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在七年战争中几乎被打到灭国，为何历史对腓特烈大帝评价如此之高？ 第1页

先说结论：

①历来不同群体对腓特烈二世的评价褒贬不一，不好说其中正面评价在任何时候都压倒性地多。

②对腓特烈二世的正面评价未必完全出于军事视角。即使不考虑成功的军事统帅这点，腓特烈二世在生前也是有名的启蒙原则践行者和开明君主。即使光考虑对普鲁士国家建设方面的贡献，作为君主的腓特烈二世可能也是同时代最出色的君主之一。

“历史”对腓特烈二世的评价真的很高么？这个问题的前提条件怕是就有问题罢。实际上，就像“评价”一词本身的定义一样，对腓特烈二世在评价在不同时期，不同群体之间是大相径庭的。

在腓特烈二世晚年以及去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舆论里对他的评价都不算很高。这个时候腓特烈的形象主要是一个沉闷的暮年军人。米拉波所述腓特烈二世在1786年去世时柏林的情景：

“没人悲伤，没人忧虑，一切都很忙碌。没有一张脸上不露出解脱和重燃希望的表情，没有惋惜，没有叹息。这位身经百战的名人在开创了一个延续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政权之后，得到的竟是这种待遇?全世界都希望他死去，全世界都为此庆贺。”

1788年在伦敦出版的De La Monarchie Sous Frederic Le Grand（腓特烈大帝治下的普鲁士君主国）则把腓特烈描述为黑暗军事独裁的普鲁士统治者。

和同时期的很多人一样反对旧式开明专制的诺瓦利斯(Novalis) 在1798年便在其有关国家理论的文集《信仰与爱或国王与女王》(Faith and Love or The King and Queen)中批评腓特烈式的统治作风：”没有一个国家在管理上比普鲁士更像一座机器，或许只有机械化的管理才能带来一个拥有强健体魄的国家。但若一直这样下去，这个国家迟早会垮掉。“

然而在1796年，柏林人对他们的腓特烈国王的看法又发生了逆转，在一场由施瓦本人卡尔·昂斯朗导演的戏剧中，腓特烈大帝登场了：

然后远处出现了一颗明亮的星星， 星星越来越大，从里面走出的人非常像腓特烈二世， 他的服饰、动作都很像……这个人物图像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近，直到放大至真人大小，站在舞台前方一楼座位前。无论是在地面上还是在从包厢里看，这种幻影特效都十分令人赞叹，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当腓特烈似乎要退回到星星里时，许多人喊道”不要走！“他回到了自己的星星中， 但是因为观众大声呼唤，他不得不返场两次。

腓特烈的政府以赤裸裸的马基雅维利式原则取代了旧制度的等级统治，即使是对保守派和霍亨索伦的保皇党来说，这也太激进了一些。甚至就连拉萨尔都一度称赞腓特烈二世的革命精神。俾斯麦一度的政治盟友，普鲁士右翼的代表人物恩斯特·路德维希·冯·格拉赫（Ernst Ludwig von Gerlach）就终身反对腓特烈二世，甚至一直拒绝腓特烈的nickname"the great"。冯·格拉赫的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作为虔诚的加尔文教徒，对腓特烈身上那种启蒙时代式的对宗教信仰的嘲弄也很不满。

在19世纪的上半叶，普鲁士的保守派一直视腓特烈大帝为革命原则的践行者，对腓特烈的评价很难说有多高。这点直到第二帝国时代才逆转过来。随着霍亨索伦王室和勃兰登堡-普鲁士在主流叙事里被描述为德意志帝国的史前史，加上自由派在1850年代的转折，腓特烈大帝的形象开始更多地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解读：在兰克和聚贝尔等人笔下，腓特烈的丰功伟绩是普鲁士”德国使命“的证据，而腓特烈就是德意志统一的先驱——尽管这一论断和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大相径庭。

也有很多人站在旧帝国的角度，抨击腓特烈。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汉诺威王室的档案管理员Onno Klopp。他在1860年出版的Der König Friedrich II. von Preussen und die deutsche Nation（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与德意志民族）中谴责腓特烈二世入侵西里西亚是道德败坏之举，用不择手段的暴力使得普鲁士成为强权。七年之后这本书再版，而在此之前Kloop的汉诺威祖国和他效忠的汉诺威王室就遭受了和西里西亚同样的命运。

在1918年之后随着德意志帝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崩溃，对腓特烈的解读开始多元化。但是纳粹的出现改变了一切。由于在盟军将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和纳粹主义一度被视为一丘之貉，西德的历史学家重新开始发掘腓特烈二世身上启蒙理想的一面。而东德也在利用普鲁士的遗产，其高潮就是1981年腓特烈二世的骑马塑像在东柏林重建。

另一方面我们要强调的是，对那些对腓特烈二世持有正面态度的人来说，腓特烈的战功未必有那么重要。歌德在《诗与真》中言及”我们都曾是普鲁士，事实上是老弗里茨（腓特烈的昵称）的粉丝，但是没什么人关心普鲁士“。对歌德这样出身新教帝国城市的年轻中产阶级来说，腓特烈这样充满启蒙时代理想的君主无疑很有吸引力，一个更显赫的例子是约瑟夫二世皇帝。而老一代人更支持他们传统效忠的哈布斯堡皇室。

在1740-1763年发生的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普鲁士的国家认同。七年战争中涌现出了大量的反映普鲁士爱国主义的文学作品，这种风气甚至蔓延到了普鲁士零碎的西部领土上。

18世纪50年代普鲁士爱国主义思潮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们对腓特烈二世过分迷恋。在战争年间出现了大批的诗 、 雕刻、 版画、 传记、 小册子和书歌颂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或另一个在当时广为流传的别称——“独一无二的腓特烈＂ 的功绩。 普鲁士士兵的胜利普遍被看作国王的胜利。国王的生日成为一项投注感情的庆祝活动， 如鸣枪、接受各种保皇党人的纪念物。 在大多数的文学作品中，腓特烈二世有一种杰出的、 几乎拥有超自然能力的形象。

在这种情绪中，普鲁士的共同体意识开始确立起来。出身帝国城市乌尔姆的启蒙思想家Thomas Abbt在他的作品Vom Tode für das Vaterland中提出普鲁士是一个”民族“：”当我的降生或我的自由意志把我归于一个国家，并把自己置于这个国家的神圣法律之下时……我就称这个国家为我的祖国。”诗人Christoph Martin Wieland在1773年说“德意志民族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众多民族之集合”。腓特烈二世是第一个自称König von Preußen而不是König in Preußen的普鲁士君主，就鲜明地反应了这个过程——霍亨索伦诸领地被整合为整体的国家，它的臣民拥有了共同的认同（天主教徒可能例外）。在这一过程里，腓特烈个人扮演了无可代替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