长大后，六畜不识，话也说不清楚，成了一个傻子。更始三年（公元25年）2月，在临泾被李松杀死。

三、粱冀毒杀汉质帝。汉质帝对着梁冀说了一句：“这是专横跋扈的将军。”梁冀听了就让侍从把毒酒加到汤面里给质帝吃。药性发作，质帝非常难受，派人急速传召李固。李固进宫，走到质帝榻前，询问质帝得病的来由。质帝还能讲话，说：“朕吃过汤饼，觉得腹中堵闷，给朕水喝，朕还能活。”梁冀站在旁边，阻止说：“恐怕呕吐，不能喝水。”话还没有说完，质帝已经驾崩。

四、董卓废杀汉少帝立汉献帝。董太师的事迹不必我多说，汉献帝对此一清二楚。

汉献帝傀儡一生，在残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他是个聪明人。他明白，只要安心做个听话的皇帝，那还是有一线生机的，如果硬刚权臣必将被提前结束生命。再说了，汉献帝本是国贼董卓所立，如果曹丕借此发难，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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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禅让才会死。

汉献帝早就拼过了，结果连自己老婆孩子都没有保住。你以为他不想?事实证明一切皆是徒劳的。

而且他这样的人，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家子。难道让所有人给他陪葬。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能改变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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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协很有可能是在禅位前被杀的。

【客过皇汉墟，谈者犹齿冷】论献帝之生死

220年，魏国高层忽然单方面宣称献帝自愿禅让退位，从此离开朝堂。此事不仅引发蜀吴两国的质疑，甚至连魏国自己的士民也拒绝相信。多数中国人都认为献帝已被曹丕害死。他们披麻戴孝，哀痛国君的逝去。

从史料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很难接受的答案。时人多认为献帝遇害，一方面是因为魏国欺君弄权的惯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魏国的诚信度非常低下。除此以外，曹丕的禅位环节也存在一些侮辱智商的地方，不由得让人不疑。

一、对曹魏而言，献帝极其危险

事实上，献帝存活本身就严重违背历史规律。傀儡皇帝数次谋害权臣而得善终者，亘古未有。刘协数次“造反”而没有被杀，是一个非常难以置信，非常特殊的个案，历史上完全没有第二例。

历来傀儡皇帝想要活命，有一个基本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不能“造反”。汉献帝之后的曹芳（张辑李丰之谋曹芳只是知道，几乎没参与）和曹奂就没有“造反”，于是他们平安到老。而曹髦甲出宫，被司马氏当街弑君（并被涂抹历史，指他要杀害的是郭太后）。往后其他朝代也是一样，比如唐朝，抗争的李贤被废太子最终惨死，而李显李旦两个废柴愣是平平安安。

献帝是不是一个老实皇帝呢？完全相反，他恰恰是中国历史上“造反”造的最活跃的傀儡皇帝。其反抗意志之坚定，连曹操都一度恐惧。

《后汉书》: 帝不任其惧，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议：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复朝请。

来看看献帝“造反记录”

1.公元199年，衣带诏事件。

在献帝被曹操挟持后第三年，刘协就利用外戚开始反抗。这个事太有名了，但只是献帝一个开始。

【《后汉书·董卓列传》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承遂与刘备同谋】

【《后汉书献帝纪》：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

【《资治通鉴》：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

【《三国志先主传》：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

衣带诏事件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曹操死前一年，亦是刘备集团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

2.公元209年，伏皇后事件

丑角华歆的诞生。近来洗华歆的人很多，但他欺凌主上的行径绝对洗不白。

【《后汉书》:“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

【《后汉书》: 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入宫收后。闭户藏壁中，歆就牵后出。时帝在外殿，引虑于坐。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鸩杀之。】

3.公元218年，许都大火事件。

献帝贴身太医吉本联络许都汉臣和荆州关羽，并杀死了曹操亲信王必。

【《三国志·武帝纪》：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

【《三辅决录》注：时有京兆金祎字德祎，自以世为汉臣，自日磾讨莽何罗，忠诚显著，名节累叶。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遂与耿纪、韦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结谋。纪字季行，少有美名，为丞相掾，王甚敬异之，迁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祎慷慨有日磾之风，又与王必善，因以闻之，若杀必，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时关羽强盛...】

现在很多人认为曹丕会考虑禅位的承继问题，所以不会杀献帝，但其实曹丕当时更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排雷。献帝已经多次证明了自己抗曹的决心，只要他还活着，就会一直给魏国制造危机。

随着曹操的老去，献帝“造反”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衣带诏事件发生于199年，伏皇后事件发生于214年，许都大火事件发生在218年。而219年关羽绕开襄阳，兵锋直指献帝所在的许都。

曹魏的两次危机尚在眼前，220年的曹丕打算留这个祸患到何时？

在献帝退位的几十年前，八岁的汉质帝仅仅因为对梁冀说了一句“跋扈将军”，就落得惨死殿前的下场。而这位梁冀正是曹操爷爷曹腾的好友，曹腾还帮助梁冀进行过一些收尾工作。可见曹家对弑君的利弊权衡早有一些经验。献帝是留是杀，曹家比我们想象的更有主见。

二、禅位程序的疑云

除了不符合历史规律外，受禅本身也充满了谜团。

1.刘协本人政治转向过大

从献帝以往历史来看，他很善于钻曹操的空子，每次都在曹操有问题时“造反”。衣带诏事件发生时，曹操正忙于对付袁绍; 伏皇后事件发生时的前一年，曹操经历赤壁大败; 许都大火事件，对应着刘备势力在蜀地的崛起，前一年曹操佩戴十二冕旒的行为也让许都人心动摇。

而到220年，曹操整个人都没有了，献帝不仅没有任何举动，反而宣布禅位给曹丕。

【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魏书文帝纪》】

【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魏氏春秋》】

献帝前脚刚闹完许都事变，隔一年就立刻主动下诏提出禅位。政治人物在短期内有如此大的意图转向，可以说非常不可思议。几乎所有的史家都认定这段史料有诈，献帝绝非自愿禅位。只是对曹丕如何强迫扭转献帝意志的方法不太清楚。

2.禅位程序时，玉玺的归属问题隐含献帝死于禅位前的事实

按照禅位程序，汉代皇帝的玉玺是必须在仪式上，由献帝交给曹丕。

丁卯(25日)，册诏魏王曰：“天讫汉祚，辰象著明，朕祗天命，致位于王……今使(张)音奉皇帝玺绶，王其钦承，以答天下响应之望焉。”——《后汉书献帝纪》

但离奇地是，献帝在仪式前需要的这方玉玺居然是从曹节手里抢过来的。

【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不与。如此数辈，后乃呼使者入，亲数让之，以玺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左右皆莫能仰视。——《后汉书献穆皇后纪》】

按一般逻辑理解，魏兵们从曹皇后手上抢来的玉玺递给献帝，献帝再递交给张音，张音再递交给曹丕，这才算彻底完成仪式。

可为何禅位前的玉玺会在皇后处？刘协是妻管严还是没有亲政？为何献帝自己要禅位，曹节却抗旨不尊？

别说我们想不明白，连同在封建王朝的司马光也想不明白。他琢磨了半天也搞不懂这段史料是怎么回事，最后认为是作者记错了。

【《资治通鉴》：按此乃前汉元后事，且玺绶无容在曹后之所，此说妄也】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看汉代另一个篡位事件。

《资治通鉴》: （王）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灭也！”

王政君的剧本和曹节如出一辙。可见汉代在皇帝死后，幼子未立之时，玉玺会暂存于太后手上。

司马光本人也如是说。

《资治通鉴》:是时以孺子未立，玺臧长乐宫。

换句话说，献帝很有可能死在禅位之前。恐怕这才是曹太后持有玺绶的真正原因。

3.山阳公的继承者并非献帝子嗣

第一任山阳公死后，魏廷安排刘协的嫡长孙刘康继承爵位。按照相关记载，这位刘康是献帝刘协之子刘冯所出。然而问题在于刘冯死前似乎根本没有生育能力。

《资治通鉴》:（建安五年）秋，七月，立皇子冯为南阳王；壬午，冯薨。

刘协生于181年，在建安五年也就是200年时仅有19岁。即使刘协十二岁娶妻十三岁生子，那么刘冯也不过六七岁，如何生育刘康？

更诡异的是，刘冯是第一个被封王的献帝皇子——等于被钦定为太子，却在莫名死在得到王位之后，间隔甚至不到一个月。考虑到曹操曾杀死过献帝和伏后所生儿子，刘冯的死亡极有可能存在人为因素。曹操害死他，是为了维持国家没有太子的局面，方便他篡位称帝。从那之后的十几年里，刘协一直没有立储之意。

由于刘冯的死亡让献帝再也不敢选定任何一个接班人，山阳公的爵位缺乏继承者——显然那个假货不敢私定大事。于是“好心”的魏廷仍以几十年前六岁刘冯的名义，从外处过继了一个刘康做他的儿子，成为第二代山阳公。

这个事件还隐藏有另一重可能——刘协其余亲子皆被曹氏暗害，导致山阳公之位无人可传。刘熙刘懿刘邈刘敦等人本应接替早夭的刘冯自动成为山阳公的嫡子，但他们除了封王以外，皆无明确记载，甚至在曹丕篡朝时也没有被降爵的说法。

三、三国皆有大量人员认为献帝遇害（包括曹魏官民）

从客观上说，中国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献帝遇害。献帝未遭谋害反倒只是曹魏高层的一家之言。其中蜀汉全国认为献帝遇害，吴国附和蜀汉认为献帝遇害。而魏国内部也有很大部分的王族和官员群众认为献帝遇害。

1.蜀汉举国为献帝哭祭

【“或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烈无道，人鬼忿毒。”——《三国志·先主传》】

不仅如此，刘备还认为献帝遇害有一定的递进关系，因为曹操杀死过献帝的妻子和小孩，可见曹家早就不拿刘协当皇帝看了，曹丕更进一步杀害献帝非常有可能。

【“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三国志·先主传》

2.吴国官方认为献帝遇害

出处为东吴诸葛瑾给刘备的求和文书，明确以先帝之名提到献帝。这是吴国官方唯一一次在献帝生死问题上表示自己的立场。

【《三国志诸葛瑾传》: 瑾与备笺曰：“....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

从后续来看，东吴也没有修正过相关说法，反而补充说明魏国承继有问题，变相强调献帝之死。

3.魏国部分官员和王族认为献帝遇害。

最著名的就是金城市市长苏则和才高八斗的曹植，他们直接为其服丧。虽然史书试图抹改了他们服丧的主观理由，但这个事情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史书编出的主观理由反而更难信服。

【“初，则及临菑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三国志·苏则传》】

【“初，则在金城，闻汉帝禅位，以为崩也，乃发丧；后闻其在，自以不审，意颇默然。临菑侯植自伤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魏略》】

最有趣的是，苏则传记载他和曹植为献帝服丧，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闹过一次乌龙:曹丕怒斥曹植服丧，苏则以为是指他，于是试图与曹丕理论。而曹植传完全没有记载这个事。

这就很让人玩味了，因为很明显，如果不存在这次曹丕苏则的乌龙对喷事件，那么不会有任何史书记载曹植和苏则为献帝服丧。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当时魏国到底有多少官员服丧？

4.魏国群众为献帝哭祭

显然有很多，因为曹丕对官民群众为献帝服丧的行动表示深恶痛疾。

【《魏略》:其后文帝出游，追恨临菑，顾谓左右曰：“人心不同，当我登大位之时，天下有哭者。”】

【《三国志魏书》帝在洛阳，尝从容言曰：“吾应天而禅，而闻有哭者，何也”】

曹丕用泛用词语“天下”“闻有哭者”提到这个事。可见当时并非只有少数人犹如心电感应一般服丧，而是传言四起，多地皆有服丧。

而曹丕在辟谣方面又拿出什么有利证据吗？什么都没有，完全靠权力强行摆平。比如苏则，曹丕直接让他“闻其在”，训完以后他就不敢吭声了——你直接把他踢到山阳公面前不行吗？而且为什么只是“闻”就可以确定他的“在”？献帝给你打电话了吗？

曹植更是不了了之，强行塞一个激怨而哭的理由拉倒——可能只有史官自己才会在生气时穿个孝服玩吧。

5 .曹魏利用了献帝一生，却在他禅位后再也没有压榨其剩余政治价值

曹操在时，挟天子以令诸侯，吸引无数势力归附。而当曹丕称帝后，曹魏面对自立为国的蜀汉，却绝口不提山阳公之事，这一点也非常诡异。

事实上，魏国曹丕曾组织名士劝降诸葛亮，并试图削弱蜀汉合法性。但这份书信的落款处却偏偏缺了最关键的山阳公，那位最有可能打击蜀汉立国合法性的人物。

是岁，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各有书与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籓。

连蒙古瓦剌都会绑架明朝皇帝朱祁镇去扣关叫门，并一度差点亡明。为何曹魏忽然忘记了曹操的剧本？事实上，如果献帝也署名此信，那么诸葛亮写《正议》反驳就有以下犯上之嫌，岂不是更加恶心？如果献帝再送点灵芝当归什么的给诸葛亮，你说他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但这么好的法子，魏国却一次尝试都没有。

陈寿后面尊奉魏晋正统，自然无条件地以曹丕之言为准。但我们如今用现代人眼光来看史书，不仅“谣言”的支持者如此众多，而且利用献帝一辈子的魏国，之后也不再继续压榨他的剩余的政治价值。

所有人都视献帝如死人一般，包括曹丕自己。

6.关于阿拉伯人描述的献帝之死

《史集》，是14世纪初伊利汗国拉施特奉伊利汗合赞和合儿班答之命，主持编撰的一部世界通史著作，历时十年编纂而成。如此恢宏巨作，《中国史》自然也在其中。

在阿拉伯人记录的中国历史里，献帝是仅跟着曹操去世的。

《史集.中国史》: （曹丞相）逼迫献帝偏居一隅，由他来把持朝政。不久，别的军队起兵反叛，杀死了曹丞相。献帝及其妃子听了这个消息，高兴至极，大笑而死....

.....权臣（曹丞相）之子得到了魏国。

虽然《史集.中国史》的谬误很多，但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献帝死于曹丕登记前的“谣言”流传到了国外。当时新疆及中亚地区的人民认为献帝死在曹丕登基前。

四、魏晋在政治敏感问题上的诚信表现较差，有过被实锤的谎言记录

按三国志魏志记载，不孝子曹髦在宫中起兵是想谋杀郭太后。太后对此下诏声讨，言辞切厉。反倒是司马昭一直给曹髦说好话。（内容见p.s.）

至于为讨论起如何善后处理而开的朝会，也是非常熟悉的场景。司马昭敦厚恭谨，不敢自专，事事请太后作主。太后处处承让，推托妇人之身让司马昭自己处理。这么美好的政局，是不是和“舜禹之事吾已知之”也差不太多？

可见魏志敢给皇帝作假是确定事实，这和魏国人的道德品质一样是否认不了的。与之对比，吴蜀两国虽然也会美化自己的战绩，改动盟约细节，但对高层的缺点还是会老老实实写出来的。吴书甚至连先祖孙坚矫诏谋杀上级的黑历史都没有大改。涂抹皇帝意志这种弥天大谎，只有魏国敢撒。

那么，为什么曹髦之死有野史记载了其他观点，献帝却没这个机会呢？原因有三。

一是曹髦死于宫外，而且是当街被杀，群众影响极其恶劣，传言流度更广。而献帝被软禁宫廷二十年，随身人员更是被不断撤换成曹氏亲信，准确消息难以实锤。

二是曹髦死后不久司马昭也去世了，新上位的司马炎是宽仁之君，对文化的镇压程度相对变松，传言流度更久远。而献帝禅位事件发生在文字狱繁重的魏初朝堂，禅位事件离相对宽松的晋朝远了不少，信息保存下来的概率更低。

三是曹髦事件后的百年内，正好出了一个习凿齿。此君是封建王朝里极其少见的自由主义学者。他所在的东晋王朝，士族权力与皇权相当，允许他记录一些“大逆不道”的事情。正是因为他的大胆直言，把司马昭弑君之事记录在书中，我们才能知道曹髦的真相。而献帝之事此时已过百年，这位习凿齿听到前朝的陈音的概率更低。

然而，即便有上述三者优势，曹髦一事依然只在《汉晋春秋》偶然记载了真相，才为世人所熟知。古代史官“考古”能力有限，充满了不确定性。

五、史料矛盾最终指向献帝已死

如果献帝确实是在禅位前被害死了，所谓的山阳公只是曹丕在普通人里挑一个相貌相仿的假货，那么以上的一切矛盾就都可以得到解释。

220年，曹丕勒令献帝退位禅让，献帝拒绝后惨遭毒手（亦可能是献帝试图像以前趁魏国有问题便伺机行动一样，在计划准备过程中被发现杀死）。之后曹丕用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相像者替代献帝走完禅位程序。

无论如何，刘协都明白前路不善。他在赴魏王之邀前托玉玺于曹节，以作死后之打算。夫妻泪别后，曹皇后在内宫静候丈夫归来。

不料刘协迟迟未归，反倒有一众兵将闯入寝宫搜索玉玺。曹节大声呵斥，拼命护玺，但仍被兵将强行夺走。曹后只能哭闹一通，空骂一句“天不祚尔”。

从曹节手里抢来的玉玺被交付给了假献帝，他将在禅位仪式上时把此印转交给曹丕，接下来就会和曹节一起去送去外地成为山阳公。

一切都看起来完美无缺。然而在禅位仪式上，百官和侍从中还是有人怀疑这个献帝是个假货——即使天下相像者极多，有帝王气象者却万中无一。同时曹丕索玺一事也不胫而走。于是群臣表面上都在欣赏魏帝的新装，背后却在窃窃私语。最终这一切被传扬出去，成为一个在整个中国蔓延的“谣言”。

世间开始大规模的祭祀刘协，既有官员又有民众。他们人多势众，法科难责，曹丕也毫无办法，只能胁迫史官无视。后来的司马氏当政，更要营造出一种尧舜禹相互禅让的节奏，于是沿用此说。

中华汉臣们为刘协服丧流泪，而衣带诏上的最后一位尚存的血性英雄愤而继承汉统，最终在白帝永安。

时光荏苒，曾经的山阳更名为焦作市。当地人有用娘瞧闺女代替了媳妇回娘家的传统。据说是当年曹丕禁止曹皇后离开封地一步，遂成此俗。

仿佛曹节身上的镣铐声能穿透千年时光的阻隔。

这是本文唯一一处没有史料佐证的地方，却比任何史料都要真实可信。唯一有能力向世间指正真相的曹节被魏廷限制了自由，只能徒留在山阳公身边直到终老。

p.s.魏晋高层改写傀儡皇帝历史的确实证据。

【《魏书·三少帝纪（曹髦传）》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东海王子髦，以为明帝嗣，见其好书疏文章，冀可成济，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数呵责，遂更忿恚，造作丑逆不道之言以诬谤吾，遂隔绝两宫。其所言道，不可忍听，非天地所覆载。吾即密有令语大将军，不可以奉宗庙，恐颠覆社稷，死无面目以见先帝。大将军以其尚幼，谓当改心为善，殷勤执据。而此儿忿戾，所行益甚，举弩遥射吾宫，祝当令中吾项，箭亲堕吾前。吾语大将军，不可不废之，前后数十。此儿具闻，自知罪重，便图为弑逆，赂遗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药，密因鸩毒，重相设计。事已觉露，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出取大将军，呼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诏示之，言今日便当施行。吾之危殆，过于累卵。吾老寡，岂复多惜馀命邪？但伤先帝遗意不遂，社稷颠覆为痛耳。赖宗庙之灵，沈、业即驰语大将军，得先严警，而此儿便将左右出云龙门，雷战鼓，躬自拔刃，与左右杂卫共入兵陈间，为前锋所害。此儿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祸，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汉昌邑王以罪废为庶人，此儿亦宜以民礼葬之，当令内外咸知此儿所行。又尚书王经，凶逆无状，其收经及家属皆诣廷尉。”

庚寅，太傅孚、大将军文王、太尉柔、司徒冲稽首言：“伏见中令，故高贵乡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祸，依汉昌邑王罪废故事，以民礼葬。臣等备位，不能匡救祸乱，式遏奸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栗。春秋之义，王者无外，而书‘襄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于位也。今高贵乡公肆行不轨，几危社稷，自取倾覆，人神所绝，葬以民礼，诚当旧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过隆，虽存大义，犹垂哀矜，臣等之心实有不忍，以为可加恩以王礼葬之。”太后从之。

使使持节行中护军中垒将军司马炎北迎常道乡公璜嗣明帝后。辛卯，群公奏太后曰：“殿下圣德光隆，宁济六合，而犹称令，与藩国同。请自今殿下令书，皆称诏制，如先代故事。”

癸卯，大将车固让相国、晋公、九锡之宠。太后诏曰：“夫有功不隐，周易大义，成人之美，古贤所尚，今听所执，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谦光焉。”

戊申，大将军文王上言：“高贵乡公率将从驾人兵，拔刃鸣金鼓向臣所止；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以军法从事。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横入兵陈伤公，遂至陨命；辄收济行军法。臣闻人臣之节，有死无二，事上之义，不敢逃难。前者变故卒至，祸同发机，诚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谋乃欲上危皇太后，倾覆宗庙。臣忝当大任，义在安国，惧虽身死，罪责弥重。欲遵伊、周之权，以安社稷之难，即骆驿申敕，不得迫近辇舆，而济遽入陈间，以致大变。哀怛痛恨，五内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陨坠？科律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皆斩。济凶戾悖逆，干国乱纪，罪不容诛。辄敕侍御史收济家属，付廷尉，结正其罪。”

太后诏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儿岂复成人主邪？吾妇人不达大义，以谓济不得便为大逆也。然大将军志意恳切，发言恻怆，故听如所奏。当班下远近，使知本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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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反驳一下 @蒙古上单 的回答。
所谓“刘协很有可能是在禅位前被杀的。”太扯淡了，大多数依据不足为信。

其有五个论据：

• 汉献帝策划了衣带诏、伏后密谋信、许都叛乱，属实是个危险分子
• 禅让程序有可疑之处
• 多方势力认为刘协被害
• 晋朝尝试掩盖司马昭弑君黑历史
• 故事会

衣带诏事件：序

蒙古上单认为，衣带诏事件是汉献帝刘协发起，至少也得是与董承合作谋划。
而以我对史料的解读，董承没有和皇帝合作的必要，事实上他很可能是矫诏。

首先讨论一切前要先分清，衣带诏事件和密诏本身。
衣带诏事件，是指董承等人以衣带诏为由同谋诛曹一事。
衣带密诏，则是指汉献帝刘协书写在衣带上的那封密诏。

“衣带诏事件”有多家史料互相印证，可信度很高，但在目前各家史料记载的“衣带诏事件”中，是否存在那封“密诏”是不确定的。

密诏一说的来龙去脉

首先要先看“密诏”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的。

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三国志》中的这段记录，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衣带诏史料记载。

这里注意其中的两个重点：
第一点，“董承辞”，事情都是董承说的，刘备没见到密诏实物。
第二点，“受帝衣带中密诏”，密诏的形式是藏于衣带中的文书。

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1]受帝^[2]衣带中密诏，当杀公。承先与先主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 《华阳国志·刘先主志》

《华阳国志》中记载与《三国志》大抵相同，唯独少了个“辞”字。

这个“辞”并非只是点出信息来源，陈寿惜墨如金，陈志素有《春秋》遗风，刻意加个“辞”字是在强调“密诏”这个事是刘备听董承说来的，并非亲眼所见。

如果像《华阳国志》中一样，不加“辞”字，这里刘备是如何得知衣带密诏的？
按照常理，董承受密诏，空口无凭，结党密谋必要示以衣带密诏取信之。

“董承受帝衣带中密诏”的暗含的意思就是：“董承以帝衣带中密诏示先主”。
略去“辞”字，直接改变了整段史料的意思。因此《华阳国志》与《三国志》的说法完全矛盾，一个是常理的“看”，另一个是不合常理的“听”。

自都许之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
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
承遂与刘备同谋，未发。 ——《后汉书·董卓列传》

《后汉书》则用简单粗暴的手法解决了《三国志》与《华阳国志》间的矛盾。

范书描述是“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
矛盾因衣带诏而起，取消这设定就行啦。
在《后汉书》中“密诏”的形式是不确定的。
也就不存在刘备是否看过密诏的争论，密诏完全有可能是个口谕，没法看。

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则直接采用了《三国志》的说法，用“董承称”做描述，意思非常明确。

四家史料中记载的“衣带诏”的说法并不统一。

《三国志》记载中董承说有衣带诏，但陈寿怀疑没有。
《华阳国志》否定《三国志》，董承那就是有衣带诏。
《后汉书》说确实有密诏这事，但那衣带诏不一定有。
《资治通鉴》里司马光说，衣带诏这个事陈寿说得对。

其中《蜀书》成书最早，很可能是第一手史料，而《华阳国志》中的记载又与《蜀书》高度相似，其成书晚于《蜀书》，故此《三国志·蜀书》的可信性更高。
而《后汉书》语焉不详，没有关于“衣带密诏”的记载，和稀泥般的内容无法拿来论证。
《资治通鉴》创作时间离东汉末年七百余载，最多就只能代表司马光的个人判断。

但总要有个结论，我以《三国志》为准，因为某种原因，导致董承密谋的时候拿不出“衣带诏”。

衣带诏事件：参与者

再看衣带诏事件的人员配置：
左将军刘备，车骑将军董承，议郎吴硕。
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

其中吴硕、王服、种辑的加入过程是有相关史料记载的。

献帝起居注曰：承等与备谋未发，而备出。承谓服曰：“郭多有数百兵，坏李傕数万人，但足下与吾同不耳！昔吕不韦之门，须子楚而后高，今吾与子由是也。”服曰：“惶惧不敢当，且兵又少。”承曰：“举事讫，得曹公成兵，顾不足邪？”服曰：“今京师岂有所任乎？”承曰：“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是吾腹心办事者。”遂定计。—— 裴注引《献帝起居注》

董承等人和刘备商议诛曹的事，刘备这边没讨论出个结果就先走一步了。
刘备走后，董承劝王服：
“别看郭汜靠几百号部下就能大败李傕数万人，咱们可不一样啊！
吕不韦家族如何崛起？他依靠的是秦庄襄王 ，你我之事也是一个道理。”
王服听了国舅一番马屁十分惶恐：
“不敢当，不敢当，其实我这手底下也没多少兵，恐怕……”
“等起了事，你得了曹公的兵，还有什么可顾虑的。”董承循循善诱。
“那我们在京城里有能用的人吗？”
“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他们都是我的心腹，靠得住。”
……
随后两人定下诛曹的详细计划。

裴注引《献帝起居注》中，详细的描述了董承制定诛曹计划的过程，
这里董承用“昔吕不韦之门，须子楚而后高”劝说王服，说明王服密谋的功利性很强。
另外的“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据说就都是董承的心腹了，所以关键还是董承。

而对于衣带诏是汉献帝发起的一个根据是：
董承不可能矫诏，矫诏就是置汉献帝于险地。
但这个根据是建立在董承在意汉献帝死活的前提下，换句话说，他要是个忠臣才行。

《三国演义》将董承塑造成了一个忠于汉室的大臣，在毛批本中给出了这样一首诗：

密诏传衣带，天言出禁门。当年曾救驾，此日更承恩。
忧国成心疾，除奸入梦魂。忠贞千古在，成败复谁论。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董承的演义形象非常离谱。

真实历史上的董承有个女儿是汉献帝的嫔妃，他还是汉灵帝的母亲董太后的侄子^[3]。
两汉外戚岂有孬种？根据史料记载，董承曾多次在献帝东归事件中打自己的小算盘。

帝寻而东归，李傕、郭汜等追败乘舆于曹阳，帝乃潜夜度河走，六宫皆步行出营。后手持缣数匹，董承使符节令孙徽以刃胁夺之，杀傍侍者，血溅后衣。——《后汉书·皇后纪下》

在献帝东归事件中，汉献帝脱离了李傕、郭汜的掌控前往洛阳，途中被二者追击，时任安集将军的董承就作为汉献帝方的将领参与其中，另有一位是兴义将军杨奉。

兴平二年十二月，汉献帝军准备连夜渡黄河逃遁，后宫的众人徒步跟随其后。期间董承见到伏皇后手持数匹丝帛，便指使符节令^[4]孙徽持刀夺走伏后的绢帛，并袭杀皇后身边的一名侍者，侍者被杀时，血溅了皇后一身。

《后汉书》记载，在献帝东归时，兵败逃窜中董承曾对皇后进行过抢劫杀人等一系列行动。
以我个人理解，渡河时董承手下的人应该并不多，派人杀皇后侍者，抢其财物，其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加强对刘协的控制，防止其私逃，而非简单的求财抢劫。

再看《后汉纪》记载：

时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挟绢十匹。董承使符节令孙俨^[5]从人间斫后，左灵曰：“卿是何等人也？”以刀捍之，杀旁侍者，血溅后衣。——《后汉纪·孝献皇帝纪》

根据袁纪描述，董承并不是突然发病了决定去抢劫，而是要刺杀伏后，但袭击时被左灵用刀格挡，未成，只杀掉侍者，事情和绢帛没什么关系。

董承的女儿是贵人，如果他要伏皇后死，那确实是有充足理由的，此处的解释也算合理。

此外还有一段董承与种辑等人欺君罔上，争夺汉献帝控制权的事件：

壬寅，行幸华阴。宁辑将军段煨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资储，欲上幸其营。猥与杨定有隙，迎乘舆，不敢下马（揖马上）。侍中种辑素与定亲，乃言段煨欲反。上曰：“煨属来迎，何谓反？”对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马，其色变也，必有异心。”于是太尉杨彪、司徒赵温、侍中刘艾、尚书梁绍等曰：“段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车驾可幸其营。”董承、杨定言曰：“郭汜来在煨营。”诏曰：“何以知？”文祯、左灵曰：“弘农督邮知之。”因胁督邮曰：“今郭汜将七百骑来入煨营。”
天子信之，遂路次于道南。
丁未，杨奉、董承、杨定将攻煨，使种辑、左灵请帝为诏。上曰：“王者攻伐，当上参天意，下合民心。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6]，而欲令朕有诏邪？”不听。辑固请，至夜半犹弗听。奉乃辄攻煨营。——《后汉书·献孝帝纪》

兴平二年十月十日，皇帝的队伍行至华阴县。
宁辑将军段煨得知此事，便带着大批物资迎驾，准备接引皇帝前往自己的军营驻扎。
段煨与献帝队伍中的杨定曾结过梁子，因此在拜谒皇帝时不敢下马，只在马上作揖。

种辑素与杨定的关系不错，便去和汉献帝说段煨要造反。
刘协不解，问道：“段煨来迎接我，怎么会是要造反呢？”
种辑答：“迎驾不守在县界等候，拜见御乘又不肯下马，观其神色紧张，必是有反意！”
听了这话，以太尉杨彪、司徒赵温、侍中刘艾、尚书梁绍四人为首的大臣们坐不住了，
众人便上前劝谏：“臣等敢以性命相保，段将军必不会反，御驾可临幸段将军的军营。”
董承、杨定扯谎：“郭汜在段煨的大营。”
刘协反问：“那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文祯、左灵答：“弘农的督邮知道此事。”
弘农被董承等人威胁，只能说：“郭汜今天确实带着七百骑兵入了段煨的大营。”
刘协便听信了董承等人的说法，献帝的车队只能驻扎在路旁，未能入段煨大营。

兴平二年十月十五日，杨奉、董承、杨定准备攻打段煨营地。
便让种辑、左灵二人去找汉献帝，请皇帝下达攻打段煨的诏令。
刘协说：“君王发起战争，上要参天意，下要合民心。司寇行刑的时候，君主也要停止奏乐，你们还打算命令朕下令吗？”
注：此处刘协表达的意思是，君王发动战争需要宣战理由，且要保持“仁”德，段煨既然没有造反，没必要先下手为强。
种辑继续请求皇帝，要攻打段煨，但刘协始终不从，不下诏，朕就是不下诏，直到夜半时刻，杨奉等人放弃请诏，越过汉献帝的命令直接攻打段煨大营。

根据相关史料不难看出，董承这厮比李傕郭汜之辈不逞多让，他并不会真的在意刘协的死活，如果真的是董承矫诏，也丝毫不会让人意外。

衣带密诏

董承到底有没有矫诏？可以从董承要这个密诏的用途方面来分析。

曹操能拿出汉献帝的诏书，曹操拿出的诏书能说明这是汉献帝下达的政令吗？
很明显不能，只要政令跟随曹操的政治方向，大家就会认为这是曹操的政令。

同理，这回董承拿一个所谓的密诏，能说明这是汉献帝下达的政令吗？
当然也不能，董承本身就在结党营私，想杀曹操夺权简直都理所当然了。

想靠密诏来“结天下义士”是没用的，拿出来都没人信，更别提拿不出来。

密诏真正在发挥的作用，是让董承众人密谋诛曹行动师出有名。

董承召集人手造反总要有个由头，什么理由？去夺曹操的权么？
曹操的权哪来的？是“奉天子以令不臣”，权力源头还在于皇帝。
造皇帝的反？要是董承真的这么说，可能都轮不到被曹操处死。

董承唯一能用的理由是：曹操并非奉天子而是挟天子，我反曹不反汉。
怎么证明？当时是没法证明的，不然董承也不会“辞受帝衣带中密诏”

有人指出《后汉书》中有记载，曹操屠戮汉臣，还派姻亲监视控制皇帝。
由此证明当时的曹操人人得而诛之，无论董承还是皇帝，诛曹都有合理性。

私以为那时候曹操的表面功夫做得还是不错的，这里来分析一下这段史料。

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馀内外，多见诛戮。——《后汉书·皇后纪下》

这段就是讲曹操迎帝许都后，便把皇帝身边的兵卫都换成了曹氏姻亲，还屠戮忠于汉室的大臣。

范晔著《后汉书》主观色彩浓厚，有些内容是不能直接看表面意思的。

首先，描述有明显夸大的事实。

“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太过分，曹操要架空皇权，刚开始至少要给皇帝留个底线。按照范书的说法，不止是外面的宿卫禁军，就连皇帝身边的侍卫都是曹操的人，这别说是安全，汉献帝恐怕连自己的隐私都没有保证。皇帝在曹操这像是在坐牢。

范晔想说明的是，曹操对汉献帝进行了人身自由的控制以及监视，至于控制和监视到何种程度，还要结合上下文来解读。在《后汉书》中，紧跟这段的描述也否定了“莫非曹氏党旧姻戚”的说法。

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俛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后汉书·皇后纪下》

首先，曹操面见皇帝，皇帝不爽，给曹操脸色看，曹操什么反应？大惊失色。
其次，三公领兵朝见，照礼法，要虎贲执刃挟之，曹操直接吓出一身的冷汗。
这可以看出此时的曹操对皇帝还有所顾忌，虎贲卫士这些禁军还并非是曹操自己的人，假如皇帝的人身安全乃至隐私都被曹操切断掌控了，曹操没必要佯装出这般作态。这基本可以确定，曹操应该只是换掉了一部分人。

另一方面，议郎赵彦被曹操恶而杀之，其馀内外，多见诛戮。
屠戮官员的记载肯定是真事，但这个“恶而杀之”就很荒谬了。

曹操是个军阀，曹操也是个政客，如果有阵营九宫格，曹操必然是守序邪恶阵营，他看重利益，他也讲规矩，他更擅长利用规矩，史料中记载的曹操更擅长用规矩来整治人，利用规矩来杀人。

这个议郎赵彦在台面上肯定不是因“为帝陈言时策”而死，至少“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只是秉笔者的个人推断，曹操总不能说：那个赵彦，谁TM让你去和皇帝唠嗑的？把他拖出去杀掉。好家伙，那下面的剧情应该就是刘协插嘴，曹操：“朕，朕，狗脚朕，夏侯惇你去帮我殴帝三拳。”

在这一段记载里，曹操像是在自顾自地杀人，丝毫没有遮掩的意思，这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戏说不是胡说，改编不是乱编，这点在《后汉书》里也有相关记载证明。

建安元年，从东都许。时天子新迁，大会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见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未得宴设，托疾如厕，因出还营。彪以疾罢。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将作大匠孔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操曰：“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易称‘积善馀庆’，徒欺人耳。”操曰：“此国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杀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缨緌搢绅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后汉书·杨震列传》

建安元年，天子迁都许县，便设宴，把朝廷官员们约到一起吃席。
御筵中曹操入殿，发现尚书令杨彪一脸不悦之色，心里咯噔一下。
“这怕不是要摔杯为号，桌子底下钻出刀斧手来细细切我做臊子。”
层层疑虑之下，席肯定是吃不成了，曹操厕遁，回了自己的大营。

同年九月，杨彪因身体健康原因，尚书令的职务被罢免。

后来赶上袁术称帝，曹操便利用袁术和杨彪的姻亲关系进行诬陷，奏请皇帝将其收监下狱，罪名是谋大逆。这事恰好被知名(抬杠)学者，时任将作大匠的孔融知道了，孔融是最爱参合这种事的，朝服都来不及穿，就跑去曹操那里给杨彪求情。

孔融上来就是一波阴阳怪气：
“西周古法明德慎罚，父子兄弟一人犯罪都互不牵连，更何况杨公他只是和袁术有姻亲，怎能拿此事治罪于他？杨公四世清德，世人多有瞻仰，现在落得这般下场，可见《易经》所说的什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不过是骗人的鬼话罢了。”

曹操自知抬杠不敌孔北海，没搭这茬，只得把话头往官面上扯，说：“这些都是皇帝的意思。”

这就像领导跟你说“这是组织的决定”，说出这话，你再问就是不懂事了，但孔融可不吃这一套：
“假如周成王要杀邵公，周成王还能说不知道这事吗？今天下士族之所以仰望明公您，就是因为明公聪明仁智，辅佐汉朝，举荐正直之士，斥退邪妄之人，以至现在的四海升平之象，可若是您滥杀无辜，让世人得知，那人心可就散啦，我孔融自比鲁男子，便也要拂衣而去，不在朝中做官。”

一番详谈之下，曹操权衡利弊，不得已只能放了杨彪。

到这里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当时的曹操肃清朝中异己势力，是借用体制的力量奉旨杀人。整治杨彪这种死硬老臣，先找个由头罢了他的官职，等待时机，再给你扣上个谋反的大帽子，最后又因为杨彪的政治影响力太大，放弃了这次杀杨彪的行动。

这和此前的董卓、李傕、郭汜都不太一样。他们是完全不听命于皇帝，李傕、郭汜在长安大打出手，皇帝派人劝架，根本不听，甚至在乱兵之中，箭矢都射到了皇帝眼前，而董卓更过分，皇帝都直接杀了换掉，去攻打他们属于是杀反贼的救驾行为。

此时的曹操，还属于是奸佞之臣而不是反贼，今天请诏杀个人，明天起奏罢个官，这些东西的背后都有皇权的背书，如果董承直接大喊什么奥利给，干了曹操兄弟们，这只会显得他夺权心切，属实是不太合适的，这时候一个“清君侧”之类的理由就很有用了，而衣带诏相对于清君侧还要更优，清君侧属于你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帮助”皇帝摆脱奸佞，多少沾点理亏，衣带诏干脆是皇帝身不由己的情况下，秘密下令让你帮他夺权，法理上的优势都拉满了，至于皇帝为什么会相信你夺权的时候，不会让他死于乱兵之中，以及夺权后会不会真的“大政奉还”，请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结论

故此，董承不太可能因为一封可有可无的密诏就去密谋，但在面对政治面貌尚且不错的曹操时，他却有十足的理由去矫诏。加上刘备压根没见到密诏这一点，基本可以确定董承是矫诏。
这有点类似陈桥兵变，并非套一身黄袍就必须要起事，而是时机成熟时，需要“被”套上黄袍。

补充：
《三国志》中，衣带密诏事件还有一个吴子兰参与。
猜测此人应该是手里有些兵马，但人微言轻的小角色。
史料里没有明确记载吴子兰职位，仅使用将军称呼，具体什么将军，不明。
其次，子兰是个双名，东汉至晋朝期间，单名为贵，双名为贱^[7]。由此可见此人职位不高。
虽然有可能是姓加表字的称呼，但既没有明确记载，其他史料也将其舍去，此处不做解析。

伏皇后之死

蒙古上单认为，伏后造反的直接原因就是不满曹操对董承事件的处理方式。
这个属于无端联想，史料写的很清楚，伏后要么没有造反，要么没有不满。

先看史料记载：

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妊，累为请，不能得。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废后，假为策曰：“皇后寿，得由卑贱，登显尊极，自处椒房，二纪于兹。既无任、姒徽音之美，又乏谨身养己之福，而阴怀妒害，苞藏祸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诏，其上皇后玺绶，退避中宫，迁于它馆。呜呼伤哉！自寿取之，未致于理，为幸多焉。”又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入宫收后。闭户藏壁中，歆就牵后出。时帝在外殿，引虑于坐。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酖杀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馀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后汉书·皇后纪下》

书接上文，时间是建安五年。
董承等人密谋刺杀曹操的计划泄露。
董承被杀并被夷三族，董贵人也遭到株连。
汉献帝以董贵人有身孕为由，向曹操为其求情。
但曹操完全不吃刘协这一套，直接就将董贵人杀掉。
伏后自从这事发生后就一直很害怕，便给父亲伏完写了封信，
信中写了曹操的残酷行径，希望父亲能够起兵诛曹，但伏完不敢。
在十四年后，建安十九年（214年）伏皇后发密信给父亲的事败露了。
曹操大怒，逼着汉献帝要废掉伏皇后，又假借皇帝的名义拟了一份诏书：
“皇后伏寿，其出身卑贱，登皇后尊位，至今已有二十余年，
没有太任太姒^[8]的名声与美誉，也缺少饬行以养己身的福气，
却又在暗含嫉妒，包藏祸心，这样又怎能为皇帝延续血脉呢！
现由御史大夫郗虑持诏，收皇后玺，另其搬出中宫迁往它处。
呜呼伤哉，伏寿咎由自取，没有治罪于她，已是皇恩浩荡了。”
又命令时任尚书令的华歆，作为郗虑的副手，带兵进入后宫抓捕伏寿，
伏寿锁上门，藏在夹墙里，结果还是被华歆像牵牲畜一样拉到郗虑的面前。
当时汉献帝坐在外殿，而伏寿披头散发，光着脚边走边哭，在经过汉献帝面前时，
伏寿向汉献帝开口诀别：“难道就不能救我一命吗？”
汉献帝无奈道：“我自己还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呢”，
转头向郗虑说：“郗公，天下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吗？”
……
遂伏寿被关入暴室，囚禁致死。
伏寿生下的两名皇子都被毒死，
皇后在位二十年，宗族内死者达百余人，
皇后的母亲盈氏与其余十九人发配涿郡。

这段是《后汉书》描写伏皇后之死的内容，前有因后有果，非常详细。
《资治通鉴》内容基本照抄《后汉书》，细节略有更改，就不再放了。
如果这么看，无论其是否为汉献帝指使，伏皇后确实存在造反的意图，
但是这段史料记载存在多个疑点，解释之前先看看《三国志》的说法：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
……
十九年十一月，汉皇后伏氏坐昔与父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曹瞒传曰：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
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乎！”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
出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裴注《曹瞒传》

建安五年（200年）正月，董承等人诛曹密谋泄露，均被处死。
……
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一月，
伏皇后曾经给还在任屯骑校尉的父亲伏完写过一封信，
内容是汉献帝因董承被杀而厌恨曹操，信中用词丑恶。
此事被曹操听说，伏皇后被废处死，其兄弟均被处死。

这可以看到《三国志》和《后汉书》对于伏皇后之死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

《三国志》
衣带诏密谋的受害者：董承与其他密谋者，处死。
伏皇后写信的理由是：通知关于皇帝的情况。
密信内容为：皇帝因董承被杀对曹操生怨。
事件结局：皇后被废，处死，兄弟连坐。

《后汉书》
衣带诏密谋的受害者：董承与其他密谋者，夷三族，包括董贵人。
伏皇后写信的理由是：因董承密谋事件后董贵人的被杀而恐惧。
密信内容为：曹操的残暴行径，希望父亲伏完密谋诛曹。
结局：皇后被废，处死，宗族连坐，两名皇子被鸩杀。

到止，就可以看到蒙古上单的说法有问题。

《三国志》的伏皇后，给父亲写的信里用词很难听，说明她确实对某人不满，这个人可能是曹操，但当时她只是给父亲通风报信，指出皇帝不满曹操，而没有想要造反。

《后汉书》的伏皇后，给父亲写的信里明确是要父亲伏完造反，但她的理由是怕自己被曹操所杀，而非对曹操不满，不满和恐惧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史料写的很清楚，要么伏后没有不满，要么伏后没有造反，不存在伏后因不满而造反。
更何况就算伏后因为不满曹操而造反，这和刘协有什么关系？能用来说明他不老实么？
但在《三国志》和《后汉书》中，无论是哪个说法都有不合逻辑或者自相矛盾的问题。

《后汉书》

1.伏皇后写信的理由不合逻辑

按照《后汉书》中的说法，董承造反夷三族，董贵人被连坐。
伏后写密信造反的原因为：“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9]”。
文中的“自是”解释成“自此”，“乃”做连词“于是”，
自董贵人死，伏后就很害怕，于是给父亲写信。
这明确的表达了伏后写信给父亲的因果关系。

也就是说，伏皇后为董贵人被杀这事很害怕，然后……居然还要求自己父亲密谋造反！？
董贵人被杀只因他父亲造反，伏后要求父亲造反来保自己的平安的行为就是本末倒置。

新冠很可怕，传染上了可能会死。隔壁的董小姐就因新冠而死。
好怕，我必须要先患上新冠，获得抗体，避免新冠带来的威胁。

这是什么逻辑？

2.曹操怎么知道这封信的？

一封十四年前的信件被曹操得知，这事情本身就很蹊跷。
裴注引《献帝春秋》做出过一个解释，信是伏完自行交出的。

献帝春秋曰：董承之诛，伏后与父完书，言司空杀董承，帝方为报怨。完得书以示彧，彧恶之，乆隐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阴为之备。
出自《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裴注引《献帝春秋》

董承被杀后，伏皇后给父亲写信，说“因董承被杀皇帝有所埋怨”
伏完拿到信后给荀彧看，荀彧阅信时觉得信中的恶言十分不妥，
看过信后，荀彧沉思良久，对此事没有表达出自己的看法。
伏完又把皇后密信拿去给小舅子樊普看，
结果樊普转身就把信交给了曹操，
就此曹操把这封信收了起来。

《献帝春秋》中的密信内容是“司空杀董承，帝方为报怨”，也就是指《三国志》中的密信，
伏完拿信给荀彧看，因为荀彧是曹操阵营中的保皇派，而信的内容是皇帝与曹操有隙，所以这一举动可能是为了试探或者征询荀彧的意见，到这为止，勉强算合理。

后面就不对劲了，曹操和皇帝间的矛盾，也就是保皇派与地方军阀的矛盾，找荀彧商量能理解。可伏完拿信去给小舅子樊普看？樊普是什么角色？他肯定不是曹操决策圈子里的人，那些人的名字基本都在曹魏史书里记着。

至于保皇派，基本都是汉朝老臣，樊普也不沾边。所以伏完给樊普看信的行为，纯粹就是找娘家人商量商量，这就很无厘头了。

伏完，早年任侍中，女儿入后宫为贵人，立为皇后，由此契机，伏完扶摇直上，任执金吾，官拜辅国将军，仪比三司。后面曹操实施“奉天子以令不臣”策略，伏完主动奉上印绶，改拜中散大夫，又迁任屯骑校尉，按照范书的说法，最后还得以善终。范晔评价其深沉有大度。

这种深沉有大度，善于审时度势的老油条，遇到政治站队问题，自己拿不定主意，跑去找小舅子樊普商量，搞到最后还被小舅子给卖了……这是什么乡村爱情智斗戏？伏完表字是广坤吗？

私以为《献帝春秋》中的记载是很离谱的，裴松之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

臣松之案献帝春秋云彧欲发伏后事而求使至邺，而方诬太祖云“昔已尝言”。言旣无徵，回托以官渡之虞，俛仰之间，辞情顿屈，虽在庸人犹不至此，何以玷累贤哲哉！凡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谓以吾侪之言而厚诬君子者矣。袁暐虚罔之类，此最为甚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裴注引《献帝春秋》有点长的，在我引用的部分后面还有这么一个情节。

自打荀彧看过密信已经过了一段日子（我算了下至少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某天荀彧突然就对自己当时的隐而不报感到后怕，自己看过密信这事要是被曹操知道了怎么办？不行，要提前一步告诉曹操，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荀彧：“曹公把女儿许配给皇帝吧。”
曹操：“欸，皇帝身边还有伏皇后，这怎么行呢？”
荀彧：“伏后无子，凶的一批，对了，之前伏后给他爹写信，信里写的贼难听，可以直接废了她！”
曹操：“等会，什么信？这事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起过？”
荀彧（装出一脸的惊讶）：“我以前和曹公你说起过啊。”
曹操：“这又不是什么小事，我怎会忘！”
荀彧（这次真的很震惊）：“我确实是没说过，但那时候您在官渡打仗，我怕给您压力……”
曹操：“那我和袁绍打完，你怎么不来找我说？”
荀彧：“……”
荀彧直接无语，曹操当时就记仇了。

裴松之看了这东西顿时蚌埠住了，他的评价大致意思是，这剧情太弱智了，普通人都不至于这样吧？更别说荀彧了，这可是荀彧啊！

所以说吧，《献帝春秋》这东西应该更像是三国同人题材小说，还是小白文，属实信不得。
但它确实提供了一种思路，这个信有可能是伏完拿去给别人看了，因此泄露到了曹操那里。

但这个思路仅能讲通陈志中的密信，是解决不了范书中密信的。

《三国志》中密信的内容仅仅是传达汉献帝单方面厌恶了曹操。
《后汉书》中，伏完收到的是一封谋反信，是不能随意示人的。

《后汉书》中伏完收到密信的结果是“完不敢发”，既然不敢，伏完没理由留着这个烫手山芋，信的原件自然会被销毁，曹操没道理拿到信的物证，而人证是毫无说服力的，这事可是过了整整十四年才被翻旧账，如果有证人，你十四年前干嘛去了？你现在这么急要杀伏后，你大概就是他的同党！

3.前后说法矛盾

《后汉书》中先是说曹操“逼帝废后”，逼迫皇帝废掉伏后。
在写了诏书走了程序后，又在后面写到“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
要知道“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而伏寿下暴室幽死时，已不是皇后了，不能再用“崩”，庶人要用“死”。
有人说可能是范晔不认曹操逼帝废后的程序，但我们看在刘协死的时候：

魏青龙二年三月庚寅，山阳公薨。
出自《后汉书·献孝帝纪》

刘协作为山阳公，薨，没问题，范晔立场鲜明，但也认可曹魏势力的法律程序。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除了误笔，就是这段内容用了春秋笔法，下笔回护但又留了破绽，
不过我个人实在想不到其中玄妙，范晔作为一个刘宋人，看起来是没有必要这样写的。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时没有发表更多看法，仅仅是将此处的“以幽崩”改为了“以幽死”

4.引用的史料本身可信性不高

对比前面《三国志》裴注的《曹瞒传》，
可以看出《后汉书》是引用的《曹瞒传》内容。
范晔修史时改动了一些看起来可能不是很合理的地方，如：
“歆坏户发壁”，已经五十七岁的华歆打烂房门把皇后牵出来，纯度颇高，故删去。
“执帝手”，走投无路已是庶人的伏寿跑去抓皇帝的手，华歆不一脚踢翻她？删。
“遂将后杀之”，废后直接杀，查查两汉废后的史料，改为“以幽崩”诸如此类。

《曹瞒传》，三国时期之后的吴人所著，光看名字就能知道内容是黑曹操的。
被裴注和范书引用的大多是一些孤证，拿这个做史料来源，可信度并不高。

《三国志》

——未完待续。

参考

1. ^ 《三国志》此下有辞字。
2. ^ 元丰本与廖本并《三国志》同作帝，其他各本皆误作命。
3. ^ 董承，汉灵帝母董太后之侄，于献帝为丈人。盖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也。—— 裴注
4. ^ 符节令乃持虎符、使符的官员，职位颇高，结合场景来看，可能是董承的亲信。
5. ^ 据范书皇后纪改补，又「孙俨」作「孙徽」，未知孰是。—— 章怀注
6. ^ 此典故出自《韩非子·五蠹》，原文为“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这里少了个乐字，可能是后世误抄，或者刘协的文化课没学好。
7. ^ 源于王莽的“二名之禁”。
8. ^ 周文王与周武王之母
9. ^ 《资治通鉴》中，此处改为“伏皇后由是怀惧”。

已修改，对 @蒙古上单 上单兄的高赞回答，我提出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吧。

这整篇推理，最核心的出发点在于这么一条史料，就是《后汉书献穆皇后纪》中，魏方派遣使者从曹皇后曹节手中讨要“玺绶”，曹节挣扎反抗了半天，拉扯了一波，才把玺绶交出来。

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不与。如此数辈，后乃呼使者入，亲数让之，以玺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左右皆莫能仰视。——《后汉书献穆皇后纪》

于是，上单就认为，汉献帝的玉玺，竟然在皇后手里，这太不正常了！于是他结合王莽受禅时候的情节，认为汉献帝其实早已经被曹丕弄死了，所以国家无主，玉玺才需要由曹皇后保管。

在这个假设基础上，他进而还提出后来禅让仪式上的汉献帝，后来被封为山阳公的汉献帝，都是一个傀儡替身~

实际上这整个推理中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后汉书献穆皇后纪》中提到的“玺绶”，误认为天子玉玺。然而实际上，魏方派人来拿的，是曹皇后自己的皇后玺绶！这也导致了整个推理的核心前提“汉献帝禅让前已死”无法成立。

首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天子玉玺？曹皇后有玺绶吗？

在汉代，玺绶并不是天子的专利，而是整个宗室诸侯的爵位象征。在《续汉书·舆服志》中，诸侯王一级用的是玺绶，而二千石以下的各个等级官僚，用的是印绶。

《后汉书·皇后纪下》注引蔡邕《独断》:“皇后赤绶玉玺”。

这里甚至对皇后玺绶的玺和绶各自的规格颜色，都作出了规定。由此可见曹节作为东汉末代皇后，有玺绶是自然不过的事！在一些场合被叫做玉玺，也是正常的现象！

在汉代史料里，玺绶一词经常单独出现，但我们只要结合一下上下文语境，就会发现其具体所指，是皇帝的，还是以太子的，还是皇后的，还是诸侯王、甚至是匈奴王的，都可以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太尉奉上玺绶，即皇帝位”--《后汉书 孝安帝纪》
“今遣大司徒涉、宗正吉持节，其上皇后玺绶。”--《后汉书 光烈阴皇后纪》
“十四年，封荆子元寿为广陵侯，服王玺绶，食荆故国六县”--《后汉书 《光武十王列传》
“中常侍持皇太子玺绶东向授太子”--《后汉书 礼仪》
“比弟左贤王莫立，帝遣使者赍玺书镇慰，拜授玺绶”--《后汉书 南匈奴列传》

上单直接认为《后汉书献穆皇后纪》中提到的“玺绶”等同于天子玺绶，就不免武断。

其次，我们还要继续探讨一下，曹丕为什么派人来收回曹节的皇后玺绶？

这就涉及到了汉代的皇后册免制度问题了。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就有一套比较严格的皇后册封和罢免的规则，一旦皇后被降级或者罢免，都需要收回皇后的玺绶。《汉书·外戚传》里说，

汉武帝废陈皇后, “使有司赐皇后策曰:‘其上玺绶, 罢退居长门宫。’”。

这个“上”就是上缴回收的意思。

到了东汉，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例子。比如《后汉书·皇后纪》:

“元和元年, 策收玺绶, 后自致暴室, 以忧死。”

这个“收”，就是收回皇后玺绶的意思。

汉灵帝的宋皇后，被中常侍王甫诬陷搞巫蛊，皇后被废，也遭遇了“遂策收玺绶”的事情。

远的不说，收回皇后玺绶这事，在汉献帝自己身上也发生过。《后汉书·皇后纪下》记载了献帝废伏皇后的事, “今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诏, 其上皇后玺绶”。所以说这事对汉献帝并不新鲜。

后宫除了被废这种情况外，如果遭遇降级，也需要收回玺绶。比如后汉书中，汉章帝时候齐王刘晃和母亲太妃互相撕逼，弄得汉章帝很生气，刘晃的爵位就被降级为芜湖侯，起飞~史料记载说

“其遣谒者收晃及太姬玺绶”

这里刘晃的齐王玺绶因为降级遭到回收，同样他母亲太妃也被回收了玺绶，非常有可能也是遭到了爵位降级。

在本案中，曹节并没有被废，而是随着汉献帝一起遭到了“降级”。刘协从天子一级，降到了公一级，那么曹节的秩级自然也要相应的调整，天子之妃称之为后，诸侯则称之为夫人。比如《魏书·陈留王》记载：

己未，故汉献帝夫人节薨，帝临于华林园，使使持节追谥夫人为献穆皇后。

所以说，既然曹节不是皇后了，而是山阳公夫人，那么她的皇后玺绶，自然也要被曹丕的新朝廷回收。

第三、我们可以换一种角度来思考，就是《后汉书献穆皇后纪》中对曹丕派人向曹节索要玺绶之事，“魏受禅，遣使求玺绶“，该事实际上可能的组合有四种，就索要玺绶的时间和玺绶的物品性质2方面而言：

1、禅让前+天子玉玺

2、禅让后+天子玉玺

3、禅让前+皇后玉玺

4、禅让后+皇后玉玺

下面我不怕大家嫌麻烦，稍微展开一一比较：

情形一：禅让前+天子玉玺

这种情况下，由于禅让尚未完成，按上单的理解，默认刘协已死，曹节为太后暂时保管玉玺。那么这种情形，就类似于王莽一案。在新莽政府和刘汉政府的对接程序中，代表刘汉政府和元太后对接的行事官，是“莽使安阳侯舜谕指”。

那么这个“安阳侯舜”是谁？答案是王莽的弟弟，王舜。王舜此时是以什么身份代表汉政府和元太后对接呢？根据《后汉书·王莽传上》：

元始元年正月（公元1年）.......太后下诏曰：“......车骑将军安阳侯舜积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冲万里，功德茂著，益封万户，以舜为太保。”
随后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上奏太后曰：“......臣与太保安阳侯舜等视，天风起，尘冥，风止，得铜符帛图于石前....”

可见，直到王莽新朝成立的公元9年的一年之前，王舜一直官居三公之一的太保。

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西汉三公“太师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此时王莽位居太傅，作为被禅让的对象已经是汉朝政府的谈判对立面，能代表汉朝政府的最高级别官员，原本应该是太师孔光，但“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在公元5年孔光去世，暂无史料记载新任太师，那么此时除去太傅外，就是太保王舜。

王莽一案，代表汉政府太后接收天子玉玺的行事官，是由太保执行。而在东汉末，代表东汉政府和魏王对接的最高长官，则是御史大夫张音。具体为何在东汉末御史大夫是最高代表行事官，可参考孙正军教授的《禅让行事官小考》一文，这里不再重复。

但总之，代表汉政府从太后手中接收天子玉玺的行事官，在汉代史料中均为有名有姓的三公级别高官，史书一定会详细记录姓名。但在《后汉书献穆皇后纪》中对曹丕派人向曹节索要玺绶之事，仅仅使用了“遣使”二字，不符合后汉书的记录习惯。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使节，并非三公，索要的也非天子玉玺。

情形二：禅让后+天子玉玺

这种情况基本可以排除，禅让仪式上曹丕已经从华歆手中接受玉玺。无须再次向曹皇后索要。

情形三：禅让前+皇后玉玺

这种情况也不符合制度。在皇帝尚未完成禅让程序之前，绝无皇后先行完成降级“收玺绶”程序之理。

情形四：禅让后+皇后玉玺

排除以上三种可能性，情形四就成为唯一之可能，具体原因前文已经详述，不再重复。但此处还需说明的是，为何此处后汉书并未列出向曹皇后（不对，是山阳公夫人）回收玺绶的使者名字。

在上面提到的《后汉书 《宗室四王三侯列传》里，刘晃从齐王被贬为侯收回玺绶，派的行事官是“谒者”。

《窦融列传》中大将军窦宪被收回将军印，窦宪大将军官职，均可比照公一级爵秩。

“遣谒者仆射收宪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

根据《后汉书·舆服志》，

“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会朝若蚕，各乘其夫之安车”

所以曹节作为山阳公夫人，可依照山阳公爵秩，同样是公一级。我们可以认为，派去山阳公夫人处回收玺绶的使者，也极有可能是谒者仆射或者其他谒者。

根据《后汉书 百官志》谒者种类多样，比如“谒者仆射一人，比千石”，“常侍谒者五人，比六百石。”

因此，后汉书中对于谒者行事，不录姓名也是常有之事，限于篇幅不再列举。既然前往曹节处的行事官为谒者，那么也就排除了玺绶为天子玺绶的可能。

还有一些细节的疏漏需要指出来，例如蒙古上单认为：

刘协其余亲子皆被曹氏暗害，导致山阳公之位无人可传。刘熙刘懿刘邈刘敦等人本应接替早夭的刘冯自动成为山阳公的嫡子，但他们除了封王以外，皆无明确记载，甚至在曹丕篡朝时也没有被降爵的说法。

所谓山阳公后代无记载、未见降爵的说法，也和基本史料不符合。后汉书孝献帝纪建安十七年

“九月庚戌，立皇子熙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邈為濟北王，敦為東海王。”
“冬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為山陽公……受四皇子封王者，皆降為列侯。”

这所谓的降为列侯的“四皇子”，指的明显就是建安十七年的四位刘协皇子。如此明显的记载，不知道蒙古上单如何得出“甚至在曹丕篡朝时也没有被降爵的说法”的结论。所以蒙古上单无法有效证明山阳公无后。

以上为个人看法，不足之处还请上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