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的迅速崛起？ 第1页

如果你纠结“中国的崛起”是不是一个事实，那你可以关掉这个页面，因为本篇文章不针对这个问题，我也不会列举数据或者材料来Convince you。 你尽可以换掉中国护照，替换个你认为值钱的台湾护照，或者EU某国的护照，whatever it may be。

如果你认可了中国已经崛起（但不完美），我会分享一些我在外国生活的经验，来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崛起。

一、

今天在欧洲某国首都办事，途中和公交车司机聊天，主干道上拥挤的不行，5分钟路程要走15分钟，司机抱怨道，

"Those officers are capable of nothing but talking, the traffic is totally a mess, they should learn from China, put those damn cars underground……"

我一看发现主干道两旁各停了一排车，后来意识到，当时不是上下班高峰期，交通已经十分堵。

确实，中国不仅有众多的地下停车场，还有发达的地下交通——地铁，上海的地下运输人数约日均千万人次。

他们当然想修地下停车场、地铁。

问题在于，他们的房屋产权，包括土地、房屋建筑、树木及地下资源拥有永久性所有权。

比如，政府想在我家下面修东西，就得经我的的同意。想要我的同意，这可麻烦了。

政府想买我的房屋地下使用权，出个千万欧元吧。

要知道永久使用权的价值是无限，而金额始终是有限，无论我开多少价，政府都是赚。

OK，我就是钉子户。

而且我这个钉子户更绝，我不永久卖断使用权了，我要租赁使用权，使用权每年十万欧。

这下便宜了，政府租吧。

我啥活不干，每年工资超过绝大多数市民，而且我的子子孙孙享用不尽。

各位想想看，只要有一个这种钉子户，政府就头疼了。

如果一街都是这种钉子户，政府永远不可能修地铁。注意钉子户是会传染的，一家得逞，就会冒出千百家。

地铁这件事可不是孤例。

我所在的城市，主干道只有两车道，还没有人行道。

为什么不拓宽呀？

对不起，车道旁边是我家后院。

虽然我家后院破败不堪，杂草蔓布，但政府想从我家后院过，必须给钱，给大钱。

情节同上。

“If you dare put your dirty finge on my land, I will shoot you in your face.”

It sounds cool, but tastes bitter.

看到这里，朋友们已经猜出了中国崛起的一个原因了。

没错。土地革命。将土地的使用权与拥有权分离出来。

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解开了捆绑龙的锁链，使中国能够腾飞。

这一革命的价值在过往已经体现出来，在未来会有更加深远的体现。

没有土地革命的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历史太过沉重，足以断送未来。

学计算机的朋友知道锁的概念，当两个进程争夺资源时，就可能出现互不相让，于是进程锁死。

同样，当两个公民争取利益的时候，同样会产生死锁，就像这样。

二、

中国没有宗教束缚。

常常有些人说，中国落后的原因，因为不信宗教。

事实恰恰相反，中国腾飞的原因，因为没有宗教束缚。

• 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是缺乏想像力的。它只能想像一个God作为世界的终级答案，而想不到其他可能。
• 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是缺乏创造力的。它竭力追求的不是创造新的衣服，而是修补一件千年之前的衣服。
• 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是缺乏未来的。它的目光一直盯着历史，未来对于他们只是死和审判。

中国没有宗教束缚，在精神上中国就没有被阉割过。

中国的勃勃生机正在于此。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之所有崛起的深层原因。

附：

作者文集：https://zhuanlan.zhihu.com/p/30005592

从世界500强的资料入手，本文分析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垄断资本的分布和特征，从中汇总了中国资本崛起的一些证据，接着分析了帝国主义如何在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以外，通过货币、金融、科技和资源的垄断，通过不等价交换，来掠夺世界的财富，而后论证了生产过剩和帝国主义危机的关系，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劳资矛盾之外的帝国之间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与帝国的矛盾等。

在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本文较系统地批判了超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论和“中心、外围”学说，指出资本的“DNA”就是竞争、垄断、霸权，因而不可能有一个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出发的主体来维护所谓的“世界体系”，且垄断资本集团塑造世界为“中心、外围”的本事取决于其整合资本的能力。舍此则无法认识帝国主义。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随着实力的变迁，各国垄断资本之间的利益纠纷和冲突最终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

本文从垄断资本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资本的崛起，尤其是国有资本集团的一些基本属性和特征，且列举数据表明国有资本集团是当今世界上集金融和工业资本为一体的，垄断性最高的，资本实力最雄厚的单一资本集团。

基于资本集团要么扩张，要么消亡的基本逻辑，国有资本集团今后的发展必然要与现有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体系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冲突，并依此分析中美之间矛盾的特点和趋势。

目录

前言

一、当今世界垄断资本的一些基本现状

二、帝国主义掠夺世界财富的若干渠道：货币金融、科技和资源垄断

三、当前帝国主义世界中的一些基本矛盾和危机

(一)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

(二)帝国之间的霸权冲突

(三)帝国争霸赋予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用矛盾的空间

(四)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垄断的升级和生产过剩的危机

(五)生态危机和资源枯竭与帝国主义

四、列宁主义还是超帝国主义？

(一)美帝称霸的全球帝国主义新特征

(二)超帝国主义论的复活

(三)世界体系论批判

(四)美帝国主义从来不买超帝国主义的账

五、新帝国的崛起必然挑战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列强格局

(一)天朝的国际地位

(二)国有资本的特色所在

(三)国有资本集团的经济实力

(四)中国资本对美帝霸主的挑战

(五)案例：中国资本在非洲

(六)历史的教训

六、结束语

前言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标志着“繁荣”泡沫的破裂和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这一泡沫的破裂是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试图克服资本主义制度根本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结果。他们克服这一危机的办法除了进一步“放水”的“货币量化”政策以外，也就是除了进一步地把资本泡沫吹大和转嫁危机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灵丹妙药。

九年来，在几乎零利率和政府赤字翻番的强心针下（比如美国的赤字从GDP的60%剧增到一倍以上），苟延残喘的发达国家经济一直获不得令人信服的复苏。那么他们还有什么手段来对付下一次必将到来的经济危机？

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的世界格局也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对于这一变化的实质，各方的判断和分歧显著。

比如，近年来中国在南海大规模填海造岛，在中印边界有争议的地区修路，在中东的吉布提建设军事基地，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等地通过债务豁免建立99年租赁权等等的举动，哪些是捍卫和恢复主权的正当行为？哪些是为争霸铺垫的帝国主义伎俩？

混合所有制的推行是为进一步私有化，变中国为西方跨国公司肆意践踏、入侵和占领的国土，还是为了加强国有资本的杠杆效应，使得其掌控更大的资本，以便其更好的与西方列强在世界各地争夺市场、争夺资源？

近来不时爆发的工人闹事、罢工等运动的高涨是境外敌对势力操纵的结果，还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

“中国梦”是加速被殖民地化，还是快步走向帝国主义的“理想”？

除了一些整天危言耸听地叫喊中国正在被殖民地化的民族主义“左派”以外，中国正在崛起已经成为国内外基本上不争的共识。就连一贯紧跟着美帝的菲律宾政府也看到了世界格局的改变，认识到利用中美对峙为其获得经济发展机会的时刻已经到来。

亚投行的建立，“一带一路”的战略明显地挑战了现有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那些高喊中国被殖民地化的人士对此也不得不改变一下自己的声调。

那么崛起的中国是否会成为一个走向帝国主义的大国？

强国派对此毫不掩饰的感到兴奋，说“看到祖国这样流氓我就放心了”，西化派替现有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必将遭到的挑战感到担忧。自称“左派”的内部对此问题争议颇大。那么搞清这个问题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问题牵扯到现中国社会的性质，牵扯到中国工人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在中国与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体系的矛盾中应持的立场、方针和政策。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要正确的认识当前的局势，我们需要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什么是帝国主义？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是否仍然有效？也就是说帝国主义的新特征，即资本的全球化是否推翻了列宁的理论？

如果列宁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正确的话，那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态下的帝国主义是不是资本主义走向没落时期的回光返照？

崛起中的国有资本集团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反霸力量还是争霸的中坚？

苏美争霸时期的军备竞赛、代理战争、势力范围摩擦等对今后中美对峙有何启示？

要回答这类的问题，我们必须一方面把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事实梳理清楚，另一方面也需要有一个分析这些基本事实的理论框架。这是因为我们处在大数据时代，每日每刻都有海量的信息冲击着我们的视野。如果我们不想被信息所淹没，我们就必须有一个清醒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这些信息。

为此，我们将首先梳理一下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基本事实，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几个基本矛盾，然后就如何分析这些事实和矛盾所需要的理论框架进行一些探讨，以便为最后分析崛起的中国与当今帝国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打下基础。

一、当今世界垄断资本的一些基本现状

我们不妨从全球垄断资本最集中的代表世界500强入手来分析当今世界垄断资本主导的帝国主义体系。

从世界500强的分布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今世界的资本实力主要是集中在3个中心。首先是美国，其次是德、英、法等老牌西欧帝国，再有就是亚洲的中、日两国。

从表一上看，各国2017年世界500强中，美国的资产大约占30%，德、英、法等的西欧占27%，中国（包括占比很小的港台）占23%，日本的才占10%。其余的合计也只有10%。当然这个资产占比并不反应一国资本在国际上的影响。中国的资产绝大部分在国内，而其他老牌帝国的资产多在国外。

按金融、工业和服务的区分，即表二来看，中国的工业，除了利润（被金融拿走了）以外，（已多年）在其他各个指标上都是领先的。

除了世界500强的数据以外，中国的崛起在其他指标上来看，也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钢铁产量、发电量、汽车产量、高铁里程、专利申请、高等教育人数等等指标都是世界第一（当然由于人口众多，人均指标还远远落后）。军事上，中国是美、俄之外，超过英法德的世界第三军火出口国。相比之下，印度是靠购买军火来实施地区扩张主义的国家。

下面我们探讨一下以世界500强为代表的世界垄断资本是如何获得如此强大的财富积累。

二、帝国主义掠夺世界财富的若干渠道：货币金融、科技和资源垄断

在帝国主义体系中，帝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个前者推行霸权、掠夺和剥削后者的关系，就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是个前者压迫、统治和剥削后者的关系一样。但是阶级之间的压迫和剥削的关系是通过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通过单位劳动时间（比如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和单位时间（比如一年）的劳动力的价值差，即剩余价值来实现的，因而雇佣劳动不需要违背等价交换的原则。[1]

相比之下，帝国主义体系内国家之间的统治和剥削关系就大不相同，就主要的不是通过等价交换的原则来实现。国与国之间的交换如果是等价的就不存在帝国主义。

那么废除了旧的殖民主义制度以后的全球化的帝国体系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实现统治、掠夺和剥削的关系呢？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大类：货币霸权、金融霸权，科技和资源垄断。所有这些都是不等价交换。

1.货币霸权：利润率最高的应该算是美元霸权（它可以直接以印钞票的方式把资源从其他国家掠夺过来），它的成本几乎为零。但是它的利润额是有限的，美国不能无限制的依靠印钞票来维生。

2.金融霸权：以华尔街金融寡头、和世行等国际组织为代表的金融霸权所获得的利润率比不上美元霸权，但它相似高利贷，驴打滚的利息逼着很多亚非拉国家一方面不得不用大量的出口去还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用新的贷款去还旧债，因而它的利润额非常大。这里谈不上等价交换的原则，只有掠夺。

3.资源垄断：跨国公司通过对石油（或通过对石油产出国，如沙特阿拉伯的掌控）、矿石等资源的垄断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这一超额利润是通过不等价交换来实现的。但是依靠这种旧殖民主义的资源垄断方法获利，其规模还是有限的。

4.科技垄断：这里财富的掠夺也是通过剩余价值以外的不等价交换来实现的。劳动价值论承认一个商品只有一个价值，而不是劳动效率低的产品价值高。但是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尤其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就复杂多了。发达国家用高科技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去换回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里的交换是不等价的，也就是发达国家用包含较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产品获取其他国家包含着大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产品。这是国际贸易中剩余价值转移的主要形式[2]。比如中国过去要用几亿条裤子换回一架空客380飞机。同样的，美国的农产品属于“资本密集型”，一个普通的美国农场主一年生产的农产品，比如上千吨的玉米，出口到墨西哥，一举就会使得几十个、上百个当地农民破产，迫使他们到出口加工区打工，生产出的纺织、电子等产品廉价地卖到美国去。结果就有美国一个劳动力一年的产品可以换回墨西哥几十个、上百个劳动力一年的产品。相反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基本上都是等价交换，因为双方都有各自的技术和专长，所交换的产品中的单位劳动时间相差不大。

由于最后的这个不等价交换的渠道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影响有着流毒甚广的错误认识，我们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不等价交换大大的降低了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成本，维持了发达国家资本的利润率，有效的抵消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论证的有机构成增加所本应发生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3]。以此对比如下的断言：“1945年后的‘新政’实质上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通过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合作为条件，分享到了世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4]。如果真是这样的，那么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物质基础就不存在。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进，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却在不断地下降。这是因为，任何国家工人阶级的平均工资，无论有多大的差距，也不管是发达的还是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该国家工人阶级再生产所需要的花费，也就是生儿育女、抚养老人和一家大小的衣食住行、教育卫生等等的花费。

如果没有科技垄断，那么欠发达国家就会很快的掌握任何新的科技（模仿比创新要快的多，因而后起者的跳跃式发展优势很强，像当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一样[5]），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就趋向于等价交换。这就是帝国为何要极力防备欠发达国家掌握新科技的一个根本原因。

帝国主义掠夺世界财富的这几个渠道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是科技领先，资源是老式帝国的特征。有了这两者才会有金融，有了金融才会有货币霸权。

一旦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可以作为储备货币，那么他们就可以通过印钞票来获得那些把他们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国家的财富。其他除了欧元区和日本以外的帝国，如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享受不了这种仅仅依靠印钞票就可以掠夺其他国家财富的货币霸权，但是金融、资源和科技他们多多少少都享受一些。

通过以上的分析，那么中国在这些渠道中的地位是什么呢，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韩国、印度和巴西等国的区别在哪里呢？

1.虽然IMF批准了人民币的储备金地位，但是除了少数东南亚地区通用人民币以外，中国至今还未能由此获得多少货币霸权的红利，但是他正在努力实现自己货币的国际化，为将来实现类似欧元、日元那样的货币霸权打基础。韩国、印度和巴西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任何希望。

2.金融霸权他目前还谈不上，至少规模不大，亚非拉国家上钩的还不多，其真实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但是亚投行的建立已经为这方面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开端。有关韩国、印度和巴西这方面的资料还没有搜集，除了他们比不上中国，其他的不好说。

3.资源垄断方面他好像目前主要的是受害者。他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现状，他正在全世界范围努力购买和掌控各种资源。韩国没有多少资源，印度和巴西的被跨国公司掌控的应该也不少，但是这方面的资料搜集的不够，还不好下结论。

4.科技垄断正在被他打破。虽然中国在进出口贸易方面还不能和发达国家进行等价交换，因为自己对市场和科技的掌控还比不上发达国家，但是这一情况正在快速的改变。中国对外的装备输出已经能够获得不菲的利润，比如类似高铁一类的装备和军火的出口。他和发达国家的商品交换越来越是等价交换，进而他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越来越是不等价交换。韩国在这方面能够享受部分不等价交换的暴利，好像印度和巴西还不行。详情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由此可见，相对韩国、印度和巴西，中国是一个具有帝国架势的国度，起码他正处在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中。

三、当前帝国主义世界中的一些基本矛盾和危机

为了认识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懂得他的内在矛盾和由此带来的运转规律。下面论述的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一些矛盾。首先是劳资矛盾，其次是帝国之间的矛盾，第三是帝国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由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所带来的生产过剩危机不光是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动力，而且也加剧了帝国之间的矛盾。各国内部的劳资矛盾也可以更深刻的从生产过剩危机中揭示出。

(一)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也是最尖锐的矛盾，表现在当今世界的所有政权都把国家的暴力手段（警察和军队）放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秩序上，放在应对本国人民对私有制的反抗上。在帝国主义时代，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国际上的帝国主义相互影响，不可分割。帝国一方面必须通过转嫁危机才能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打压帝国外的工人阶级才能捍卫对外投资的利润，并依靠廉价的进口来进一步地打压国内工人阶级的反抗。

由于劳资之间的矛盾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不在这里做过多的论述。

(二)帝国之间的霸权冲突

首先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列强与俄罗斯的矛盾。这一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和当今越演越烈的叙利亚危机。从俄罗斯派遣他仅有的航母来捍卫自己在中东唯一的军事基地来看，后者目前还有加剧的势头。反恐是双方的借口，难民是美俄争霸的后果。

其次是美国与欧盟的矛盾。欧元区的创办，空客公司的组建，都是欧盟与美帝矛盾的表现。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也把欧盟内部的矛盾暴露无疑。同时，美国利用欧盟内部的矛盾激化了主权危机，削弱了欧盟对美国的挑战。英国脱欧虽然也是欧盟危机的一个表现，但是没有英国以后的欧盟有可能对美国的挑战更强。这或是美国反对英国脱欧的原因。

再有就是美国与日本的矛盾。后者至今没有能够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军事上他完全受控于美国。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迫使日本接受IMF的方案，其在东南亚的投资损失惨重。

美国与中国这个崛起之国的矛盾本文稍后再展开。

(三)帝国争霸赋予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用矛盾的空间

除了帝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和帝国之间的矛盾以外，所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当前依然存在，即所谓的“南-北”矛盾。其实质就是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与人民的矛盾。

实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一个新兴帝国的出现或崛起确实可以起到打破已有帝国垄断体系的作用，给予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选择的余地，就像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一样。菲律宾最近试图利用中国的崛起来解脱美帝对他的控制就是一例。

相比之下，苏联的解体对广大的第三世界来说是个损失，造就了近25多年美国为所欲为的、一国独霸的、新自由主义猖獗的世界格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要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新兴帝国的性质，能够有效地利用帝国之间的矛盾（就像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那样有效地利用了美日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像王明那样盲目的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中国的崛起就有助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摆脱现有帝国体系的控制。

但其前提必须是对帝国主义的清醒认识，否则是很危险的。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利用帝国之间矛盾的立场，而是依靠一方去反对另一方，最终不会获得自身的解放。回顾当初美国百年前的崛起打破了“日不落”大英帝国的垄断时，他也暂时地“赢得了人心”。

(四)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垄断的升级和生产过剩的危机

有些左派错误的认为：“在国家干预的条件下，传统的以生产过剩为形式的经济危机不再构成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威胁，其破坏程度显著减轻了。”[6] 在他们看来，反而是“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起死回生的最大制约因素。”[7]

历史的事实却一再的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还是生产的过剩，而不是其他的如资源危机或生态危机等等。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但是只有在社会生产的总产出大于工人阶级的总消费的时候，也就是有了剩余的时候，这些剩余才有可以转变为资产阶级整体的利润（这里可以不考虑资产阶级的奢侈消费、固定资本的折旧和维护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等等的需要，因为这些都可以看做为产出的折扣）。换句话来说，也就是所有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加到一起要多于所有工人所购买的产品才有留给老板们的剩余。工人的产出和工人的消费之差越大，剩余越大，整体利润才有可能更大。把剩余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时，经济便增长。

虽然价值是在生产中创造的，但是它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因此每个资本集团的剩余产品只有在被其他资本集团购买成为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时，那些剩余的产品才能转换成利润。这是剩余产品到利润的转换，即资本增值的必要条件。否则那些剩余产品就是一堆卖不出去的商品。但这生产规模的扩大将使得往后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更加严重。一旦多个资本集团对将来那些过剩产品到利润的转换失去信心，也就是对产能泡沫式的不断扩张失去信心，经济危机就必不可免。这就是宏观视角的生产过剩危机起源。

很多人以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由于人民的消费不足引起的。这是不对的。自古以来，人类的多数都是消费不足，只有生产过剩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是由于消费下降引起的，而是由于产出的增长超过了消费的增长，而且往往首先过剩的是投资用的工业品而不是消费品。所以，所谓的消费不足看起来和生产过剩是一个事物的两方面，其实不然。生产过剩是绝对的（因为过剩的不是消费品），消费不足是相对的。生产过剩是原因，消费不足是结果。这一点在一个经济周期中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首先是由于投资前景的冷却带来投资的下滑、工业品的积压、利润的下降、生产的过剩，才有工人的失业、消费的下降。

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产出和消费的同步增长，它就有可能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像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苏联到其解体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但是资本主义一般不是铁板一块的单一集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苏联的解体说明单个集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除非特殊需要（如战争时期），资产阶级内部一般不会自动地协调相互的生产，而且单个资本集团的生产扩张一般不会直接地造成其产品的过剩。相反地，采用新科技、新技术进行大规模扩张的资本集团往往会使得其单位产品的成本和价格都下降，因而会使得扩张相对不足的资本集团的产品竞争不过，成为过剩的产品，从而挤垮后者。这就是资本集团之间竞争的结果。因此，从微观视角来看，单个行业的生产过剩是资本集团竞争的手段。

但是单个资本集团在行业内部的“理性”微观行为成为资本主义整体的“非理性”宏观行为。为了生存，每个单个资本集团都拼命地扩张其生产规模[iii]，因而造成资本主义总体生产规模的扩张。但是这一总体的扩张只有在高于工人阶级总体生活消费的增长时才会有属于资产阶级的总体剩余的增长。一旦总体剩余不能转换成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生产过剩危机就会爆发。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根本矛盾，也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

缓解生产过剩危机的办法要么是通过开拓新的市场来消化过剩产能(如发现新大陆或拉中国加入世界资本体系)，要么是通过新科技对原有固定资本的淘汰来缓解产能过剩（如电视有一段时间几乎淘汰了电影，手机几乎淘汰了座机，数码相机基本上淘汰了胶卷相机，或汽车和飞机在美国基本上淘汰了火车等等）。

否则，要拯救资本主义，就必须摧毁过剩的产能！自然灾害可以直接破坏产能，进而缓解生产过剩。战争是破坏过剩产能的另一个渠道（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是一片废墟）。当足够的产能被战争或自然灾害摧毁后，产出与市场重新恢复平衡，为新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没有新市场，没有新技术，没有自然灾害或战争，那么产能的过剩就只有通过严重的经济危机来解决。实力弱的资本集团在经济危机期间不得不破产，这样就有可能淘汰大量的过剩资本，使得产能与市场重新恢复平衡。

与封建帝国基于简单的贪婪而进行的扩张不同，资本帝国主义产生的起因之一就是为了缓解国内的生产过剩。基于小生产的封建王国不扩张也能生存，但是基于市场经济的现代帝国主义是要么扩张，要么消亡。因而他必须通过对殖民地的倾销和掠夺开拓自己的市场，获得新的资源，缓解国内生产的过剩（百年前日本在中国大力发展采矿业和倾销工业品就是一例），因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帝国主义后期的发展才由商品的输出转向资本的输出）。美国的新殖民主义起先也是通过对其他国政治和经济（市场）的操控来造就新的投资机会和倾销自己的过剩产品，以此来转嫁国内的生产过剩危机。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使得市场进一步地开拓，暂时地缓解了帝国国内产能过剩的危机（中国加入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把后者从7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直到80年代中期也没有明显缓解的总危机趋势推迟到了2008年才又一次爆发）。其结果却是后患无穷的世界范围的产能过剩！如果近期没有重大的新科技来开拓新的市场或強行淘汰大量的旧有固定资本（假如一种新的化工材料可以完全替代钢材的话，或一种新的科技使得光伏产品的造价成为极其底廉，进而几乎可以完全替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话，这些新科技就会大量地淘汰类似钢铁或能源等行业旧有的固定资产），世界范围的产能过剩就只有通过更深刻的经济危机来摧残过剩的产能，以便恢复产能与市场的平衡。

但是各国资本都希望通过摧毁他国竞争对手资本的产能来缓解自己的产能过剩，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战争才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危机的集中表现。

(五)生态危机和资源枯竭与帝国主义

虽然全球变暖和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马列毛主义者要一分为二的对待这个问题。一方面它激起了全球人民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反抗，激化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尤其是帝国之间争夺资源的斗争，但是它也有提供新投资机会，从而拯救资本主义的一面。相比以上所列举的各种资本主义下不能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有可能克服生态危机的。

比如，中国古代历次农民起义往往是和自然灾害相关联的，但是另一方面19世纪爱尔兰的土豆饥荒和欧洲同期的黑鼠瘟疫对于制度的冲击好像并不严重。这是因为资源的枯竭本身看像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不是人与人的矛盾，因而并不直接地威胁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日本前几年的大地震并没有增强日本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诉求。

资源的枯竭当然会威胁个别依靠垄断资源的那些资本集团的生存，但是他的竞争对手反而因祸得福。天然橡胶的局限推动了人造橡胶的发展，石油资源的枯竭推动了日光的利用，等等。因而资源的枯竭并不威胁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有可能推动科技的创新，造就新的投资机会。2008年兴起的液压分裂技术就大大增加了美国的页岩油和天然汽的产量。中国的风电、光伏等行业前期疯狂的扩张和目前的生产严重过剩危机恰恰是因为生态危机还没有“及时”到来。正像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十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石器时代的终结不是因为人类找不到石头，石油时代的终结也会远远先于石油资源的枯竭。[9]

我们在这里必须再一次的强调，资本主义恐惧的不是资源的稀缺，而是生产的过剩。除非帝国之间的争夺摧毁资本主义，生态的危机有可能拯救而不是埋葬资本主义。当前中国政府正是在利用生态危机所造成的契机强行迫使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关闭，以便缓解很多行业的生产过剩危机就是一例。

四、列宁主义还是超帝国主义？

面对帝国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和危机，摆在革命者和进步人士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和有效地抗争帝国主义。

(一)美帝称霸的全球帝国主义新特征

二战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的帝国主义形态有所转变。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全球化的新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体系取代了以前各个帝国按照实力瓜分世界的旧殖民主义。基于这种新的情况，今天的列宁也不会套用他百年前的定义来分析当今全球化帝国主义的体系。

因为只有懂得了一个事物的根本规律才有可能正确的预见这一事物的发展趋势，所以我们对资本主义出世以后的帝国主义以下的几种不同形态必须有所研究：

早期的帝国主义是从自由竞争到行业垄断，然后导致金融垄断的出现。列宁在百年前研究了这种形态的帝国主义。

二战后的新殖民主义是垄断的升级，即从国内和殖民地垄断到全球化的以核威慑为靠山的美国垄断资本超级大国垄断地位的确立。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的高度整合，以便一方面通过如美国的“新政”或欧洲的“福利国家”来缓和国内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通过如IMF、世行等国际机构来规范各垄断集团之间的交往。这是新殖民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生产的全球化和以美元霸权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掌控是其他需要特别注意的新特征。
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是通过直接掌握国家机器来掌控一国党、政、军、企、商的绝对领导权，集工业和金融资本为一体的登峰造极的国家资本主义。

根据这些新特征，至少有两个理论框架左派和进步人士可以用来分析当代帝国主义。这两种方法将产生全然相反的方针、路线和策略。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将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作为滋生帝国主义的动力。既然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法则或逻辑是要么扩张，要么消亡，这种资本的无限积累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垄断资本主义，无论竞争开始如何的“自由”。争夺霸权是垄断资本主义本质性的“DNA"。垄断资本集团塑造世界的力量取决于其通过杠杆或联盟组合资本的能力。

百年历史证明，列宁有关帝国主义和战争的论述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列宁抓住了资本主义运转的基本规律。因此，要了解帝国主义，我们分析问题的单位就应该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功能单元，即单个资本集团，如企业，公司，集团公司，跨国公司，辛迪加，托拉斯，卡特尔或财团等，即垄断资本的功能单位，以及为这些资本集团服务的国家武装力量。无视垄断资本的力量便无法认识帝国主义！

(二)超帝国主义论的复活

当前替代列宁主义分析框架的最时髦的是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现代版，即世界体系论。它回避每个垄断资本集团在划分世界为“中心”，“半外围”，和“外围”过程中所能撬动的经济，政治和最终军事的力量。

比如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列强、帝国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像IMF、世行、WTO之类的全球性组织来调和，因此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过时了。[10]

另一种类似的观点把全球化条件下资本集团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依赖，“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作为依据，认为世界列强必然要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大局”，帝国之间的激烈冲突不可能发生。

请看这种超帝国主义论的典范论述：

中国资本主义的核心部门是出口制造业。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很庞大，房地产业、金融业等非生产性部门也占相当的比例，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也很大。但是这些部门或者是为出口制造业服务，或者是依附于出口制造业。如果中国的出口制造业衰落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其他部门很快就会衰落。

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不仅依赖美国和欧洲的市场，而且还依赖在国外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这些能源和原材料虽然不来自美国，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客观上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海空力量来保障中东、非洲等地的政治稳定以及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安全。中国资本主义出口制造业对于美帝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依赖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甘愿在"G2"体制下充当所谓"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资产阶级既无力，也无心，更无胆，去挑战美帝霸权。

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这就决定了，不仅在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即使是在中国和美帝的仆从国（如日本）之间，也不会爆发战争，甚至连武装冲突都不会爆发。

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帝国主义的衰落既没有、将来也不会造成类似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美帝国主义霸权的衰落，目前主要表现在美国调节和管理世界资本主义共同利益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因而美帝已经不再能够有效地帮助资本主义各国摆脱世界经济危机，不再能够有效地镇压各国人民的反抗以及各种对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威胁（比如，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治力量，以及朝鲜的核威胁），当然更不能够有效地应对愈演愈烈的世界环境危机。但是，美帝的这种衰落并没有严重加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尤其没有严重加深中、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黑体是笔者所加）[11]

人们不禁会问这个作者来自哪个星球？这种超帝国主义论的错误在于他们仅仅看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上资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看不到垄断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他们似乎忘记了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竞争、垄断、霸权！除了国内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和国外争夺霸权以外，资产阶级还有什么共同利益可言？表面上看，联合国、世行、IMF等国际组织是全球资产阶级"民主"治理国际事物的平台。实际上各方在这些国际组织上的话语权是按照各自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来分配的。

因而这位作者看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核心部门是出口制造业”，看到了“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不仅依赖美国和欧洲的市场，而且还依赖在国外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还看到了“如果中国的出口制造业衰落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其他部门很快就会衰落”，但是他看不到中国这一资本核心的进一步扩张就必然要与西方列强进一步的争夺市场，争夺资源。

其中的原因之一有可能是这些人把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主要的看成是那种类似富士康的，来料加工、大进大出的，为跨国公司服务的私有出口制造业。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以高铁为代表的国企和类似三一重工等私有装备垄断企业，在严重的生产过剩的压力下，为了生存，越来越注重出口，且不得不用“走出去”的战略来克服国内困境的那些制造业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核心部门”。

这一错误论点或许源自一个版本的世界体系论。它特别强调（其实仅仅是描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国际“分工”的作用，但是（除了同义反复的“中心、外围”分析以外）没有说明“分工”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工”现象的出现，以及“分工”变化的运动规律是什么。在此世界体系论者的眼里，国际“分工”比较固化，不易互换，并且既然“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中，中国资本主义专攻制造业生产”[12]，那么该理论家就认为这是中国资本主义不能走向“核心”的证据。这是个全然颠倒了因果关系的理论。他没有看到垄断力量是“分工”背后的驱动力，因而不懂得垄断是本质，“分工”只是现象，且国际“分工”是由垄断资本之间依靠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的实力来竞争所决定的基本事实。

如果作为中国资本主义核心部门的出口制造业确实是为跨国公司服务的私有出口制造业，那么“一带一路”就是多余的，亚投行就是不可思议的。因而这些人看不懂当局力推“一带一路”战略的原因，认不清中国发起亚投行的意义，看不到后起的垄断资本集团必然要挑战现有世界秩序的逻辑。挑战却已成现实。亚投行是当今美国不光没有否决权，连表决权都没有的或许唯一的国际金融组织。

后起的“中国资本主义客观上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海空力量来保障中东、非洲等地的政治稳定以及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安全”。这种搭便车行为确实符合近二十多年来的实际情况。但是中国对现有的世界帝国主义秩序越来越不可忍受。中国虽然是世界很多资源（如铁矿石、石油等）最大的进口国，他却没有多少定价权。中国买什么其价就涨。同时，他又是世界多种商品的出口国，他也没有多少定价权。他屡遭反倾销制裁，且卖什么其价就降。

因而说“中国资产阶级既无力，也无心，更无胆，去挑战美帝霸权”全然不符合事实。军舰“下饺子”式的快速增长，航母、航天和其他军备的投入，海外多个基地和租界的筹建，“一带一路”的推行、亚投行的成立、大规模的南海种岛，这一切都表示着他挑战美帝霸权的能力和胆量都在增强，更何况他的意愿。

正是看到了这些挑战，才有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部署，而不是推动美国主导的、中美两国共同“治理”世界的所谓“G2”体制。后者完全是中国一帮学者的一厢情愿，美国不可能认同什么“G2”体制。

由此可见，说：“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是个全然不顾事实，唯心主义的主观推断。

按照这种超帝国主义论的说法：“不仅在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连武装冲突都不会爆发。”是的，在核武器的威胁下，直接的冲突不易发生，但是像南苏丹、缅甸等地的替代战争，越演越烈的航天、航海等的军备竞赛，捍卫各自所谓“核心利益”的势力范围的争夺会连绵不断。随着中国的崛起，他不走“持剑经商”的道路有何可能？

百多年前，考茨基认为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手段来遏制帝国之间争霸的战争，以便维护资本主义的全球利益。他的超帝国主义论被两次世界大战的现实无情地抛到了历史的垃圾堆上。然而，正当帝国之间的争霸越演越烈之时，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幽灵又以世界体系理论的形态起死回生。但是，连该体系论的主要理论家沃勒斯坦都不敢断定帝国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些人误读了二战后的世界历史，自以为70多年没有世界大战证明了帝国之间有可能在国际机构下，通过和平的手段来和平共处。他们明明看到“美帝国主义霸权的衰落”，却看不到美帝的衰落必然带来的帝国之间生死攸关的争霸斗争！

(三)世界体系论批判

为了更彻底地澄清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超帝国主义论的区别，我们有必要对世界体系论进行一个较为系统的表述和批判。

1.该论的简介

二战后，世界体系的理论家们，诸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萨米尔·阿明等，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状都有着大量的分析和著作。他们都或多或少遵循马列主义的传统，加上各自的“小创新”。但是魔鬼在细节上，面对当今的关键问题，正如考茨基与列宁在战争爆发前的“小差异”一样，他们的“小创新”就会产生与马列主义截然相反的结论。

由于世界体系论的著作非常庞大且繁琐，我们需要一个简要地表述。起码在红中网上他们是这样描述的：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起源于十五世纪的欧洲多国经济体系。到了十六世纪，西北欧地区上升为新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地区，原来较为领先的南欧地区下降为半外围，东欧则沦落为给核心地区供应原材料和农产品的外围地区。通过地理扩张，整个美洲沦落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为新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数量巨大的贵金属、自然资源和移民空间。到了十九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覆盖整个全球的经济体系。

在历史上，核心地区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中心。通过剥削广大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核心地区攫取并积累超额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并维持本地区内部的阶级妥协（培养列宁所说的“工人贵族”）。外围地区是主要的向核心地区转移剩余价值的地区。在二十世纪，半外围地区是核心地区以外主要的辅助性积累中心，承担着接纳从核心地区转移出来的较为过时的产业的职能。这种辅助性资本积累职能，造成了半外围地区的大规模城市化和无产阶级化，从而使得半外围地区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阶级矛盾最集中、资本积累结构最脆弱的地区。[13]

这里阐述的明明是个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扩展史，但世界体系论者非要用什么“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一概念来描述。世界体系论的“中心、外围”分析框架就这样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十八、十九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和后期帝国主义时代的区别。

世界体系论者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兴起的过程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是一系列特殊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在西欧地区形成了多个民族国家相互对峙、竞争的局面。其次，是西欧各国的竞争导致对外扩张，并成功地形成了以西欧各国为中心（后来扩大到包括北美、大洋洲和日本），掠夺和剥削美洲、非洲、亚洲和东欧的世界体系。第三，对不可再生资源（特别是化石燃料）的大规模使用，是世界资本积累不断扩大和增长的主要物质基础。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要形成和发展，以上三者缺一不可。”[14]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广大外围地区的剥削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
但是这个版本的世界体系论在这三个核心观点上恰恰都是错误的。

2.该论的几个谬误

首先，资本主义能够在全球扩张，最根本的是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所致，而不是唯心主义的所谓“历史偶然性”和“一系列特殊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人类学会用水力或蒸汽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资本主义便是人类知识进步的必然结果。这是世界体系理论家试图反驳的马克思伟大发现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见解。

因此，世界体系理论家倾向于混淆两个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第一个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此刻的对抗与封建王朝的对抗相似。第二个时期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帝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时代。封建王朝之间的争论是基于贪婪，而不是基于生存。自给自足小生产者的封建王国不扩张也可以很好地生存。基于资本主义的竞争必然造就垄断，垄断必然导致霸权的规律，垄断资本出现以后帝国之间的战争和无止境的扩张都是为了垄断资本集团的生存。要么扩张，要么死亡才是垄断资本的运动规律。

世界体系论的分析框架因此无法区分一战以前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区别，视所有战争都是“多个民族国家相互对峙、竞争”的结果，对罗马帝国，成吉思汗帝国或大英帝国的帝国主义一视同仁。例如，萨米尔·阿明认为，垄断出现之前和之后的帝国主义没有任何质的差异。[15]

其次，世界体系论者和卢森堡一样错误的以为没有“外围”国家所提供的市场和资源，发达的“中心”就无法进行资本的积累，因而不可能生存[16]。例如，沃勒斯坦认为，资本积累是通过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而不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来实现的[17]。这一错误的理论意义在于，没有任何殖民地或者从资本出口中提取超级利润的能力，中国就不可能蜕变为帝国主义。

其实，“中心、外围”的对立仅仅是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但不是它的必要条件。第一、所谓“中心”国家的对外投资和所获取的利润，主要的还是来自“中心”国家。比如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网站最新的2014年资料，美国对外投资和所获取的利润中90%以上来自“中心”的OECD发达国家。[18] 当然这一数据有可能大大低估了通过不平等交换，发达国家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但是投资额的数据还是相对可靠的。第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外围”国家的贫穷，那里的资源其实比起那里的市场更为重要。即便如此，获取“外围”国家的资源也不是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存的必要条件。就像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虽然有利于个别资本的积累，但两者都不是资本主义生存的必要条件一样，“外围”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最主要的是他有利于暂时地缓解或推迟“中心”国家的经济危机。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即推迟而不是克服“中心”国家经济危机的意义上，“外围”国家是必不可少的。相比之下，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是劳、资两大阶级的对立，是剩余价值的获取。

即便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垄断的出现也是会有超额利润的。只是这一超额利润是通过掠夺中小资本占有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而不是通过更加深刻的剥夺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比如美国早期铁路交通和石油垄断的产生，就是以牺牲其他中小资本的利益为前提的。帝国主义仅仅是垄断资本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它的超额垄断利润也是以牺牲“外围”资产阶级的利益获得的。

再有，生态的制约只是规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形式。但是，如前所说，威胁资本主义生存的不是资源稀缺，而是生产过剩。

3.“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是“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

虽然世界体系论的出发点明显的不是为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辩护，但是其结果却必然如此。世界的生态和气候无疑是个相互关联的“体系”，但是如果把世界资本主义也看成类似有机体一样的超越国家的“体系”，那么，为了全球的资本主义，美帝称霸世界是合理的。事实上，美帝国主义也是不断地强调其在维护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稳定方面发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因此，世界体系论一边谴责“中心”国家对“外围”的掠夺，一边却在为美帝的世界霸权提供理论依据。

不像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那样用垄断的腐朽性、寄生性来解释为什么帝国会没落，因而得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时也就解释了世界格局的变迁，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论只是描述了，但是没有能力去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会上升为“中心”国家，有些会没落为“半外围”或“外围”国家。[19]

一个世界体系论者反而断言：“作为一个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国家，中国不可能与西方核心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技术前沿竞争，也不可能与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一些半外围国家（比如中东石油出口国）在自然资源出口方面竞争。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唯一“比较优势”，就是依托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将中国庞大的劳动力队伍转变为可以任由中外资本家剥削的“廉价劳动力”，据此来吸引跨国资本，进而实现资本积累的快速增长。”[20]

在该世界体系论者的眼里，不光是中国不可能在技术上赶上发达国家，就连过去的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可能：“只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不改变，这就是一场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赢得的竞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技术封锁。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才的投入。除了个别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在资金与人才方面，不可能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竞争。”[21]

至于什么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除了“是追求对资本的无限积累” [22] 以外，我们很难找其他的描述。其实这个“规律”并不需要什么繁琐的“世界体系”理论方能解密，它就是马克思早已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

但是基于这个规律，世界体系论者得出以下的结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本质上就是中心地区的少数人占有外围和半外围地区多数人的劳动。如果中心地区变成了由多数人组成，也就不成其为中心地区了。中国巨大的人口和劳动力规模决定了如果按照现有的发展模式，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区。”[23] 读者请注意，“永远”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且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近10亿的人口比中国“巨大”的人口相差并不远。由于至少世界上有80%左右的人口目前还不是中国人，不知中国的哪位统治者会搭理这样的高论，停止自己迈向“中心”的步伐？

那么到底当今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是“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当今世界的矛盾到底是用“中心、外围”的对立来描述好，还是用“帝国主义、被压迫民族”的对立来描述好？
“中心、外围”论是个定“量”而非定“性”的，或以人均GDP指标的“量”定（中心、外围）“性”的分析框架，因而它会阻碍我们透过现象去看本质，进而误导我们走向荒谬。比如，单从长相和是否会飞来看，蛆和蚯蚓“明显”地应该属于同一类的不会飞的物种，而会飞的苍蝇和蜂鸟看似属于另一类的物种。同样的，世界体系论者全然不顾日本的垄断资本结构在二战前后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荒谬地把战后高度工业化的日本连同中东那些除了石油以外一无所有的封建王国统统地划分为“半外围”国家。这就是单从归纳和总结一大堆现象出发的恶果。由此可见，世界体系论仅仅在外表上有一些相似马列主义的说辞，却是个很不彻底的马列主义，是个倒退。

由于马列主义不光是在理论上的彻底胜利，而且以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代表的革命实践对资本主义世界几乎是致命的打击，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成员不惜重金扶持一大批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以便寻找应对措施。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形形色色现代修正主义的起源之一。歪曲、篡改、阉割马列主义的革命性是这些御用文人的“神圣”职责。我们那些在西方学府任教的进步学者，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否则很容易由马列主义者脱变为“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

世界体系论就表现了非马列主义的学者不得不向马列主义做出的一些让步。它参杂着很多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它喜欢就事论事，喜欢归纳和总结一大堆现象，并且试图通过罗列这些现象来解释现象，使用的是同义反复的文字游戏，但是它把握不了帝国主义的“DNA”。

明明当今的“中心”基本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外围”主要是第三世界和被压迫民族，但是我们为什么非要用这种不疼不痒的，貌似客观的词汇？

资产阶级的学者喜欢用“贫穷、富有”的对立来解释各种社会矛盾，有些甚至对社会贫富的高度差距表示极大的愤慨，但是他们拒绝用劳、资的阶级对立来解释贫富差异的根源。前者是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并往往解释贫富的差异是由勤奋的差异所致，后者才是马列毛主义的，并解释为生产资料的占有差异所致。

同样的，“中心”与“外围”的二分法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都可以接受的，并归结于“中心”创新和掌握技术的能力所致。因此，世界体系论的分析方法善于表述对帝国主义的愤慨，却回避帝国主义的实质。这种分析方法和分析社会阶层用家庭收入来划分“富人”、“中等收入”和“穷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中心”=发达=富有；“外围”=欠发达=贫穷。还有什么方法比这种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看似高深的“中心、外围”方法更庸俗？这比同义反复的“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没有钱”高明在哪里？

这里牵扯到一个哲学问题，也就是“世界体系论”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统一性，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强调的是帝国之间的对立性。“世界体系论”在哲学上就是60年代批判过了的“合二而一”论的现代版。

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矛盾出发、从分析资本积累的基本规律出发来看问题的。这些基本矛盾就是以上分析过的：1）国际、国内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2）国际垄断资本与发展中国家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3）一国资产阶级内部以及各国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等等。

资本积累的基本规律或逻辑就是资本要么积累、扩张，要么死亡，因而资本的积累必须发展到垄断资本。这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离开了以各国垄断资本所能够掌控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的实力来划分“中心”、“半外围”和“外围”我们就不由自主地陷入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马列主义的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有助于我们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

至此，我们看到了世界体系论的致命错误。

世界体系论家，尤其是该理论的鼻祖沃勒斯坦一再强调，在研究现代世界时，我们必须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研究，而不是以国家或地区作为我们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单位。这种看似更全面的做法实际上掩盖了帝国主义的实质。

恰恰相反，要了解帝国主义，我们的分析单位，如前所说，必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功能单元上，即资本集团，以及为此服务的国家武装力量。垄断资本集团塑造世界的力量取决于其通过杠杆或联盟整合资本的能力。

因此，世界体系论的那种以就事论事的现象归纳法为核心的“中心、外围”论的分析框架忽视、回避垄断资本集团的力量便无助于我们对帝国主义进行更深刻的认识。

(四) 美帝国主义从来不买超帝国主义的账

世界体系论的错误或于这些超帝国主义论者对美帝在当今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有关。出于该世界体系论的误导，他们光看到了美帝自我扮演的世界警察角色，以为美帝以往不光是“有效地镇压各国人民的反抗以及各种对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威胁”，而且他还是在力图“调节和管理世界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雷锋”式的力图“帮助资本主义各国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美帝在这种人的笔下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多么优秀的领袖！美帝的没落对“世界体系”的维护该是多么大的遗憾！

事实上，美国从来就没有“帮助”过资本主义各国摆脱世界的经济危机。就连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也是为了克服美国自身的生产过剩，为了美国的资本输出服务的。美国一向善于要么像2008年那样转嫁危机，要么像1997年亚太金融危机那样去制造危机。美国从来就没有维护过什么“世界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而是从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1971年美元与黄金的脱钩）来决定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要维护。川普的“美国优先论”是美国一贯的行为准则，只是他把不该公开讲的话讲出来了而已。

资产阶级的学者否定国家的存在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一再的强调一个貌似“中立”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法庭）对治理社会的必要性。世界体系论同样的强调“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对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但是美帝维护的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而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全球利益。只有在不违背美帝的全球利益，即各国列强承认美国霸主地位的前提下，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避免同归于尽的结局，美帝才会与其他垄断资本在全球的利益做出有条件地妥协。但是，一旦经济危机发生，美帝转嫁危机是主要对象往往就是其他发达国家。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欧盟的主权信贷危机和日本近25多年经济的疲软都是美国转嫁危机的后果。

美军在世界的布局很能说明问题。美国在60多个国家有军事基地，150多个国家有军人驻扎[24]，维护的不可能是全球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否则，为什么美国的海外驻军（见图二）主要的集中在发达的西欧和日本？美帝国主义遍布全球的、武装到牙齿的军事力量主要对付的显然不是各国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对付有能力挑战美国霸权的各国垄断资本势力。

下面的图二和图一有一个共同点，即：世界500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美帝国外驻军最集中的地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美国一再的挑衅早已基本上瘫痪了的俄罗斯，为什么非要迫使北朝鲜走上拥核的道路。没有来自俄罗斯和北朝鲜的威胁，美军驻扎西欧和日本的必要性就会受到西欧和日本垄断资本严重地挑战。美国需要敌人不光是为了自己的军工综合体，更重要的是为了对付有能力挑战美帝的其他垄断资本势力。

五、新帝国的崛起必然挑战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列强格局

(一) 天朝的国际地位

首先，在军事上，中国享受着完全的主权。相比G7成员欧盟的多数、日本等有美国驻军的国家，以及那些没有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仅仅靠依附于发达国家提供军火的落后国家，比如印度，中国在军事上的主权地位是和俄罗斯相当的。

以军事主权为后盾，中国在政治上也享受着完全的主权，不像G7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在政治上受美国的制约。

有了军事和政治的主权，中国在经济上仅仅是有条件的融入了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如WTO）。

(二) 国有资本的特色所在

令西方资本担忧的不是中国私人资本的高速增长，而是国有资本的强劲扩张。前面所列举的中国资本与其他世界500强中的对比，基本上都是国有资本。

就国有性来说，西方的国有企业的性质就和中国的大不相同。在那里，由于政府官员是私人资本花钱雇来的，是为私人资本服务和需向私人资本负责的，因而西方国企的所有权不属于当地政府官僚（因为在那里，政府官僚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而是间接的按照“一元一票”的股份原则属于整个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在西方列强资产阶级的内部，国企真正的所有权是按每个资本集团所拥有的资本量来决定其话语权的。这就是西方民主的实质。

相比之下，天朝国企的实际所有权仅仅属于国有资本集团，而不属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整体，私人资本不能通过“民主”的手段来有效地干涉国企的运转。中国的官僚集团不是资本的公仆而是国有资本的主人，他不需要向自身以外的任何人负责。

但是，为了权衡国有资本集团内部各种势力的利益，为了防备垄断性必然带来的寄生性和寻租行为损害此集团的整体利益，国有资本集团有意识的把自己在各个领域掌控的商业和企业拆分成几个表面上相互独立的、市场上相互竞争的公司。能源上有中石油、中石化等，航运有国航、东航和南航等，金融有5大行，通讯有联通、电信和移动，等等。

但是这些公司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为了国有资本集团的整体利益，这些公司有可能被重新拆分或组合。比如，铁路装备公司十多年前拆分成南车、北车，2015年为了“走出去”又合并在一起。再有，为了更好的协调国有资本集团下属公司之间的关系，国资委2015年7月20日宣布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国铁物、中国普天的人事调整，各公司一把手轮流对调。类似的调整不是第一次。为了防备国有资本集团掌控的公司之间的过度竞争，国资委2004年11月1日一声令下，中国电信、移动、联通三大电信运营商也是同日换帅。这类调整在西方相互独立的资本集团之间是不可思议的。
在私人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美、欧、日帝国内，党、政、军、企、商还是相对独立的，2008年华尔街的投行雷曼兄弟倒闭就是一例证据。相比之下，2015年7月初国务院一声令下，国企集体救市。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是很难办到的。这就是“特色”资本主义的“特色”所在。

(三) 国有资本集团的经济实力

人们往往忽略了国有资本集团是当今世界上垄断性最高、资本实力最大的单一资本集团这一基本事实。既然中国在崛起，我们就尤其有必要探讨这个资本集团的性质，较深入的研究他的经济基础和清晰的说明他的基本属性。从资产报表（表三）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有资本的垄断（以资产量衡量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西方任何单一资本集团。

但是，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截止到2014年底，全国(非金融)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02.1万亿元，其中央企资产总额53.7万亿元，地方国企资产总额48.4万亿元。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来，就单个上市公司来说，国企已经和美、欧、日的资本集团属于同一个等量级的公司。但是与美、欧、日资本集团之间相互独立的状态全然不同的基本事实是，所有500强上榜的国企都是国资委的下属公司。因而他这种集工业和金融资本为一体的经济实力超越了欧美日的任何单一企业，公司，集团公司，跨国公司，辛迪加，托拉斯，卡特尔或财团。

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指导下，国有资本集团直接掌控一国党、政、军、企、商的绝对领导权。他可以直接调动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国家暴力来为自己的资本扩张服务。

该集团的实力体现在其制造业的主导地位。

表四中，除了高科技似乎没有国企以外，其他上榜的基本上都是国企。虽然在技术上国企和西方跨国公司的差距还是很大，但是基于国企雄厚的资本实力，通过购买或砸钱的方法，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的消除。

由于这几年严重的生产过剩，国有资本面临着强大的“走出去”的压力，今后海外资本的比重会不断地上升。他正在努力的改变这一资本过于集中在国内的弱点。因此，近年来，中国商品和资本输出的增长趋势令西方国家担忧。中国对亚非拉和欧盟的资本输出是典型的，实实在在的资本输出，而且基本上全是非金融投资。从2015年起，中国对外的非金融投资已经超过了外资在中国的非金融投资。[25]

看不到国有资本集团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作用，看不见带领中国资本崛起的核心力量是国有资本集团，就看不懂中国资本为何能够崛起，而其他比如印度、巴西没有崛起的可能。

除非国有资本集团自己的崩溃，他不和世界霸主争夺霸权的可能性有多大？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吗？

(四) 中国资本对美帝霸主的挑战

中美今天的关系当然和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大不相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不会争霸。如果中国不能很好的在当前的帝国主义体系下继续地发展，他一定会试图改变这一体系。相对其他发达国家，中国确实是独立自主的，尤其是表现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这方面他远远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他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也在逐步增强。相比之下，美国通过北约等方式牢牢的控制着其他发达国家的军事，通过军事美国轻易的操控着其他发达国家的政治。

这里说的“争霸”指的是中国正在挑战美帝的世界霸权。但是这个挑战明显地并不意味着中国目前就已经达到了能够和美国平起平坐，达到了当初苏联挑战美国的地步。

即便是这样，中国对美帝世界霸权的挑战和80年代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挑战，欧元对美元的挑战等等不同。虽然都是帝国之间争霸的表现，但是由于日本、欧盟缺乏军事上的独立性，和由此所造成的政治上独立性的欠缺，因而无论来自日本还是欧盟的威胁，美国都会通过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通过搅局，把他们对美国的挑战限制在美国的可控范围内。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媒体在80年代也大量渲染日本威胁论，然而后来都烟消云散”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挑战不同。由于中国在军事上的独立性，保证了他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使得他的挑战不容易限制在美国的可控范围内，因而“中国威胁论”的结局也会和“日本威胁论”全然不同。这是美帝最担心的问题。

美国对谁在威胁自己的霸权应该是看的最清楚的。美国已经意识到了他无法用自己的经济能力来抗衡中国在比如非洲越来越强大的影响，他不得不越来越多的依靠他最后的霸权手段：即赤裸裸的军事霸权来抗衡自己的对手。

(五) 案例：中国资本在非洲

以下的数据证明西方的担忧不是无稽之谈。虽然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黑）非洲的直接投资（FDI）在快速增长以后的今天仍然只占所有实际外资额的5%左右[26]，但中非贸易额的增长却远远超出了投资的增长。

2017年IMF的研究报告《中国与非洲的再平衡：中国再平衡对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和增长的影响》指出：“1995年，发达经济体占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出口总额的近90%，但20年后，包括巴西、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新伙伴占了50%以上，其中中国又占了这个的一半左右。” [27]该报告中的下图表明中国已经成为（黑）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此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在（黑）非洲地区的外债总额已从2005年的不到2%上升到2012年的约15%。”同时，“到2013年，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中国工程合同都在（黑）非洲地区。”

该报告还分析了贸易的结构，称：“至2014年，中国是（黑）非洲的全球最大进口来源国。燃料、金属和矿物产品占（黑）非洲地区对中国出口的70%。（黑）非洲国家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是制成品，其后是机械品。”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列强与第三世界国家贸易的构成。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比如布鲁金斯学会2015年的报告《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现实与神话》也表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与西方列强的没有本质上的不同。[28]

遗憾的是，我们一些熟悉非洲情况的左派学者，离开了列宁主义的分析框架，不是从垄断资本扩张的需要出发，而是在世界体系论的误导下，认为“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既不是殖民主义，也不是新殖民主义，而是在后殖民的全球体系中，一个半边缘的经济与边缘经济的关系。”[29]

然而，随着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中国正在加强其在非洲的军事力量。除了在吉布提建设军事基地以外，为了保卫自己在南苏丹的石油投资和扩大自己在非洲的影响，以维和的名义，中国已经破天荒地第一次派了武装部队去捍卫当地油田的安全。

正像IMF报告中指出的那样，“通过使贸易伙伴多样化，（黑）非洲减少了其出口的波动性”，因而中国的资本正在逐步的打破西方列强对非洲的垄断。

虽然西方列强大喊“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是贼喊捉贼的强盗逻辑，但是西方列强毕竟对谁在真正的威胁着他们的利益有着非常敏感的嗅觉，比我们这些书呆子、知识分子和局外人强得多，快得多。他们恐惧的不是大量来自中国的小商小贩，因为来自印度的小商小贩人数在非洲可能比中国的多，却没有听说过谴责印度新殖民主义的言论。他们谴责中国大资本挺进非洲，按照英文的一个说法，是因为“贼先识贼”（It takes one to know one)，或通俗的讲就是骗子最善于识别伪装起来的骗子。

没有这些事态的发展，就不可能造成西方列强的恐慌感和对中国的谴责。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如此的明了了，美国在非洲担心的已经不是来自俄罗斯、巴西或印度的挑战，不是来自其他任何老牌帝国的挑战了。

(六) 历史的教训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尤其是与日本就谁控制朝鲜半岛的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曾经是一个饱受帝国侵略和压榨的穷国。但是，有了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基础，加上近40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条件，他不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随着中国资本的崛起，他在世界上的地位展现出一个剧烈的转变。

历史上这种巨变的先例很多。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其1890年代的工业产值超过了英国，今天中国也超过了美国。1900年代美国只剩下50%人口从事农业，中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从2000年起就不足50%。一个多世纪前，英国一方面要对付崛起的德国，一方面要对付崛起的美国。今天的美国也是同样的要一方面对付相对强大的欧盟、日本，另一方面要对付正在崛起的中国。

基于中国的历史，如果我们多多少少地从一个民族主义的视角出发，替中国资本在国外的“不平等”遭遇打抱不平，为其说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是从马列毛主义出发，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用阶级分析的视角看问题，那么那些替新兴帝国对外扩张辩护的说辞还站得住脚吗？其立场在哪里？

我们有一位学者就形而上学地说：对外投资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者乃帝国主义。中国目前的对外投资属于等价交换，谈不上是帝国主义的，因为他还没有能够获得超额利润。

他的另外一个奇谈怪论：由于中国输出的资本纯粹是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且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人民，因而他和一般帝国主义早期资本输出的性质完全不同。他不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不是为了寻找资源和市场，而是为了完成战略目标，包括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是为了提高生产率的战略目的而进行的。[30]

这位先生为中国资本输出在国际上的遭遇喊冤叫屈的行为与一战前第二国际的那些“左派工人领袖们”，如比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之类的诡辩有何区别？当时英、美、法、德帝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起先也是从他们本国劳动人民的血汗中获得的，且英、法、德国的国有企业比中国的国有企业，通过西方的“民主”手段，看上去更是“属于英、法、德的人民。”

一个受压迫国家的民族主义情怀，就其反帝性来说，是进步的，甚至是革命的（如果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话）。相反的，一个帝国的民族主义，由于他是建立在压迫其他民族的基础上的，因而是反动的。中国当前的民族主义反霸的愤慨不多，争霸的狂妄不少。随着中国资本的崛起，他正在由进步走向反动。

在国际关系上支持弱肉强食（即帝国主义）的人在阶级关系上也会同样地容忍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压榨。

从政治上来讲，祖国是一个捍卫自己权利的国土。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虽然垄断资本投资无国界，但是华为的海外利益不能靠美国的舰队，苹果的全球投资不能靠中国的航母。因此跨国垄断寡头资本必须以祖国为靠山方敢投资四海。

六、结束语

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但是我们目前的现实是，美帝国主义手里拥有炸平世界好几遍的核武器，他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会做垂死的挣扎。随着美帝国主义的衰退，为了维护美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美国人民会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这是美国人民觉醒的先决条件。而只有美国人民的觉醒才能避免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但是，只有像朝鲜和越南战争那样全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而非帝国之间的争霸才会促进美国人民的觉醒。在核武器时代，人类生存的唯一出路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一切霸权！

2016年10月第一稿

2017年9月第二稿

注释：

[1] 也就是说，虽然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价值要远远高于维持劳动力生存所必须消耗的价值，即其工资，但是资本家通过工资所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力，而不是工人所能够创造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资代表的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力所能够创造的价值，就像耕牛的价值是由饲养耕牛的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耕牛所能做的工决定的一样，因而雇佣劳动不需要违背等价交换的原则。

[2] 参照李民琪、张耀祖、许准、齐昊著：《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列表6-2

[3] 也就是说，活劳动是有机的，资本是物化了的无机劳动，价值是由活劳动创造的，因而越是资本密集的，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占总投资的比例就越小，因而利润率就越小。

[4] 李民骐：《中国和二十一世纪的危机》，冥王星出版社（Pluto Press），2015年，第一章

[5] 5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156个援助项目，在专家撤走之前，才是没有保留的技术转让。它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少走了十年、二十年的积累过程。今天世界500强的所在国，没有一个会像当年苏联援助中国，或毛泽东时代援助亚非拉国家那样无保留地通过技术转让来援助发展中国家。

[6] 远航一号：《将马列毛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二十一世纪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红色中国周刊2015年第1期（2015年1月6日）

[7] 程广胜：《当前形势与社会主义革命》，红色中国周刊2015年第33期（2015年9月2日）

[8] 这是金融资本大显身手的地方。那些把更多的控制权转让给金融资本的资本集团会有更快的资本扩张，直到金融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的太上皇。

[9]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5717

[10]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11579101016xuv.html

[11] 远航一号：《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红色中国周刊2015年第8期（2015年2月24日）

[12] 李民骐：《中国和二十一世纪的危机》第七章

[13] 远航一号：《经济危机与社会变革（三）》，红色中国周刊2015年第32期（2015年8月20日）

[14] 马克思主义100讲：《【第4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红色中国网 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88&page=3

[15] 萨米尔·阿明:《当代帝国主义》,《每月评论》2015年7月
http://www.cwzg.cn/theory/201509/24539.html

[16] 陈其人：《世界体系论的否定与肯定》，时事出版社，2004

[17] 伊曼怒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18]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64225

[19] 刘涛在《中國崛起策》第40节中列举了很多使得“中心、外围”论很尴尬的现象。http://read.jd.com/5057/263915.html

[20] 李民骐：《“混合所有制”改革与阶级斗争》红色中国周刊第44期（2014年11月24日）

[21] 远航一号：《21世纪与共产主义》，红色中国网，2014-3-13，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17299

[22] 马克思主义100讲：《【第5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红色中国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593

[23] 李民琪、张耀祖、许准、齐昊著：《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的经济学》第18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

[24]http://www.globalresearch.ca/the-worldwide-network-of-us-military-bases/5564

[25]http://www.china-briefing.com/news/2016/11/01/chasing-chinas-outbound-direct-investment.html?utm_source=iContact&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Asia%20Briefing&utm_content=AB_Flyer_Nov22016_USWest

[26] 该数据来自下一个注脚，而英国《金融时报》“中国成为非洲FDI最大来源国”的报道包括了比如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非埃及的200亿美元房地产投资意愿（占全非洲FDI意愿的22%），并非实际投资额。
http://forms.fdiintelligence.com/africainvestmentreport/?ref=TIA

[27] IMF A Rebalancing Act for China and Africa:The Effects of China’s Rebalancing on Sub-Saharan Africa’s Trade and Growth
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Departmental-Papers-Policy-

Papers/Issues/2017/04/07/A-Rebalancing-Act-for-China-and-Africa-The-Effects-of-Chinas-Rebalancing-on-Sub-Saharan-44711

[28]https://www.brookings.edu/blog/africa-in-focus/2015/09/03/chinas-direct-investment-in-africa-reality-versus-myth/amp/

[29] 严海蓉，沙伯力合著《中国在非洲：话语与现实》，第一部分：《中国、非洲、西方及殖民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5月1日，摘要见：
http://www.ydylcn.com/skwx_ydyl/initDatabaseDetail?siteId=1&contentId=7101107&contentType= literature&type=%25E6%258A%25A5%25E5%2591%258A

[30] 卢荻：《希腊左翼能和中国站一条道吗？》观察者网
http://www.guancha.cn/ludi/2015_02_04_308493.shtml

这个题目有意思了~让我以一篇长文来回答！其实国际格局的重组变化、国际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各主要大国综合国力的兴衰交替，归根结底在于哪个国家能拥有good governance capacity，即良善治理的能力，能实现good governance，即良善的治理。近四十年中国的迅速崛起，最主要的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要了解这个命题，需要从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国内与国际几个大的范畴去论述。

主要分三个部分吧，第一部分，中国崛起的依据是什么。第二部分，中国崛起的原因为何？第三部分，中国继续崛起的挑战是什么。第一部分一带而过，重点谈第二、第三部分。

第一部分：中国迅速崛起的依据是什么。直接上数据。

绿色曲线代表中国，曲线的斜率代表国力增长的速度。从2001年以后，中国的斜率是最大的，增长是最快的，2009年轻松超越日本，把印度越落越远，但和美国仍有一定差距。（美帝确实厉害，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保持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增速。九十年代后，美帝在发展程度已经很高的情况下，经济增速仍然能秒杀日本，且在次贷危机后迅速恢复，率先走出了经济衰退。）

上图是按照购买力计算的经济体量，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在2015年已经超越了美帝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仅供参考）

上图是不同时期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如图所示，红色代表中国，可以看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都能达到25%以上，明朝与清朝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最高占到世界的35%，此后在1940年代迅速下滑至5%不到，之后又从1970年代起逐步恢复到今天的15%。用短短40年的时间使得自己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不到5%迅速上升到15%，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其他的指标，诸如贸易总量、人均期望寿命、科技创新能力、工业生产能力、对外投资总量等数据均有了质的飞跃。这些指标，加上中国在国际社会与日俱增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一并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好注脚。因这一过程是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的，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崛起是快速的崛起。

第二部分：中国崛起的原因为何？主要谈三个原因，内在因素（体制因素）、外在因素（国际环境），历史因素（数千年绵延不断的伟大文明和一以贯之的强大治理能力）

1.内在因素：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选择了合适的政治治理体制，形成了一个有力、开明、且学习能力强的领导核心。这一核心显著的加快了崛起的速度，充分发挥了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过程中的后发优势。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迄，真正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少之又少。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计算在内。因其在二战前已经属于发达国家，二战虽然使国家满目疮痍，遭受巨大损失，但这属于国家实力恢复的范畴，不属于从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现代化的范畴。真正实现这一成就的非常之少，典型的国家包括新加坡、韩国，典型的地区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亚洲四小龙。阿根廷在70~80年代人均GDP曾接近英国，但短暂的繁荣之后是经济的崩盘，目前又重新回到了中等收入陷阱里。

亚洲四小龙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就是没有过早的进行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保持了国家的强有力领导。在经济腾飞的60—90年代，台湾是蒋经国主政（“十大工程”），新加坡是李光耀（确立了贸易加工、航运、金融业的发展导向），香港是港英政府（较强的社会治理能力）。上述强有力领导核心的确立使得社会得以在发展初期凝聚共识，避免内耗，迅速走向现代化。

这样一种体制的优势是，一旦发展路线走对了，赶超的步伐会非常之快，能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时的后发优势，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但劣势是，权力不受制约，一旦走错道路，对于国家的损失也是非常巨大的，典型的例子是伊拉克、委内瑞拉。中国的崛起和亚洲四小龙有一定相似之处，事实上我们在崛起过程中确实也借鉴了四小龙的很多经验。中国能够在近三十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拥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领导体系，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凝聚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与改革的共识。同时这个领导核心比较开放，领导能力比较强，带领国家走上了一条不断改革与开放的正确之路。

2. 外在条件： 世界经济大势

国家的迅速崛起同样需要一个好的外部环境。比如民国时期，中国曾经有过一轮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机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欧美列强陷入混战，无暇东顾，客观上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1931年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这一进程，中国开启了十四年抗站的历程，并在此后陷入了长达近二十年的战乱，直到1949年开始后才缓慢恢复。一个处在战争里的国家是谈不上什么崛起的，连起码的发展都做不到。

1950－1973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全球人均GDP年增长率为2.93%，高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日本、西欧正是抓住了这样一次机会，才完成了国力的恢复。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腾飞的。

中国快速崛起的最有力的外部条件在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是中国国力增长最为迅速的一段时间。如下图所示，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从2001年开始，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出现了一轮快速上涨，直至2007年达到最高的近14%，经济发展可以用“欲火焚身”来形容。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贸易全球化这波发展红利才算正式结束，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影响，减速换挡既是顺势而为，也实在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因此，中国的快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贸易全球化，甚至可以不夸张的说，中国是近50年贸易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全球化这样一个大的外部环境，很好的匹配了中国在80、90年代巨大的人口红利、渴望改革与发展的强大愿望、希望开放的一种心态以及意识到自己落后并寻求向先进国家和地区学习的强烈意愿。这真的是上天对中国民族的眷顾，是中国的“国运”。让我们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否则我们的崛起不说一定不会成功，也会比现在艰难很多。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印度。

现在很多人喜欢拿印度和中国做对比。认为印度会是下一个中国。其实只要稍微经过思考的人就知道，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从外部发展条件看，印度可谓“国运不佳”。近两年印度的经济发展稍有起色，但全球经济发展随即进入了新一轮的低迷期，且短期内没有走出低增长泥潭的迹象。新兴技术的发展确实日新月异，但孕育出一轮新的产业革命的时机尚不成熟。在这种条件下，印度的发展首先就受制于外部大环境。国际贸易的疲弱使得印度强大的人口红利失去了最好的“东风”。

而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后，民粹主义的兴起所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将更趋严重，未来几年时间，全球贸易的增长将会迎来更大的挑战。这些都是对印度崛起的不利外部环境。所以印度在2015年经济增长超过中国后（其实是印度改变了GDP的计算方式，按照原有的方式，仍旧没有超过中国），2016年再次落后于中国。要知道印度的发展水平和经济体量只有中国九十年代末的水平啊，所以印度发展可谓相当迟缓。中国经济在面临结构性调整的艰难局面下增长率仍旧超越印度，只能说要么是我们太强，要么是印度太弱（我怎么总喜欢黑阿三）。

既然说到了印度，那就多说一点吧，以分享知识为主，就不在乎文章结构啦，大家见谅。其实印度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外部环境问题，而在于内部自己存在的问题。从民族和文化结构来看，种姓制度实在是印度的阿喀琉斯之踵，一个以出身或血统来决定个人发展层次的国家实在难以调动起国内人民改变自己生活现状的朴素愿望，所以印度大部分人都懒懒的。从国内政治制度来看，印度被西方国家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印度只学到了民主的形式，没有学习到民主的精髓。所以印度既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的公正与公平（内部腐败问题非常严重），也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能力与魄力。

印度总理莫迪算是个政治强人，从他上台后大刀阔斧的改革动作便可见一斑，但这位老哥好像不太懂经济的样子，而且喜欢采取戈尔巴乔夫式的激进变革，硬是把占全国流通份额进40%的大额纸币给废除了，反腐的效果达到没达到还不好说，反正足以让印度的民间财富和货币流动性遭受灭顶之灾了。

所以我们说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经济改革一定要先于政治改革，让广大人民先看到改革的成果，尝到改革的甜头，这样才能凝聚起改革的愿望和共识，这样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才能持续保证人民对于改革的支持。先进行政治改革的愿望是好的，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苏联解体和中东的失败民主国家都是这种情况，通过政治改革不仅没有对国家产生支撑作用，还使得国家陷入战乱与分裂。

另一点是一定要采取渐进改革而非激进改革。小平同志在这方面是大师，“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非常睿智的改革方法。而且小平同志非常有智慧的一点是，在改革遇到争论时不慌不忙，既不急着推进也不急着叫停，先让事情继续发展，等大家见到成果了，自然就支持了，让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反观戈尔巴乔夫的“休克疗法”，就是太着急了，想把欧美国家上千年政治实践的成果在几个月的时间就移植过来并且见到成效，如此之难的任务，恐怕人类历史上最出色的政治家也是难以胜任的，所以失败就无可避免了。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曾经说过，所谓改革，是指改变制度以迁就实际的，而绝非改变实际以迁就某种制度。这一点真的是说到了症结。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古今中外，是否存在一种制度、一项安排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万世而不悖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亚里士多德说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进行一项变革的益处会大于改变一项制度的坏处，那我们毋宁保持现有的制度不变。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保持战略定力，不急于求成。如此，则中国的崛起还会有很好的机遇。

3.中国历史治理传统

如果把时间的视角放到1850年以后，中国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可以称之为崛起。但如果把时间的视角放的更长一些，则中国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实在只是一种复兴而已。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中华文明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大文明。

上图是历史上各主要国家人口数量所占比重。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历史上只有印度人口与中国是一个量级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都是供养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需要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强大的政治治理能力作为支撑。也正因此，中国的科举制度，举贤选能制度，文官治国制度均成为了世界政治治理的典范。西方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鉴了中国的职业官僚体系和文官治国制度，这是我们能够引以为豪的。

看完人口数量我们再看人的生活水平。衡量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指标是人均GDP。如上图所示，中国在公元1000年以前，人均GDP是一致领先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在公元1500年以前，也是和欧洲大致持平的。在1500年后，才逐渐落后于西方。

历史上，实际中国人均GDP的含金量是要远远高于欧洲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的人口数量在当时远远高于西方，所以能够达到与之相同的人均GDP的难度是要更大的；二是和GDP 的计算方式有关，GDP的计算是不包含自给自足的劳动成果的，比如你自己在家里做了两个小时家务，或者自己种了一些蔬菜又自己吃掉了，这些劳动成果通通不能计算在内，只有在市场上形成了贸易或者劳动交换，才能计入到GDP中。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小农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最主要构成方式，重农抑商的政策又进一步限制了贸易和商业的发展。小农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即自己生产自己消耗。如是则古代中国相当一部分生产产出并未计入到GDP当中。

而欧洲因为地理和气候等因素的限制，大部分时期是一种小国寡民的形态，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均达不到自给自足的能力，所以只能发展贸易以互通有无。如是则欧洲大部分劳动产出均能计入到GDP当中，所以我们说即使GDP被称为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测量方式仍旧是有缺陷的。 因此中国古代的人均GDP虽然领先欧洲不多，但生活水平是远远在欧洲之上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第三部分：中国继续崛起的前景

如前所述，和历史上中华文明所处地位相比，中国现在的发展被称作复兴更为恰当。如果硬要称崛起，我们其实离真正的崛起还相去甚远。目前，中国的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从国内小环境来看，人口红利基本结束，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未富先老”难以避免，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凸显。从国际大环境来看，国际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地缘政治格局复杂程度提升，均势的构建更加困难，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成为全球稳定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崛起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做好了就会成为中国的机遇，做不好就会成为挑战。不过中国现在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的整体趋势没有改变。下面从国内与国际两个角度统筹论述：

1.从国内角度来看，人口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人口红利已经结束，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不多说，上图：

从2010年人口普查的这种年龄构成数据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年龄40+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中国人口的50%。按照国际上对于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中国已经是老龄化国家了。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老龄化会窒息社会活力，降低社会需求，进而影响一国全要素生产率。日本在这方面是非常典型的例子，90年代以后，日本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经济也随之陷入停滞，安倍经济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零利率乃至负利率刺激国内消费，拉动内需，进而带动经济发展，但我们看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经济的带动作用极其有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老龄化。日本社会的活力太低了，刺激对日本已经没有效果了。

不过人口问题不是达摩克里斯之剑，它的落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此期间，我们仍然可以有一个充分应对的时间窗口。而且决定一国发展速度的始终不是人口的数量，而是人口的质量。在人口质量方面，我们近些年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见下图：

如图所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递增，近二十年的时间培养出了数以千万计的高校毕业生，这将是中国未来继续崛起的最大财富，也是中国得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希望所在。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距离国际先进的教育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但我们说教育是改变人口素质的最重要的途径，有了高等教育，我们就有了改变人口素质的利器，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接下来才是提升教育水平的问题。

因此，可以说虽然中国依靠劳动力充裕而造就的人口红利已经结束了，但依靠教育而造就的人力资源红利还远未结束，且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和教育质量的提升，中国将释放出更加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如果能在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的同时，继续大力发展教育，巩固这一趋势，中国的崛起是完全可以持续的。

2.从国际角度来看，未来十年将是中国大有可为的十年。特朗普上台后，高喊美国第一的口号，其实质是贸易保护主义。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要知道，当今国际社会的经济贸易体系几乎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手建立的。可以说美国是自由贸易的创立者，倡导者和铁杆支持者。以前我们对这一套体系还存在疑虑，认为搞自由贸易会损害本国利益。现在中美之间完全反过来了。中国成了当前全球秩序的坚定捍卫者和建设者，美国反而越来越像改变者和反对者的角色。

这里面主要想说两点：一是中国一定要抓住这一历史性的机遇。美国当前已经退出了TPP，可以说特朗普是帮中国拆除了一颗由奥巴马、希拉里为中国量身定制的炸弹。由美国主导的TPP被特朗普废除后，澳大利亚、新西兰随即提出希望中国加入TPP，原本是遏制中国的“服龙锁”现在一跃成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作用的“登云梯”。同时，TPP被废除了，由中国主导的RCEP的地位就显著提高了。以前东盟国家、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有TPP和RCEP两个选项，现在其中一个选项废除了，这些国家就只能选择另外一个。要么参加RCEP，进入由中国主导的贸易体系里，要么哪个都不参加，游离余国际贸易体系之外，看着别人觥筹交错，自己却“独守闺房”。除了RCEP，中国还筹建了亚投行，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现在一带一路在全世界非常之热，很多欧洲的高校和智库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热情比中国还要高，研究成果比中国还要丰硕。可以说这是中国现在手中的另外一张好牌。如果把国际格局当成一个牌局的话， 中国现在占了一个非常好的座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选了一个非常好的打牌时机（其他选手运势不佳，主要对手美国自己身体不舒服，心思不在牌桌上），有一手非常好的牌（RCEP、亚投行、一带一路）。能不能打赢下这个牌局，就看怎么打手中的牌了。

二是中国还是要重视美国，要继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美国是一个自我修正能力非常强大的国家，日本也曾有追赶上美国的希望，但美国一个广场协定让日元急速升值，瞬间抹杀了日本的贸易优势，导致日本现在都没缓过来。苏联也曾和美国分庭抗礼，但美国的星球大战战略外加和平演变硬政策硬是不废一枪一弹就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消失在了这座星球上。特朗普的上台，其实是对美国过度扩张政策的一个修正，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全球战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一方面有赖于自己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有赖于美国的过度扩张战略。美国在小布什任期内花费了数以亿万计的美元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上，却没有钱来把国内的基础设施翻新一下，这是美国出现衰落迹象的本质原因所在。因此，中国一方面要在美国收缩过程中把握住千载难逢的机会，积极的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深刻的明白，美国只是临时患了一场感冒而已，当世界警察的身体痊愈以后，为了恢复自己的威信，第一个要对付的，还是人群中对他挑战最大的那个人，不然不光警察做不成了，黑帮大哥的威信都会被削弱。

总结全文，中国过往的崛起，是努力与国运的结果；中国面临的现状，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格局；中国未来的发展，将是阳光与风雨并行的征途。无论如何，行胜于言。我们应该一起努力，去开创一个中国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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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alibur-11-11 网友的相关建议: 
      

辽东半岛从南到北被千山山脉分割，靠关内的一带是海边的沼泽地，如果不在千山山脉建立堡垒群，给后金如鲠在喉的打击，反而退缩到山海关一线，虽然省钱精简人数，但也更难与后金军较量。

辽东人口在天启年间的战乱向关内大规模迁移，根据明史的说法多达上百万人。崇祯初年清军攻旅顺，从水陆逃难到登莱的辽人也有十余万人。

这些人口心向明朝，反对后金的统治，是优良的士兵来源，比如毛文龙就是在兵败后经过朝鲜的援助，吸取辽东难民在海岛上扎根形成了武装集团。

后金攻打辽东的一系列战争中，大批量的汉人逃亡关内，寻求庇护，后金为了弥补工农业劳动力缺口，不得不多次进入关内掳掠生人。孙承宗等人在辽东建立的一系列堡垒，比如宁远，就通过煮盐、海运、采煤等产业扎稳脚跟，“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这样的局面作为明朝皇帝，放弃辽东，放弃数十万子民，拱手将城池、器械、人民全部让给清朝，固然可以说是壮士断腕，但更像资敌。如果一城一池的拉锯战，明朝受不了，清朝更受不了，有人说关外军队时明朝的出血口子，但放弃了关外，大同、密云等重镇不就成了新的出血口了么？

辽东军将制度到后期发展为兵将结合，放权养兵的态度，等于说你在辽东爱干嘛干嘛，地给你，子女财产都给你，你当土皇帝都可以，只要帮我守土就好。从明成祖在辽东总兵改制到正统年间收权，大抵的思路都是如此，后期天启、崇祯用督抚架空总兵，但总兵仍然有相当大的军事经济自主权力，放弃辽东，这些人你也要放弃么？把他们带入关内，他们就会把边境重镇继续变成辽东那样的地方。

明代朝廷的思路有问题，朝廷斗争导致朝令夕改，不能彻底贯彻一种作战方案，放弃辽东和放弃北京是一个级别的计划案。这个朝代已经完全腐化了，辽东什么样，关内就什么样，他无论如何都要对后金布防，布防就要起码十几万士兵，腐朽了的、高度兼并高度瘫痪的明朝财政系统养不起这十几万士兵，无论是在辽东，还是在山海关。失去了辽东的纵深防御和群山沼泽，到山海关只能是更被打的更疼。

辽东这个突出部是扳手腕的地方，你不在这里扳，就要在其他地方扳，挪个地方就能扳的过时不可能的事情。

（网上对这段历史有各种说法，野史地摊充斥，数据真假难辨，所以关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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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an-hao-6-89 网友的相关建议: 
      怎样理解这句话？从这句话来看，应该如何与女人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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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lfilm 网友的相关建议: 
      

很大概率是土耳其新一轮的军事冒险，如果亚美尼亚没有强力帮手介入，大概率会军事失败。

如果军事上失败，很可能最终会演变为亚美尼亚的亡国，国土被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划分。

有人分析会是小打小闹，和以前一样，但是这是基于最终会有强有力的势力出来斡旋的前提上。

但是在当今世界，俄罗斯会为此和土耳其反目吗？美国会为此打破孤立政策吗？对于已经彻底放弃入欧的土耳其，欧盟又有多大的影响力？这些都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和列强的踌躇犹豫不同，人家土耳其灭亡亚美尼亚的国家，屠灭亚美尼亚人种的决心可是很坚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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