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直播打赏应强设冷静期，三天内可撤回」，你认为「冷静期」适合直播行业吗？ 第1页

就想知道，为什么总有一些聪明而成功的代表，在重大的场合里提出一些“正确而无用”的提案呢？这是人们真正关心的议题不？

当人大代表讨论“针尖上站立几个天使”，他们在讨论什么？

❶

大约800年前，欧洲还处于被天主教统治的“黑暗时代”。中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哲学家阿奎纳，提出了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问题：

How many angels could dance on the head of a pin?

一个针尖上能够站立多少个天使？

那时候我还年轻，初次看到这个问题时直接就破口大骂，觉得中世纪不愧是“无知和迷信的时代”，简直是“无语他妈给无语开门——无语到家”。

后来我心平气和地多看了点与神学有关的猎奇向作品，然后才理解，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的阿奎纳，本意是要开辟一个严肃的哲学思辨：

既然教典中说到“两个天使不能在同一个空间”，那么在极小的空间上（例如针尖）可以存在多个天使吗？如果是唯一，那么又如何理解教典中多次出现的“同一场合出现了多个天使”，以及……如何理解教典？

事实上，对于这种严肃问题的探讨，是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的。例如历史上，关于“耶稣是否贫穷”的大讨论就引发了天主教的分裂——因为教典中说到“耶稣基督本来是富足的，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宁可贫穷”，就有教士据此否认罗马教会的合法性。

然而，在为当时的自己过于浅薄狂妄而汗颜时，我突然想到另一个问题：

以讨论“天使理智”而闻名的阿奎纳，其实说过一系列关于天使的问题（例如“天堂里会不会有排泄物”、“天使眼中是不是也存在白昼之分”……），但为什么当时教士们都不约而同地研究针尖问题呢？

联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在狂热的宗教氛围中，任何怀疑的种子都被认定是异端，是要被放逐甚至架在火上烤的。例如被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的贵族但丁，仅仅因为质疑宗教对人的束缚，就被流放至死。

所以，当时最聪明的人群（教士阶层）自然会选择最安全、最玄学的话题，而不去钻研“天使是否具有凡人特征”的高危问题。

❷

无独有偶，在遥远的东方也有过崇尚“务虚”的特殊时期。

三国末期的甘露五年（公元260年），面对司马氏的步步紧逼，魏帝曹髦试图激烈反抗。事败后，刚烈的曹髦不按常理出牌，宁可拼着不要性命（冲到大街上被反贼刺杀），也要让众人看到司马氏的弑帝行径。

中护军贾充自外入，逆与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抽戈前刺帝，殒于车下。

曹髦的目的达到了：作为大一统王朝中唯一以“公开弑位”而得国的晋朝，根本不敢以忠治国，只能强调孝道、崇尚论玄——这就是我们看到“竹林七贤”天天嗑着五食散、放浪形骸的原因。

而玄学的顶峰，显然是“容貌俊雅，聪明敏锐有如神人”的王衍。此君号称“子贡再世”，擅长玄理。哪怕西晋被胡人灭亡，王衍面对石勒依然侃侃而谈，“壁立于仞，此君特秀”。

但因为不肯为官，大怒之下的石勒决定处死他。

考虑到王太尉名士风流，不宜刀刃加身，于是在公元311年的某晚，包括王衍在内的满朝大臣被土墙压死。

在悲剧发生以前，没人能意识到空谈的后果会有多严重。

❸

在江苏省工作中刚刚给丰县“铁链女”案完成调查结论时，陕西佳县曝出的“铁笼女”又跃入众人眼帘。尤其是在公安部部署新一轮“打拐专项行动”后，人大代表们纷纷提出相关议案，打击犯罪分子、保障妇女儿童权利。

所以，我颇有兴趣地看了看最近人大代表们提出的各种提案。

例如，我就特别赞同人大代表蒋胜男提出的：

建议提高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者刑期。对于已被认定为拐卖的，应解除其婚姻关系，取消被拐妇女的孩子对买方的赡养义务。

尤其是在网上曝出丰县法院多次以“原告过往感情破裂，维持婚姻现状”为由，判决千里寻找被拐妻子的原告败诉时；以及多次以开创性的“离婚冷静期”为由，进行调解时……这种提案非常富有针对性和必要性。

而且，蒋胜男代表还郑重地表示：

拐卖妇女儿童严重的地方，往往不是最落后的地方，“穷”只是收买者的狡辩。

我就觉得这样的代表，才是真正做实事的。

相反，有些提案看起来就有点奇奇怪怪的感觉。

例如在商业上相当敏感的58同城姚总，这次就提出了一个极不符合商业逻辑的提案：

住房租金年涨幅不超5%（谈不拢的部分，由神奇的58同城来补差价吗？）

以及由律师事务所主任方燕提出的“有温度但难以做到”的提案：

细化精神赡养标准，督促子女“常回家看看”（没有假期，由方律师帮忙打官司吗？）

还有惠州市人大代表黄细花提出的：

每周1-2天远程办公，提升员工幸福感和满意度（还是先关心基本劳动保障吧）

甚至于存在同样心系妇女儿童，却提出奇葩提案的。

例如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始人张宝艳建议，对拐入地区相关部门建立考核机制，对于有新发生拐入案件的基层政府目标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基层政府主要负责人五年内不得提拔。

我知道张代表的初心，是从官员绩效考核角度出个奇策，但你不能脑洞大开、哗众取宠吧？

在《中国丰县不是印度疯县！为什么要旗帜鲜明地支持罗翔》中，我们讨论过关于“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理念之争。虽然我们强调，要警惕打着社科法学的幌子，人为地拉低司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为“法律尊重陋习回潮”叫魂。但这并非我们全盘否定社科法学的精神啊。

例如就有法律专业的读者在后台留言，认为正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才需要谨慎考虑重型激励迟钝、基层执法者的行动逻辑。中心思想就是：

能够真正实行的法律法规才有现实意义。

作为一个圈外人士，我是尊重专业人士意见的。所以也恶补了一下相关知识，觉得这个说法确实有意义。

因此按照张代表的说法，如果把发生拐卖现象与官员提拔负向绑定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

好家伙，之前拐卖事件难以解决，还是出于基层组织与执法人员的“乡土情结”与“差序格局”，本着不得罪人就揭过了；新规定一出，基层官员与执法者不能从打拐中得到任何利益的激励，反而会耽误自己甚至上级的升迁，大家都被强行绑在战车上，成了一条线上的蚂蚱……此时唯一激发的，就是上行下效，大家一起盖盖子、粉饰一番。

别说是这种关系到政治前途的大事，就是以赚几个小钱为目标的企业，合规部门的内审目的，也是强调“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可不敢“发现问题就罚款开除”啊——否则内部绥靖、内外勾结才是常态。

负向激励的后果，相信做企业的都知道，身为企业创始人的张总还不知道？

在打拐问题上，初心必须是解决问题，不是解决与问题相关的所有人。

❹

早些年的一个微小说大赛中，获得第一名的作品是这样的：

福尔摩斯和华生到郊外去野营。半夜，福尔摩斯把华生推醒了，问：“你现在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华生说：“我看到了星空，感受到宇宙的浩瀚，人类的渺小……”。
福尔摩斯幽幽道：“华生，我们的帐篷被人偷走了！”

看罢古今中外的教士、名士以及XXXX，这世界有那么多聪明人，但为什么总做一些外人看起来反常甚至无意义的事情呢？难道大家都集体失智？

显然不是他们的脑袋突然被门夹了，而是另有隐疾。

例如某些因素让聪明人思索“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哲学问题，或者在人声鼎沸之时跳出来，说着“正确而无用的废话”。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蒋胜男代表，就能提出中肯而可行的高水平提案呢？很显然，从她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蒋代表是存在为妇女同志发声的强烈动机的。

这种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代表，大家都觉得能处。

当然，还存在着没有亲身经历，但却坚持正义的代表——例如2003年“孙志刚案”爆发后，上书全国人大、要求【此处省略11字】的学者们。

大家觉得，这应该是最典型的代表模样。

我们衷心希望这样的代表越来越多。

教员说：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全文参见：

更多内容请访问公众号将军箭（jiangjunjian31）。左走天堂，右走金盆，弓开弦断,一往无前。本号关注财经与民生，虽是自娱自乐，仍求立足干货！欢迎关注，欢迎转发！

先颤抖着打赏完，再贤者地撤回来。没点干货就别怪我没有战略腚力，一个字，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