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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在辽东干了什么事?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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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军队结构,将步兵裁掉若干,看起来节约了若干军费,然后,他扩大了骑兵的编制,这样,实际上朝廷发给辽西军的军费并没有减少。
  步兵变成了骑兵,朝廷按骑兵的军饷给步兵发饷。
  但是,这些“骑兵”还没有配备战马,你觉得这些所谓的“骑兵”能领到骑兵的军饷么?
  那么步兵和骑兵军饷的差额哪去了?
  骑兵没有战马,却可以向朝廷领“马乾银”——也就是马料银子,袁崇焕的理由,是他申请这些“马乾银”去买马——如此强大的理由,在今天,直接双规再说。
  “马乾银”买马,肯定不够用的,然后,袁崇焕挪用“插赏”银去“买马”。

  实际上,“插赏”是一种变相贸易,“插”指的是察哈尔蒙古部,当时的首领是林丹汗,当时,林丹汗向老朱家“进贡”战马,老朱家的“插赏”是因此“赏”给林丹汗的买马货款。
  没错,“插赏”是用来向林丹汗购买战马的。
  蒙古人,经济落后,他们只有畜牧业,穷得只剩下马匹了,他们在经济上对明王朝的依赖相当严重。

  早在天启六年,袁崇焕刚当上辽东巡抚,就勾结当时的兵部尚书冯嘉会“改抚赏为马价”,之后,袁崇焕丢官、天启落水死,崇祯登基,客魏集团完蛋……原本的抚赏就被存放在兵部和户部的库房里如“无主朽物”,而没有了“插赏”的林丹汗,马匹积压了几年卖不出去,实力大损,不得不西迁去抢卜失兔的“抚赏”份额。
  好不容易干掉占失兔,到崇祯元年,林丹汗派亲信贵英恰去和明王朝谈判如何进行马匹贸易,结果是:贵英恰被杀?!
  林丹汗大肆报复,杀了两万边民,差点攻占大同后,明王朝一边同意“市赏”,每年贸易额度八万两,一边把在辽西和袁崇焕合不来的猛将满桂调来当大同总兵。
  然后,林丹汗又落到袁崇焕手里:袁崇焕平台诈骗得逞后,这每年八万两银子被袁崇焕挪用了两年,林丹汗看在猛将兄满桂的面子上不敢较真,崇祯二年不得不将积压了几年的马匹贱卖给王象乾。

  袁崇焕崇祯年平台诈骗成功后,以多种理由,多次申请买马经费前后至少四十万两,他买了多少马?目前是一笔烂账。
  只知道,至少有十万两银子,根本没有用来买马,而是“賫至齐淮之间,易银买铜,以资鼓铸业”,一直到袁崇焕被抓,这笔钱都没有着落。
  到崇祯二年九月,也就是己巳之变爆发前一个月,所有的“抚赏”林丹汗的“插赏”已经全部用完,袁崇焕再次申请买马,这次是“动支新饷银”,“内云买马五千七百匹,每匹给二十两,共该马价一十一万四千两”。

  而就在这事之前,崇祯二年五月,王象乾用每匹6-8两的白菜价,向林丹汗购买一批战马,而且还“量以银两,匀搭货物,我之实费亦无几矣”。
  林丹汗那里的马匹每匹6-8两的白菜价大甩卖,袁崇焕宁可用每匹20两的高价去别处买马,也不照顾林丹汗的生意。几乎可以确定,袁崇焕是在经济制裁林丹汗。

  在经济制裁林丹汗的同时,袁崇焕向后金的“济农”(副汗)索诺木杜棱提供粮食。
  这个索诺木杜棱不仅是“济农”,还当了黄台吉的姐夫,娶了哈达格格莽古济,而这个莽古济,不仅是黄台吉的儿子豪格、侄子岳托(由黄台吉的母亲孟古哲哲抚养成人)的亲姑妈,还是他们的丈母娘。
  袁粉总抵赖说索诺木杜棱是“中立”。
  让老夫难以理解的是,和后金敌对的林丹汗,被袁崇焕严厉制裁,反倒是后金的“济农”、哈达格格的老公这种所谓的“中立”能够得到袁崇焕的援助?!

  造成的后果,自然是林丹汗元气大伤,崇祯元年冬,雪灾之下,许多卖不出去的马匹被冻死“去冬大雪,有倒损而无增益”、“塞外霜早,颗粒无收,暴骨如莽,道路枕籍,兼疠疫盛行,插众亦多就殒”、“插以马上为家,插有马十万匹,马挟不返者一万,被士□盗去一万,毙于永手者二万,辽马不惯宣云之水草,陆续倒死者不下二万,今约备仅四万耳”……

  和后金有接触的,无非是辽西走廊、蒙古各部族、东江镇和朝鲜。

  林丹汗被经济制裁,“插有马十万匹……今约备仅四万耳”,

  另外一边,是毛文龙被谋杀。
  崇祯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新任兵部尚书王洽刚到任,袁崇焕就勾结王洽对东江镇实施禁海,彻底切断东江镇的粮食供应,《度支奏议》里是这么记载的::
  “仍登莱之海禁,令登协严查,而东江钱粮器用,俱从关门起运至觉华登舟。”
  “即运粮料,俱由静海滦乐以及觉华,必经臣衙门挂号,始许往东。”
  “自兹一禁,不许一船私自往来,即往东官船,不许泊近南岸。登莱自协营水兵之外,不许一舟出海,违者不拘官船、民船,俱以贼论。”

  不愧是饱读诗书的大知识分子,如此歹毒的手段给出的理由如此的理直气壮,似乎不如此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皇上。
  要知道,明王朝给东江镇提供的粮饷,从来就每足额过,靠这点钱粮,东江镇军民统统都得变成饿殍。东江镇真正的钱粮来源,是收经潮癣去曰本做海贸的海商的保护费,多年来总计“积年商价银二百零七万九千有奇”,被袁崇焕这么一禁海,毛文龙的粮食供应被真正切断了。
  也就是说,黄中色、王廷试、孙国祯再怎么压缩东江镇的兵额,再怎么“扣算”实际上对东江镇的伤害都有限,唯独袁崇焕这招禁海又狠又刁。

  没几个月,袁崇焕就杀了毛文龙,这时候,袁崇焕对皇帝说:
  ……其不以道臣而以饷司者,令其将若兵有所利而无所疑也。又严海禁以窘之。文龙禁绝外人,以张继善横绝旅顺,不许一人入其军。臣改贡道於宁远者,欲藉此为间,皆所以图文龙。也赖皇上大纵神武,一一许臣。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
  ——《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
  崇祯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到覆

  掉哪妈!之前说好的禁海、改饷道、贡道是为了让东江镇“昔远用而今近用,昔虚用而今实用,昔为关宁作牵制,今则与关宁合力”的干活哪去了,怎么成了“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
  还要倒打一耙,把皇帝拖下水,说海禁、改贡道饷道“欲藉此为间,皆所以图文龙”,是皇帝同意的:“也赖皇上大纵神武,一一许臣”。
  相当于在现代,某人犯罪之后,不但不畏罪潜逃,还要向上级报告说:“在各级领导的关怀指导下,在同志们的支持帮助下,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谋杀了毛文龙。
  ——这已经不是在撒谎了,这是在明目张胆地挑衅崇祯。
  ——嚣张到了极点。

  这个时候,网上帮袁崇焕抵赖的人,都要冲毛文龙泼脏水,说毛文龙“走私”,那好,让我们打开百度地图,看看毛文龙向后金“走私”的可能性:

  首先得弄清楚:渤海,是觉华岛水师控制区,崇祯年,觉华岛水师的上司是袁崇焕,即便在天启年,觉华岛水师的上司,也是阎鸣泰、王之臣等人,王之臣还好说,公事公办,阎鸣泰对毛文龙可不怎么友好。
  而东江镇水师的控制区,是黄海。
  而在陆地上,从沈阳到皮岛之间,是大片的山地和河流,包括长白山和鸭绿江,古代是没有高速公路的。
  那么,毛文龙的走私路线的可能性如下图:

  第一种可能,是黄色路线:走私的货物从登莱出发,经过皮岛,到铁山登陆,然后跨过鸭绿江,翻过长白山,运到目的地沈阳;
  第二种可能,是绿色路线:走私的货物从登莱出发,经过皮岛,折回,沿着海岸线进入渤海,在三岔口到盖州之间的海岸线登陆,这里到沈阳,可谓一马平川;
  第三种可能,是粉红色路线:走私货物别绕道了,从登莱出发后,直接进渤海,在三岔口到盖州之间的海岸线登陆,然后畅通无阻直接去沈阳。

  第一种可能,是长白山和鸭绿江路不大好走。
  第二、第三种可能,是要经过觉华岛水师控制的渤海,那里的觉华岛水师,上司是袁崇焕或阎鸣泰之流,对毛毛虫的态度可不怎么好。毛毛虫不会露把柄给他们抓。

  那么,黄海上有没有走私呢?
  答案是:肯定有。
  只不过,人家并不是向后金走私,而是向日本走私,他们到皮岛向毛文龙交保护费,然后将货物运到日本,而毛文龙收了走私商的钱粮物资,对这些商人向日本走私睁制眼闭只眼。

  话说,日本不比后金,人家有矿,而且是金矿银矿铜矿全都有,人家是土豪,比后金壕得多,毛文龙明明有稳赚不赔的财路,人家干嘛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向后金走私?

  那么,谁向后金走私最方便呢?
  从地图上看,走水路,从觉华岛出发,在三岔口到盖州之间的海岸线登陆最方便,
  如果走陆路,在高台堡卖米最方便,既可以卖给那位“济农”,也可以直接卖给后金。

  结果大家都知道,东江镇的辽兵辽民饿死无数。
  话说,毛文龙就算被栽上天大的罪行,东江镇的辽兵依旧是潮廷的正规军,这场人造的大饥荒,连袁崇焕也不得不承认“岛上白骨如莽”。

  东江镇被切断粮食供应,军民被大量饿死,毛文龙走投无路之下“臣随亲抱敕印,竟进登州候旨,逮臣进京,悉从公议,治臣以罪,完臣一生名节,免悞封疆大事矣。”
  这就是袁粉所谓的毛文龙“劫掠登莱”——毛文龙都已经送上门了,“竟进登州候旨,逮臣进京,悉从公议”,不把他扣押逮捕,反倒让他回去,事后泼他一身脏水。

  毛文龙去登州投案自首,没有被押送京城,
  崇祯二年闰四月,毛文龙去宁远求逮捕,希望袁崇焕能把他抓起来送交崇祯走国家司法程序。
  毛文龙是宁可被抓也要亲自面见皇帝。
  袁崇焕坚决不让毛文龙见皇帝,他把毛文龙打发回皮岛。
  然后,袁崇焕跑到双岛,借口“机不容失,便宜正法”,将毛文龙谋杀。

  话说,毛文龙先自己送上门去登州,然后又送上门去宁远,
  都是把自己送到死对头的老窝里任人宰割,
  说“机不容失,便宜正法”,明显是在耍无赖。

  袁崇焕要见毛文龙,毛文龙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即便是之后袁崇焕要杀毛文龙,按照袁崇焕在《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里的说法:“臣历数其罪,(毛文龙)神颓魂夺,不复能言,即前跪请死。”
  毛文龙没有反抗——“不复能言,即前跪请死”。
  袁粉连篇累牍地说毛文龙是“土匪、军阀、汉奸”,天底下哪个“土匪、军阀、汉奸”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复能言,即前跪请死”?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崇祯皇帝召见袁崇焕的时候,袁崇焕是怎么做的?
  《国榷》的记载是:
  “甲辰(二十四日),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及兵部尚书申用懋于平台。崇焕不自安,留中使于营,自青衣玄帽入。先张皇敌势耸朝臣,冀成款议。见上亦然。上慰谕久之,崇焕惧上英明,终不敢言款。第力请率兵入城,不许。赐貂裘银盔甲。满桂解衣示创,上深闵之。俱同出。”
  《崇祯实录》的记载是:
  “甲辰(二十四日),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及兵部尚书申用懋于平台。崇焕不自安,留中使于营,自青衣玄帽入。至朝中,张皇■■惧朝臣冀成款。及见上,上慰谕久之,崇焕惧上英明,终不敢言款。第力请率兵入城,不许。赐貂裘银盔甲。满桂解衣示创,上深闵之。命与同出。”

  短短一段,三个重要信息:
  一、把太监(中使)留在自己的营中(当人质),才进了京城。
  二、身为方面军负责人,说出来的话,根本不是怎样退敌,而是“张皇敌势耸朝臣,冀成款议”。
  如此多史料说袁崇焕“危言耸侍臣”、“张皇敌势耸朝臣,冀成款议”,他到底说了什么?
  《烈皇小识》的记载是:
  “崇焕出言无状,对百官讼言:‘达子此来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极矣。’户部尚书毕自严至挢舌不能下,举朝皆疑之。”
  三、“第力请率兵入城”。
  扣押太监、制造恐慌,还要坚请入城,被人怀疑搞政变,再正常不过。

  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都说毛文龙是大坏蛋,网上袁粉更说毛文龙是“土匪、军阀、汉奸”。
  现在,同样一件事,把袁崇焕和毛文龙放一块一对比:
  就连袁崇焕,都要把太监留(扣押)在自己的营中(当人质),然后才敢去见皇帝,见了皇帝之后,不仅制造恐慌吓唬皇帝,还要“第力请率兵入城”?!
  毛文龙这个所谓的“土匪、军阀、汉奸”竟然会跑到死对头的老窝里任人宰割?!
  他们都说袁崇焕是“民族英雄”,说毛文龙是“土匪、军阀、汉奸”,
  到底谁才是土匪、军阀、汉奸?

  也就是说,袁崇焕到辽东后,搞垮林丹汗的察哈尔蒙古、谋杀毛文龙,并且饿死了无数辽东军民。

  那么,袁崇焕到底想干啥?
  看看当时的辽东形势:
  天启三年,也就是天命八年,《满文老档》的记载是:
  “粮价昂贵,其每金斗粮值银一两”;
  天启四年、五年,粮食价格无记载;
  只记载了天命九年,弩尔哈齐杀“无粮人”,天命十年“此次屠杀,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
  即便大量屠杀汉民减少民间的粮食消耗,到天聪元年,粮价再创新高:
  时国中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良马一,值银三百两。壮牛一,值银一百两。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毛青布一,其值银九两。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致国中大乱。

  本来,经济局势败坏到如此程度,后金离散伙已经不远了。
  但是,有人就是不希望后金完蛋。
  阎鸣泰说:
  “自我朝立国至今,师旅之兴,何时蔑有?然未有用兵之久、靡饷之多而成功之难如东事者。病根在事有两样人,而人有两样心。有一样欲杀奴之人,即有一样不欲杀奴之人。欲杀奴者惟恐其不灭以为国害,不欲杀奴者惟恐其不生以为己利。”

  看看当时的利益分配就知道前因后果。

  后金那地方,缺粮食,却不缺金银硬通货,明王朝为了平辽,从万历年开始,到天启年间砸进去两千多万两银子。辽东一丢,那两千多万两银子的硬通货,实际上全在后金统治区。所以天启七年那条记载说“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

  宁远“大捷”后,天启派梁梦环(也给魏公公修过生祠)去调查这些钱花哪去了,梁梦环回来说辽东全丢了,死无对证,没法查,只知道熊廷弼家产“巨万”,另有奏疏说熊廷弼家产百万。

  并且,粮食价格是正常价格的八十倍,掌握粮食的,肯定是后金的八旗贵族和官员,他们肯定趁这机会狠狠发财,而走投无路的汉民,要么饿死要么反抗逃亡,这更好,敢反抗的,直接镇压,老汗有个规矩,抓到逃亡的,逃亡者身上的钱财分给抓人者一半,剩下的全部剥夺。

  后金这边,粮食布匹等物资价格是正常价的五六十甚至七八十倍,向后金走私,利润是多少?
  普通商人自然不敢跟后金进行贸易——那是通敌的干活。
  但是,官僚扶植起来的商人却可以。

  和走私生意相比,明王朝每年六百万辽饷,很可能都只是零头。
  这个时候,谁要是真敢让后金破产散伙,触动的,是所有人的利益。

  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后,他的处境,实际上相当危险:
  1.当时的后金,实际上已经经济崩溃,粮食卖毒品价,“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是正常价格的八十倍以上,但是,无论袁崇焕,还是他背后的组织,都不能让后金完蛋,否则,不仅辽饷这种临时加派会取消,而且价格十几倍、几十倍的市场会消失。
  所以,明明后金已经虚弱不堪,但“与后金决战,收复失土”这个选项会触动所有人的利益,所以王化贞的失败是必然的。

  2.保住已有土地,维持现有格局,只守不攻,但这样一来,就不仅仅是“朝廷与后金的反应如何难以预料,而自己就变得碌碌无为,毫无建树,在政治上难以得分”,而是后金的经济状况拖不起:同第一条——“一金斗粮价银八两”,后金能拖多久?一年?两年?当时的毛文龙已经在鼓吹“二年复辽”,登莱巡抚袁可立也蠢蠢欲动,好容易调走袁可立,换来武之望把毛文龙折腾得欲仙欲死。

  3.坚壁清野,退回关内,性质比第二条还严重,这实际上是王在晋方案的翻版,为国家节省了一大笔工程款,不仅后金的经济状况会继续恶化,连辽饷加派都得被砍掉,这是要犯众怒的。

  4.学习孙承宗,坚决把乌龟壳造下去。这倒是可以收复失土,可以有政绩了,之前孙承宗在的时候大家捞得爽,孙枢辅滚蛋了,萧规曹随,拾人牙慧没关系,大家修堡垒、养蛀虫,在辽西这个这个腐败窝里捞爽了,也不介意给袁崇焕一个好名声,花花轿子人抬人,糊弄皇帝不是什么难事。
  然而,但是,同第二条,“一金斗粮价银八两”,后金能拖多久?再这么拖下去,后金总有一天要被玩坏的。

  所以,当时的腐败官僚集团的观念很先进,他们的方案,类似今天的一个提法——可持续发展

  袁崇焕既不能、不敢干掉后金,也不能选择其他三个选项,那就只能议和,能成功议和最好,就算不成,也要以议和为名,暗中放水,让后金缓过一口气,这是袁崇焕的最佳选择。
  后金的应对,也是议和,骗点粮食布匹,穿暖吃饱。
  问题是,皇帝不可能答应,所以,袁崇焕必须把后金放出来,让后金在明王朝统治区制造巨大的破坏——敌人太强了,“满万无可敌”,让皇帝不得不同意和后金议和。
  正因为如此,袁崇焕才铁了心坑蒙古人,铁了心要把东江镇玩坏。

  那么,躲在暗处操纵袁崇焕的组织,布的局更加阴损老辣。
  组织的布局是:
  暗中帮助袁崇焕推动议和,可以;
  帮助袁崇焕把后金放出来,把明王朝打得鼻青脸肿,也可以;
  甚至可以纵容后金在某些区域大肆抢劫。抢到金银各种硬通货后,再找组织高价购买各种物资。组织这边,各种货物卖个十几倍、几十倍的,太黑了,宰后金一次两次可以,但这么干杀鸡取卵,没有回头客。
  所以,十几倍、几十倍不至于,五六倍,七八倍差不多。
  但是,如果真议和成功,明王朝和后金的贸易,就是合法贸易,后金凭啥以五六倍,七八倍的价格向组织购买粮食、蟒缎?
  更何况,合法贸易,是后金向皇帝“进贡”各种辽东特产,比如人参貂皮之类,而皇帝则“市赏”后金银子、布匹、茶叶、铁器等各种货物,价格是有法定标准的,先不说有多少赚头,就算有赚头,也未必是让组织来经办的。

  所以,组织是绝对不会让议和真正成功的。
  所以,
  搞倒王之臣,很轻松;
  调走满桂——这东西在辽西碍事,刚好调到大同镇压林丹汗,一举多得,废物利用;
  挪用插赏,经济制裁林丹汗,那是袁崇焕和各路官僚密切配合;
  杀毛文龙,有惊无险,事后,组织还忽悠崇祯,帮着袁崇焕暂时消除不良后果。

  而到了袁崇焕把后金放水到北京城二环外的那一刻,就是组织上屋抽梯,把袁崇焕和辽西军卡死在北京城外进退不得的时刻。

  所以,表面上看,是袁崇焕一个赌徒在丧心病狂地赌命,并且还接二连三地盘盘押中豹子,但只要稍微推敲一下,就会发现许多地方不对。
  出豹子的几率,很低,偶尔出一把,有可能,连出两把……嗯,是巧合,接二连三地出豹子,肯定有人帮袁崇焕出老千。

  但是,道上的规矩,不是开玩笑的,谁敢出老千,就得被剁掉手指头。
  没错,我没证据证明你出老千,但这种事需要证据吗?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一帮人提供辅助,帮袁崇焕在赌场出千,赌赢了,大家得好处。
  甚至可以说,袁崇焕出千的招数,都是别人教的,凭袁崇焕自己的脑袋,未必能想得出来。
  然后,最后一把,让袁崇焕被当场逮住,直接剁手。
  好处我得,剁手你去。

  所以,议和看似是袁崇焕的救命稻草,但实际上是袁崇焕的催命符,议和最接近成功的时刻,就是袁崇焕完蛋的那一刻。

  袁崇焕死后,后金一直在谋划和明王朝议和,也确实有人跟后金议和,袁崇焕死后,是陈新甲。
  同样的套路:组织,也一直用“议和”作为胡萝卜吊在后金和陈新甲眼前,让后金大抢特抢,然后用若干倍的高价购买各种物资。

  同样的,陈新甲议和,因果几乎一模一样,议和,可以,就是不让议和成功,最终,陈新甲也为了议和犯下滔天大罪,背了所有的黑锅,最后也死得非常难看。

  换句话说,就是:议和是一个惊天骗局,一直是组织放水养后金,并以此引诱后金把明朝打痛的胡萝卜。
  但是,无论袁崇焕、陈新甲还是后金,都把议和当了真,都以为只要在明朝统治区内造成足够大的破坏,大明朝就会不得不同意议和。

  结果是,大明朝无论受到多大的损失,都死活不同意议和。
  网上都说,大明朝“不称臣、不纳贡、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显得非常强,非常有“骨气”
  实质是,一帮腐败官僚最喜欢这种“骨气”,正是在这种“骨气”的遮掩之下,后金根本不可能得到正常的“进贡”资格与获得“抚赏”的机会。
  让人热血沸腾的口号下,掩盖的,是最肮脏,最无耻的本质。

  所以,后金能够得到的,只能是猖獗的走私,价高,质次,偏偏后金还不得不领情,还以为这些人是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
  若干年后,我大清将张家口八大家封为“皇商”,就是在报答这种“恩情”。
  ——这其中的因果,直到征服中国后若干年,他们都从来就没有弄明白过。

  尤其应当注意的,是辽东一直是小冰河时代的重灾区,农业生产肯定大受影响,天灾人祸之下,粮食短缺,需要大量进口粮食。
  他们在张家口购买粮食,张家口汉奸商人和背后的官僚集团必然要准备货源。货源是哪里?看地图,以宣大为中心慢慢扩大范围:陕西、山西、河南……

  这些地方,本来也是小冰河时代的灾区,本来就缺粮食,许多时候,明王朝不得不朝那里输送赈灾粮食。
  那些地方原本产出的粮食,以及老朱家调来赈灾的粮食,最终去了哪里?
  ——后金!

  明白没有?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战争,真正的根源,在这里!
  要知道,崇祯初年,农民军的规模很有限,温体仁掌权时期,率领杨嗣昌、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一帮反格命刽子手,一度将农民军残酷镇压下去,“西营八大王”张献忠、“曹操”罗汝才先后“就抚”,“闯王”高迎祥被俘杀,“闯将”李自成被打得只剩“商洛十八骑”遁入山林。
  正是崇祯十年之后,农民军才真正失去控制。
  正好是温体仁倒台、卢象升战死、杨嗣昌被调出北京去追剿张献忠、洪承畴被俘这个时间段。
  这时候,袁崇焕已经被做成生鱼片好些年了。

  所以,袁崇焕显然不是什么“功大于过”,更不是什么“民族英雄”。只不过,他也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大坏蛋,他只是一个棋子,一个工具,一个在乱世中身不由己的官僚既可恨,又可怜

  明末,是小冰河时期,明王朝统治区许多地方受灾。有人说,这是明王朝灭亡的原因。
  但这个说法有个问题解释不通,那就是越往北,气温下降得越厉害,尤其是蒙古和后金统治区,更是重灾区,灾情更严重
  事实上,《崇祯长编》、《满文老档》等各种史料时不时就有蒙古、后金闹饥荒的记载。可以说,蒙古人的购买力肯定是在下降的,后金虽说造反后抢了不少金银硬通货,但其真正的购买力,肯定也有限,本来,不值得大明朝的腐败官僚集团如此煞费苦心地培养。

  那么,是什么使得后金拥有了强有力的购买力,能够满足腐败官僚近乎无限的欲望呢?
  直到老夫将晋商对后金的走私和后金从己巳之变开始到崇祯上吊期间多次突破长城在明王朝统治区抢劫这两件事并案处理,才得到了有说服力的答案。
  ——对后金走私贸易的实质,是抢劫和销赃

  就后金那种统治模式,光靠他们自己发展经济,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购买力,后金真正的购买力,既不是八旗诸申在辽东黑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东北大米,也不是深山老林里弄来的人参貂皮乌拉草,而是八旗军在明王朝统治区抢劫到的各种物资和金银硬通货

  而辽饷官僚利益集团真正的利润所在,既不是每年近六百万两的辽饷,也不是后金贩卖的马匹、辽东土产,而是帮助后金销赃。

  抢劫这个职业,是高武力、高智商犯罪。
  而销赃这个职业,是高智商、高情商犯罪。
  要想干这行,商人们不仅要和强盗打交道,更得和官僚打交道。甚至可以说,商人们实际上不过是官僚的白手套,代言人,帮助官僚做不方便做的事。
  事实上,不仅销赃的是白手套,强盗们,实际上也是官僚的黑手套,抢劫的时候捎带帮官僚铲除官僚自己不方便杀的人。

  有趣的是,扮演强盗角色的,少数民族居多,蒙古鞑子、建州鞑子、云贵的蛮子、西北的回回……
  大家都在这么干,所以有少民的地方,就是少民背锅。没少民的地方,就只好刁民巨寇背锅,反正看在皇帝眼里——总有刁民想害朕。
  出了事情,就望少民头上一推:董山干的,李满柱干的、奢崇明干的、安邦彦干的……野猪皮干的……少数民族语言不通,想解释都不容易解释,也没必要解释。
  理由也一个比一个强大,反正少数民族就是野蛮,就是凶狠,就是骁勇善战……
  千言万语总结成一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反正杀就对了。
  一桩桩罪恶,就这样被推得干干净净。

  如果某一天,强盗们事情做得太大了,皇帝发火了,需要有人负责的时候,就抛弃某些强盗,于是王师云集,犁庭扫穴,董山、李满柱、王杲、阿台……就是这样被干掉的。
  更有趣的,是一旦地方势力想把皇权从某地排挤出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向强盗们提供情报、经济等全方位的支持,使得朝廷的官军被强盗们打得土崩瓦解,成就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神话——女真不满万,满万无可敌……
  皇帝也只好干瞪眼。

  在那个充满了罪恶的时代,传统的强盗、销赃的、走私的、买卖人口的……清末民国时代卖鸦片的……实际上都是棋子,背后的棋手,起初就是反洞官僚。而到了清末民国时代,各路帝国主义势力也插了一手,成为幕后的棋手。

  类似的罪恶,实际上即便在今天依然存在,比如阿富汗,那地方盛产毒品。本来塔利班已经把阿富汗的罂粟铲除得差不多了……王师来了,文明的火炬、自由的灯塔、进步的发动机、人类的希望——美国,跑那里“反恐”。
  然后,民主自由之花——罂粟花,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开遍阿富汗每一个角落。
  说穿了,就是阿富汗的大小军阀种毒、制毒,驻阿美军与之勾结,
  CIA就是最大的毒贩子。
  在老夫看来,美军为什么不能摆平阿富汗,并不是阿富汗的抵抗有多么顽强,而是那里是腐败集团的利益所在。
  阿富汗有战乱,美国的军火商就有生意,驻阿美军就有巨额军费,毒品业就有利润,参与制毒贩毒的驻阿美军就有分红……
  这就是腐败的最高形态——蛀虫战争。
  (关于阿富汗的说法内容纯属猜测,老夫没证据,但老夫坚持自己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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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真人和原辽东军为主的重甲步兵(包括各种工程兵,像推盾车的)、重甲骑兵。

以蒙古人为主的冷兵器轻骑兵。

以三顺王(孔、尚、耿)军队、佟氏武装为主的汉军重炮兵。

以原辽东军火器兵为主的火器营。

全员重甲,全员骑马机动。

1、后金军的甲胄、装束、武器,与大明辽东军基本一样,这个之前我科普过,这里不再赘述。

后金、清军在关外推行剃发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战场识别。不然两边打起来,都不知道该砍谁。

2、明军的红衣炮是找葡萄牙人代工的,后金(清)军的红衣炮,才是国产的。后金的铸炮技术,原胜于同时期的明军。

明军的红衣炮,都是从澳门运过来的,后金第一次入关的时候,葡萄牙人将红衣炮运到涿州,发现了后金骑兵,葡萄牙人死活不往前走了。这时,被崇祯打为阉党的冯铨主动出资,招募家丁、乡勇,这才把这些炮运到了北京。

明军装备的红衣炮少得可怜,松锦大战中,十几万明军装备的红衣炮不足二十门,而同时期清军一年就可以造六十门。

下面为松锦大战之后,清军缴获的明军火器。

松山之战,获红夷炮5门,发熕炮2门,大将军炮146门,二将军炮737门,三将军炮1237门,行营炮200门,佛郎机33门;

锦州之战,获红夷炮7门,发熕炮1门,子母炮3门,大将军炮18门,二将军炮147门,三将军炮176门,行营炮33门,佛郎机12门;

塔山之战,获缴获红夷炮1门,发熕炮2门,大小将军炮409门,佛郎机37门;

杏山之战,获红夷炮2门,大将军炮6门,二将军炮122门,行营炮182门,佛郎机65门。

清军共缴获大小火炮3583门,其中红衣炮仅15门,佛郎机也只有百余门,其他大多数火炮都质量低劣,不堪使用。

说说后金将红衣炮国产化的过程。

孔有德投降,他在登州跟着孙元化打过工,孙元化是火炮专家,所以孔有德的几个部下,像王天相与金世祥也学习了不少火炮知识,对原理、架构都很精通,结构制造就没有问题。

然后需要解决的就是制作工艺。当时后金军中有一名汉族工匠刘汉,他精通冶铁技术,以复杂的退火、淬火程序处理火炮的不同部位,造出的铁炮接近钢炮的水准,质量已超越欧洲同时期水平。

崇祯四年,后金成功仿制了明朝的红夷炮,因满人对“夷”犯忌讳,故改称“红衣大炮”,定名“天佑助威大将军”。相较明朝的红夷炮,后金版的炮架先进,高低角可调,转向也方便,并有瞄准装置。

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炮军”,满语为乌真超哈,汉旗军都统佟养性任总兵官,曹振彦任教官,开始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重炮兵。

3、入关初期的清军,从人员构成上来说,是吴三桂辽东军(4万,打完李自成后约2万)+三顺王辽东军(1万)+佟氏兄弟手下零散投降的辽东军(1万)+祖大寿系辽东军(1万)+建州女真本部(2万)+努尔哈赤、皇太极掳掠的东北索伦诸部壮丁(1万)+漠南蒙古军(3万)。

以上人数为估算值,但误差不会太大,合计约11万人,原辽东军占了约半数,这就是入关前后清军的全部家当。

入关后,姜瓖的宣大军8万、河南地主武装约10万、南明江北四镇23万、左梦庚部(左良玉之子)约8万,先后投降清军。

这才让清军有了绝对的兵力优势。

而后期抵抗清军的,湖南何腾蛟,主力为原李自成大顺军的李过、高一功部;东南郑成功,主力为原海盗集团;西南孙可望、李定国,主力为原张献忠的大西军。

基本就这么个情况。


说明一下。

辽东军所谓的“军事地主制度”,就是明朝的卫所制度,即军籍即户籍,平常当地主,打仗的时候每户抽丁上阵,打仗→抢人、抢地盘→分地、种地。

努尔哈赤把这一套学来,搞出了八旗。

在清军入关前,关外最大的三股地主势力,即为吴襄系(辽西走廊南侧)、毛文龙系(辽宁半岛沿海)和祖大寿系(辽西走廊北侧)。在清军入关时,这三大系都给清军打工了,你说这得分多少地。

有很多朋友会说,人家毛文龙就占着个皮岛,怎么成地主了?

其实呢,在毛文龙死之前,东江所控制的地域甚至要大于明军在关外控制的地盘,请看下图:

图中深红色部分,即为毛文龙屯过田的地方。

所以,满洲不等于女真,八旗更不等于女真,它是一种满、蒙、汉相结合的军事贵族团体。

八旗军的主力,就是辽东军+爱新觉罗宗室+北方来的野人女真、海西女真+漠南蒙古。

上文所谓“祖大寿系”,并不是祖大寿一个人,而是一个利益集团,简单列一下辽东军投降后金军的情况。

李永芳,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带500人投降;投降后金后授三等总兵官。

这位仁兄有点意思,明明是一个地道的汉人,投降后却处处满洲化,最典型的就是给他的儿子起名,请看:

三儿子,李·刚阿泰,后官至宣府总兵;四儿子李·哈什库;五儿子李·巴颜,一个汉人,官至正蓝旗二把手,后封一等昭信伯;六儿子李·呼图礼;七儿子李·胡拜;八儿子李·克胜额;九儿子李·克德。

个性不?

孙得功,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后金封爵封三等梅勒章京。

石廷柱,瓜尔佳氏,汉化满族人,投降前为关宁军广宁卫守备,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后历任昂邦章京、总兵官、镶红旗汉军固山额真、镇海将军,因战功卓著,死后追封太子太傅。

金砺,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武堡都司,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金后战功卓著,官至川陕总督,加太子太保,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孔有德,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恭顺王,后改封定南王,顺治九年因被李定国击败,自焚而死。清廷破格予以厚葬,并追谥为武壮。

耿仲明,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怀顺王,后改封靖南王。顺治六年,因其私藏逃人,多尔衮追查不休,耿仲明畏罪自缢于进军广东途中的江西吉安。

尚可喜,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副将,带军民万余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智顺王,后改封平南王。康熙十五年被其子尚之信逼迫而死。

祖大寿,汉族,李成梁管家祖承训之子,李家衰落后辽东最大的地主家族,吴三桂之娘舅。投降前为大明辽东军总兵,先是被围大凌河投降,再是被围锦州投降。投降后授汉军正黄旗总兵,跟随清军入关。

祖大乐,汉族,祖大寿之堂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无记载。

祖大弼,汉族,祖承训次子,祖大寿之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顺治时授散秩内大臣,隶属汉军镶黄旗。

祖泽远,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关宁参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战功卓著,官至湖广四川总督,一个人管半个南方,爵位为得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

祖可法,汉族,祖大寿养子,大凌河之战中作为祖大寿的人质被扣在后金营中,祖大寿降而复叛后归降后金。皇太极对其信任有加,授汉军正黄旗副都统。后跟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战功卓著,封为左都督,充任镇守湖广的总兵。

祖泽润,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大明锦州副将;投降后战功卓著,为汉军正黄旗固山额真。

吴三凤,汉族,吴三桂长兄,投降前为辽东军参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

张存仁,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副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投降后因其文武兼备,备受多尔衮赏识,先后任兵部尚书、直隶三省总督,爵位为一等精奇尼哈番。

洪承畴,不介绍了;吴三桂,不介绍了。

东北黑龙江流域的索伦诸部,也是八旗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雅克萨原住民,达斡尔族博穆博果尔叛逃,皇太极北伐,一次性抢回来近5000人;

尼布楚原住民,茂明安蒙古人,一千余户南下,加入后金;

索尼的赫舍里氏、沙尔虎达的瓜尔佳氏等等,之前都不是建州女真,都是从北边过来的。

真正的建州女真,能凑出一万壮丁,就顶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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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怠工是消极怠工,但是可以把国防部长丢死牢里,可以自己派税吏去刮地皮,哪个君主立宪的皇帝有这么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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