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城市游击战这种战争形式？著名的城市游击战都有哪些？ 第1页

我来讲一讲拉丁美洲的城市游击战。在拉丁美洲，1910年墨西哥革命前，由于拉美农村人口占绝对优势以及封建恩庇制度的广泛存在，起义、叛乱多为职业军人、少数冒险者或者农村的大庄园主、大牧场主率领对其有人身依附关系，绝对忠诚的债务奴、雇工们参与。虽然1910年前的拉美也有城市暴动的传统，比如城市的手工业者、商人、无产者，但是1910年前，来自农村的寡头精英：大庄园主、大牧场主，作为考迪罗军事首领，依靠自己对其债务奴、雇工们的超经济封建依附关系，加上这些人在拉美独立以来动荡不安的环境下，接受一定的军事训练，而且缺乏自身的政治参与、认同与意识，长期被束缚在主人的庄园或牧场，单纯忠诚于主人，容易被发动起来进行叛乱。

而1910年墨西哥革命开始，虽然墨西哥革命最典型的还是农民战争，比如潘乔.维亚和艾米连诺.萨帕塔分别在北、南的农民战争，但是墨西哥革命也昭示拉丁美洲曾经被边缘化的民众，逐渐发展起自己的阶层或群体的认同、意识，对自身被寡头精英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边缘化感到不满，并且有了政治参与和维护自己经济、社会权益的意愿，开始试图推翻寡头统治和帝国主义。

比如墨西哥革命时期，墨西哥城等地的工人，自从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时期就受旧大陆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影响，要求提高政治、经济待遇，开始反对迪亚斯的统治与美国资本的压迫，墨西哥革命开始后，墨西哥城的工人还建立了“世界工人之家”这样明显有着国际主义倾向的组织，建立起民兵，实行工人自治，反对韦尔塔的倒行逆施。后来在潘乔.维亚与卡朗萨闹翻后，卡朗萨作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代表，从世界工人之家征兵，建立“红色军团”，在第二次泽拉亚战役击败农、牧民为主的潘乔.维亚的军队，后来在1917年宪法上宣布保障工人权益。

自从墨西哥革命开始，虽然拉丁美洲各国发展程度不同，但是从19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下的出口经济，到1929年大萧条影响下国家加强对经济指导干预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尝试，再到二战后美国经济援助与自身国家主导的工业化、现代化，都让拉丁美洲的经济迅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程度加深，带动了社会的剧变，选举权等政治权利从少数富人扩展到大量被边缘化的社会中下层；现代社会的复杂社会分工需要各种行业使得教育开始在民众中普及；随着外国移民增加和本国农民迁移到城市寻找工作，拉美各国也从农民占绝对优势发展到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并且出现了工人、学生等阶层；由于城市化、普及教育等因素的影响，19世纪那种农村寡头对农民的控制减弱，城市的民众发展出自身的认同、意识，要求政治参与，反对寡头精英统治与帝国主义，20世纪30-50年代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的民粹主义都反映了这一点。

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之后的暴动中，不再以传统的农村寡头以恩庇关系发动依附者为主，城市的有着自身阶层意识与认同的民众，逐渐成为暴动的主流。

冷战时期，1959年古巴革命，则宣告着城市游击战在拉美的真正来临。古巴革命，虽然以726运动以来，从墨西哥登陆古巴海岸的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等人的游击队，在马埃斯特腊山的农村地区进行游击战最为著名，但是哈瓦那等城市地区，反对巴蒂斯塔的工人、学生等团体，进行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配合卡斯特罗的农村游击战，使得巴蒂斯塔对古巴的统治成本极度上升，疲于奔命，最终导致了巴蒂斯塔的垮台。

1959年古巴革命也震撼了整个拉丁美洲，此时许多对精英统治（包括秘鲁等地的传统寡头，以及巴西、阿根廷等地的进步军人、中产阶级领导者）感到不满的群体，开始效仿古巴。虽然二战后，20世纪50-60年代，拉美许多国家的政府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指导干预，大力发展民族工业，试图摆脱对初级农牧矿业产品与外资的依赖，但是由于初级产品价格不稳定、商品缺乏竞争力、国家对工业投入过多难以收回成本、以及美国的破坏干涉等原因，这些经济改革政策，最终走向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导致大量的失业等现象，对民生造成负面影响。

而这些经济改革，造成了高速发展的城市化，以及高度壮大的工人、学生等城市阶层。在经济危机中，他们因为经济形势恶化，受到极大的冲击，他们加深了对精英统治的不满，并且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影响下，在1968年世界左翼运动的大背景下，以苏联、中国、古巴、越南等国为模板，逐渐探索适合本国的游击战模式。

比如在1969年，阿根廷内陆城市科尔多瓦，就发生反对军人政府的城市暴动。军人政府的经济政策，使得科尔多瓦作为庇隆时代大力建设的工业城市，许多工人以及半工半读的学生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工人与学生联合起来，反对军人政府的统治。

面对经济恶化下，社会动荡不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拉美许多国家的军人以维护秩序与稳定为旗号，推翻民选政府，解散议会，取缔反对政党，开始了军事统治。其中包括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国，甚至是从19世纪30年代政治交接相对稳定的智利，也在1973年发生了皮诺切特推翻阿连德的政变。从古巴革命开始，拉美各国的精英提高了警惕，美国也希望维护在拉美各国的利益，不希望出现更多的古巴，于是在冷战与古巴革命的背景下，美国向各国政府与军队提供军事、经济援助，中情局训练各国反游击战的策略，各国政府也开始把军事训练，从常规战争为主转为反游击战为主。这些右翼军人政权在美国中情局支持上台后，开始对游击队以及同情者进行打击，甚至广泛使用拷打、杀害、失踪等方式压制反对者，受害者甚多，许多人连遗体都再没能找到。

20世纪60-90年代的拉丁美洲，如果说是常规内战，只有从1961年开始，尼加拉瓜反对索摩查家族的尼加拉瓜桑解阵革命，以及后来在1979年革命成功后，引发的尼加拉瓜内战（革命后的桑解阵对抗美国支持的反对者）、危地马拉内战和萨尔瓦多内战组成的中美洲内战，以大规模的农村游击战与反游击战，以及小规模的城市游击战。

但是也有认为60-80年代，美国支持的右翼军人政变，以及对反对者进行迫害的“肮脏战争”是战争的。而且这些“肮脏战争”中，城市游击队也真正兴起，在敌众我寡的状态下，在城市复杂环境的掩护下，进行武装反抗活动。

这些团体的成员，包括工人、学生、小资产阶级等阶层与群体，他们组建了许多组织，包括乌拉圭的图帕马鲁、阿根廷的蒙特内罗等，智利在1973年皮诺切特政变后也有一些激进的组织与皮诺切特的军队发生冲突。这些组织的意识形态也复杂多样，有的是诸如蒙特内罗这样的庇隆主义组织，并没有激进的社会革命要求，但是与推翻庇隆的军人政府有着很深的矛盾；有的是图帕马鲁这样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组织；巴西、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等国还有受解放神学思潮影响，将天主教教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的军事组织。

这些团体进行城市游击战的策略，包括在城市里建立秘密的据点，通过暗号等方式秘密联络；进行军事训练；袭击军营，夺取武器，营救被俘的同志；抢劫银行，绑架人质，勒索赎金，筹集革命资金；暗杀敌人的重要人物或我方叛徒，进行威慑；宣传与动员广大群众。

这些团体希望能够通过城市游击战，学习古巴革命、越南战争以及中国革命中的经验，让本国统治精英与美帝国主义因为反游击战，统治成本上升，军费增加，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疲于奔命，最终推翻本国精英与美帝国主义的统治。

从历史上看，这些游击战本身，虽然为各国统治者制造了许多麻烦，为了压制这些游击战，各国军人政府不得不把大量财力人力投入反游击战中，社会统治的成本上升，也因为残酷的压制手段，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民更加不满，比如阿根廷、智利等国的一些原来处于中立态度的人民，也开始反对军政府制造的“失踪”事件，进行组织性的反对活动，可以说这些城市游击战某种程度促进了社会动员。而且教会也逐渐倾向同情反对者，谴责军政府的屠杀行为。

不过不能说是单纯的城市游击战最终导致80-90年代军政府的垮台与民主化的实现，这些因素是多方面的。60-70年代，军政府刚刚夺权，虽然一直有城市游击战团体进行反抗，但是军政府稳定社会秩序，实行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还是让许多人民支持军政府，容忍其禁止民众政治参与的行为。但是到了80年代，拉美各国发生债务危机，经济形势恶化，加上从外部环境上，美国开始放弃支持军政府，转为“人权”导向的外交，要求军政府还政于民，还有苏东剧变的民主化浪潮，教会逐渐支持被压迫者等原因，拉美各国的军政府从80-90年代被迫还政于民，民选政府重新建立了起来。

可以说，拉美的城市游击战，与拉美军事政变的浪潮一样，是拉美20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与其说它本身直接起到了推翻军人政权的作用，不如说它与拉美各方面的内外因素，一起推动了军人政权的垮台与民主化浪潮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