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何轻视商人？有哪些体现这一思想的文章或者是系统的理论？ 第1页

首先，古人往往不是轻视商人，而是歧视商人，轻视和歧视是两码事；就好比你可能会歧视有犯罪前科的人，但不太可能会轻视他。

以先秦的管仲和韩非为例：

《韩非子·五蠹》：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韩非认为，“商工之民”会买取官爵来获取政治地位，会生产假冒伪劣、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会掠夺农民的财富；不对商工之民等“五蠹”进行打击和限制，国家就可能灭亡、王朝就可能更替。

《管子·轻重》：
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干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
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管仲认为，“商贾”并非君主可以依赖的、而是君主应该掠夺的，不然就会“一国二君”；因为商贾会在君主征税的时候趁机剥削，还会让贫困的人更加贫困、让农民失去存粮。

这是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思想：一种是统治者应当打击商人、抑制商业和大部分手工业，重视农业和军事手工业；另一种则是统治者应当剥削商人，控制甚至垄断商业。

这两种思想都不轻视商人，反而很重视商人的力量；后者还非常强调统治者应该像商人一样，用商业手段来治理国家：

《管子·国蓄》：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其次，商人并非都是“风餐露宿辛苦经营凭借头脑和精力挣钱”的，假冒伪劣、囤积居奇之类的商业手段就不多说了，依附于统治者甚至统治者亲自下场，靠权力来打压竞争对手、垄断某些行业、剥削小民等也是很常见的。

以清朝的盐商为例：

《清史稿·食货四·盐法》：
其行盐法有七：曰官督商销，曰官运商销，曰商运商销，曰商运民销，曰民运民销，曰官督民销，惟官督商销行之为广且久。凡商有二：曰场商，主收盐；曰运商，主行盐。其总揽之者曰总商，主散商纳课。后多剥削侵蚀之弊，康熙、乾隆间，革之而未能去。
其引与票之分，引商有专卖域，谓之引地。当始认时费不赀，故承为世业，谓之引窝。后或售与承运者。买单谓之窝单，价谓之窝价。

盐商中存在三类特殊的商人，一类名为“总商”，由都转盐运使司指定、可以代收盐课；另一类名为“窝商”或“引商”，手里垄断着盐引、可以靠出租盐引躺着赚钱；还有一类名为“场商”，垄断着部分盐场的购买权、想买盐去卖必须从他手里买。

而且清朝捐纳泛滥，仅文官捐一项、从乾隆年间开始平均每年能获取300万两白银左右的卖官收入，让商人更容易买取官爵、获得政治地位：

《清史稿·选举七·捐纳》：
清制，入官重正途。自捐例开，官吏乃以资进。其始固以蒐罗异途人才，补科目所不及，中叶而后，名器不尊，登进乃滥，仕途因之淆杂矣。
文官捐，始康熙十三年，以用兵三藩、军需孔亟，暂开事例；十六年，左都御史宋德宜言：开例三载，知县捐至五百馀人......（雍正五年）帝曰：垦田事例，于地方有裨益。向因各捐例人多。难于铨选，降旨停止。年来捐纳应用之人，将次用完，越数年，必致无捐纳之人，而专用科目矣。应酌添捐纳事款。除道、府、同知不许捐纳，其通判、知州、知县及州同、县丞等，酌议准捐......（乾隆三十九年）贡监纳道、府例，自雍正五年后，数十年无行者，至是复行......光绪初，议者谓乾隆间常例，每岁贡监封典、杂职捐收，约三百万。
同治元年，御史裘德俊请令商贾不得纳正印实官，以虚衔杂职为限。下部议行。寻部臣言捐生观望，有碍饷需，诏仍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