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一些女性主义哲学家称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强奸手册”？ 第1页

只能说现在的女权者病态真是越来越严重了

关键不在如何评价，而是如何做。索卡尔为我们提供很好的例子：钓鱼打脸。

后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走火入魔，甚至成了少数人沽名钓誉，夺取话语权的工具。后现代主义目前和政治联系太过紧密了，已经被政治异化。任何学术，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只要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不会有神马好结果。在上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大规模批判解构科学，把各种帽子强加在科学头上，说这个科学理论代表着男权社会几千年来对女性的压迫，那个科学理论代表着白人至上主义，又一个科学理论代表着资本主义对全球的剥削。最后，后现代主义者宣称人对客体的认识取决于人自身的经验，认识是相对的，科学成果也是相对的，与客观事实无关；科学和占星术、风水等无本质区别。因为大部分科学家是来自发达国家的男性白人，科学来自于他们的经验，于是科学就是发达国家男性白人统治地球的工具。毫无疑问，男女平等、种族平权、剪刀差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但也不能胡乱联系。无论是男权社会还是女权社会，光速也不会发生变化。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整天批判科学，反而忽视并掩盖了这些社会问题的真正原因。阴谋论一下，异化的后现代主义在资本主义最坚固的堡垒美国发扬光大，与新自由主义翩翩起舞共双飞。

虽然异化的后现代主义荒诞不经，但想辩论过它还是不容易的。后现代主义创造了一套独特的“范式”，也就是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任何辩论都会变成体系间的比较和对抗，最终以一大套高深的术语结束，完全是鸡同鸭讲。考虑到大部分公众即听不懂后现代主义的范式，也听不懂科学体系的术语，如何向公众展示后现代主义的荒谬呢？量子物理学家索卡尔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那就是钓鱼。

1996年4月，左派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Social Text）的“科学大战”专刊收录了最后一篇文章，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这篇文章在专刊中脱颖而出，因为其作者是纽约大学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他是这群作者之中唯一的一位科学家。
索卡尔随意引用了女性主义认识论者、科学哲学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文献——包括《社会文本》的两名编辑，纽约大学美国研究学者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和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的社会学家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对科学知识来说，科学家们并没有特殊的权，索卡尔十分认同这一点。正如后现代主义揭示的那样，所谓物理世界的事实，其实是纯粹的社会或政治建构。他写道，量子引力破坏了“存在”这个概念本身，为“解放的科学”（liberatory science）和“解放的数学”（emancipatory mathematics）开出了道路。
几周之后，索卡尔在《大众语言》杂志（Lingua Franca）上披露，他对于自己所写的那篇文章一字不信。那是一个巨大的恶作剧，但出发点确实非常严肃：为了揭露“人文科学某些特定领域”里草率而荒谬的相对主义和智识的傲慢。他的抱怨富有政治性：他担心，在抛弃了几个世纪以来对科学理性的推崇之后，进步人士面对权力讲出真理的能力会受到侵蚀。
（来源：20年后，“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索卡尔事件仍然意义非凡|界面新闻 · 文化）

索卡尔这篇文章，大体上类似我国某院士的“量子力学和三个代表”，然而却成功的发表。钓鱼成功了。这次事件又被称为索卡尔事件。钓鱼成功地揭示了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不明觉厉的辞藻堆积，以至于本行业的专家学者根本分辨不出一个充满低级漏洞的钓鱼文。索卡尔事件确实可以让不明觉厉吃瓜围观群众认识到后现代主义的荒谬。任是后现代主义的大师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可惜被钓鱼了，可惜看穿不了钓鱼文。不会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和钓鱼文差不多吧？这也说明了，讲道理是没用的，钓鱼才是打脸的最佳方式。值得一说的是，索卡尔的这篇钓鱼文影响巨大，被引用了1000多次，是这个杂志引用数第三高的文章，也算是为这个杂志贡献了不少影响因子。

索卡尔本身就是左翼人士，之所以策划这一事件，索卡尔自己回忆道：

1994年的春天，我看到一本参考文献——保罗·格罗斯（Paul Gross）和诺曼·莱维特（Norman Levitt）所著的《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与科学的争论》（Higher Superstition: The Academic Left and Its Quarrels With Science）。当我看到它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哦不，又是一本右翼学者的谩骂，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的教授们如何逐渐控制大学，对我们的孩子进行洗脑。1990年代初期，这样的书接二连三出现，比如迪内什·迪索萨（Dinesh D’Souza）等人的著作。
我的第二个想法是，“学术左派及其与科学的争论”有点儿奇怪，我是一位学术左派，所以我打算读一读。我得知在学院里的一个角落里，人们要么用解构主义的文学理论，要么用极端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社会学，来对科学内容和科学哲学进行评论，但这些人对于科学本身通常十分无知。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图书馆借出了格罗斯和莱维特批判的那些著作，看看他们的批评是不是公正。最终，依我的判断来看，有80%都是公正的。
我想，嗯，我也可以写一篇文章，加入格罗斯和莱维特的批判行列，但它或许会消失在黑洞中。因此，我打算写一篇文章——既是一篇戏仿，又是一次诚然没有对照组的实验：我会将这篇文章投递给一家时兴的杂志社，看看它会不会被采纳。写这篇文章可能花费了我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索卡尔的同谋，历史学者芭芭拉·爱泼斯坦回忆道：

我的一位同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圣克鲁兹流传的恐怖谣言，说我是这篇发表在《社会文本》上的可怕文章的作者。除非我亲自告诉他这是真的，否则他不会相信如此恶劣的事情。
到那个时候，我确实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很明显，我成为了我们系的少数派，而且不仅仅是少数派，还是攻击的目标。我在《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里发表了一篇批判后结构主义的文章。我认为后结构主义变成了一种圣战、一种正统学说，变成了世界主宰，而且我越是融入这种文化，就越是不喜欢它。那时候的情绪氛围和今天大选的情绪氛围类似。两边的人几乎很少对话。

对索卡尔事件的批评：

这场恶作剧给那些从未读过后现代主义文章，对德里达（Derrida）、利奥塔（Lyotard）、福柯（Foucault）等后现代主义者一无所知的人，提供了一种忽视他们的捷径。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直接调用索卡尔的恶作剧。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抛弃他们的充足理由了。
索卡尔仅仅是把研究者放在了一起。通常，这些人的知识观、研究方向和学科背景各不相同，发表文章的地方也不一样。我不是说他们毫无联系，但是把他们集合起来，仅仅将他们称为“后现代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把他们当做同路人，这种做法很不严谨。这已经有点儿接近于“学术麦卡锡主义”了，这种做法在学识上和伦理上都无法得到辩护。最欢喜的莫过于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和乔治·威尔（George Will）这样的人(都是老右派)，他们对美国大学已经产生了很多的抱怨情绪，非常乐意将索卡尔的控诉编入自己的论据。

影响：

双方都向彼此靠拢了一些。不是每一个人，但是我认为你可以看到很多学者在文化研究和社会研究中，对于研究的结论变得更加慎重了。
许多昔日敌对的双方后来都意识到，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当你意识到大学是个相对无拘无束的知识探究和自主自治的地方，那些战斗似乎就变得没那么激烈了，而真正重要的是与预算削减和政治干预等作斗争

主谋：索卡尔

同伙：芭芭拉·爱泼斯坦

参见：20年后，“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索卡尔事件仍然意义非凡|界面新闻 ·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