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西安一业主因翻墙被志愿者罚对镜头做检讨，随后志愿者登门道歉？这种情况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吗？ 第1页

你以为谁都可以当志愿者？

疫情之下暴露出一些人性的正反面和社会中的潜在矛盾。其实老百姓不傻，谁在为防疫付出，谁在借防疫投机，一清二楚。

说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事儿：

去年某月小区有密接的密接，小区封闭，单元门被封死，小区有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搭帐篷进行管理值守。

但是小区封闭前没任何通知，非常突然，想想配合防疫仍表示理解。

比较搞笑的是，当地媒体在宣传时声称提供居民生活保障，然而实际却是隔离期间老人断药断粮没人管，社区连个电话也没打过。幸亏在小区封闭前囤积了一些米面肉菜，问邻居要了些药，算是勉强凑合了过来。

隔离结束，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要求我们下楼捧着鲜花锦旗举着横幅拍照，采访时要我们表达开心和感谢…我当时被恶心坏了就没参与，其他老人被拉了去拍照采访。

关于志愿者我想说，大部分志愿者是真心好，没日没夜累死累活，但也有一小部分志愿者真的是在疫情中投机倒把。

对于那些借疫情谋取个人利益（仕途/权力/金钱）且滥用权力的人，你若不严肃清除，那就是对那些本分的志愿者最大的不公平。

这几个所谓志愿者就是我之前说过的：

防疫名头加持，拿鸡毛当令箭，戏精附体，挂在身前的胸牌闪闪发光，让他们误以为自己是标准执法人员。

新闻里说，这些所谓志愿者本身就是普通业主，挂个胸牌就抖了起来欺负同小区业主，就敢公开羞辱未经公检法定罪的普通公民，真是目瞪口呆。

挂个胸牌就生猛到这个程度。。。

极少数“志愿者”的恶行，损害了整个兢兢业业辛辛苦苦防疫的志愿者群体，他们是真心的害群之马。

评论区有人说志愿者道歉了。这个所谓志愿者道歉的时候，有没有当着全网说出自己的姓名和住址？有没有把道歉的视频放在全网？能不能让这个业主也大声的呵斥一下这个志愿者？

可以吗？

不信大家看：

1、志愿者共三人，一左一右两个控制住业主。战斗力最强的一个逼着业主面对镜头进行检讨。这不是公安警察才能做的事情吗？一普通的公民，挂了个胸卡，顶了个防疫名头，就可以有了超越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的勇气是梁静茹给的吗？

对不服管的人员，难道不应该是打110报警处理？ 现在这么做，是不是私刑？违不违法？

不对不对，如果是正规公安肯定流程正规，不会逼着未定罪嫌疑人在公众面前检讨，公开暴露隐私并且羞辱，那是要被调查的。

2、志愿者完全没有法律意识，居然让业主面对网络，说出自己真实姓名和住址，目测严重侵犯了业主的隐私，他们的勇气是梁静茹给的吗？强迫业主泄露自己的隐私信息，这妥妥的是违法。

3、业主明确说没有买到菜，且网上也抢不到才被迫出门，他的行为是为了自己的温饱。可惜没说几句就被这个志愿者愤怒地堵回去：“ZF有爱心呵护，昨天有菜送到”。

问题是业主跑出去6次，是不是这6次都是有菜，业主吃饱了没事溜出去玩？

老百姓的实际困难，有没有给他机会说说？当然没有。志愿者立即大声反问业主，业主吓得没敢反驳，志愿者气场惊人。

最后，我听见这种志愿者高喊加油就讨厌，还有那个背景里全是加油的煽情音乐。

有什么好煽情的，实实在在好好送个菜，好好学学法律，好好体谅一下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才是为人民服务。

你们发了菜业主还不够吃，这是谁的过错？谁该认错检讨？公开检讨和曝光个人信息属于法外私刑，这远比擅自绕开封控更危险，因为它涉及剥夺隐私权和名誉权，这属于公民权利。任何涉及公民权利的惩罚只有法院通过严格流程才能做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也不光是现实层面的，更多的是千年法家社会的观念遗留。

要不是配送物资确实无法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我不认为会有任何人愿意多次冒着可能留下案底的风险突破风控去买菜。食品配送的混乱，乃至于整个传播严重到目前的程度，就是某些不尽职的管理者在初期决策迟滞混乱导致的（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大量人员被撤职），市民只是被迫成为为此擦屁股而付出的代价而已。由于这些人预案不充分，对于封闭带来的影响完全没有认识，导致菜没法从仓库送到居民家里。由于当地的外卖配送员也被封闭在家，货物根本无法配送，所以订单永远会是无人配送，无人接单的状态。甚至一些小区关闭了电梯，或者禁止出单元门，而配送人员无法进入小区，所以即使有配送也难以取货。疫情开始到现在也已经两年时间了，禁止出户地点可能出现的供应问题应该早就不是未知的了，各地对于封闭小区的物资保障有大量经验可供参考。远的不说，近的浙江上虞对封闭小区就迅速组织各类供应管道成熟的外卖快递和商超便利店组成配送机制，免费配送生活物资到户。西安的财力是不会不如一个普通地级市绍兴的，何况已经有专款拨给西安用于防疫。市民现在理应得到补偿，免费的食物也并不算什么过分的要求，况且大量物资本来就是免费捐赠给西安的。

严格地讲，封闭无阳性人员小区在防疫法规上来讲也没有任何依据，对于没有阳性人员的小区，其实只要把口罩戴好，两天一人的密度根本不足以在采购点造成任何聚集传染的风险。至少到目前为止，除武汉外其他城市即使在2020年初广泛存在杜区传播的情况下也没有全面禁止出户采购。相比之下即使间隔一米，核酸检测点的聚集度也更高，应该进行完全的入户检测。所以翻越围栏本身并非恶意传播疾病或破坏防疫，根本不应算做违法。

即令此行为违法，也只有法院有权判定其违法并对其惩处。而且法律对于违反防疫法规的处罚似乎只有拘留和监禁，并不包含附加的名誉权剥夺，例如公开道歉一类的附加处罚。法律是有比例性原则的，如果必须剥夺受罚人的一部分权利，那么它应当有正当的目的，应当是达成此目的的必要手段，应当采取所有手段中剥夺权利最少的。震慑违反防疫法规的行为并没有必要采用公开违法者真实身份的手段，而且公开真实身份和住址会同时伤及违法者家属的名誉权，影响其正常生活，所以现代法律就淘汰了这种带有连坐和游街示众性质的中世纪遗留。目前，媒体上公开出现犯罪嫌疑人画面时，除非是罪大恶极的黑社会头目或连环杀手等，危害面极广的职务罪犯，一般都会使用化名并对其面部进行打码，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在法律以外滥设罪名，或者在法定处罚以外滥加处私刑，这都是不可容忍的僭越，这些行为对法治的破坏远比绕过封控的行为大得多。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是民众法无禁止即可为，公器法无授权不可为，否则就是公器越界侵害私权。任何权利必须由法律授予，必须存在权利互相制衡的机制，这样大众才能够在它违反法律侵犯自身利益的时候找到有效有效反制的途径，才能影响胡作非为的权利者的去留，这样权利才会对大众和法律负责而不是上司负责，大众的利益才不会被无视。更何况志愿者甚至都不算持公器者，只不过是获得公器的背书罢了，这种处理行为本身就违法，应该依法赔偿而不是简单地道歉了事。

即使是真正的司法机构在进行涉及剥夺公民权利的处罚时也是严谨和谦抑的，其过程是受到严格的程序约束的，所有处理必须有完整证据链的支持，而且每一条处罚都必须有对应的条文作为支持，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都只能疑罪从无。被告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他的代理人有资格自由地采集证据而不受阻挠，当证据链不完善时应该疑罪从无，审判时应该能够充分地辩护。被告人拥有以上权利应该是无条件的，无论是以大局为名还是以pc为名都不能剥夺，也不受被告人所犯罪行的影响。而且司法机构和其他任何个人或机构必须具有严格的利益隔离，形成决定权和执行权互相制衡。不受制约的惩罚权不能出现，否则掌握它的人就可以任意支配和剥夺其他人的权利以换取自身利益，其他人就会自我损害和互相损害以向其展示忠诚。

要是谁掌握了一个绝对正确的大旗就能受到法律的偏袒，就能合法伤害他人，那么谁能掌握这大旗，谁就能够任意践踏法律而不受制裁。即使这杆大旗再正确，它也会成为谋私的借口，所有人都合法权益都可能在这杆大旗的庇佑下被侵占，这样其它人就会可以被他任意支配和掠夺。此时，有权授予这面大旗的人，他手里的权利已经凌驾于法律了，他可以把其他人当作工具任意驱使，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这些人之所以有充分的底气如此胡作非为，正是因为之前上饶杀灭隔离人员阴性宠物狗，当地各路“志愿者”以控疫之名电焊封门、殴打外出买菜人员甚至仅仅是与其产生口角者等以大局为名肆意违法的事情屡见不鲜，最后却无一不是在绝对正确的大旗的庇护下道歉并得到了“谅解”而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惩罚。至于发表情被拘留，做“炸收费站”特效视频被拘留的事情到目前为止连道歉和谅解也没有。这个认错视频不但是他们“努力工作”的证据，而且也满足了他们内心的控制欲和权利欲，如果没有足够大的代价那么他们没有理由放弃这样有利可图的事情。

还有一个在观念上落后的问题。在陕西这样的西部不发达省份，法家文化的遗存仍然没有肃清，而法家文化最核心的秩序就是强者可以任意支配和掠夺弱者，而弱者有义务绝对服从。在古代，这个强弱是由武力决定的，而私人使用武力是不被允许的，使用武力必须由君主授权，而君主的授权外在体现为等级。也就是说高等级者可以任意践踏低等级者的尊严，获得不合理的优待，而低等级者的反抗会被严惩，等级低意味着人格也低人一等。而且法家的道德希望无论下属利益如何被上司剥夺，都不会敢于反对，甚至还会继续把上司的利益作为自身行为的出发点，反而去维护上司的利益。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一旦平时受到践踏和掠夺的普通人获得了等级高于他人的机会，就会加倍地去践踏和掠夺他人，以弥补自身的受损，而且践踏的手段必然接近于秩序的本质，也就是使用武力。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的人并不会反思这种社会形态本身的合理性，而是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对自身有利的，甚至于认为这种基于公器的授权形成的等级体系才是唯一合理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他们会认为践踏他人的权利是自身努力的回报，被践踏不过是不够努力罢了，并争着去爬到其他人头上。

授权方及其上司的袒护使得代价几乎不存在，因为志愿者帮助他们完成一些不方便亲自下场的灰色工作，即使违法最终的结果也只是高举轻放。对于授权方而言，市民不过升迁的资本罢了，比上司要求多做一点才显得有魄力，毕竟他是对上司而不是市民负责。他们只需要把上司指示贯彻到极端，甚至不惜违法，就能显得自己有魄力，就能获得上司的赏识，就能获得业绩和升迁的资本。他们关心的只是禁止所有市民出户展现的积极姿态，显示他们并没有不作为，并且到时候出现不明的传播他们也因为已经把上司的指令执行到极致而可以推脱所有责任。对于能否真正对控疫有帮助，他们并不关心，市民能否正常生活他们就更不关心了。只要他们有一个控疫之类的道德制高点，而且他们干的事情对上司有好处，那他们就可以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并且把任何人的权益当作这个代价。上司们实际上都要靠严格控疫获得KPI的，但他们不愿意背骂名和风险，多半是提出一个正常情况无法完成的目标，把压力全部压给志愿者，然后默许他们用非正常手段去完成目标，这样功绩归于上司，出了事责任归于志愿者。有自愿背骂名的志愿者那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真严惩了以后就没人愿意替他们背锅了，多半明着惩罚一下，过几天风声小了反而要好好奖励一下。至于市民对他们毫无约束力，最多就是投诉罢了，根本无法影响他们的去留。而尊重市民的名誉权乃至基本生存权，努力维持市民生活不受影响，获得了市民的好评，这也无助于他们的升迁。相反要是有市民没有“大局观”，不愿意为大局牺牲自身利益，那他们要报复太容易了，直接以影响控疫为由就可以拘留。

历史和现实一遍遍告诉我们，当人们获得或自以为获得了伤害别人的权力，他们一定会想试试，或许一个两个人不会，但只要鸡毛令箭不限量发放，这种事就不可避免。

█████时期的事我就不多说了，就说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你就想想学生时代的事儿逼学生干部？

这么做能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没有，一点都没有，除了爽。

或许他们自己还会告诉自己这是在维护秩序，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这甚至不是个人道德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明确，任何权力都要受到法律制约，由法律授权，由公民监督。

再怎么「特殊情况」也不应允许鸡毛令箭满天飞，阿猫阿狗戴个红箍就成了大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