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伦博伊姆是我的老师。
我在柯蒂斯上学时,巴伦博伊姆是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总监,世界最闻名的指挥家兼钢琴家。真的是超级实力派:歌剧、交响乐、室内乐,所有的乐器都通,历史、哲学,知识渊博到难以置信,能说八种语言,可以说是现实版的音乐帝王级别的音乐家,我一直非常崇拜他,但一直没有机会给他弹,他也有自己的小圈子。后来,通过一点点积累职业生涯,还要加上我的伯乐,祖宾梅塔的弟弟,——扎林梅塔,——他当时是纽约爱乐的团长,让我有幸认识他,并成为他的学生。
那是2002年,马泽尔当上纽约爱乐总监后的第一场音乐会,我弹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音乐会前,扎林很神秘地跟我说:“你今天好好弹,有贵客。”
但你想啊,跟马泽尔合作他在纽约爱乐第一场音乐会,这不跟我说我也得弹好啊。这是改变人生的音乐会,绝对抓住不能放松啊。而且纽约这场音乐会后,我就要跟纽约爱乐到亚洲巡演,中国是北京、上海、香港,还有日本的东京。所以我那时也憋足劲要好好弹,把纽约征服后,再用拉二在亚洲打开大家的心怀。
那天音乐会后,在林肯中心的后台接待室,我就见到一个极其熟悉的身影,又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一个人:巴伦博伊姆来了!他直接过来,握住我的手,说:“太棒了!你弹得太棒了!我听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今天终于见到你了。”
我当时激动得简直说不出来话了:“我崇拜您多年了!您今天怎么来了?”
他说:“一个是在扎林的邀请下,看看马泽尔的第一场音乐会;同时我也想亲自看看你到底弹得怎么样?”
我就说:“那您教我吧。”
他说:“没问题,收下了!”
这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之一,之后有幸跟他连续学了八年。
那天见面后,他马上邀请我十二月去维也纳上第一堂课。第一堂课就很重要,内容就是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和门德尔松协奏曲,后来我俩也录了唱片,就是我在DG的第一张唱片。
那是我第一次去维也纳,在圣诞节期间,很寒冷的一天,下着鹅毛大雪,我只身一人去维也纳。真的是很激动。
我还记得在金色大厅听完他的音乐会,音乐会后在帝国饭店跟他吃饭的情景(比较大腕的艺术家都会住在那个酒店),他抽着雪茄,非常兴奋地讲述了他那天指挥布鲁克纳交响乐的感受。当时他夫人也在,是我第一次和他夫人见面。他夫人的父亲是著名钢琴教授巴什基洛夫。
他也知道我是第一次去维也纳,给我点了维也纳小牛排。但我太兴奋了,没怎么吃。当时我还挺穷,住不起帝国饭店,住在另一个便宜小饭店。大半夜饿了,去楼下买了一个维也纳的热狗。在鹅毛大雪中看着著名的维也纳大教堂,不知道是因为冻得还是激动得在流泪,脑子里回响着音乐会的音乐,想着刚刚发生的在后台见面,在帝国饭店吃饭这一切,感觉太不可思议了,像在做梦。
那天晚上没有上课,就是见个面。第二天在维也纳的斯坦威厅,他给我上了第一堂课,关于手型、音乐声音的理解,音乐逻辑性,音乐和哲学的关系,音乐到底从哪里来、去什么地方,各种钢琴技巧,进行了探讨。音乐的声音的理解太重要了!弹了这么多年琴,还要重新理解音乐的声音。
他也把他的钢琴手型,触键技巧给我做了示范。因为每个人的手的形状不一样,手的大小不一样,我也得适应一段时间。另外,他讲了很多德奥音乐风格的理解。上完柴一和门德尔松以后,他感觉到我有点紧张,于是说:“这样吧,你弹一下我没法教你的东西。听说你弹巴拉基列夫的伊斯拉美弹得挺好,你就按你的技巧玩吧。”
于是我给他和他夫人弹了伊斯拉美,我弹完后,他张大嘴巴说:“这曲子我真教不了。”
这让我感觉很好:虽然他教了要如何弹,但我这么弹他也很高兴,他不是非得怎样,不是非得按照他教的来才行。当然,随着后面继续跟他学习,我发现这只是个错觉。
之后,他给我留了很多作业: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巴托克第二钢琴协奏曲、舒伯特的最后两首奏鸣曲、贝多芬的早期奏鸣曲……
尤其前六年,每个月我们都能见面,我经常住在他家里,他把我当儿子一样对待,连哄带骂的,我有时也有点怕他。到现在也是,听到他的名字我还有点害怕(哈哈)。我很少怕音乐家,但他不一样。他很真诚,什么都说,有时候挺吓人的,但其实是好事。
有一次我生病了,在他家住一个礼拜,他夫人每天给我做鸡汤,俄罗斯鸡汤;他每天在家练琴,练特别恐怖的李斯特的奏鸣曲。我说:“我都生病成这样了,你还练这种恐怖的曲子,你吓我啊,咚咚咚的。能不能换一下,别老弹但丁、撒旦什么的,弹点美的行吗?”
他让我听瓦格纳的歌剧。他在柏林国家歌剧院排练时,也经常让我去,让我坐在乐池里,拿着瓦格纳歌剧的总谱看,听他排练。因为他担心我在观众席上就偷偷溜了,就非得给我整到乐池里看谱。然后他还冲我挤眉弄眼地:你听明白没有?听明白没有!
2006年时,我得病了,咳嗽得不行。他还拿着一只大雪茄,边抽边问我:“你听明白没有?”烟直接喷我脸上。
我说:“我听明白了,但你这烟实在是……我弹不了琴了,你能不能换一个?”
他说:“哦。这样啊,你不喜欢雪茄啊?”
我说:“你老喷我,这谁受得了啊?”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一边抽雪茄一边给我讲贝多芬的风格,还喷我脸上,再给我指出一些错误的东西,“你听懂没有?”这时烟直接喷我脸上。搞得我那时满脑子的贝多芬都带有雪茄味道。
我说:“我听明白了。但你这烟…搞得我实在弹不了琴了。再喷我这病就加重了,我就完了。”
后来他给我上课的时候,就坐得比较远,然后做示范的时候,会把雪茄放在那边,这样就不影响我了。但他上课时都得抽个雪茄,他说这是传统:鲁宾斯坦当时教他的时候就抽雪茄,这个传统他一定要持续下去。但我从来不抽雪茄,所以他再怎么坚持,这个传统在我这里也是终止了。
他还经常给我讲一些音乐家间竞争的关系,比如鲁宾斯坦和霍洛维兹间的关系,霍洛维兹问他的几个问题,记得之前live里我还讲过,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另外,他还用我做了一些示范,录了一些大师课。那次我本来不想去的,因为计划好要去看欧洲杯决赛,票都准备好了,但他非让我去,没办法只好去了。
决赛那天,我拿着手机去看他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贝多芬奏鸣曲专场。差不多的时候,我实在憋不住,就偷偷看看比分到底是多少。我也觉得很神奇:意大利人那么喜欢足球,大家都知道意大利人对足球多么热爱,多么疯狂。可他那场在意大利的音乐会还是座无虚席,挺不可思议的。一般来说,在意大利安排音乐会肯定是要绕开欧洲杯世界杯的日子,何况是决赛。
他那天倒是挺高兴,见到我:“哎呀,没看足球啊!你还行,足球赛也不看了,认真地沉下心来学习。”
巴伦博伊姆对我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只要是做艺术相关的事情时,手机全都关机。
我每个月都找他上几天课,那几天我的手机都处于关机状态,必须认真地听,真正地忘记其他的东西,完全地进入艺术。他总说你必须沉下来,完全地沉下来,真正的投入进来,真正的对艺术的执着。我觉得这对我影响很大,要不然年轻人有时候就被社会上五花八门的东西吸引了。这是我跟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必须要真正的,对艺术的执着。
我觉得他很不容易,他有时候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但什么时候都在工作。他就是一个音乐战士,非常令人佩服。就像霍洛维兹当初把拉赫玛尼诺夫的像放到他的钢琴上,他说并不光是因为他崇拜拉赫玛尼诺夫,还因为拉赫玛尼诺夫总让他练琴。然后有一天格拉夫曼去他家上课,那个像掉了,把霍洛维兹吓坏了,说赶紧给我扶起来,要不我练琴的劲头就没了。感觉拉赫玛尼诺夫已经快成为他的神了。对我来说,巴伦博伊姆也有点这个意义。
但巴伦博伊姆给我上课时,有时也会接电话。我记得那天他给我讲勃拉姆斯第一协奏曲时,上到一半电话来了。他平时不接,但那天他突然说:“郎朗你赶紧停掉,默克尔打来的。”我就老老实实地停掉。
过了二十分钟他说:“今天课不上了,吃饭去”。
“为什么呀?”我问。
“默克尔答应给我两个亿,翻修!”他说“今天课不上了,我明天再给你加几堂课。吃饭喝香槟去!”
正好那个勃拉姆斯第一协奏曲上得我很痛苦,找感觉总找得不对,就先停下来了,第二天接着上。
跟他学习的这八年里,我跟他学到了N多作曲家的精髓;而且我俩还经常四手联弹以及双钢琴演奏,不光是乐队和钢琴之间,还有钢琴和钢琴之间,我俩经常演出,这也让我学到了特别多的东西。真是手把手的教啊!
我跟他学习后,变得很自信。当然,无论谁有这种老师,都会变得很自信。但我真的觉得所有跟他学习过的人,都变得坚强了很多。变坚强也许是被他骂的?所有跟他上课的人都没少被骂。
从小学琴,虽然我也被老师骂过,说实话被骂的不多,我也始终不喜欢被骂。但的确是被他骂了不少。
巴伦博伊姆喜欢我到了一定的程度了,他曾问过我:“如果我再有一个女儿的话,嫁给你好吗?”
我问:“为什么啊?”
他说:“你一定要当我的儿子!”
我跟他在一起也的确有父子的感觉,我每年过生日他都会给我发信息,有时见不到面他也发信息会说很担心我。
他还教会我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待人接物。总之,他教我这八年让我终身受益。
但也许是因为他太喜欢我了,真的把我当儿子看待,对我期望很高,而且巴伦博伊姆在音乐上的控制欲还是很强的,——前面也说过,第一堂课结束时的感觉只是错觉:他真的会要求必须按他的处理来弹才是对的!否则就不对。
合作时,他会一边指挥还一边盯着我,如果没按他的处理方式弹,他就会皱眉摇头,表示:你这么处理不对。如果我突然又按照他的处理方式来弹,他就会露出微笑,竖起大拇指。这可是在演出的时候!真的挺吓人的。所以,我也有点怕他。
可我又不想完全按照他的处理方式来弹,而且想要达到他的期望,也的确不能真的完全按照他的来弹:我必须做郎朗才行,不能做巴伦博伊姆第二。我得向他证明:做郎朗,用郎朗的处理方式来弹,也是对的。但他实在太伟大了,这并不容易。
我对他的评价已经写在文章里了:从我个人的角度看,他就是音乐帝王级别的音乐家、音乐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