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是恐怖主义国家吗？ 第1页

这个问题几方面看：

1，伊朗是否存在国家层面的针对外部平民的刺杀、爆炸、恐怖威胁？

答：有。

印度裔英國作家薩爾曼·魯西迪被認為在其1988年出版的小說《撒旦詩篇》裡褻瀆穆罕默德，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在1989年初頒佈對他的追殺令。他所頒佈的宗教判決（法特瓦）准許由穆斯林執行。《撒旦詩篇》裡的一些段落讓許多穆斯林（包括霍梅尼）認為是對伊斯蘭教及先知的冒犯，然而有人認為法特瓦違反了法基赫的原則，沒有允許被告有自辯的機會，「即使是最嚴厲和最極端的法學家也只會在親耳聽聞那個人褻瀆先知才會下令穆斯林殺死他」。 縱使魯西迪公開作出道歉，霍梅尼並沒有撤回對他的追殺令，他說道： “即使薩爾曼·魯西迪對此懊悔並成為了最虔誠的人，每個穆斯林也有責任盡一切所能，不惜犧牲性命和財產把他送進地獄。”

下图，被伊朗追杀的外国作家萨曼·拉什迪

薩爾曼·魯西迪沒有被殺，但是《撒旦詩篇》的日語譯者卻遭到殺害，也有人企圖謀殺另外兩名該作的譯者。

2，伊朗国内有没有反政府的恐怖组织肆虐？

答：有。伊朗情报部摧毁两个恐怖主义团伙 缴大量爆炸物

不过除此之外，缺乏其它报道。估计伊朗国内反政府恐怖组织并不想巴基斯坦的巴塔、中国的东突那么高调。

3，伊朗政府是否在国内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

答：伊朗存在宗教警察，也执行教法，只是它的教法体系跟臭名昭著的沙特不同。伊朗实行十二伊玛目派的贾法里学派教法体系，沙特实行瓦哈比主义的罕百里学派教法体系，差别很大。贾法里学派不排斥创制，而罕百里则一切托古。现在的伊朗政治普选，女性权利大于沙特，并允许同性恋通过变性结婚。

但是！但是！但是！

伊朗国内依然存在着公开行刑，同性恋不变性的话依然是死罪，宗教警察对女性的着装自由依然进行着盯梢和打压。宗教保守势力与世俗势力的博弈至今难分胜负。这一点体现在激烈的总统竞选中，也体现在女性摘面纱的争议中，以及宗教势力对世俗事务的指手画脚上。

伊朗女孩的面纱争议：手机百度

伊朗宗教领袖对互联网发展的指示：伊朗宗教领袖：网速超过1M不道德违反人类标准（图）_国际观察_天涯论坛_天涯社区

4，伊朗这个国家去旅游是否安全？

答：注意安全，不要惹事。基本安全。霍梅尼的时代已经远去，虽然伊朗始终没有撤销之前的追杀令，也没有对大使馆事件道歉或者反思，但是如今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干了。如今的伊朗政府可以强有力的统治全境，不向巴基斯坦政府的有心无力，不像朝鲜政府的我捣乱我有理。虽然对内的高压仍在，但是只要游客不去招惹是非，同时注意人身安全，基本上危险指数要低于很多中东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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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不是恐怖主义国家，但它是一个失败的试验品。在国家机器的建构和破除方面，伊朗民众走得最早，但也因此缺乏参考先例，因而探索失败，铸就了现在的政权怪胎。现在的伊朗政权荒谬之处在于，一方面强调自己的伊斯兰主义内核、穆斯林利益代表的身份，另一方面却对伊朗国家机器有极强的守护。就连伊朗政府和大阿亚图拉本人，都不一定清楚自己正处于什么位置。

伊朗被诬蔑为恐怖主义国家，本质原因还是宣传问题。众所周知，东北亚大陆的媒体没有任何原创能力，各路自媒体和喉舌都是从国外媒体抄的只言片语，这其中就夹杂了大量美国右翼媒体对伊朗伊斯兰政府的抹黑——以巴列维王朝伊朗和伊斯兰伊朗做对比，把前者描述为风气开放、社会自由的时代，把后者描述成被黑色罩袍蒙蔽的恐怖国度。这些消息被东北亚大陆的媒体半知不懂地抄过来后，为墙民们灌输了关于伊朗的刻板印象。

宣传经常以这样的图片展示进行，指称伊朗的过去无比自由。而在文字表述上，他们也会提及巴列维国王曾建立亚洲最大规模的现代化军队，德黑兰彼时是亚洲最瞩目的商业城市之一，是 1978 年的霍梅尼革命改变了这一切，使得伊朗变成了落后的专制国度。

要破除这一系列谎言，需要稍稍梳理伊朗在二十世纪的政治史。

伊朗的现代政治史始于 1905 年。这一年发生的日俄战争，以日本政府以颇具技巧性的宣传结束，战斗结局一般被认为是日本战胜。此时的日本刚好历经明治维新近三十年，是欧美之外的第一个成功的宪政实践，而俄国还是君主专制国度，于是日俄战争被作为「民主对专制的胜利、宪政对君主制的胜利」宣传，在东北亚大陆它启发了孙中山，在土耳其它启发了青年党人，在伊朗它引发了掀翻恺加王朝的宪政革命。

在宪政革命后，伊朗民众没有能建立预想的民主共和国，因为波斯地区是英俄政府的殖民重点区域，成立一个完全捍卫当地利益的政权不符合它们的预想。于是，伊朗军队出身的礼萨·汗·巴列维被扶持为新国王，作为宪政革命的结局。

巴列维本人是军警出身，他的王朝也不是古典王朝，本质上是一个现代军政府。对于从未历经过现代政治的严苛管制的伊朗民众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从 1926-1941 年，巴列维治下的伊朗军费开支增长五倍之多，同样程度增长的还有他的军队规模，大量年轻人被「抓壮丁」的方式强征俘获到军队服役，偏远而自主的村庄、随季节迁徙的部落也未能避免。在 40 年代，伊朗全境都是巴列维的军政府管制覆盖，没有一处可以避免，所有地方都被染指和剥削。巴列维就是一个没有被二战干扰的蒋介石，成功依靠军队和外国力量，实现了绝对独裁与彻底剥削。

富裕的军政府搜刮了诸多钱财和土地，它们都被巴列维慷慨地分配给军官阶层，直接封地和赐予金钱都是常见的收买人心方式。巴列维任何时候都穿着挺直的军装，和他的军官下属们谈笑风生，以此在形象上确保军人群体的治国参与感。他还为军官们建立娱乐场所，送他们去法国游玩，以低廉的折扣向军官们甩卖强征来的土地。总而言之，民众的一切财富，都被高效运转的军政府搜罗，用来滋养巴列维的军官集团。礼萨·汗·巴列维本人在逊位时，留给儿子巴列维二世的遗产，资产多大达三百万英镑，地产达到三百万英亩以上，他们是伊朗的首富。

在军官阶层享受开放和富足的生活时，民众却几乎枯竭。

伊朗不是没有过横征暴敛，但中世纪的君主们很好对付，一方面君主本身就是虔诚的穆斯林，会听从教职人员的训诫，不会以太恶毒的态度对待民众；另一方面是当时的兵员或科技都不足以完全压制民众，造反是可以重获自由的，统治者不能把民众逼上绝路。二十世纪的民众则没有了这个机遇，军队出身的巴列维对于真主并不虔诚，而且发达的科技大大增强了国家机器，强火力的武器，完备的暴力工具，无孔不入的政治宣传，都在震慑和麻痹民众。伊朗民众只能听从于政府宣传，期待所谓的伊朗民族伟大复兴、巴列维国王领导下的大国梦、短暂困难之后的星辰大海。

一些民众试图跑路，但是发现也很困难，护照只向军官阶层发放，普通民众只能选择偷渡。伊朗南部靠海，西部的土耳其同样管制严苛，凯末尔和巴列维别无二致，东部的山区条件更加恶劣。万般无奈之下，一些人逃亡北方，此时已经是苏俄的掌控范围内，侥幸过去的民众也在肃反纠察的政治斗争中，没能侥幸避免。

这种日子持续了三十年，期间伊朗被发掘出石油财富，这更是加强了军政府的管制能力，政府把石油资源财富和人口红利包装成政绩，更加理直气壮地盘剥民众，更高压严苛的政策出台：限制出版自由，进行新闻审查，不准议员对政府提案有反对意见，一党专政且强迫入党，组建秘密警察并审讯异议人士。

到了 70 年代，伊朗的两极分化已经极端严重——现今网络社区盛传的「风气开放」图片其实已经含蓄许多，因为多半是当时官兵群体的家属照片，看上去还算稀松平常，表现的是克制与美好。更多的伊朗女性，此时已经赤条条地在街边卖淫度日，因为盘剥社会多年的军政府没有给社会留下一丝残喘的余地，除了出卖身躯，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出路了。当然能够消费色情产业和博彩业的，都是受君俸禄的特权阶层。

黑色革命、白色革命，这两个词汇频频出现在街头。前者是对军政府不满的教职人员提出的，他们对民众日益困苦、色情产业席卷赤贫阶层，社会遭到严重破损的情况已经看不下去了，要求军政府还政于民。与之针锋相对，巴列维军政府颁布的改革称作白色革命，其主旨是废农兴工，通过工业发展实现脱贫，也就是工业党式的主张。「白色革命」导致了进一步的困顿，仅在 1975 年，伊朗就有 8000 多个村庄被荒废。「国富民穷」的现象愈发突出，终于使得「黑色革命」被民众全面拥护，感到恐慌的巴列维国王宣布， 三人以上的集会即为非法，并逮捕一大批社会异议人士，激化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值得庆幸的是，通讯技术在 70 年代的伊朗还不甚普及，政府尽管可以迅速下发指令，但是无法监视着社会成员的一切行为，无法管控所有的信息渠道。民众的积怨仍然可以彼此传播，霍梅尼成为黑色革命的的领袖，定居在巴黎的他被无数流亡者拜见，并被录制了演讲，他其鼓动语传播到伊朗的所有城市和乡村。在一次镇压导致了 700 余名民众的伤亡后，伊朗军政府彻底失去民心，穆罕默德国王逃离德黑兰。1979 年 2 月 1 日，霍梅尼从法国返回伊朗，在德黑兰机场受到上百万群众的热烈欢迎，使伊朗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有了一个新的形态。

霍梅尼建政是伊朗的一个转折点，按照合理的路径，或者说按照二十一世纪的伊斯兰主义理论来看，他应该破除原先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松散的市镇邦联，恢复社会自由。但那是 70 年代，包括霍梅尼在内的革命者，并不知道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何，也不知道理想的社会模型是什么样的。霍梅尼见多识广，游历过西方，但即便如此，他见证过的政治制度也无非是美国的总统制、法国的议会制、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各个地区都是「政府-公民」的组织形态，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统摄社会，只有意识形态的微小区别。霍梅尼根据自己的观察，建立了又一个中央集权政府，宣布它的意识形态是伊斯兰，这就是革命成果了。彼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国家机器」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的。

与其他二十世纪的政治建构一样，霍梅尼把推翻军政府的抵抗运动定性为政治革命，组织颁布了宪法，引入政府内阁、三权分立等政治模式，成立各种委员会。他仿照欧美的国家机器形态，塑就了一个伊朗的国家机器。在 1988 年，甚至成立了所谓的「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公然将「国家利益」这种虚幻的字眼置于明面。军队、警察、政党、法庭、监狱这些工具没有变化，党禁、关押、 判刑处决等方式仍然广泛被采用。一切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国家机器只是经历了一次重构，而且变得更强大。

一个理想主义的、伊斯兰主义的社会，不应该是建立在国家机器的基础上，也不应该以政府统治为根本思路，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绝对不是一场合格的伊斯兰主义，它与我们当今所熟知的「伊斯兰主义」是相悖的。但另一方面，要注意到当时的时代背景，还有霍梅尼个人的历史视野。他的确引领了 1978 年的民众运动，使民众摆脱了穷困，使社会自由一定程度上康复。但是他并没有其他的参考对象，他的革命进行在唯有国家机器才被视为合理的时代，这是历史的不幸。

伊朗被诬称为恐怖主义国家，有两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欧美右翼媒体的抹黑，以及上世纪欧美社会也对社会自由认识欠缺时的恐惧心态；其次也与伊朗自身的政治有关。霍梅尼领头建立的伊朗国家机器太强，以至于完全遮掩了伊斯兰主义的自由内核，成为事实的极权政府。极权政府往往以高压恐怖的手段震慑社会，这些现象的确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存在过，因此得名恐怖主义也不是完全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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