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语的复杂程度对阿拉伯国家文盲率有何影响？ 第1页

对 @鱼吞舟 兄阿拉伯语需要一定现代性的改革的想法表示欣赏，但对于阿拉伯世界文盲率高的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否就得归为现代标准阿语福斯哈（Fuṣħā），以及具体拿何种标准化阿语形式进行推广，我想表达一些自己的想法，也希望对这方面了解的各位能加入讨论，大家相互切磋交流。

首先一个问题是，阿拉伯语真的是如此“烦难”吗？这种“烦难”又是何种意义、何种程度上的“烦难”？我们知道，在语言习得中，母语习得的难易和二语（第二语言）习得（尤其是过了一定时期后的二语习得）的学习模式是很不相同的，成年人更容易由于母语的影响，对于母语中不存在的成分敏感度较差，从而较难掌握与母语差别较大的第二语言（包括发音、语法等等）。因而，两种学习模式难易是很不相同的范畴，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而言很“难”的东西，并不见得会阻碍幼儿对母语的学习。正如 @sapereaude 前辈所言，目前的证据基本可以认为幼儿母语习得中，对幼儿而言语言并没有明显的“难”、“易”之分，所有的第一语言对儿童而言都是较为“容易”掌握的。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往往以一个对阿语陌生的汉语母语者的身份带入讨论，从而以为福斯哈对于我们而言的“难点”也会阻碍以阿语方言为母语者学习他们的标准语福斯哈，这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二语习得和母语习得两个不同的问题。

首先，用文言文与现代汉语标准语（普通话/国语/标准化的北京官话）的关系类比福斯哈与现代阿拉伯语方言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作为一种拥有书面语的自然语言，应当同时具备听、说、读、写四种功能，然而与标准的文言文配套的先秦汉语口语业已失传，我们今天只能通过比较语言学的手段进行构拟与复原，而这种复原也更多在文献研究等领域发挥作用，基本不存在用这种复原出来的先秦口语用于现代广播电视等媒体的可能性。但阿拉伯语则不然，历史上的福斯哈除了用于宗教等用途之外，早已经作为了正式口语和方言际交流的通用语了，这点上福斯哈更接近于明清官话，而非文言文。按照许多学者对阿拉伯语层次的划分，第一个层次是传统的经典阿拉伯语(Classical Arabic)，第二个层次是书面的现代标准阿拉伯语，第三个层次是“有教养/受教育者的阿拉伯语口语”(Educated Spoken Arabic)，第四个层次是现代阿拉伯语的各个方言。广义上的福斯哈包括了前三个层次，而今天在报纸与书籍中看到的属于第二个层次，在广播与电视中听到的属于第三个层次，都已经是经过现代化、标准化的共同语了，而绝非是故纸堆里的死语言。用第一层次传统的经典阿拉伯语语法中的特例，不一定能代表实际使用的第二、第三层次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中的使用情况，这点在之后将会展开。

首先，我想从作为自然语言的现代标准阿拉伯语的音系学特征（Phonology，即语音）、形态学特征（Morphology，词法）与句法学特征（Syntax,后两者构成了广义的语法范畴），以及作为书面语言的现代标准阿拉伯文的省略短元音、字母黏连变化具体展开讨论。

在音系学方面，以顶音（或者更确切地说，咽化辅音）为例，这是个在现代阿语各方言都保留着的音素，在黎凡特（沙姆，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汉志（沙特西部）方言中，福斯哈的四个咽化辅音的区别在口语中完全保留，即便在埃及和海湾方言中，也保留了其中三个的区别，只有一个（Ḍāḍ）和其他合流，而且在埃及方言中，这个合流也是因为科普特语的影响引起的。

这也证明了，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咽化辅音并非难以发出的音素，而是活在他们的母语——方言口语里音素，并无取消的必要与可能。这就近似于以掌握汉语声调的人认为声调阻碍了汉语母语者学习汉语，或者难以掌握大舌音（舌尖颤音/r/）的人认为大舌音阻碍了俄语母语者学习俄语（当然俄语母语者也存在极少数发不出大舌音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列宁同志了），但这并没有很明显地阻碍他们日常交流）。一个旁证就是，语言学家玛格丽特·奥马尔（Margaret Omar）1973年发表的对埃及儿童掌握埃及方言各音素的语言学论文中，显示儿童掌握咽化音早于掌握大舌音（颤音或闪音），这也证明了即使对儿童而言咽化音也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见此：

），而是在母语习得中就能够掌握的。

不过，相对于福斯哈而言，部分方言在某些辅音上确实有分歧或简化，除了受其他语言影响较大变化很厉害的马耳他语（以及在撒哈拉以南的某些地区阿语和当地语言形成的克里奥尔语）之外，大部分阿语方言在辅音的分歧及与标准语福斯哈的分歧集中于以下：

• 辅音 ǧīm的发音：在最初的古典阿拉伯语中，这个音发音与现代苏丹方言相同，为浊硬腭塞音/ɟ/，在埃及方言中是音位相近的浊软腭塞音/g/；后来演变为现代标准语的舌叶浊塞擦音/d͡ʒ/，这也是大多数现代方言的发音，在黎凡特方言中为舌叶浊擦音/ʒ/。

• 清齿擦音θ(tha)与浊齿擦音ð(dhal)：在伊拉克和海湾、内志方言中，以及部分汉志、利比亚方言中，保留与标准阿拉伯语相同的区别，在埃及和黎凡特方言中，埃及方言是白读词的θ并入t，文读并入s，黎凡特方言θ派入s还是t具有一定随意性。ð的演变同理。

• 小舌清塞音q(qaf)的发音：在摩洛哥方言和多数贝都因人的方言中，保留福斯哈的发音/q/；在海湾方言、利比亚方言中变为/g/，（下）埃及方言与黎凡特方言变为喉塞音/ʔ/。

综合上面的分布我们可以看出，阿拉伯语各方言中的辅音的分化和其他一些历史较久的大语言（比如汉语、罗曼语族）相比已经是很小的了。同时，这些发生演变的音也并非多难发的音，都是广泛存在于其他语言的音，小舌音广泛存在于阿尔泰语系诸语和高加索语言中，齿擦音就是英语的th。再者，这种演变本身更多地是受到该地在阿拉伯语之前固有语言（叙利亚语、科普特语、柏柏尔诸语）的影响产生的音变或混同，而非这些音本身难发。埃及方言把dh发成z或d，道理上类似于闽语区把f（中古奉系字）读成hw，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而并不代表f（dh）这个音素是多么地难发，应该从普通话(标准语)中取消。这种音变的存在，导致如果以该方言为基础进行推广，势必对于其他方言区（其他方言区的音变也有其他对应底层语言的影响）的学习反而会造成一定的障碍，不如直接推广与他们母语方言发音对应性更强的标准语来得方便。

而且，许多其他方言在这些发音上接近的也是标准语而非埃及方言，如果需要使用一种通用语推广的话，对多数方言区也是推广标准语比推广埃及方言更易学。以dhal为例，假设以埃及方言或黎凡特方言的发音定为标准推广，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对应性问题之外，对于具体的单词，dhal具体要分派到d还是dh的无规律性反而增加了以其他方言为母语者学习的难度，还不如直接按照已经推广的标准语的语音来。这就有点类似于普通话入派三声的复杂性对于很多其他保留入声的母语人群学习普通话要辨明入声分派后的具体声调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敝校校名常被人误读为“孵旦”、“福旦”或“腐旦”(“复”在中古一般为入声)就是一个例子），反而是以普通话为母语的人（比如我这样的）由于普通话中原入声字所收韵尾具有一定规律，还更加好辨别些。

在元音方面，部分方言产生了元音弱化、复合元音（aw，ay）等元音系统（相对于福斯哈而言的）复杂化，相对于三元音系统的福斯哈口语而言，显然更加复杂了，比如埃及方言的元音还有强调形式和一般形式的区别，这些在不同方言区发生的不同变化，使得不同方言间元音系统的兼容性，比方言与标准语的兼容性更小。同时，在下文中将谈到，方言之间的元音差异与阿拉伯文省略短元音正字法的相关性。

在形态学与句法学方面，埃及方言等方言在难度上也与标准语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在形态上，该有的破碎复数、动词的十式变化、首柔、中柔、尾柔、叠母动词一样不少（大家可以看这里：

有关于埃及方言语法的简介），除此之外，标准语中的一些本来属于上面提到的几大动词类型的动词，由于在埃及方言中的特殊变化变成了不规则动词（Irregular Verbs）。在词汇与句法上，埃及方言混杂了不少的科普特语底层词汇以及科普特语语法，很多语法或词的用法上也是其他方言和标准语是一类，埃及方言自成一类，比如面包一词标准语和其他方言都是khubz，唯独埃及方言是3aish。假如现在放弃标准语福斯哈改用埃及方言作为共同语，埃及方言的这些特征对其他方言为母语的学习者而言，障碍一点也不比标准语小，甚至还更大些。

在正字法上，现行的阿拉伯语的只书写辅音和长元音（不论是书写福斯哈，还是用来书写埃及等方言）的书写方式的道理也是类似，省略短元音本质上的原因之一是这些短元音一般（说“一般”，因为之后会提到特殊的情况）不承载辨义的功能。以“写”一词为例，yaktubu中前缀ya-的元音根据（福斯哈的）阿拉伯语语法一定是a而不可能是i或u，既然大家都知道读a，那么多写出来相当于信息冗余。换句话说，正是闪米特语语法（三母词根，固定的动词名词派生模式）的特性决定了，只书写辅音和长元音的形式实际有意义的形式远远少于理论上三元音排列组合填入能产生的所有形式，真正有意义的形式往往只剩下一两种，而另一种往往又能通过上下文排除。这种写法突出了词根，使得辨义更加快捷，信息输入的效率反而高于用全音素文字表述阿拉伯语，这有点类似日文中即使完全可以用假名书写也需要汉字训读，原因之一也是追求获取信息的快捷性。

除此之外，这种方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实现同一书写方式在方言间的兼容性。从上文我们可以得知，阿语方言间、方言与标准语间在语音学层面的区别正是在元音以及几个特殊的辅音上，而这些区别都可以通过不书写短元音的方式实现兼容（KThYR标准语可读Katheer，埃及方言可读Kiteer，黎凡特方言可读Kteer，然而大家用的字形都是一样的），同一个词形不同方言都可以按照自己方言的发音读出，在使用标准语时又可以通过标准语读出，这和汉字作为汉语方言间。假若改用了全音素文字，埃及方言的语音远没有大家想象的普及到了那个地步（由于历史继承的原因，并没有福斯哈的语音普及，甚至在这几年黎凡特方言和海湾方言的流行度都有和埃及方言匹敌之势，这点将在之后展开），各方言之间的语音差别在书写上的反映造成的很可能是类似于罗曼语族和假如当年拉丁化实现后的汉语的结果。当然，我也认为，书面语在必要的地方注出短元音是应该的。

其实，现在标准阿拉伯语一种都在进行着标准化，阿拉伯语语法的多数“例外”，其实也并非是由于《古兰经》引起，古典阿拉伯语语法的依据除了《古兰经》外，蒙昧时代的作品好当时各部落的口语也是语法学家重要的取材对象，古典阿拉伯语形成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并不是古典阿拉伯语的语法=《古兰经》的语法那么简单，这个在今天的回答中暂不展开，以后如有机会将进行专门介绍。而是当时阿拉伯语法学家在进行语法归纳的时候参考了几乎所有阿拉伯部落的语法，这样的大综合导致词汇和语法的庞杂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古典阿拉伯语语法中的多数例外都是“可选择的例外”，例如主谓一致的时候的二十多种不同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按照通常规律也可以，按照特殊变化也可以”的情况，这在标准化的过程中只要废除掉那些罕见的可行性变化即是。多种破碎复数共存也是一样，很多共存的情况就像汉字中的异体字一样，在标准化过程中都逐渐少用或不用了。当然，我也同意这种标准化过程应当更快、更强烈一些，应当从书面开始用更加硬性、通用的规则代替罕见、选择性的规则。

至于黏连书写的问题，黏连书写其实也是对于外语学习者”难“而对阿语母语者不见得”难“的问题。这种书写方式本身基础自古叙利亚字母，经过历代书法家的改造，已经成为了阿拉伯文能够以类似汉字草书等手写体一样能够快速书写、适应阿拉伯语本身情况的书写模式。而如果分开书写，反而是退回了之前闪米特字母的模式。而且，我们之所以认为类似拉丁字母的这种模式”更简便“，更多的原因其实是我们对拉丁字母更加熟悉，而非拉丁字母本身就多么方便易识别。

关于“西化”或“现代化”的问题，事实上，阿语早已经开始“西化“，阿拉伯语是一个有着优良的吸收外来文化化用并创新传统的语言。阿拉伯人在历史上从未拒绝过Qanun(来自希腊语Kanon，”律法“)、Falsafa（来自希腊语Philosophia，哲学）、Kimiya（来自希腊语Kemeia，化学）、Qamus（来自希腊语Okeamos，大洋，引申为辞海）、3ilm al-Tabi3（意译希腊语的Physia，物理学），在利玛窦、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之前的七八个世纪，使用阿拉伯语的学者就已经为阿拉伯语创造了大量的科学、哲学术语，而近现代科学、哲学虽然飞速发展，但术语创造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西方语言中科技术语的源泉依然是希腊语和拉丁语，而阿拉伯语早就和古希腊语的科技与哲学术语系统形成了完全的接轨，之后阿拉伯语的术语体系也对拉丁语术语体系在经院哲学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复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重塑作用。而阿拉伯语尤其是标准语中，早就形成了优良的独创为主、外来术语尽量本土化化为新词根，同时用阿拉伯语固有的动词与名词的各类派生方式有规律地、自主地创造大量新概念，当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也能流畅地用阿拉伯语表达当时最先进与前卫的科学哲学思想，标准阿语本身就有在现代世界继续现代化作为科技语言的潜质，而阿拉伯语固有的词语派生模式，从历史上的这些事实也能看到，不但不是阻碍，而且还是新概念、新术语翻译与创造的源泉，并无大的必要引入黏着式的构词法。采用英法语而非阿拉伯语作为自然科学教学的语言，更多是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对阿拉伯语的不自信和惯性思维造成的恶果，而非标准阿拉伯语本身的问题，我依然相信，历史上长期作为科技共同语的标准阿拉伯语依然能恢复其生命力的。

此外，回到最初讨论的文盲率问题（文盲率数据可参看：

）。在阿拉伯世界中，不但是海湾诸国这些由于石油产业而居民收入较高的国家文盲率都低于7%，包括没有强有力中央政府、经济并不发达的巴勒斯坦，非文盲率都已经达到了96.7%，高于我国（96.4%）和葡萄牙（95.7%），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阿拉伯国家文盲率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阿拉伯语或标准阿拉伯语本身的问题。实际上，阿拉伯国家文盲率高的国家，先不考虑男女不平等导致的女性文盲率高以及老年人文盲率高的问题，除开常年战乱或经济及其不发达的伊拉克、也门，文盲多集中于摩洛哥和埃及。摩洛哥由于殖民地因素、国内多语言因素（比如，有大量的只会柏柏尔语不会阿拉伯语的人口可能被算成了文盲）、经济不发达因素，原因较复杂暂不讨论。而埃及则与本身的社会问题与制度问题是有很大关系的（不然，同为阿拉伯语国家，为何人均GDP只有埃及三分之一的巴勒斯坦受教育率反而远高于埃及？），这些，而非标准阿拉伯语本身让人感觉的”难点“，才是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文盲率以及背后的教育问题的根本因素，也是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因而，与其选一门新的以具体方言为基础的新标准语，还不如落实好基础教育，把现成的、早已标准化的标准阿拉伯语推广得更深入些。普通话（其他标准语同理）推广成功，主要也不在于北京方言相比其他方言有多简单，而是北京方言本身的（至少从清中期开始的）历史影响力，以及强有力的基础教育措施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大批以普通话为母语或母语之一、而非第二语言的人群。相比之下，阿拉伯世界基础教育的相关问题，不是标准阿拉伯语的地位太高，而是标准阿拉伯语的地位是虚的，基本没有以标准阿拉伯语为母语，阿拉伯人都是当做第二语言学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