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 Broadberry、李稻葵团队关于宋明清经济的研究？ 第1页

对这一领域不甚了解，只能抛砖引玉。期待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知友现身说法。Broadberry、管汉晖和李稻葵三位教授的研究容易引起争议的是国际比较部分，因此，这个答案首先会简要介绍他们估计中采用的方法和材料，重点当然是研究中国的部分；其次，这个答案也会介绍一点近年来其它学者的相关研究，以及自己的评论。这只是很粗的介绍，建议还是要看原文。

1 方法和材料

这个研究其实是Broadberry等经济史学者多国比较研究的一部分。从文章中可以看到，除了中国。他们还援引了对英国、荷兰、印度、日本和意大利的研究。每个国家的估计，都是一篇单独的文章。六个国家，大的分析框架是一致的：总产值可以分农业产值和非农业产值两部分估计。农业产值一方面可以看产出，用耕地数量乘以单位产出，再乘以价格估算；另一方面可以看消费，用大家的平均工资，乘以工资中花在粮食上的部分。在这一点上，六国的估计方法比较统一。

由于缺乏系统的工资和消费数据，中国部分的农业产出估计，方法就是耕地面积乘以亩产。早期的数据用的仍然是Perkins那本《中国农业的发展》。在一些具体的朝代，他们还参考了吴慧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史志宏的《清代农业生产指标的估计》、王业键的《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等著作。清朝后期的数据中，有一部分还结合了巫宝三、刘大中等老一辈学者做的民国时期国民账户核算，做了一些回推。近年来其他估计中国古代GDP成果，基本也是这些数据源。

除了意大利，其它四个国家的估计方法和这个相差不是太远。意大利的话，很多答案认为Malanima的估计没有能够覆盖意大利全境。其实，Malanima原文已经承认了这个缺点，主要原因是数据缺乏，南部可能没有那么多数据可用。同样是由于数据问题，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农业产出，也是先拟合出人均农产品消费和工资、农业品价格指数及工业品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再用人均消费乘以总人口得到的。至于其它几个国家，对应的文章都用两种方法做了估算来交叉验证。

非农业产出部分，Broadberry等三位学者区分了工业和服务业。工业部分分成四块：冶金和矿业、食品制造业、纺织和其它手工业、建筑业。不过，这里做了估计的其实只有第一个产业。至于第二、第三和第四个产业，他们假设了制造业、纺织业和其它手工业的产值与人口保持一定比例，食品制造业与农业总产值保持一定比例。至于冶金和矿业这一块的产值，他们考虑了铜、铁和盐三种产品，产出数据主要来自当时的官方记载和其他学者的估计，参考了多种来源。

服务业方面，Broadberry等三位学者考虑了商业、政府服务和家庭内生产。不过，实际有做估计的其实只有第二项——从官修史书摘录官员数量和俸禄数据，然后计算这一部分总的支出。商业部分，他们直接假定这部分产值是农业产值和工业产值的加权；家庭内生产部分，他们直接假定这部分产值与人口成比例。最后，计算人均GDP还需要人口。他们这里的数据来源是《中国人口史》的对应部分。缺乏可靠的人口数据，可能也是最终估计结果元朝部分缺失的原因之一。

至于其它国家，根据数据状况不同，估计方法差异很大。意大利和日本，非农产出根据城市化来推断——假定城市化率和非农产出存在稳定的比例关系，然后用城市化率反过来算GDP；印度，一方面是用个体的消费数据，另一方面是假定了印度向英国的出口占非农产出一定比例，结合这个来做完整的估计；英国的话，Deane和Cole 1967年就估算了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这组数据被很多经济史学家验证过。因此，他们只需要找一组合适的权重；荷兰甚至有许多产业的历史统计。

表1 三位学者的最终估计结果

总之，用以上列举的多种方法，可以算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各自的产值，加在一起可以得到总的产值。除以人口，就得到最终的人均GDP。大家看到的那张图片，其实就是这么算出来的。我在这里忽略了很多很多细节，比如耕地面积的估计、亩产的历史变化、度量衡的调整、价格篮子的构造、从当时物价向可比货币的转化，等等。这些细节，每一个的介绍都很可能比这个答案还长，同时需要专业知识，自己就不班门弄斧了。六篇文章的链接，可以直接拉到答案的最末。

2 同一领域的前沿研究（部分）

钻研这个题目的，不止Broadberry、管汉晖和李稻葵三位。比如说伏霖教授，也是李稻葵教授的学生，博士论文就是《中国长期人均产出变迁的研究（980-1840）》。前面提到的史志宏教授，也和徐毅、倪玉平、Van Leeuwen等多位学者合作，做了1661-1933年的人均产出估计。此外，刘逖近年来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至于世界范围内，对拉丁美洲、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波罗的海沿岸等多个地区历史上GDP的估计都有进展。近十年来，这方面的工作是很不少的。

图1 彭凯翔（2015）对已有估计结果的比较

这些研究，彼此的出入大吗？彭凯翔教授对已有研究做了简单的比较。上图中，黑方格线是Maddison的估计——宋代是猜测；中间这一段，他假设生活水平不变来估计总产值；最后一段是巫宝三教授结果的回推。右上角的叉叉是李伯重教授对江南地区华亭-娄县人均GDP的估计，这里接近当时中国最富裕的部分。圆点部分即是三位学者的估计结果，而黑线则是刘逖的估计。如果以当时的货币单位算，他们的估计其实只差0.1两。图上的差距主要来自向其它货币折算的过程。

此外，如果比照清朝部分，三位学者的估计，和前面提到的史宏志、倪玉平、Van Leeuwen等教授的估计也比较一致——清朝大部分时间，平均生活水平是在不停地下降。这一点也和其它证据吻合。之前自己有介绍目前身高方面的研究进展：从目前的数据看，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清朝人的身高也是在不停地下降。此外，原文还标注了各部分数据的可信程度、做了一些敏感性测试。不过，考虑到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来精确评估这些可信程度，这个主要还是做个参考。

批评当然也很多。比方说，杜恂诚和李晋两位教授曾经发表文章，强调GDP核算“掩盖了中国古代市场十分有限的事实”。此外，邓钢和O'Brien 2016年也连续写下文章，批评他们的估计结果：考虑到近年来这些核算工作依赖的主要数据来源——比如Perkins的著作——其中偏误实在太过严重，而实际偏误的幅度又难以弄清。比方说，有关亩数的估计，其中偏误之大，可能导致整个结果失去意义。他们因此总结道：即使以“英雄般的努力”搞一个数字出来，实际的意义也很可疑。

图2 三位学者对欧洲和中国最发达地区的对比。其中，H是江南地区估计的上界，L是江南地区估计的下界；欧洲最发达地区在19世纪之前用的是前面所指的意大利数据，19世纪时用的是荷兰数据

由此可见，许多知友对原文的批评，学术界早已有了相关论述，形式也精致得多。这些批评文章我也会放在答案末尾，同样建议浏览。很多知友同样提到了可比性问题——怎么可以把整个中国和欧洲最发达的地区对比呢？不过，三位作者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既估计了整个中国的GDP，和欧洲各国比对；也特意拿出了江南的估计，和欧洲历史上相对发达的地区（经济前沿）比对，详情见上图。至于意大利，前面提过，Malanima已经提过，这是个数据的可得性问题。

3 自己的一点拙见

就我个人来说，还是很支持他们的工作。学习经济史、了解经济史，比较世界各地的发展水平，总是难以抵御的诱惑。经济学家已经为此比较了很多很多指标：人口数量、城市化率、身高、卡路里摄入、人均寿命、生育子女数量、不平等程度，等等。真正去尝试这些比较之后，似乎总会想着，全面一点，再全面一点。这样下去，最终总是需要一个类似人均GDP的量，来反映当时社会整体的经济水平。考虑到指标的估计方式和材料都是公开的，其实可以不断尝试去改进。

不过，这个指标的意义，本身可能比较有限。首先，由于假定了很多产业的比例，这个指标很难反映有关结构的信息。荷兰可能是个例外，因为他们在16世纪时，就有29个产业的数据，甚至还有一次人口调查。其次，有知友认为这个估计支持前现代经济仍处于“马尔萨斯陷阱”的说法。考虑到在估计时，部分国家直接用城市化率——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口比例——算非农产出，这里其实有循环论证的风险。如果不是马尔萨斯社会，非农产出和城市人口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另外，人均GDP究竟反映了什么，也是值得考究的问题。比方说，人均GDP高，是否真的能反映生活水平更高？其实，如果现代之前，经济真是处于“马尔萨斯陷阱”中，那么，能够带来人均GDP上涨的，除了技术进步和革新，还有战争、瘟疫和其它灾害。比方说欧洲各国在13世纪后人均生活水准的上升，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黑死病降低了人口相对土地的比值。Voth和Voigtlander也有研究说明：欧洲近代无休止的战争带来瘟疫，是抬高幸存者生活水平的重要动因。

总之，不宜夸张这个指标的意义——它更多地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国际比较的基准，但是，考虑到估算过程中所作的大量假设，以及近代之前经济发展的特点。在利用这个指标推出结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循环论证或张冠李戴问题。此外，如果要做比较，也可以参照一些估算方法更明确，而经济含义同样明显的指标，如城市化率。至于这一数据能不能推出许多有关大分流的结论，诸如中国早已落后、发展根源很深等等，自己持保留态度。如果有兴趣，可以读Vries的综述书。

此外，估算的误差问题也不易解决。进一步改进指标，需要在耕地数量和亩产的估算等多个方面做很多努力。这是很多学者在努力的方向。经济史学者还在努力发展更多的度量，来衡量现代之前人们的生活水平。除了前面提到的诸多指标外，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跨时间段比较的，还有自己之前引过的，Comin等三位学者做的技术发展指数和Morris做的社会发展指数，等等。多方面切入研究，然后交叉验证结果，可能也是应对这种宏大问题时，少有的比较靠谱的办法了。

国际比较中涉及的六篇研究及其链接：

1. Broadberry, S. N., Guan, H., & Li, D. D. China, Europe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A study in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 980-1850. Forthcoming,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链接：https://www.nuffield.ox.ac.uk/users/broadberry/China14b%20clean.pdf。
2. Broadberry, S., Campbell, B. M., Klein, A., Overton, M., & Van Leeuwen, B. (2015).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270–18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链接：https://books.google.com.hk/books?hl=zh-TW&lr=&id=wJvWBQAAQBAJ&oi=fnd&pg=PR15&dq=Broadberry,+Campbell,+Klein,+Overton+and+van+Leeuwen&ots=f6GN2hpk2I&sig=C3wWKybI82T7qQYjPFRNvLvnENw&redir_esc=y#v=onepage&q=Broadberry%2C%20Campbell%2C%20Klein%2C%20Overton%20and%20van%20Leeuwen&f=false。
3. Van Zanden, J. L., & Van Leeuwen, B. (2012). Persistent but not consistent: The growth of national income in Holland 1347–1807.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9(2), 119-130. 链接：Persistent but not consistent: The growth of national income in Holland 1347-1807。
4. Malanima, P. (2011). The long decline of a leading economy: GDP in central and northern Italy, 1300–1913.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15(2), 169-219. 链接：Accept Terms and Conditions on JSTOR。
5. Bassino, J. P., Broadberry, S. N., Fukao, K., Gupta, B., & Takashima, M. (2017). Japan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730-1874. 链接：http://research.uni-leipzig.de/eniugh/congress/fileadmin/eniugh2011/dokumente/Comparative_Living_Standards_Bassino_Broadberry_Fukao_Gupta_Takashima_2011_04_16.pdf。
6. Broadberry, S., Custodis, J., & Gupta, B. (2015). India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An Anglo-Indian comparison of GDP per capita, 1600–1871.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55, 58-75. 链接：http://eprints.lse.ac.uk/56838/1/__lse.ac.uk_storage_LIBRARY_Secondary_libfile_shared_repository_Content_Broadberry,%20S_India%20great%20divergence_Broadberry_India%20great%20divergence_2014.pdf。

此外，其中的2有一相关工作论文，链接http://wrap.warwick.ac.uk/57339/1/WRAP_21.2010_broadberry_complete.pdf。

对中国古代GDP估计的其它成果：

1. 刘逖. (2009). 1600-184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 经济研究, 10, 013.
2. 刘逖. (2010). 论安格斯· 麦迪森对前近代中国 GDP 的估算——基于 1600-1840 年中国总量经济的分析. 清史研究, (2), 48-55.
3. 李伯重. (2010). 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 1820 年代华亭--娄县地区 GDP 研究.
4. 伏霖. (2016). 中国长期人均产出变迁的研究 (980—1840). 中国经济史研究, (3), F0002-F0002. 这是其博士论文的摘要。
5. Yi, X., Shi, Z., Leeuwen, B., Ni, Y., Zhang, Z., & Ma, Y. (2016). Chinese National Income, ca. 1661–1933.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此外，《中国经济史研究》期刊对此类估算做过一次专题讨论，值得注意。

文中涉及的其它研究：

杜恂诚, & 李晋. (2011). 中国经济史 “GDP” 研究之误区. 学术月刊, (10), 74-81.

彭凯翔. (2015). 历史视野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近年中国经济史之计量研究综述. 经济研究, 50(5), 178-191.

Comin, D., Easterly, W., & Gong, E. (2010). Was the wealth of nations determined in 1000 BC?.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3), 65-97.

Voigtländer, N., & Voth, H. J. (2012). The three horsemen of riches: Plague, war, and urbaniz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0(2), 774-811.

Morris, I. (2013).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eng, K., & O’Brien, P. K. (2016). China's GDP per capita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communist times.

Deng, K., & O'Brien, P. (2017). How well did facts travel to support protracted debate on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between Western Europe and Imperial China?.

Vries, P. (2017). Escaping Poverty. V&R unipress.

Comin等学者和Morris的研究结果都显示：近代之前，中欧各方面的差距很小。

@天涯明月刀说的很清楚了。

这个问题本身是没什么好争议的，有很多类似研究了。比如马德斌用工业革命前夕伦敦（阿姆斯特丹）工人和北京工人工资做对比，发现伦敦（阿姆斯特丹）工人工资是北京工人工资的3倍。前现代社会人均经济增长率非常缓慢，例如麦迪逊认为中国宋代经济世界第一，同时他对欧洲1500-1700年均人均收入增长率估计是0.1%，1700-1820年也就是是0.2%。

大家可以拿出手机，用年化0.1%，甚至0.2%的增长率估算一下，要解释近代中国人均收入只是欧洲列强的1/2-1/3需要多长时间。即便理想的假设西欧之前年均增长率0.2%、1800年中国人均收入是西欧的1/2，自己看看手机上的数字，是不是350年都是乐观的？

也就是从1800年左右马戛尔尼访华算起，中国经济发展应该至少在1450年左右就开始落后欧洲了。1450年左右西欧发生的大事，就是古腾堡（再）发明活字印刷术，这造成之后西欧人均藏书量是中国的10倍，而没过多久哥伦布地理大发现引进了新的作物，极大的提高了贫瘠土地的单位亩产。所以1450年左右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很符合直觉。

可是为什么古腾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欧洲就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中国类似的技术却并没有极大提高识字率？同样为什么哥伦布等人的远航事业在欧洲就会有王室赞助，并且能够盈利，而中国的远洋事业由于亏本而停滞了，其背后又隐含着何种融资手段和竞争机制？

这些现象背后的机制，肯定也是长年累月造成的，而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因此范赞滕在综述大分流研究的三个趋势时，提到第一个趋势就是将欧洲与其他地区分界点的时间不断提前。有些人提前到发现新大陆的1450年左右，有些人提前到1200年左右的中世纪贸易，有人提前到900年左右的《凡尔登条约》《默尔森条约》及后续事件。

如果你仔细想想，多读读几本经济史方面的书，会觉得他们三个人的结论都属于偏乐观了。

李稻葵等人所做的关于这个项目是2014年的了，这几年都只有关注了这一方向的人才会提一下这个研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么多年后讨论度就这么高了。。。。

关于这份研究，相关报道有一定的偏差，首先应该做出3点澄清。

第一点是李稻葵确实是该研究的参与者之一，但是他本人只是三个主要参与者之一，且是末位，谈不上“李稻葵团队”来做了厘定量化经济史的地步，所以这很误导了。本项目最重要的研究者应该算是Broadberry，他的名字可以说是大大增加了本项目的可信度。（不是为了讽刺李稻葵但是要提的一点是，李稻葵主要学术方向是农业经济，此外有货币管理方面的实际工作经验，但是本人在这个领域的学术能力要打小问号）

第二点是本研究主要对比的并非是意大利，甚至也并非是整个欧洲，主要是以英国为对比对象。可能是因为Broadberry本身在该领域是业界权威，做了相当多英国量化经济史方面的工作，他曾经写过一本Productivity Race，专门研究19世纪以来英国的生产率问题。另外，本项目研究表明大概1400年左右，中国相对落后于英国的经济水平，在1300年左右大概落后于当时欧洲领先经济水平的意大利。从这种角度来说，实际上研究表明的是1400年左右开始中国大体落后于欧洲的经济水平。

第三点，本项目远远谈不上“厘定”，只是在总结了之前大量经济史研究者的研究的情况下，同时应用了更精确统计方法，得出了一个更加精确地结论，但依旧有很多缺陷，所以需要后来人补充。总体来说，该项目研究继承了之前许多经济史研究成果，得到的结论也相近——在近代开始时中国的经济水平就已经低于欧洲了。

但该项目的一个关键结论是：明清时期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生产率大幅度下降了。这与占据主流的中国等国保持了恒定增长的假设完全相反，这个结论更加接近传统的“马尔萨斯”学说，这暗示着没有内在的经济环境变革和外在的技术冲击的情况下，会一直停滞在这一经济水平（实际上到了19世纪所有的非欧洲国家都没有出现这一内在的经济环境变革）。

总体来说，broadberry、管汉晖、李稻葵团队所做的本项目依旧是相关领域的重要进步之一，其首先全面的引入了各产业总和核算的一个计量方式，所以可靠性比之前的大部分研究都高了不少。总结一下，有这么几点值得一提的结论。

（1） 本项目是第一次在中国整个经济体范围内引入三级产业的估算，各部门产出的估计是本研究的亮点，所以本研究要比以往的研究可靠的多。

相对来说，第三产业的估算更加不可靠，第一第二产业估算也有一定问题，其中的人均GDP的数据结论也依赖于不一定可靠的人口估计等研究（如宋代的人口估计存在相当多的问题，“户”的大小等问题都没有解决），需要后来研究和相关研究不断补充。

（2） 在近代（15世纪中期）开始时，中国的经济水平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国家，这个研究与现在经济史主流研究相符，没必要感到意外。

这一结论此前是由Maddison所提出，之后Bolt, J. and J. L. van Zanden (2014)等证实了虽然Maddison的项目存在统计方式太原始、数据匮乏、使用了大量推测等问题（值得指出的是，本项目也是吸收著名的van Zanden等的研究成果），所以存在相对多的问题，但是Maddison的研究所提出的框架依旧成立。这些研究认为在10-11世纪相对落后的欧洲开始了长期的经济加速，在14世纪左右开始与中国经济水平相当。

（注: Maddison研究的问题存在但不限于以下几点：高估了近代以来欧洲经济增长；低估了当时欧洲经济水平；包括英国、荷兰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在近代某些时期都经历了增长停滞，而非真正的恒定增长率。但是欧洲近代早期就已经有经济优势，经济增长相对更快等都是被反复证实的）

彭慕兰等研究者认为直到19世纪中国相对来说依旧保持着经济领先优势，但是这一观点在这10年遭受许多批评，包括以上的研究都彻底否定了这一观点。与此类似的，反欧洲中心论的学者提出的中国的经济领先优势都遭到了否定，贡德·弗兰克认为在19世纪前和中国技术相当的并非是欧洲，而是印度，虽然他对于中国、印度在当时经济地位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但是中国等国依旧保持经济优势的观点不受现在主流的相关研究的结论支持。

（3） 本研究数据支持了一个重要观点：在1600年后中国的人口快速增长使得生产率快速下滑，这实际上是一个经典的马尔萨斯式观点。在1600年中国的人均GDP推测为970美元（1990年美元），但是之后不断下滑，到了1800年仅仅为600美元左右。

本研究的核算数据与以前相关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意味着典型的马尔萨斯理论可能确实是存在的。古典的马尔萨斯理论认为：人口会持续增长使得生产率下降，最终维持在一个仅仅维持生存的水平，长期以来虽然这个理论很有启发性，却很多时候得不到核算数据支持，但是这个项目的核算数据有力的支持了这一理论。

在此之前，无论是Maddison还是支持其框架的研究者，相对来说都认为中国、印度等国家在技术进步速度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应该在这一段时间保持了一个恒定增长率，约为0.01-0.05%左右（西欧国家则为0.2%-0.5%），所以说长期时间内应该保持了一个停滞的状态。这样经济增长率应该保持一个比较平滑的状态，即使是战争等影响了经济，也会回复到这一相应的水平。这类研究隐含的推论是，即使没有欧洲带来的技术冲击，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家也会极为缓慢的逐渐增长，最终产生出类似欧洲发生的较高经济水平的现象，但是时间是以10倍计的。

而这种情况下隐含的推论是，如果中国以及其他相似经济状况的国家假如在之后的历史中真的没有孕育出部分欧洲国家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在19世纪以前，确实中国等国没有产生这种条件），而且没有欧洲带来的外在冲击，那么将永远保持相似的经济水平。

（4） 本项目对于英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等欧洲代表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的描绘基本上是总结了相关经济史领域的权威的研究，包括Broadberry, van Zanden and van Leeuwe等，所以结论没有什么新鲜的。。。

其中结论有：作为中世纪欧洲最富裕的意大利地区，在近代以来经济一直保持了停滞，西班牙也类似。相对来说，只有西欧国家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更具体地说是英国、荷兰、法国。 此外，本项目也包含印度和日本的相关核算，也是主要总结相关研究结论，相关结论包括：长期落后的日本在江户时代实现了长期经济增长，在19世纪时期日本经济水平高于中国、印度等国，19世纪时期印度经济水平与中国相近等。由于印度和日本是当时亚洲第二大、第三大国，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同时期的亚洲各国情况。

从几方面总结一下该项目的成果，然后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重要备注。

（1） 在中国、欧洲经济分水岭等方面，该项目与这一领域主流的研究结果类似，本研究与之前的主流研究一样，反对了彭慕兰等人的研究，都指出了欧洲领先的时间是远超过古典认知的。

（2） 本研究的数据支持了一个经典的马尔萨斯结论，这个和这一领域主流的研究结果有巨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内部不能产生部分欧洲国家所产生的促进持续经济增长的环境，外部没有欧洲带来的技术冲击，中国等国会一直停滞在这一经济水平。

重要备注是这一研究依旧需要后续的大量研究推进。在本项目的研究成果下，也暗示着与中国人口增长趋势类似的印度等国也应该类似，那么印度也应该在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经历生产率持续下滑的，有可能印度在历史某一时期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然后持续的下滑。

如果李稻葵的项目的核算数据是更精确的话，这意味着之前的主流研究对于很多类似国家的比较原始的“恒定增长率”假设都应该进一步的做出修改，再次否定了贡德·弗兰克等人的观点也不必多说。

同时，本研究如果是更加精确的话，可能也重新描绘了历史上各国经济水平的相关认知。例如：；古代中国的最高经济水平可能会接近18世纪的停滞的非东欧的欧洲国家（如西班牙），而非低于18世纪的停滞的东欧国家。所以，李稻葵本人称此项研究已经推翻了这一领域奠基者Maddison的诸多结论。