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前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 第1页

最近写senior thesis正好就涉及到了瑞典的产业民主制度^[1]。瑞典的产业民主制度发展在1970年代是最蓬勃的，这其中奥洛夫·帕尔梅先生作为瑞典社民党（SAP）的领袖和瑞典首相所起到的领导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帕尔梅在就任瑞典首相期间增强了工人及其代表^[2]在企业管理与决策方面的民主权利。可以看到，在帕尔梅上任之前，瑞典的产业关系是被资方主导而缺乏政府干预的放任形式。劳资之间的力量均衡大多由双方的集体协议决定，具体争议则由专门的劳动仲裁法庭解决。从1906年由瑞典最大的蓝领工会（LO）^[3]与雇主联盟（SAF）^[4]达成的“十二月妥协”开始，资方就一直在企业管理决策和工人就业情况（招聘/解雇）方面享有绝对权力，而劳动法庭的仲裁决定（如1932年通过的判决）更是助长了资方的力量。这种情形哪怕是1930年代开始的SAP长期执政也没有解决。帕尔梅的上台彻底改变了这一点：他领导的SAP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立法措施增强工会与工人的权利，最主要的就是1974年通过的《就业保障法》以及1976年通过的《工作场所共同决定法案》（Lag om medbestämmande i arbetslivet，简称MBL法案）。《就业保障法》首次规定了雇主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得任意解职员工，而1976年的MBL法案^[5]更规定，所有雇主在劳方要求之下必须在集体协议中划定那些需要“共同决定机制”（即，必需劳方代表同意雇主才能决定，劳方拥有最终否决权）通过的重要企业决策（劳动合同，日常工作管理的规定等等）^[6]。除此之外，MBL法案还赋予了劳工代表的各项知情权和建议权，雇主必须向劳方提供关于企业运行情况的信息，包括财务报表等重要企业文件。不夸张的说，这两项立法是划时代的，雇主们和他们的SAF联盟长期以来的绝对权力彻底成为了过去时，他们现在必须和劳方共享企业决策权力。当然，与真正意义上的劳工自决相比，这些法案在推广和保障劳工的民主权利方面还有着相当的局限性，但多亏了帕尔梅的积极推动，瑞典的劳工阶级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的与资方平起平坐的资格。帕尔梅自己也认为在70年代推行的这些政策是非常成功的，他也承诺要在这些法案的基础之上继续推行经济民主制^[7]。

除了70年代的两个突破性的劳工立法，帕尔梅的SAP还试图在企业所有制方面逐渐地实现公有化^[8]的社会主义体制。这个计划就是众所周知的“迈德纳计划”（Meidner Plan），来源于1950年代经济学家鲁道夫·迈德纳（Rudolf Meidner）和戈斯塔·雷恩（Gösta Rehn）提出的一个经济发展模型，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将企业每年税前利润的部分（初始方案中是20%）转移到由员工代表（即工会代表）控制的劳动者基金（wage-earner investment fund）中去；由于这些基金直接算入企业的股份，所以随着每年基金规模的逐渐增长企业的所有权也会转移成为员工所有。然而由于右翼政党和雇主联盟的大规模反对（SAP的这个计划甚至导致了资方的万人上街事件^[9]），最终这个计划的原初版本没有得到实现，1983年通过的只是一个设定了7年期的实验性计划，而随着帕尔梅遇刺、SAP和整个瑞典政坛都逐渐向新自由主义制度转向，这个方案最终持续到1991年便宣告结束。

当然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帕尔梅本人是和激进左翼势力有着相当区别的，他也表示了自己与那些所谓危害民主制度的“极左”势力的界限。比如在1969年爆发的五千多名矿工参与的大规模“野猫罢工”^[10]事件中，帕尔梅认为这些矿工是被极端政治势力所煽动起来的，而不是因为有什么真正值得关注的苦衷。罢工者提出的两点问题：工资水平和野蛮的管理方式，帕尔梅都不认为是正当的，他认为这些罢工者的工资水平已经超过了同行业的普遍薪资，此时表达不满无非是因为“统一工资政策”^[11]使得这些矿工失去了之前的高工资特权；而另一方面，帕尔梅认为罢工者所在的LKAB公司已经拥有瑞典国内最好的内部民主管理模式，而这些马列主义者完全可以好好利用这些机制^[12]。且不论帕尔梅的看法是否正确，从这起事件的反应中可以明显看到的是，帕尔梅将那些激进左翼势力看作是与SAP截然不同的、对现存民主制度产生了威胁的破坏者。哪怕是对于加入议会的瑞典共产党，帕尔梅也未曾让其成员加入政府，而是选择组建少数内阁。只能说，帕尔梅出于对激进势力的偏见而过于坚守自身的改良主义路线^[13]，没有考虑到这些激进行动和方案对于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作用，自然也就没有建立起一个足够稳固的联合左翼势力去抵挡来自右翼的挑战。

总的看来，帕尔梅可以算得上是一名非常正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不仅仅体现在他对社会主义理想与民主制度的热忱，也体现在他有意的与更为激进的马列主义者们保持距离。他显然有着改良主义固有的一些问题，如过分信赖现存组织（SAP党、LO工会等）而忽视了劳工的自发性行动可能带来的突破性力量。然而比起同时期的西欧各国的社民党领袖，帕尔梅算得上是二战以后欧陆中左翼领导人中社会民主主义精神的最佳代表之一。

参考

1. ^ Industrial Democracy，可以被看作是Workplace Democracy即工作场所民主的同义词，是一种让非管理层劳工通过民主方式（如投票表决和间接代表）参与企业管理的制度
2. ^ 瑞典的劳动法中没有具体提到工会的名称，所涉及的概念是员工代表和员工组织，在现实中则一般等同于工会代表和工会（由于瑞典超高的工会入会率）
3. ^ Landsorganisationen i Sverige，也是目前瑞典规模最大的工会
4. ^ Svenska Arbetsgivareföreningen，曾为瑞典最大的雇主联盟，2001年与“瑞典产业联盟”（Sveriges Industriförbund）合并为“瑞典企业联合会”（Svenskt Näringsliv）
5. ^ 从这个法案的名字可以看出，它受到了德国的《共同决定法案》的影响
6. ^参见该法案第32条， https://www.government.se/4ac87f/contentassets/bea67b6c1de2488cb454f9acd4064961/sfs-1976580-employment-co-determination-in-the-workplace-act
7. ^ Olof Palme (1978). Address to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Congress
8. ^ 继续复读一句：公有化≠国有化
9. ^ 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下册，第821页
10. ^ 指未经工会领导和批准的工会工人自发罢工，这次罢工发生在瑞典的国有采矿企业LKAB
11. ^ 瑞典在二战后施行的工资结构，指所有企业无论盈利能力都要给职工支付相同水平的工资，其宗旨是为了缩小收入不平等
12. ^ Astrid Hedin (2015). The Origins and Myths of the Swedish Model of Workplace Democracy, 71
13. ^ 帕尔梅也承认自己的改良主义者身份，只不过他认为自己比起一般的改良主义者要更具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