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苏联名著，为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而《静静的顿河》却可以？ 第1页

“在描绘顿河的史诗式的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理由）。

——在冷战的最高潮，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一位苏联共产党员、一位苏共中央委员、一位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认同。

这是真正的史诗，真实地描写了每个生命的悲剧、痛苦和创伤，作品散发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气息，你可以感受到哥萨克的生活，哥萨克浪漫不羁的性格，他们对春种秋收的眷恋，他们对生与死的豁达无畏，他们对正教虔诚的信仰。我非常喜欢文字里对顿河大自然风貌的描写，这些文字让人安静，让人暂时忘却了残酷生活里的死亡：

黑夜里星星流着悲哀的眼泪，冬日的月亮，像战争和火灾的血红光亮一样，烟雾朦胧地在村庄的上空照耀着；初春的早晨，顿河边的树林、草地、湖泊和光秃秃的田野，都庄严地和静静地被粉红色霞光的火堆阳照得通红；像母亲的膨胀的乳房一样的满潮的小河里流淌着清凉的，像孩子的眼泪一样纯净的泉水；像缎子一样光滑的，绿油油的冬小麦，全身凝结着眼泪一样的露珠，像怕冷一样紧紧贴在松脆的黑土地上，吸着黑土地的黑色鲜血；野麻丛里，连续不断地发出了鹌鹑斗的咕咕叫声，金花鼠吱吱叫着，野蜂嗡嗡叫，被风吹动的青草沙沙响，云雀在流动的蜃气当中歌唱，远处的干枯的山沟里，有一挺机枪顽强地、凶狠地和沙哑地嗒嗒嗒响着，表示着人类确实是万物之灵。

在这些美丽的背后是什么呢：

在一个明媚的春天，红军李哈乔夫被俘并押送上路，“树枝上那褐色的芽儿已经灌足了三月的甜汁；那种淡淡的、隐隐约约的香气预示着春天的繁荣，预示着太阳转回后生命又要开始。”“在离维奥申七俄里的地方，在一片荒凉的、起伏不平的沙地上，几个押送的哥萨克惨无人道地把他砍死了。先是活活地挖掉了他的眼睛，砍掉胳膊，割下耳朵和鼻子，又在他的脸上来来回回地划了几刀。他们解开裤子，一面叫骂，一面对着他那高大、英武、健美的身子撒起尿来。他们对着血肉模糊的躯体骂够了，然后一个哥萨克踩住轻轻哆嗦的胸膛，踩住仰面倒在地上的身躯，斜砍一刀，把头割了下来。”

最无渲染的文字具有最强的冲击力。

静静的顿河，整篇文字是那样安静、平静、冷静；就像他笔下那条静静的顿河，带着无限的忧郁、惆怅；流露出一丝一缕“淡淡的哀愁”；饱含着对大自然的崇拜，对生命的敬畏；充满了“那种对人类的痛惜心情”！ 葛利高里内心的伤痛和珍爱；那宁静的庄严的顿河，那“用哥萨克的鲜血灌溉过的”草原，草原上的花草树木和飞禽走兽；这一切读来令人心里不由得隐隐发颤和作痛；为相互残杀的哥萨克男人，为苦难中顽强生存的哥萨克女人，也为那永远静静地流淌，流向历史深处的顿河。

对人类的痛惜心情！这种发自肺腑，来自人性深处的悲悯之情，在我们自己的文学或文字中有吗？

另一方面，我们的意识深处是否也潜藏着这样的心情？当我们看到天灾人祸、暴富与贫穷时，当我们读到矿难和瞬间被埋于地层深处的矿工，当我们想起地震中的孩子，当我们看到在街头要饭的老人、残疾的儿童，我们的反应的是什么？是厌恶，是可怜，是统计数字，还是经济损失，我们是否也从内心深处涌现出对生命的痛惜？

我想每个人，或者说大多数人心里都存在有人道主义的悲悯之情，也许是没有浮现出来；那么，慢慢地读《静静的顿河》，让我们人性深处的“对人类的痛惜心情”也超越各种意识形态，政治主张，超越我们狭隘的地域及身份偏见，上升到心灵的最高层面！

在无限广阔的一块领土上，一个民族的世纪史只有有限的若干个关键词，那么这个民族的经历必然具有极强的个人色彩，他的精英经常要面对庞大的命题：国家、历史、自然。

在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萧洛霍夫这些文人的眼里，祖国常年天寒地冻的城市乡村、山峦河汊天然地拥有的一种雄健的感染力，它把现实艺术化，把现在和将来的世界相混，引得人们想入非非、身不由己。我读完《静静的顿河》，耳边便时时里回荡着顿河解冻的声音：那是如雷鸣般轰隆轰隆的巨响，骇人而奇异。

1919年以后，火炮取代了大自然，成为顿河生活主旋律的演奏者。“革命”伴随着炮声翩然而至，没有人能预感它究竟是狂欢的使者还是灾难的渊源，正如没有人预知阶级的产生、剥削的存在、两种人——人民和敌人——的迥然不同——所有这些观念都是走私进来的，没有经过批准或许可。那个名为“平等”的理想，也只是在有人为“不平等”下定义之后，才逐渐取得了话语权。

萧洛霍夫的笔下，施托克曼——一个来自革命首善之区的共产党员——忠诚地执行着任务：在1914年他是顿河地区的真理“播火者”。他再次回到顿河，正是红军和白军之间对峙，哥萨克举棋不定的时候。革命军事委员会秘密枪杀了当地七名地主富农，立刻点燃了顿河暴动的导火线。施托克曼的出现显然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他开导他的哥萨克同志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

“劳苦的哥萨克只能和咱们走一条路，绝不会和富农走一条路！富农靠他们的劳动过日子，剥削他们嘛，靠他们发财嘛！“凡是要用武力来反对工农政权的人，我们都要消灭！按照革命军事法庭的判决枪毙的你们村那几个哥萨克，都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们和你们这些劳苦的人，和一切同情我们的人，是要肩并肩一同前进的，就像耕地时牛和牛那样。咱们为了能过新生活，要一块儿耕地，耙地，好把那些老的莠草，也就是咱们的敌人，从地里全部清除出去！叫他们在也不能生根！叫他们别妨碍新生活的生长！”

在施托克曼的逻辑中，压迫—反抗是理所当然的，劳苦大众自己不能觉悟这一点，就得由像他这样的教员来授课，为此他甘愿作出牺牲。但是，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呈现出它的悖谬：那些口口声声要解放被压迫者的人，首先变成了强迫者。我们看到了一种经过观念播种后强行发动的“革命战争”：哥萨克有了一点“觉醒”之后表示拥护红军，一旦遭到革命名义下的杀戮他们便奋起反抗，掉转枪口同布尔什维克作战。红军和当地贫农的“利益一致”，只存在于施托克曼的一相情愿之中。更甚的是，施托克曼企图以清除一部分人的办法，强行使现实吻合“理论”——把富农清除干净，以促成利益一致的完美效果。

理论上是贫农主动选择革命之路，事实上是血腥的杀戮威逼着他们走这条路；理论上是新生活在一片欢呼声中成长，事实上新生活在血肉横飞中沉沦。那不多的几个指斥杀人太多的红军军官，并非出于仁慈的本性，而是基于对失掉民心的担忧。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已经完全成为听任宰割的羔羊。

所以，早期的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涅恰耶夫在《革命教义问答》一书中曾经提出，必须千方百计加重人民的苦难，使人民在苦难中忍无可忍而投身革命和起义，那些职业革命家便可顺利夺取政权。

现在看来，他的后继者做得更加干净利落。

格里高力·麦列霍夫，一个全家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农儿子，他在革命中的抉择将是一场棰心刺骨的煎熬。在一战期间的沙皇军队里，格里高力受到社会民主党人影响，醒悟到“为沙皇而战”的虚伪。等到投身红军后，他踏上自己的家乡土地，才猛然发现革命的火焰已经烧到了自己身上——布尔什维克不仅要杀尽剥削阶级，而且还要追究每个人的出身问题。格里高力逐渐意识到：所谓的为“解放人民”而战，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格里高力童年最好的朋友——米沙·柯晒沃依参加了红军，两个人的论辩触到了革命的命门。米沙主张为了“平等”可以不择手段：“要叫有钱的哥萨克从打饱嗝的嘴里吐出一点儿来，分给饿肚子的人吃吃。要是不肯，就连肉扯出来！”格里高力反驳道：“不是抢的，是挣来的！我们的祖宗用血浇灌过这些土地，也许就因为这样，我们的黑土才格外长庄稼。”这一场决裂延续到了最后，其间，米沙和同村的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追随红军与自己的乡亲为敌，格里高力的哥哥彼特罗也死在了他们的枪下。然而，快意恩仇的一幕最终没有发生。在丧心病狂的伙伴面前，格里高力顽强地保留了健全人的道德感和质疑精神：这一切究竟为什么发生？

撤除人道主义的底线以后，革命和原始人之间的杀戮就没有表面区别。在敌我对抗中剥夺生命，似乎是超伦理的、无需论证的命题。米沙·柯晒沃依火烧村里财主柯尔叔诺夫的房子的时候，面对手无寸铁的百岁老人格里沙加也能坦然举枪；为了拉拢人心，哥萨克暴动军打出了反对“枪毙人和抢劫”的旗号。萧洛霍夫几乎没有给一名俘虏以苟且的机会，大多数被第一时间处死，少数人则先遭示众后公开处决。当被俘的红军拉到村里示众时，死到临头者还有意识地往人群中躲藏以躲开殴打，还有人哭得昏厥在地——生命在即将终了时突然平等了，无论是白军、红军还是哥萨克，每个人的生命都平等了。死神慷慨地敞开双臂，赐予他的客人相等的求生欲望。

一旦势不两立的双方在哥萨克中形成，伦理道德的命运便万劫不复。《九三年》中的革命军司令戈万，他放走朗纳克将军，因为后者在可以逃生的情况下救了三个孩子，他无法说服自己处决；督军西穆尔丹对戈万执行死刑，在戈万身首异处的一刹那开枪自杀。西穆尔丹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一根道德链的完整，在血雨腥风的法国大革命中，这根道德链的出现并接续是一个奇迹。俄国革命喊出的口号更加赤裸，更加煽情，它需要建立一个最具体的敌我关系，以便激起人的仇恨，去无数次实践战争的公理：非敌即友，你死我活。

从革命观念的输出到战争逻辑的推广，仇恨一刻不停地增长。格里高力成长为能征善战的军官，一条条性命终结于他的手下。但是，人性终不曾抛开他：他牵挂着他的妻子娜塔丽亚和情人阿克西妮娅；他还有两个孩子，他们保住了父亲的心灵中柔软的部分。像戈万、西穆尔丹一样，战争中人如果极力想用道德人性的目光去审视他人，他将发现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不可以轻易否定，他将为此受尽良心的折磨。

人必须要有所依恋，必须有所怜爱。人应该知道，必须有那么一个能让他获得内心平安的地点。个体面对有限的未来，将他的全部财产放在大地上，让青天注视，比用炮火打成粉末更有意义。

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带来了一种深刻的派系观念，它否定个体的价值，逼迫个体首先明确立场，在拥护或者反对之间选一条路；它培育的英勇战士得到了一堆概念、一笔血债，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祖国和家乡。

在一种刻意的宏大叙事下，人们只能看到革命战车隆隆向东，除了被“碾得粉碎”的人外，所到之处一片旌旗猎猎，人欢马叫。

萧洛霍夫揭示了这种历史进步主义的欺骗性。事实上，革命理念的传播历来伴随着极端的功利目的，革命的输出造就了无数灾难。

应该留给个体评说历史的权利。听听历尽磨难的格里高力的肺腑之言，我们会发现所谓的“顺应历史潮流而动”是何等的虚妄：“我是为自己打仗，不是为将军们。如果说实在的，不管是那些人还是这些人，都不合我的心意。”

革命最终只给格里高力留下一个儿子，“这是他一生仅剩的东西”。回家途中，格里高力把武器扔进了顿河。他受够了那种强迫人们拥护一方排斥另一方的东西。孤立的美最后要变成丑，孤独的正义最后要变成压迫。

加缪说过：谁想为一方效劳而排斥另一方，就将不为任何人效劳，也不为自己效劳，最终将双倍地为不义效劳。有朝一日，由于过分地僵硬，将不再有什么东西引起人们的赞叹，一切都不足为奇，生活就要重新开始，那将是流放的时代，生命干枯的时代，灵魂死灭的时代。

所幸，俄罗斯的灵魂尚未死灭，在上世纪未，他们沿着流放之路，开始了清算革命、拯救祖国的漫漫征途。

“必须有一种恩惠、痛惜、忘我和一个祖国”，才能慢慢洗清创伤，才能重新拾回黑土地上失落的人性，重新找到美的精神归宿。
“快来吧，我亲爱的；我们劳动又歌唱，永远在一起！”

首先我真没看过《静静的顿河》，但因为这个问题，我最近肯定会开始看的，其次我很喜欢《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初一就看过。

我不是什么文学专家，但关于斯大林如何看待《静静的顿河》这种带有“反动”色彩的文学作品，我还是有专门的研究的。

另则，高赞回答中提到的基本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反苏著作”，我都找到了斯大林的相关态度，可作考证，包括《土尔宾一家人》（原名《白卫军》），《骑兵军》。

1926年，也就是斯大林执政的第四年（1922年起），被公认为“反革命”的《土尔宾一家人》（原名《白卫军》），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映，作者布尔加科夫承认“对苏维埃俄国反感且对白军抱有同情”。

布尔加科夫笔下的主角们，是一群白军军官，唯一可称赞的就是爱国心。

你们猜，是谁允许《土尔宾一家人》上映的？

斯大林认为，很少有纯粹的白匪和纯粹的红军，一切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其领袖所影响的。

曾和古契科夫一同逼迫尼古拉二世逊位、追随过邓尼金的君主主义者——舒利金，他的作品《日子》、《1920》和《三个首都》，也在斯大林的允许下出版。

你们猜《1920》里有什么句子没？

《三个首都》里，舒利金直球讽刺：

除过肖洛霍夫，另一个著名的苏联音乐大师，肖斯塔科维奇，最初创作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因为赤裸裸的描述性爱，最初被斯大林嫌弃，却在日丹诺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的劝说下，斯大林向肖斯塔科维奇道歉。

1931年6月，在高尔基的引荐下，26岁的肖洛霍夫参见了53岁的斯大林。

虽然斯大林在会面中也提出了对肖洛霍夫“洗白白军”的行为，但显然肖洛霍夫的才华还是折服了斯大林。

1932年1月，肖洛霍夫的新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审核之前就被斯大林自己先看过了。

特别讽刺的是，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看肖洛霍夫的小说，觉得他是个反革命；斯大林看肖洛霍夫的小说，反而津津有味。

这是斯大林几次对肖洛霍夫的评价：

我一直很反感用刻板印象去理解一个人，特别是红色世界的角色，一方面确实有红色世界宣传领袖意志的夸大的成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的肆意造谣和舆论上刻意引导也不是一两次。

斯大林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人，对于有才华的文艺作者们，斯大林抱有的始终都是先尊重才华的立场，不论是布尔加科夫、舒利禁、肖斯塔科维奇、肖洛霍夫，斯大林都认可他们的才华，当其他人为了政治立场故意挑刺的时候，是斯大林主动为他们站台保护他们。

《静静的顿河》能拿斯大林奖金和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必然有过人的文学成就，这一点恐怕不是文化水平确实不足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能比的，先天吃亏在这。

我很反对把《静静的顿河》比作什么反苏文学，这样无疑把你佬的水平拉到和亚戈达一样。

金子里找屎，不是什么好习惯。

嘴上的人性，本质上是惰性，道德追求的标准越高，越牺牲人的惰性，也就是少了人性，甚至失去了人性，那就得不到道德标准普普通通的人们的广泛认可。

层次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