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普金斯大学的安舟教授,认为文化大革命在前期实际上是旧的知识分子后代和官僚集团后代之间的战争,最开始是针对旧知识分子后代,那时候官僚集团的后代提出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子好汉”,但随即被毛泽东同志所反对;于是旧知识分子的后代又借势站出来批判官僚主义,认为官僚才是修正主义的罪魁祸首。在这两者之外,第三者-被真正鼓励的农民阶级的后代开始崛起(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后代”都是在学校里读书的青年,都是知识分子),对前两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由于后者的压力,导致官僚集团和旧知识分子开始团结了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红色工程师”或者称为“技术官僚”,并且最终终结了文革。
而“知识分子天然具有为资产阶级服务”这类思想,实际上就是来源于文革前期官僚集团对旧知识分子们的批判传统。类似的话比如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同样的,旧知识分子批判官僚集团也留下了许多遗产-比如“外行不能指导内行”、“我们要有学术水平的人说话,不要没有学术水平的人哇哇叫”一类的话语,就是1957年初,毛泽东同志邀请党外人士(主要是旧知识分子)参加党内整风(针对官僚集团)时,钱伟长等旧知识分子所诞生的过激的说法。他们甚至于要否定彼时党的领导,要求实现过去民国时期的大学自治(教授自治,不同于后面新左翼运动的学生自治)。结果就是过犹不及,触碰了底线,才成为后面由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
因此红卫兵的对象在第一阶段是官僚子弟斗旧知识分子;第二阶段是旧知识分子子弟斗官僚;第三阶段是农民子弟斗官僚和旧知识分子-“扫荡一切牛鬼蛇神”。到七十年代晚期,“破”的工作做完了,文化大革命进入到疲态,需要“立”,于是新的秩序-由工人宣传队对体制文化单位的普遍监督和领导开始成立。
学阀在我们国家实际上并不是指像西方和民国那种“教授自治”的大学体系的产物。而是特指红色工程师,既有政治资格也有文化资格,在文革晚期在红卫兵压力下被迫团结起来的旧知识分子和官僚集团的后代。
两者无法进行虚空对比,除非将其放在具体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我们以现在做比,我们现在的很多社会问题是红卫兵造成的?还是红色工程师们造成的?
你读到这里,可以思考思考这个问题。
牛顿和砸纺织机的暴动者,哪个对科技发展的阻碍大?
学阀肯定阻碍科研。
红卫兵不阻碍科研,红卫兵还批判学阀。
冒牌的红卫兵,假红卫兵,实际上是黑卫兵,才阻碍科研。
就好比,八路军不祸害中国老百姓,鬼子冒充的八路军才祸害中国老百姓。知道真相的鬼子会大肆渲染假八路干的坏事,很多缺乏思维能力的人就会相信这种谣言,以为是八路军祸害中国老百姓,因此痛恨八路军,见到八路军就向鬼子报告。
不能把六耳猕猴干的坏事算到美猴王头上。有火眼金睛很重要。
地点:华北某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某团在此机智勇敢打击鬼子和伪军,吓得鬼子和伪军缩在碉堡里不敢露头。团长李向阳英勇善战。
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组织一部分鬼子和伪军冒充八路军一个连,穿着八路的衣服,打着八路的旗号。胡汉三当连长。
这一天开到一个村庄,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给他们好吃好喝的。这群八路说,他们接到报告,这个村庄里有一些汉奸,给鬼子传递情报,他们要打击汉奸。村民都很高兴。
于是他们在村子里排查汉奸。几个抗日积极分子和他们家人都让他们抓起来了,说是汉奸,给打死了,把他们的房子也给烧了。制造了一场惨案。一个孩子因为说了一句八路的衣服破,他们就说侮辱八路军形象,给毒打一顿。
还有一个教书先生叫老舌,爱国抗日,假八路就说老舌是汉奸,多次给鬼子送情报,把老舌抓起来开大会批斗,让他彻底坦白罪行。老舌气愤地跳河自杀了。
这群假八路以打击汉奸的名义到处烧杀,老百姓都对八路又恨又怕,见到八路的踪迹就给鬼子送情报。
一天,这个假八路连和真八路相遇,打了起来。不明真相的老百姓都说八路打八路。
到了1942年,抗日最艰难的时候,这个根据地让鬼子占领了,胡汉三当了区长。他们整天宣传以前八路在这个地区制造的惨案,还说老舌先生那么好又有学问的一个人都被八路逼死了,八路是多么残酷没有人性。李向阳也被他们抓住关进大牢,说惨案都是李向阳干的。但是他们对各次惨案的细节,参与人员都讳莫如深,捂着盖着,不允许提,一提就被删帖,被区长请喝茶。他们还说,抗日就是浩劫,死人那么多,老百姓受祸害,还耽误搞生产,以后不准抗日,要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
军代表和学阀谁对科研的阻碍大?
红卫兵以破而后立之名破科研而久未立,其重心在抑制权力垄断形成新的压迫阶层;学阀以知识分子集团垄断科研而滋生技术官僚,其重心在专业分工以促进发展。
两边因为角度不同而各自有理,集中起来就是一个问题:科研到底是精英的工作还是群众的工作?我姑且认为题目里的卫兵是一批大学里的无产阶级知识化的农民子弟而非官僚二代保派,否则这问题甚至也没多少讨论的价值.
究竟应该把科研作为精英内部矛盾而在权力精英的官僚和知识精英的知识分子之中通过革命选出赢家而作为对全盘苏化的批判继承的重要一环存在,还是在更广泛激烈的、对科研一无所知的工农人潮作为革命时期的主力军和和平时期的发展主力军——知识精英之间你死我活地二选一?这当然是可以用知识分子无产化、无产阶级知识化之类的话应对的,但更深层的却是什么什么化本身作为一个长维度过程与疾风骤雨的以权力流通为内涵的革命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就导致了,以平等为名的赋权却是以剥夺为手段的。
而这些问题又都是苍白悬空的,因为要么分工要么不发展。而分工就必然产生技术官僚,就必然与最底层的汪洋大海产生距离.这不是注定结局,但是注定趋势,那么为控制这种趋势,需要的又是怎样与技术、知识、精英对立的东西?又或者如何在迫切的工业化需求下内生的“亲资本”性与一股脑的革命性、夺权性之间找一条道呢?
要知道在最开始对学阀的斗争是这些新的知识精英冲锋在前而向旧的官僚精英投掷以与后来更加浮夸猛烈的口号微妙不同的话语武器的,而这时候与其说是反分工的大潮,不如说是在肯定分工基础上的进步改革。是一定高度内部的白斗红。
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是在红卫兵还与学阀对峙的年代,依然有一个认识燃烧在人们的脑中,那就是这东西本身不重要,是谁的很重要。亭台楼阁、水泥高楼、庞大机器,这些本身不重要,至少不是第一位,而被反复震声询问的是,这些东西到底是属于谁的,如果只是草率地包装为大众所有而行寡头小众享用之实,那么密码正确,_____有理.而这种思路如同编辑进DNA的程序亦或癌细胞汹涌生长的结果就是作为一种极端粗暴的反精英反组织话语而与一切受制度化、组织化“感染”的知识分子式、技术性话语的摩擦打架。问题已经变成了rev的与太rev的之间的矛盾。
而这个矛盾的产生本身也是因为激进二字。须知这些rev无限细分而话语都来源于同一个词库,而这个词库本身是矛盾重重的。
现在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成了一个不会被提出的问题,那么说明已经有了确切答案写下,我们也自然地能看到这个选择带来的利弊后果。
根据世卫组织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的平均寿命是78.5岁,是唯一平均寿命不足80岁的发达国家。比如德国平均寿命81岁,英国平均寿命81.43岁,韩国平均寿命82.66岁,加拿大平均寿命82.81岁,澳大利亚平均寿命82.9岁,法国平均寿命82.95岁,日本平均寿命84.17岁。为什么会这样呢?
1.垃圾食品摄入量大。
美国的垃圾食品大家都知道,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因此许多美国人就每天以汉堡薯条炸鸡作为一日三餐,餐后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这就是英文单词couch potato的由来。
当然有人问了,难道加拿大澳大利亚人不吃垃圾食品吗?可他们的平均寿命也比美国长好几岁啊?
那就要说到另一件事。
2.贫富差距大。
下图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美国的基尼系数是发达国家里最高的,意味着美国的贫富差距是发达国家里最大的。
这和之前的问题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那些吃垃圾食品躺沙发上看电视的人主要都是低收入人群,中产阶级和富人是非常注意养生的。
美国的贫富差距远大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所以美国低收入人群占比远高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所以美国吃垃圾食品躺沙发上看电视的人群占比也远高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3.肥胖率高
由于前面提到的两个因素,美国的肥胖率高居世界第一。如下图所示。相信去过美国的人都能在街上看到许多胖子。
这些就是美国平均寿命比其他发达国家短的原因。
我努力工作,年收入突破百万。我楼下小卖部老板眼红了。
他说他每天7点开店,晚上10点关店,工作时间比我长,收入却比我低,这不公平。为此,他甚至发展出了一套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要求将卖给我的可乐从一瓶2块钱涨到100块钱。
他说之前他受太多委屈了,等他觉得委屈弥补回来了,他会把价钱降到一瓶4块钱的。但想像原来一样2块钱一瓶那是永远不可能的。
我默默想了一下,走多一百米,用2块钱在另一家店买了一瓶可乐。
这件事被小卖部老板知道了,他生气了,他跑去骂另一家小卖部老板,骂他不尊重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并且在我家楼下贴大字报隐晦地骂我。
你说我为啥讨厌他?
我不只讨厌他,我甚至想报警呢。可惜警察说这事他们管不了。
……
这件事还有后续。
后来,小卖部老板人权组织找到了我,跟我说我楼下的小卖部老板的小卖部老板人权理论不是正宗的,他们才是正宗的。
我说,那你们的是怎么样的?
他们说,我们卖3块。
这次舆论的重点在于警察到底是多久赶到的。
没拜码头,收保护费,打砸门面这种原因我们都知道,也不怕;
但是公权力私用或者黑白勾结这种事,就会让人非常害怕;
如果西安公权力真的黑白勾结,还睁眼说瞎话,那就需要处理整顿了。
我朝的治安也不是一直这么好的,人民也不是软弱无比的,60年代西安打的也很凶的。难不成西安各公司以后都要雇佣保安公司保护经营?
这次出警距离1公里,走路10分钟都到了,所以就坐等这次真实的出警时间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