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很珍贵的中国文物在外国博物馆? 第1页

很珍贵是多珍贵？

我自己心目中是大维德收藏里的那十几件雨过天青，Upenn收藏的的Isbara和Khowar。

1919年的一天，有两位自称是祖大寿的后人主动联系英国商人George Crofts，表示愿意以50块大洋价格卖掉祖坟，这让George Crofts收获意外之喜。原来受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常务董事Charles T. Currelly的委托，经常往返京津两地的George Crofts准备替博物馆收购一套完整的明朝官员墓葬。尽管他把目光放到北京近郊，但走了一圈并没有发现合适的目标，因为周边古墓葬基本属于残缺不全。

如今祖大寿后人找上门来愿意卖掉先祖坟茔，且出价也不高，这在George Crofts眼中绝对是一笔划算的买卖。于是他跟随这两位后人来到海淀清河永泰庄村，对传说中的祖大寿墓进行拍照，托人带回加拿大。1920年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回话表示满意，同意以50块大洋的价格成交。就这样祖大寿墓先被运到天津港，然后通过轮船海运到多伦多，最后再由博物馆修复作为展品陈列，花销总计两万加元。

说到祖大寿的争议一生，某种程度也让人唏嘘不已。祖大寿是宁远即今天的辽宁兴城人，世代为辽东望族，妹妹嫁给了辽东总兵吴襄，吴襄后来与祖的妹妹生下了吴三桂，因此祖吴两家有着密切的亲戚关系，而祖大寿更是吴三桂舅舅。

明朝末年后金崛起，边疆危急，袁崇焕下令高筑城墙抵御后金来袭，祖大寿则负责宁远城的修筑工作。1626年努尔哈赤亲自攻打宁远城，被祖大寿部下士兵用红衣大炮炸伤，加上过度劳累，不久暴卒。第二年皇太极再次进攻宁远，祖大寿将皇太极击退。最终袁崇焕提拔祖大寿为前锋总兵，调往锦州。

1628年皇太极率领十万大军一路打到北京城下，袁崇焕急令祖大寿回师，祖大寿率领明军在广渠门外与皇太极军激战，皇太极为了防止被夹击，连忙撤走。但是皇太极却布下了反间计，使得崇祯皇帝将袁崇焕下狱，祖大寿十分寒心，率领部下出走。崇祯皇帝见状让袁崇焕在狱中写信叫祖大寿回来，孙承宗也让祖大寿回来，立功为袁崇焕赎罪。祖大寿听劝不仅选择了回来，而且还又立了新功，但没想到恩师袁崇焕不但没有被释放，相反还被凌迟处死，这令他对明朝的忠诚度从此动摇。

1631年，祖大寿奉命在大凌河畔筑城防御锦州，结果城还没修完，皇太极率领大军突袭，大凌河城被层层包围，粮食吃完了，就杀战马，战马吃完了，竟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吃的情况。祖大寿只得选择策略性投降，他告诉皇太极，自己一家老小都在锦州，趁着锦州明军不知道自己投降的情况下，愿意做内应帮助后金军队夺权锦州，皇太极同意了。

但祖大寿一回到锦州就立即组织明军反击，皇太极再次亲征，却未能夺取锦州。就在此时辽东巡抚邱禾嘉却密报朝廷称祖大寿要谋反，崇祯皇帝闻讯后也破天荒提拔祖大寿为左都督。这样一来祖大寿倒更加担心了，认为崇祯皇帝多疑，恩师袁崇焕冤死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他不想成为下一个袁崇焕，就借故推辞。崇祯皇帝三次下诏召回祖大寿，祖大寿都不为所动。1641年，此时的后金已经改国号为清，皇太极第三次围攻锦州，祖大寿经过再三考量，彻底降清。

祖大寿降清以后被授予总兵职务，但从此再也没有发挥过关键作用。清军入关以后，虽然在京城赐给祖大寿府邸与田地，但在北京生活的十二年里，祖大寿基本淡出政治舞台。1656年祖大寿病逝，死后安葬在北京，顺治皇帝在祭文里称赞他“持身敬慎 ,秉性老成”，与其说是在夸他，不如说是讽刺他的摇摆不定。

不过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祖大寿墓，最新说法为墓主人应当是祖大寿长子祖泽润。第一博物馆收藏的所谓祖大寿墓墓门上原有一行字，上书“皇清诰封光禄大夫祖公之墓”，从这行字来判断，墓主人就并非祖大寿本人，因为祖家只有祖泽润被清朝诰封为光禄大夫。

第二位于海淀清河永泰庄的祖大寿墓原址，于1993年出土了祖泽润墓志，墓志上书“□封显考□进光禄大夫固山额真加伯爵荫溪祖公墓志铭”，也和博物馆收藏的祖大寿墓墓门所书“皇清诰封光禄大夫祖公之墓”符合。

第三2013年辽宁兴城祖大寿祖茔出土祖大寿谕祭碑，上书祖大寿死后葬在“镇国将军祖公茔”，可见博物馆收藏的并非祖大寿本人墓葬，但这还需要进一步核实。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时永泰庄村起码有三座祖大寿家族墓，而George Crofts只买了其中一座，同时墓室也未发掘，只能说博物馆收藏的是祖大寿家族墓，但不一定与祖大寿本人有关。

祖大寿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尽管其生前曾经叱咤风云，但终究被历史淹没，带着无尽的述说与争议进了坟墓。后来又因机缘巧合其家族墓运到加拿大，戴着加拿大年纪最大的中国移民头衔，静静地在博物馆恭候游人到来。“一代名将，据关外，收关内，堪称往复有忠义；两朝贰臣，悖前主，负后主，真个里外不是人，”至于其中的悲欢离合， 如果泉下有知，恐怕只有祖大寿一人知道了。

本文参考资料: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中文简介，《明史纪事本末》，《清史稿》，北京文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