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不赞成这种论断。
小布科尔在那本著名的著作《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中,提出27年以后的kmt实际上是以军队暴力维持的,“为我”的政权,我是比较赞成的。
27年的南京政府成立后,确实容忍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存在,反对gc主义思潮中涉及罢工,土改,威胁到这两个阶级生存的部分,但这不代表南京政府代表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利益,当然也更不代表其代表其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南京政府容忍资产阶级,是为了获取财政支持,(如税收中重要的统税即来自工商业),以支撑其对全国实现军事统一的任务,实际上在1927-1937的十年中,政府对资本家是存在大量的盘剥与勒索的。
以往这段历史通常被叙述为“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压迫”,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近代中国的羸弱国情与半殖民地属性导致资产阶级必然要依赖于外国列强,资产阶级多少都是有买办性的。
从当时情况来看,政府,列强,资本家实际上是三足鼎立互相挟制的关系。因为资产阶级与民族工业基础的弱小,政府依靠统税是很不够的,实际上也有买办性,也就是不得不依赖列强,依靠进口外国商品带来的关税。而这显然进一步冲击本土民族工业的发展。
从kmt的根本目的来说,实际上还是想搞所谓统制经济的,也就是摆脱对列强的依赖,收归民族工业以国有化,这种思路实际上与56年的公私合营差不多。但这只是理想,事实上是政府处在矛盾之中。庞大的军费开支与虚弱的财政现实合在一起,就只能导致政府做出饮鸩止渴的举动,也就是一方面对西方商品大开绿灯,一方面对资本家直接野蛮勒索,拿到一点是一点。
所以这个意义上,说kmt代表资产阶级,或者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恰当的。(对应的,说kmt完全代表西方列强殖民利益,是其纯粹走狗,亦不恰当)。只是kmt和资本家,都存在依赖列强的一面,也就是买办性,但这不代表两者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在45年kmt还都南京以后,民族工业的国有化进程确实加速了,当然是一次野蛮的掠夺式的“敌产接收”,也因此产生所谓官僚资产阶级。但如果说kmt代表这些人的利益,实际上也很不恰当。官僚资产阶级的存在反而是对kmt本身的架空,他们只是借助权力通过企业为自身而非为zd,zf谋取利益。这实际上反映的是kmt吏治的腐败与失控。
至于地主阶级,那就更说不上代表其利益了。
农业相对工业,实际上生产力要低下很多,提供的财政支持也很有限。kmt的几个税种,统税,关税,农业税,最后一个其实是最不重要的,也最有限。27年南京政府能够成立,主要也是因为蒋介石控制了上海,并获得了西方列强与江浙资本家的支持,而不是地主。
实质来说,kmt依靠的核心地区就是长江下游的城市,因为这里才有近代中国大部分的工业基础(尽管依然是有限的),以及长江入海口的黄金位置(外国商品往内陆腹地倾销的起点)。而对于更广袤的乡村,其实并不如何重要。
对地主阶级,实际上是一种“默许延续其在乡村的统治”的态度。因为27年的清当导致kmt已经失去了对基层乡村社会的控制,也无力重建,所以只能默许地主乡绅这些旧乡村权力主导阶层继续存在下去,以苟延残喘的维持乡村的既有的旧秩序。
尽管如此,实际上kmt还是努力在把权力触角下沉到乡村。乡公所,保甲制,都是体现。这中间也存在政府基层官员与旧的地主乡绅之间的争斗(当然也可能是所谓的“摇身一变”的合流)。实际情形是很复杂的,当然总体来说,这种控制是失败的。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kmt在30年代也曾在浙江乡村尝试土改,但是被当地地主乡绅激烈反对,甚至引发流血冲突了。如果简单认为kmt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是不能解释这段历史的。
实际上,从30年代蒋氏的一些思想来看,他最终想建立的还是一个超越所有阶级的,名义上代表全皿利益的,带有右翼威权色彩的zd和zf。这一点在30年代kmt处理上海罢工,45后处理jf区土改的站队上很有体现,Kmt从来也没有立即坚决的站队到资本家与地主方面,而是希望兼顾各方利益。
当然,在后面那个事件中,这种“兼顾”的想法是很短暂的,因为阶级矛盾已经大到无法调和,而在力图剿杀tg,tg又站在农民一侧的情况下,当然就只能站队到地主方面。这就是jf区当时还乡团暴行的由来,这些本是地主自发组成的组织受到了政府的最终默许与支持。
正因为蒋氏希望建立那种超越各阶级的zd,所以kmt才会显得像小布科尔形容的那样,变成一种纯粹军事暴力维持的,不完全代表任何一个阶级的,“为我”的组织。这种军事组织(准确的说实际上是黄埔子弟构成的中央军),就是蒋希望建立那种体制的基本力量。
当然,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因为或者基于保守化的维护既有秩序,或者困于各种客观条件的局限,kmt的确在更大程度上,是在维护社会中上层的利益,是一定没有问题的,但说是“代表”,则有些勉强,因为它本质是“为我”的,在感觉到社会中上层威胁到它的统治的时候,它依然会痛下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